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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并督促自己做出改进。在总结中要注意突出重点，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优秀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一
四个分期：
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先秦时代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原始文化。
2、夏商文化。
3、西周文化。
4、*春秋战国文化。
1、秦汉文化。
2、魏晋南北朝文化。
1、隋唐五代文化。
2、宋元文化。
1、明清文化转型背景。
2、明清文化衰败的原因（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经济上）。
3、文化总结。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二
导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秉持着扬弃的学习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学习，不断拓展，不断更新。下面我们就中国传统文化之国画的发展进行讲述。
中国画，简称"国画"，原来是泛指中国绘画，是为了区别于明末传入中国的西画而出现的概念。解放前称中国画为“国画”、称中医为“国医”、称中国武术为“国术”、：称京剧为“国剧”、称广东音乐为“国乐”，这些冠以“国”字的名称解放之后都已改掉，唯有中国画仍保留“国画”的名称(50年代曾一度改称“彩墨画”)。它是用毛笔、墨和中国画颜料在特制地宣纸或绢上作画，题材主要有人物、山水、花鸟，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两种，富于传统特色。国画可分为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三种。
一、山水画
中国山水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美术史学者一致认为是：“始于唐、成于宋、变于元。”虽然早在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上已出现了山水树木，但它是作为人物的背景，有浓厚的装饰风味，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可能是唐人摹本，近于原作)。其基本画法是有勾无鼓，极重视色彩，所描绘的湖光春色艳丽明媚。唐代以李思训、李昭通父子为代表的一批青绿山水画家，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盛唐吴道子进而发展了简练而又写实的山水画法，王维、张澡及中晚唐画家创造了水墨山水，此即山水画“始于唐”。五代两宋山水画发展很快并达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理法大备，名家辈出，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以及马远、夏圭等、著名山水画家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即所谓“成于宋”。元代始于赵孟頫，完成于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鲢、吴镇)的又一次重要变革，摆脱了宋人院体画风格，重视主观抒发，追求简淡高逸、苍茫深秀的艺术情趣。他们用于笔鼓擦代替湿笔晕染，逐渐用纸张代替绢素，此即“变干元”。
明清两代画派纷起，风格多样，技法更加丰富。但明末清初的山水画创作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崇古守旧，以模仿为主，强调笔墨技巧，脱离现实生活，明代董其昌是这倾向的代表人物;另一种倾向是打破前人陈规，勇于革新，创造出富有生活气息的山水画。清初“四僧”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
清末民初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相继涌现出很多优秀山水画家，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钱松喦?等都是学博艺高的山水画大师。近十几年山水画得到空前发展，新秀辈出，他们勤奋好学。很少保守思想，善于多方面吸收营养，勇于探索和创新，使山水画风貌和技法日趋多样，富有时代精神的山水画新作不断问世。新内容、新形式，风格各异的新山水画在百花园中，争奇斗艳，为中国画的发展创新作出新的贡献。
(1)山水画的历史进程：
山水画(俗称风景画、风光画或彩墨画),是专门的艺术学科,历史悠久.自唐代以来,每一时期,都有著名画家,专尚从事山水画的创作.尽管他们的身世、素养、学派、方法等不同;但是,都能够用过笔墨、色彩、技巧,灵活经营,认真描绘,是自然风光之美,欣然跃于纸上,其买相同,雄伟壮观,气韵清逸.
(2)山水画的组成：
山水画的组成包括：山、水、石、树、房、屋、楼台、舟车、桥梁、风、雨、阴、晴,雪、日、云、雾及春、夏、秋、冬气候特征等.
二、人物画
中国人物画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分为工笔和写意两大体系，以顾偿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细密精致而续丽”的画风。造型准确精细，色彩鲜艳富丽，称之为“密体”;以张僧跷为代表的简练概括的画风，人物造型简练，赋彩单纯“迹简意淡而雅正”称之为“疏体”。唐代吴道子突破了当时工细密描、重彩积染的一般画风，创造了水墨淡彩及白描的新形式，吴道子作画时“落笔生风”，在用线上，追求遒劲雄壮，飞扬流动的美感，即所谓“吴带当风”，在用色上，“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绩素”即所谓“吴装”。
两宋人物画相当发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画家，题材范围也比过去更加广泛。元代以后，由于主流转入山水和花鸟，人物画走向衰微。明清和近代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人物画家，特别是任伯年，继承文人画的笔墨，大胆吸收西洋画的技法，他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又善于汲取外来艺术的长处，从而创造了雅俗共赏的风格，拓宽了人物画的，创作途径，对现代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成立，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大师，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把西洋绘画引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创造出大量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使中国传统人物画，走向新的境界，并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1)人物画的历史进程：
我国的人物画,历史悠久.据记载,商、周时期,已经有壁画.东晋时的顾恺之专尚画人物画,在我国绘画是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主张.唐代闫立本也擅长人物画.还有吴道子、韩斡等等.都为人物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唐以后画人物画的画家就更多了,历代都有.
(2)人物画的画法和表现方法：
要画好人物画,除了继承传统外,还必须了解和研究人体的基本形体、比例、解剖结构,以及人体运动的变化规律,方能准确的塑造和表现人物的形和神. 画人物有几种表现方法,各有所长,如：白描法,勾填法,泼墨法,勾染法.
三、花鸟画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三
有一天，我梦见孙猴头和太上老君聊了起来，只听那猴头说：“常听人们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要不然咱们什么时候下凡看看。”“好呀!”
我醒了过来，回味着梦中的内容，突然想起曾在一本书上看过的内容，年龄有礼貌的说法，如：不满周岁是襁褓岁是孩提、十岁是黄口，因为雏鸟这时嘴是黄的，有些名人说的话传承下来的，如：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的说法。还有花甲指60岁的`老人、古稀指70岁的老人，古稀出自于苏轼的一首诗：人到70古来稀。相传花甲和古稀也有一副对联，乾隆指着一位141岁的老人说出了上联：花甲重逢，增加三七岁月，有位叫纪晓岚的学者灵机一动，对出了下联：古稀双庆，更多一度__秋。花甲指60岁，花甲重逢是两个60岁是120岁，三七是21岁，合起来是120岁。古稀是70岁，古稀双庆指两个70岁是140岁，一度__秋是一年也正好是141岁。怎么样，传统文化很有趣吧!
我们一定要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好的继承下去。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四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供大家参考。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衣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五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本土上创造的文化，从远古时期走到今天，已足足有五千年的历史。其独特的民族性、传承性、历史性，时至今日依旧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教育方面，量子力学、相对论、马克思主义等等虽然不是我国传统文化教育下的产物，但篆刻于汗青的累累教育果实仍昭示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所具有的蓬勃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教育的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重视人的价值；重视道德教化；重视个人修身养性；重视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
文化是一个民族通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长期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通过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考察，可以深层次的挖掘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儒家思想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最大的主流思想，它在教育中的现实意义显得尤为突出。若将其中向上的力量融合在当代的教育中，必将推动当代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
一、重视人的价值。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论语先进》有云“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事人都做不好，何谈事鬼呢？这体现出古人在鬼神与人的孰贵孰贱中的一种态度。而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文化是一种基督文化，其人道主义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神本文化之上。“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宗教是其一切创造性关切的深度方面。”（引自《现代基督教思想》）作为宗教动物的人，人的文化自然也是宗教的文化。即使是与万物相比，人依然是最可贵的。《尚书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又如《孝经圣治》记：“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国古代在主流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以人为本可谓体现在方方面面。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正是我国人伦文化在政治层面的最好体现。
将这种人伦文化融入当代教育中，便是以每个学生为本位，关心每个学生的根本利益与发展，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并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
二、重视道德教化。
儒家伦理思想能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几千年，与其重视道德教化有着分不开的关联。每个人作为群体关系的一份子，以“天人和谐”视为目标，以“和”协调万事，并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如我们深入人心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杀身而成仁，舍生而取义”等等，当道德口号树立并上升为道德标准，在情感与舆论的结合下，道德教化便实现了。
从汉代起，学校已然成为儒家道德教化的集中地。在儒家学说中，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被视为重中之重，如“吾日三省乎吾身”、“反求诸己”等等，是因为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才能使外在道德标准转化为内在道德信念，从而，他律转化为自律。这种道德教化系统的确值得当代教育借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这种标准与方法。当然，树立起标准还远远不够，我们在追寻道德标准的同时还要追求“知行合一”。毕竟教化的成功与否，还是和现实与理论结合程度紧密联系的。
三、重视个人修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一种进取，“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一种宽容。自古以来,“君子”作为一种参照物而提出，被赋予了许多内涵甚至附加了些许“苛刻”的条件。孔子认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曾子语“君子任重而道远”；孟子亦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甚至于儒家所推崇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对孝道的宣扬，无不体现儒家从外在能力到内在个人修养的重视。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性是实现个人理想的基石。在更加关注个人价值的今天，人格魅力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个人修养是完善人格、树立正确个人价值观的必行之路，若将“吾将养吾之浩然正气”与当代教育理念相结合，若将个人内心的培养与外在技能能力的培养相结合，实现“内圣外王”必将不远矣。然而，观之今日的教育，完全是应试教育,它一味追求分数而忽略了学生的能力拓展，忽略了学生生而不同的个性，更不要体什么全方位发展了。这种教育模式着实应该摒弃。
四、重视帮主学生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
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流淌着积极“入世”的血液，儒家子弟将入仕并为国家做贡献作为一种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追求终生。而从此之后，在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古人们坚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坚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强大的理想追求与精神气质，不但升华了个人品质，还起到了导向作用与凝聚作用，深化了文化认同感，提高了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能否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为我国发展带来的显著好处，但取其精华后，更应去其糟粕。过于重视个人得失便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现在的学生努力学习，已不像古人那样有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理想，多数人不外乎是为了考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以减轻经济负担。不得不说，这些很现实的“终极目标”实在难以与古时候的远大抱负相比较。此时此刻，要改变这种信仰缺失的现状，教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在当代教育中，有重点的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虽不一定是政治抱负，只要是为大家，为国家，为人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如此说来，我国先阶段的教育虽不断的完善但仍有缺失，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以弥补这些缺失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若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批判的继承与发扬，不仅仅在教育事业上，我相信，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方方面面，都会得到显著的发展与提高。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六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根源和过去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包含着深厚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在探索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本文将结合个人经历和观察，对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进行探讨。
首先，历史给予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和反思。历史是人类发展的阶梯，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社会的起起伏伏、兴衰盛衰的过程。我曾在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时，深感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和丰富多彩的历史给予了我无限的启迪。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子时代，儒家思想的形成对构建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起到了巨大影响。通过思考和探索中国古代历史，我认识到人类的智慧与追求是无穷无尽的，历史是我们汲取智慧和经验的宝库。
其次，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核心价值观的集合。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作为中国人，我有幸生于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记得在年幼时，曾听父母讲述古代神话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喜爱。而在日常生活中，诸如中秋节、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无论是过程还是风俗，都凝聚着久久历史沉淀的文化精髓。这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春节的传统习俗——年夜饭。在这一晚上，家人围坐在一起，共同品尝美食，边吃边聊。这一传统不仅仅是传承和庆祝，更于我们之间增进了亲密感和凝聚力。传统文化像一条银河，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社群和国家的凝聚力。
此外，历史和传统文化都是珍贵的资源，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保护。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传统文化正在受到冲击和侵蚀。例如，快速的城市发展导致许多古老的建筑和文化遗产被破坏或遗忘，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逐渐减少。正因如此，我们更加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我曾参观过一些博物馆和文化遗址，细细观察和品味那些丰富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它们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令人赞叹，它们是传递历史记忆、展示人类智慧和美学追求的重要载体。我们要加强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让这些宝贵的资源永不消逝。
最后，历史和传统文化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撑。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启示和教训，它们是我们可借鉴的经验和智慧。同时，传统文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品格和精神，它们是我们奋斗和前行的动力。当我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常常回忆起历史的伟人和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与智慧。而在追寻梦想和目标的道路上，我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坚持和信念的力量。历史和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指南针和灵魂，它们引领着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历史与传统文化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具有重要而不可忽视的意义。通过学习历史，我们能够了解前人经验和智慧，反思和改进我们自己；而传统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给予我们归属感和自豪感。我们应该珍视历史与传统文化，保护和弘扬它们，让它们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七
摘要：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而除此之外，各个历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处，也是这精髓之特征，书写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三、春秋战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屡有论述。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四、秦汉文化：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池，“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导致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五、魏晋南北朝文化：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随后，道教形成。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六、隋唐文化：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高门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门则进身不易。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人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两宋文化：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
宋词雅，宋画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在熙熙攘攘、**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八、辽夏金元文化：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多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人中国科技界。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
九、明清文化：
就中国古典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公元1840年前）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自耕农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特征，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第三，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
第四，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第五，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学者荀子一方面主张“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时又认为宇宙即是一个大和谐的局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而认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则是天地失和的表现。《中庸》则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当然，我们五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还有更多的且与俱进的特点，正是这些被传承和继承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中国的文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逐步实现中国的国泰民安，民强国富！
文献资料：（1）《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赵玉华。
2000第1期。
（3）《社科纵横》1994年第6期。
学校：河南理工大学。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煤化工。
姓名：张其鹏。
学号：。。。。。
班级：。。。。。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八
历史与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承与发展，是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人们常常忽视了历史的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力量。然而，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们是我们坚实的文化基石，也是我们寻求自身价值和认同的重要途径。
篇二：历史的启示和警醒。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给我们提供珍贵的经验教训以及深刻的警醒。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人类文明的起伏与进步。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吸纳历史经验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只有对历史的警醒，才能够明白历史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只有深入研究历史，才能明确自己的位置，把握未来的方向。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瑰宝，它延续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灵魂。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瑰宝，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浸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感。无论是古代经典文学、传统艺术，还是传统道德伦理观念，都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思想，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和感染力。传统文化还有助于塑造和传承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精神认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传统文化是历史和现实的重要纽带，因此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使命。传承传统文化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持久的坚守。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传统经典、参与传统庆典活动等方式来了解和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国家和社会也应该加大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推广力度，通过设立相关机构与项目，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力度，使传统文化更好地走进人们的生活，传承下去。
历史与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无形财富。它们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豪感的重要源泉，也是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规避错误和陷阱，传统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可以激发我们的美好情感和审美能力。因此，继承、弘扬和发展历史与传统文化是一项浩大而崇高的任务，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和智慧的方法去关注并传承下去，使历史的光辉和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美丽继续闪耀在人类的历程中。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九
中国文化早期的源头以《易经》为代表，儒家也有“《易》为五经之首”的说法。据记载，伏羲在7000多年之前就创造了《易》。实际上，《易经》代表了中国先哲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其中，《易经》中体现的变易思想、忧患精神、人与世界一体的体认等，都对后世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德性和自觉的集中体现。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给出的表率就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的基础上实行的“禅让”，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在讨论政治理想时，总是会把尧舜禹时期作为理想的代表。但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基础上的人治，有着自身严重的局限，对于此，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少足够的反思。
商周之际的时代变革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礼记》文献记载，中国的商代非常注重鬼神，社会事务的合法性都来自于鬼神意旨。据历史记载，很多看到商代问题的人，都尽力奉劝纣王改弦更张，可是纣王以“天命在我”的姿态，我行我素，最终被周取代。这种情况下，周代就面临着如何解释天命转移的问题。如果天命选择的是商，那么，周取代商就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周代的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天命确实存在，但是天命选择谁管理国家，要看这个人是否领悟天命，而领悟天命的表现就是德政，就是爱民。这就是《尚书》上所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自此后，中国思想文化没有走向神学，而是走向对人的重视，这与西方思想史有着重大分野。
到了东周时期，历史上称为春秋和战国，中央控制力明显弱化，诸侯国开始出现异心，“问鼎”这个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尽管诸侯国还没有能够取代周王朝，但是各种称王争霸的战乱，可谓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一统，就成了当时面临重大时代问题。再加上中央政权控制的弱化，也为各种思想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于是，百家争鸣应运而生。就其实质而言，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不同的思想家对乱世中国社会的回应和对病态社会开出的不同药方。儒家的重点在世间，尝试就如何重建和谐的世间秩序为儒家一直思考的中心问题。道家则关注到了宇宙和人生背后的规则——道的问题，就道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解读。法家则是对如何有效的对人进行管控和激励作了自己的思考。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兵家则对战争问题作了独到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了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在时代格局的演变中，每一种学说都在大浪淘沙的时代变局中接受检验。
在战国争雄的乱世中，以强调激励人的欲望为主要特征的法家思想成为秦代统一中国的利器。一利一弊，当国家统一之后，法家思想的局限暴露无遗。诚然，法家的刑和赏对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人性贪欲的利用是一个双刃剑。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更需要人心的净化，需要人们心灵的安顿，对于此，法家的弊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暴露。秦王朝统一后，本应该好好的与民休息，通过制度建设探索维护国家稳定的架构，同时通过教化心灵，实现人们心灵的安顿和和谐。可惜，统治者只是将个人的贪欲凌驾于国家之上，不懂得爱惜民力，更不懂得仁爱天下，最终在秦朝二世主政不久，一场农民起义的大火，燃烧了整个秦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一个只讲功利，不懂得启发人心之中善良与真诚的文化和社会，一定不会长久。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认真反思历史，取消了秦代的严酷刑法，主张休养生息，给社会一个休养和生长的时间。汉代的这种政策，与对秦代的反思息息相关。经历了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发展，到了武帝的时候，整个汉代的国力已经今非昔比。这个时候，汉代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需要随之作一个调整。表现在文化层面，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家的文化终于成为统治者认可和推崇的文化。儒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表象上看是统治者的选择和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的需要和儒家文化内在的精神相关。儒家主张的那种仁爱、那种对秩序的尊重、那种对人性之善的启迪和教化，对于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儒家对于世间秩序的思考，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社会震荡之后，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汉代末期，儒家的思想开始僵化，汉章帝时期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将官方对儒家的解释神圣化，使之成为唯一合法和认可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扼杀了文化的活力。加上汉末之后的_，文化的价值开始混乱。统治者的行为，与其倡导的价值产生背离，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从内心深处认同统治者标榜的文化，这就给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同儒家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系统，但现实中统治者的行为恰恰有悖于儒家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当时文化上的悖乱现象：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放浪形骸，多做违背世俗的行为;另一方面心灵深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灵魂深处认同这套价值。竹林七贤的阮籍等，都存在这个问题。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政治纷乱，各民族融和，也为各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某种适宜的土壤。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互相激荡、阐释和互融，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统一，在魏晋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局面，各种文化气象万千。唐代的统治者对儒家、道家、佛家都报以尊敬的态度，这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在这一时期，佛学开始出现飞跃的发展，各种宗派因机设教，异彩纷呈，创造了佛学繁荣发展的局面。针对佛学带来的挑战，儒学在理论框架、传承体系等方面，也要作出自己的解释体系，韩愈的“道统”说，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到了宋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几百年文化的融合之后，开始显现出勃勃的创造力，理学和心学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证明。理学以朱熹为集大成，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二者看似有区别，实际上都代表了儒学和佛学互融之后的文化景象。应该说，儒学发展到理学和心学阶段，呈现出一个新的高峰，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思考的深度，都是里程碑式的变化。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黄昏到来，有清一代，中国政治走向保守，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失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开始逐渐出现走向僵化和琐碎，金石、考据等成了清代文化的特点。除了戴震等少数的思想家有批判精神外，更多的人不过是考据者的角色，缺少思想的原创、批判和反思精神。而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活力和创造力，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大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共生，为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多种反思和反省的土壤。在这样的世界大格局中之下，中国的国运日渐衰微，一个夕阳西下的王朝，必然要经历一个苦难与挣扎的再生过程。在苦难面前，一个民族如何回应和认知时代的潮流，如何在苦难面前反思自己的问题，决定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未来。
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挣扎中，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既由于世界大势的压迫，也源自挽救中国危亡的急迫，带着家国天下的赤诚，以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面临的问题，尝试就如何解决中国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百家争鸣”。所谓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新儒家等等，都以各自的精彩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这些思考尽管各有问题，但是我们分析今天中国文化问题的重要资源。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
从文献记载看，“文化”这个词的意思，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周易〃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的开始．但“文化”二字还没有连在一起。它的意思是，统治者通过观察天象，可以了解时序的变化；通过现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可以用教育感化的手段来治理天下。汉代出现“文化”一词，但其含义，人们的理解并不一样。刘向《说苑—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也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都指的是与国家的军事手段(即武功)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唐代的孔颖达则别有见地，他在解释前引《周易》中的那段话时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这实际上是说，人类社会的文化，主要是指文学艺术和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那些东西。古人对“文化”概念的这种规定性从汉唐时起．一直影响到明清。因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部属于“文化”的范畴，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指的是狭义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2）西方文化的定义。
西方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它的意思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等。法文的culture，也是栽培、种植之意．但又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这里的意思就包含了从人的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两个领域。可见，西方“文化”的含义比我国古代“文化”的含义要宽泛得多。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祥一个定义，说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一观点影响巨大，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开先河的作用。直到现在，还可以做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化”的参考。后来，人们纷纷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给“文化”下界定。其中．有的侧重于历史性，有的侧重于规范性，有的侧重于心理性，有的侧重于结构性，有的侧重于遗传性，等等。迄今为止，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可以说，有多少位文化学家就有多少种文化定义）。
（3）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文化的定义。
不论“文化”有多少定义，也不论我国古代文化的定义与西方文化的定义有多大差别，但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有人才能创造文化。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人创造了文化，也享受文化，同时也受约束于文化，最终又要不断地改造文化。我们都是文化的创造考，又是文化的享受考和改造者。人虽然要受文化的约束，但人在文化中永远是主动的。没有人的主动创造，文化使失去了光彩，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生命。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化，其实主要是观察和研究人的创造思想、创造行为、创造心理、创造手段及其最后成果。
（5）文化的结构。
至于对文化的结构，不同的说法也很多。一般地把它分为四个层次：
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擒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推则；
四为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
一、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1）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物，是整个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数千年来，它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光彩．惠及历代炎黄子孙，而且在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后，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在交往频繁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它的传播更加迅速，影响也更加广泛。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现在西方国家开设汉语课的学校和研究汉学的人士日益增多，儒学、老庄哲学和易学在西方再一次盛行：京剧的表演艺术使欧洲和美国的观众那么入迷，一些欧美学生学习京剧表演那么如醉如痴．维妙维肖：烹调技术使所有品尝过中国菜肴的国际友人连连叫绝，终生难忘；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研究也成为国际上的显学；《孙子兵法》也成了西方企业家的经营战略；法国、美国、德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几年来接连举办“中国文化节”和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德国慕尼黑附近有一个自称为“中国城”的迪特福特小城，全城几千市民对中国文化十分向往，数十年来，每年举办“中国文化节”，节日期间，龙灯狮舞，十分热闹。又如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也几乎连年有类似的活动。以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国文化节”为例，所讨论的问题能给我们很多启发。这次活动的主题叫“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讨论的主要题目有：16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儒家人文主义的现代观：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观念；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经济史：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科学传统；从世界角度看中国文学；古代中国的治国之道；中国和世界艺术，等等。其着眼点，是把中国放在一个世界大环境里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无独有偶，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的指导下，于1986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全书以简明通俗的文字，介绍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中国人自己就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现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卷线钓鱼器、手推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土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蒸气机的核心设计，都源于中国。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船舵、罗盘和多级桅杆．哥伦布就不能到美洲，欧洲人也不可能建立众多的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中国的马蹬．就不会产生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同样，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火药，也不会结束欧洲的骑士时代。作者的结论是：中国人至今末充分认识自己的成果，东西方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应当成为真正的伙伴。由此可见，西方人重视和研究中国文化，并非完全出于好奇，而是要真正认识和改造自己。
（2）中国人要自己认识自己的中国文化。
我们中国人也要认识和改造自己。但是，要认识自己，先要了解自己；要改造自己，先要把握自己。
一、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问题上，忽略了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甚至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左”的做法，把优秀的东西当作封建糟粕或反动文化加以否定和据弃。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许多民族文化的珍品，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道德，一齐被当作“四旧”扫除了。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和评介，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一片空白。人们的头脑里没有“文化”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和礼仪。现在，人们虽然都在大谈文化，却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文化，尤其不看重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年青一代，由于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因此有一种“非古讽今”和“祟洋埔外”的倾向。这些年，我们都感觉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在下降，道德约束在减弱，社会生活缺乏礼的观念与行为，人际交往不懂得尊重与信赖，更有一些人视邪为正，以是为非，荣辱不分，善恶不辨，什么坏事都敢干，而且大言不惭。这正是许多人还不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缘故。
二、我们还不容易认识自己。中国的历史很长，我们要认识自己就是一大困难。五千年的风风雨雨造就我们这些中国人，是丑陋呢．还是伟大呢?是守旧呢，还是创新呢?是能相互宽容呢．还是不断内斗呢?你就很难认识清楚，也很难说个明白。台湾的柏杨先生前几年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丑陋的中国人》，称中国文化为“酱缸文化”，引起两岸一陈哗然，有的叫好，有的大骂，其实他也只是描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目的只是警示中国人而已。如果我们能历史地解剖我们自己，全面地分析我们自己，真正认识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我们也可以写一本《伟大的中国人》！中国的帝王不都是隋炀帝、陈后主，也不都是唐太宗；老百姓里也不都是假洋鬼子和阿q，也不都是刘胡兰和童存瑞。因此，我们所说的认识，乃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既不因伟大而傲视万物，也不因丑陋而白暴自弃。要达到这样的认识，没有对自己的足够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这正是由于我们对自己了解和认识很不够。过去长期闭关锁国，从帝王到臣民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养成一种夜郎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一旦被西方文化冲垮，在一些人身上就又滋长出一种洋奴心理。这两种心理总是在近代史的天平上摆不平。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传统文化又一次受到外来文化的有力冲击。在这股冲击波下，我们似乎又失去了自制能力，一些人主张重新儒化，一些人则主张全盘西化，社会上的祟样媚外心理也到了叫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都说明我们把控不住自己。所以，正确了解自己是当务之急。好在这几年中国文化已受到普遍的重视，有关出版物大大多了起来，高等院校也陆续开设了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这是很令人欣喜的。
文化也跟人一样，特点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外在的是它的样子，即形态；内在的是它的品性，即精神。这两方面，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概括起来说，它的外在特点有四方面：
一是它的统一性．说“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于找到的。”
二是它的连续性，说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中断过，它是一环扣一环地连续发展的。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和希腊文化那样．在发展中产生过断挡和空白，发生过间隔或跳跃。即以文学而言，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魏诗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发展下来。史学也是如此。
三是它的包容性．说中国文化能够兼收并蓄。这不但指诸子百家在争鸣中能够取长补短，相互触汇，也指汉民族文化能够长期吸收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指对外来文化也能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地吸收，如佛教的中国化。这种包容性在明末清初有所减弱，但有客乃大仍是中国文化的本色。
四是它的多样性，说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比如历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督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都是异彩纺呈，各有特色。
中国文化的内在特点说法很多，摄括起来也很难，大体说来：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以属学为主导因柬的哲学特性，儒学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塑造了中国传统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格。任继愈先生的“宗教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佛三教合一，儒学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在实质上都是宗教。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潮构成了唐来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近千年的宗教史和思想史。
李泽厚先生的“美学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社会政治哲学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同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联系密切，它的哲学追求是美感和乐感，而不是苦感和罪感。
梁漱溟先生的“伦理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等等，追求群体互助，同西方世界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不相同。这四种观点具有代表性，跟个人所研究的侧重面有很大关系。
最近几年，又有些新的概括．认为中国文化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中国文化突出人文主义精神，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依附于神学独断。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但它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宗法道德观念才是维系整个社会肋根本纽带。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遵循某个神的意志，而是要合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所谓“天”的概念，历代帝王也有祭天的仪式，但就其实质来看，这里的“天”不过是自然而已。人们通常所说的“天道”，实际上也指的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
二是中国文化注重和谐与中庸。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讲求分别与对抗，而是主张“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易传“系辞下》)，“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互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张仍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和而不同”，就是讲各种不同质的事物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如果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不偏不倚，各安其位，就能够达到“和”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人生和社会的最佳境界。
三是中国文化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冒险与刺激。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人们爱土、敬土、安土，把土地当作自己的生命与依靠，因此，人们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总是祈求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在战乱的时候便梦想有一个“桃花源”。由安土乐天的心理而产生了一种浓厚的乡土情谊，凡是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一个个都要思乡，怀旧，寻根，问祖，这同西方文化确实大不相同。
现在，中国文化正处于一个深刻变化和巨大发展的阶段。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影响，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影响(包括好坏两个方面)一齐捅了进来；国内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不断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这几年实行市场经济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思想、趣味、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也与我们的旧有传统大不相同。总而言之，中国文化正经历有史以来的巨变。中国文化会变到哪儿去?有些人害怕失掉传统，想用改造儒学的办法来尽力保持传统，因此企求建立新儒学；还有一些人嫌变得太慢，嫌传统箍得太死，想用摆脱传统的办法求得全面更新，主张“全盘西化”。这两种办法都脱离我们现时的国情，都是行不通的。我们今天的国体和政体，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儒学作为旧文化的主导成分，在整体上是同今天的主导思想不能同日而语的。它的某些分体和要素，经过一番改造，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组成部分。必须指出的是，儒学赖以生存并为之服务的小农自然经济、封建官僚体制和宗法式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上消失了，重建和复兴儒家文化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另一方面说，任何文化传统都是历史形成的。传统一经形成，它就有巨大的惰性和惯力。我们既不能选择传统，也不能摆脱传统，而只能在传统的制约下谋求发展和前进，求得不断地更新。
当代哲学家张游年先生近年力主中国文化“综合创新”，其主要思想是：
三、就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而言，还要注意儒、道、墨、法四家的综合，即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道家的批判精神，墨家重视自然科学与形式逻辑的学风，法家以法治国与肯定“力”的作用的观点。我们认为，在这个“综合创新”观点的启示下，只要我们不因循守旧，盲目自满，拒绝和排斥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也不祟洋媚外，丢掉自我，照搬人家的一切，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文化的成分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和员献，继承和吸收古代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借鉴和吸取外来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果，建立一种性质、结构和功能都完全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一
历史与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习历史与传统文化，我深刻体会到了其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在当今快节奏、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重视历史与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第二段：历史的鉴赏与思考。
历史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过去的成就和失败，从而汲取其经验教训。通过研究历史，我明白了国家之所以强盛或衰败，与其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历史让我明白了一个民族的坚韧与奋斗，也让我意识到一个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历史的鉴赏和思考，让我更加珍惜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同时也启发了我对未来的向往与期待。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瑰宝，是历史的结晶。传统文化包含着深厚的道德教育，培养了世世代代的人们的品德与风尚。我从传统文化中学到了尊重和谦和，学会与人为善，学会坚守自己的原则。而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有机结合，才能使我们国家的文化更加强大、多元化。
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艺术瑰宝，包括诗词、书画、音乐、舞蹈等众多艺术形式。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展示了民族的审美追求，更反映了历史的深刻内涵。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我特别喜爱中国古典音乐。每次聆听古琴的声音，我都能感受到千年文化的沉淀和智慧的传承。传统文化的美与珍贵，应该被我们继承和传承下去，让下一代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魅力。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肩负着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应该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传承先辈们的智慧与精神，将其发扬光大。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深知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成长，更是为了将来为国家和人民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将会坚守传统文化的底线，积极参与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结。
历史与传统文化对于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学习历史，我明白了国家和社会的进化与变革，明白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责任与担当。而传统文化则是历史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瑰宝。我们应该珍视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其美、智慧和力量。作为新时代的人，我们应该坚持把历史和传统文化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二
中元节，俗称鬼节、七月半，佛教称为盂兰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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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日汉族称上元佳节，乃庆元宵，古已有之;七月十五日汉族称中元节，祭祀先人;十月十五日汉族称下元节，乃食寒食，纪念贤人。
东汉时道教定下三会五腊日，其中七月七日为道德腊，又是中会即固定的道民到治所接受考校的日子。七月的这一祭祖日期后来随着道教将中元地官的生日和相应祭祀日期定于七月十五日，而固定于这一天。
传说该日地府放出全部鬼魂，民间普遍进行祭祀鬼魂的活动。凡有新丧的人家，例要上新坟，而一般在地方上都要祭孤魂野鬼，所以，它整个儿是以祀鬼为中心的节日，系中国民间最大的祭祀节日之一。
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中元"之名起于北魏，有些地方俗称"鬼节"、"施孤"，又称亡人节、七月半。根据古书记载："道经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中元节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除、清、九)等三节，都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道藏》载："中元之日，地官勾搜选众人，分别善恶……于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当时解脱"。民间则多是在此节日怀念亲人，并对未来寄予美好的祝愿。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三
乾隆二十九年(1764)，阮元出生于江苏扬州。他的祖父阮堂武进士出身，官湖南参将，曾率军征苗，活捉苗人数千人。父亲阮承信系国学生，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
母亲林氏也出身于士宦之家，通晓诗书，有修养，阮元5岁开始跟从母亲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他的母亲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
有一年，阮元的母亲过生日，亲友们都来为其祝寿，华堂上挂满了寿联与贺辞。其中一幅是焦循送的贺辞，仅四个字：曹操孟德。听过三国故事的都知道，曹操，字孟德，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人奸诈，堪称一代枭雄，人们一直把他作为奸臣看待。莫非阮元和焦循闹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看来其中肯定有什么名堂!看的人都莫名其妙，不解其意。
唯独阮元看后大加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原来，这四个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东汉时孝女曹娥，其父为迎神而掉在江里淹死了，尸体都没留下。当时曹娥才14岁，沿着江边号哭着跑，没日没夜地寻找父亲的尸体，找了17天，还是没找到，于是投江而死了。二是战国的孟子的母亲，为给孟子找到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孟母搬了三次家，早晚教导孟子，终于使孟子成为和孔子齐名的大思想家。
焦循写“曹操孟德”，是赞扬阮元的母亲具有曹娥的节操和孟母的品德。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四
你从泱泱古国走来，满身繁华；你从浩瀚的中原文明走来，带着厚重的文化气息；你从中华的历史走来，带着中国人的特点，刚柔并济。
你要问，汉族人有自己的服饰吗？当然，我最爱的，便是汉族的服饰——汉服。
曾经听过一个新闻，有一个女孩儿，穿汉服去逛街，却被人认为是日本的和服，当街被打。当时，我多么气愤，怒气占领了胸腔。打她的人可都是汉族人啊！我们竟然连自己的传统服饰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而日本把自己的传统服饰——和服当做最重要的珍宝，唯有最重要的节日，才拿出来穿。而汉族，重要的日子男生穿西装，女生穿晚礼服便为隆重，可是，这些衣服都不是我们民族的。
诚然汉服宽幅大袖，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现代的生活节奏，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快到让人无法琢磨。但是，汉服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宁静、优雅，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却有一种从容与淡定。从这么一件衣服上，看出了汉族男儿的铮铮铁骨，汉作文族女儿的温柔细腻；看出了汉族的繁荣与鼎盛；看出了汉族祖先的智慧。
想当年，李白、杜甫的空国情怀；项羽“背水一战”的决然；岳飞的誓死抗金，为国牺牲的精神，似乎都蕴藏在了汉服之中。
不是我不喜欢现代，现代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公平、民主，这都是古代比不上的。我只是想要中国人忆起自己的“根”。
我希望汉族人能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爱护自己民族的传统，不要让它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之中，成为过去。不止汉服，其它很多也是。
古人的文化，博大精深，就以汉服为例，它看上去华丽优雅，飘飘欲仙，其实却有很多内涵。唐装领口内方外圆，意味着天圆地方；皇帝冕服上有着像征着皇帝地位的十三章纹；而头上的“冠”也有讲究，两耳外垂下的“充耳”是提示帝王听大臣们的意见。就连衣服的颜色，也有讲究，霸气的冕服代表着皇帝的至高无上，而女子的服饰更是体现出女子的温柔，却又有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味道，不由让人想起花木兰，樊梨花这些女中豪杰。
别看传统文化是过去的文化，但是如果没有了它，那么一个民族就如同沙滩中的一粒沙子，变的平凡无奇。正是有了传统文化，民族才会独一无二。
愿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万年，永不凋零；愿先贤精神，万古流芳；愿广大炎黄子孙，铭记先祖，不忘初心；愿先人遗志，永世流传；愿中华文明，走向辉煌！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五
京剧，又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
1860年到1949年，京剧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860年到1917年左右，是京剧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在剧目方面，从徽、汉、梆、昆等继承下来的传统剧目，经过演出实践不断加工、锤炼，更见精练。不少本头戏逐渐删除繁冗，精简为自成起讫的折子戏，如全本《宇宙锋》通常只演"修本"、"金殿"二折。辛亥革命前后，在社会、政治变革中还出现了一批密切结合现实的新剧目，如汪笑侬的《哭祖庙》、《瓜种兰因》等。音乐方面，板式、曲调有所增益，字音、声韵更加定型，使京剧唱腔委婉、动听，更具特色。舞台表演艺术方面，也更为细腻、精致，色彩浓郁。京剧史上老生前三杰(程长庚1811-1880，徽派;余三胜1802-1866，汉派;张二奎1813-1860，京派)还带有京剧前身徽、汉的地方色彩，传到老生后三杰(谭鑫培1847-1917，孙菊仙1841-1931，汪桂芬1860-1906)时，原来那种地方色彩已逐渐融会升华，成为京剧自身的艺术特色。
光绪九年(1883)起，大批京剧著名演员陆续被征为"内廷供奉"，领取一定银米，平时在戏园演出，不定期地应召进宫当差，从而打破了乾隆以来宫廷蓄养戏班的旧制。由于皇室贵族的喜爱，既为演出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又在艺术上有严格的要求，因此留下了一批比较完整的剧目，并为京剧艺术的严格规范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同时，宫廷演出也在剧目内容的倾向上给京剧带来一些消极作用。
这一时期，有些京剧艺人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如戊戌政变中，名旦余玉琴、田际云等倾向维新变法，为光绪帝传递消息。在上海，辛亥革命攻打制造局之役，潘月樵、夏月润等直接参战，曾得到孙中山的嘉奖。
光绪二十四年(1908)，上海出现了第一个近代化的剧场新舞台。夏月润弟兄出于爱国热忱，在当时"租界"以外的地面，兴建了备有灯光布景设施的剧场，变革了传统的方形舞台，从而推动了京剧舞台艺术的革新，并影响到其他各地。
从1917年到1937年，是京剧艺术出现高峰的时期。剧目方面，传统戏不断加工、翻新，同时大量涌现新创剧目。题材范围扩大了，表现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剧目增多了。剧目与演员的表演特色结合更紧，出现了为某些艺术流派所特有的剧目。舞台艺术方面，流派艺术大大发展。早先，京剧舞台上以老生为主，老生流派比较明显。到这一时期，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锐意革新，积极排演新戏。梅兰芳在新编演的《嫦蛾奔月》、《霸王别姬》、《西施》等"古装戏"中，把我国传统的古典舞蹈艺术吸收到京剧中来，唱腔曲调、伴奏乐器丰富了，服装、化装也有很多革新。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也都发挥各自的创造力，编演了能够体现自己艺术特色的新戏，如程砚秋的《春闰梦》，荀慧生的《钗头凤》、尚小云的《汉明妃》等，舞台上出现了"四大名旦"争衡的局面。这不仅使旦角艺术焕发出空前的光彩，而且带动其他行当，争奇斗绝，流派纷呈。如老生行，余叔岩、马连良、高庆奎、言菊朋等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各自的流派。在上海，周信芳(麒麟童)以《萧何月下追韩信》等新剧目，独树一帜，影响广及江南各地，世称"麒派"。武生行，杨小楼、尚和玉等与南方的李春来、盖叫天等，也都形成有鲜明艺术特色的流派。此外，花脸、小生、老旦、丑等，也都人才辈出，京剧舞台达到了艺术高峰。
20年代以来，上海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大量连台本戏。这种戏剧结构形式，原具有情节生动、有头有尾、通俗易懂的特点，深受一般观众欢迎，逐渐流行于江南各大城市，以后也传到了北京。其中某些片断还独立成为单折演出。但后来有些连台本戏走上了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歧路。有时第一本戏主题还明确，但连演下去，本数越多，离题越远。
同一时期，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大量女艺人，有的艺术成就颇高。自从道、咸年间京剧形成以来，京剧演员，无论生、旦、净、丑，一律皆由男演员饰演。大约在同治年间(1862-1874)，上海开始有了幼女组成的戏班，习称"髦儿戏";辛亥革命后，北京、天津也出现了女班，有的女演员，颇著名声，但由于社会条件限制，大都昙花一现。20年代以后，许多优秀女演员先后脱颖而出，艺术上相当成熟，且能独立挑班。1930年在北京广德楼实行了男女合演(上海略早)。这些优秀女演员，除较早的老生恩晓峰、筱兰英，旦角王克琴、刘喜奎等外，20年代以后有老生李桂芬、孟小冬，旦角雪艳琴、新艳秋等。
这一时期，在人才培养方面，受到较多重视，并采取了新的措施。从光绪六年(1880创办小荣椿科班，到光绪三十年创办的富连成科班，都实行苦练幼功、技术第一的教学方法。1919年南方建立的南通伶工学社(欧阳予倩任主任)，1930年在北京建立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焦菊隐等任校长)，1934年创办的山东省立剧院，1938年成立的上海戏剧学校，以及同年成立于西安，1945年后迁上海的夏声戏剧学校等，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革，除基本功外，兼重文化课程，并授以音乐及其他艺术知识。这种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虽然还处于摸索阶段，但对提高新一代演员的艺术修养却收到了一定效果。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六
古琴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先秦时广为流行，汉魏六朝是古琴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琴的历史发展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古琴是我国古老且富有民族特色的无码弹拨乐器。传说原始时代神农氏曾“削桐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初的琴，据说有五弦。后文王、武王各增一弦，琴在西周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它经常与瑟或加上鼓等乐器在祭祀时演奏，《诗经》中有“琴瑟友之”、“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就是指此而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琴家，在《吕氏春秋》里，第一次记述了伯牙鼓琴，钟子期解音的故事。春秋时著名的古琴家有师旷、师襄和师文等人。孔子不但会弹古琴，而且技艺娴熟，他教授的“六艺”中的乐，即有弹琴诵诗的内容。
曾候乙墓出土的十弦琴是最早的古琴实物，长67公分(后世琴长120公分左右)，面板呈曲线状，琴头微上昂，腰部下凹，尾部上翘，下仅一足，其形象与传说中的华夏民族的图腾——夔龙相似;继十弦琴之后有马王堆出土的西汉七弦琴，该琴面板较平直，结构简单，音箱较小，面板与底板组成匣式结构，尾部为一实木，音量较小，共鸣效果也不太好，面板上没有音位的标志“徽”，演奏技巧侧重右手，表现性能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西汉中期到三国之际，随着相和歌的兴起及艺术性较高的相和大曲的盛行，琴开始与笛、笙、筝、琵琶等合奏，琴的形制有了重要的改进，此时的琴有七弦，面板完全平直，尾部实木部分已改为与主体相联的共鸣箱，音量扩大，左手可自由移动演奏滑音，面板外侧有十三个标志音位的小圆点“徽”，按纯律构成四个八度大三和弦的泛音列，因此，音域较宽，表现性能高。
汉以前，琴曲的传授全靠口传心授，到汉魏之交，创造了初期的文字谱《碣石调·幽兰》。汉魏六朝是我国琴曲创作的全盛时期，制作亦有相当的经验，此时的琴不仅是一种独奏乐器，而且是相和歌乐队中重要的伴奏乐器，在文人士官中大大流传，把琴作为必学的“六艺”之一，并创作了大量的琴曲。如《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古风操》等。
琴在唐代继续发展，唐初至“安史之乱”，琴家主要是整理旧曲，创作方面以董庭兰的《颐真》为代表;“安史之乱”到晚唐，是琴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中以陈康士的《离骚》最为突出。此时琴已传入日本，在日本宫廷中十分盛行，《幽兰》的乐谱——唐卷子本《碣石调·幽兰》谱至今仍在日本保存。唐琴体大、身圆、漆色富贵喜伏羲式，北京故宫珍藏着盛唐开元时期的“九霄环佩”琴。此琴形体饱满，上髹紫漆，间杂朱砂后补之色，声形俱佳，为传世之极品。
宋时琴大大发展，宋太宗本人就爱听古琴演奏，还将古琴的七弦增为九弦，并为之改旧曲，创新调。宋徽宗赵佶曾搜罗天下名琴藏于万琴堂，其中最为出色的莫过于雷威的杰作“春雷”。因此，宋文人大夫偏爱古琴音乐，琴乐在社会昌行一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均善琴，琴的演奏技艺大有提高，形成众多流派，如京师琴派、江西琴派、两浙琴派等。宋琴体扁身薄，黑色髹漆，多为连珠、仲尼式。
金章宗时非常珍重“春雷”，临终还用“春雷”殉葬。这张名琴被人掘出，由耶律楚材赠与当时著名琴师万松老人，流传于民间。
元琴外型基本仿照唐宋琴所斫，但出现了方额、深舌罗汉腿(护轸——琴轸右面垂下之物，又称凫掌)，漆色出现了斑剥色(黑黄、黑红等隐杂色)。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对古琴艺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他收录唐宋之前艺术珍品40多首，主持撰辑了《神奇秘谱》，并于1425年刊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琴谱。明琴，线条流畅造型秀美，并出现了不少前代没有的琴式，其中最负盛名者是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斫琴家祝海鹤(字公望)所创的蕉叶琴，形态旖旎秀逸，蕉叶卷边优雅生动，音色圆润透净，为琴器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清末民初，古琴走向衰落，弹琴人渐少。
古琴有四种传统的演奏形式，即独奏、琴箫合奏、琴歌伴奏和参加“雅乐”合奏。
古琴是优良的独奏乐器，琴声古朴浑厚，数以千计的传统古琴曲，从流传至今的古曲《幽兰》、《高山流水》等曲可以看出，任何喜怒哀乐的感情或对大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古琴上都能表达无遗。且历史上的古琴总是和文人骚客联系在一起，表达高风亮节及怀才不遇的情感。
琴箫合奏在2000多年前汉代就已流行，从出土的雕塑和绘画中常见这种演奏形式。
琴歌伴奏是古琴音乐中的重要形式，在现存琴曲中有近一半是专为用琴伴奏而写的声乐曲，如《古怨》、《黄莺吟》、《苏武思君》、《胡笳十八拍》和《关山月》等，都富有深刻的感染力。
中国古代士人在生活中比较注重精神自由和文化品位的追求，但不少士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挤，或因对社会现实不满，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既不能实现政治报负又不甘心就此沉沦，自暴自弃，于是只好寻找生活中的乐趣，琴棋书画是最能代表士人特殊文化素质的生活方式，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在士人生活中抚琴听曲是美妙的精神享受，也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悠扬的琴声能把人带入神奇美好的意境，使得精神世界得到升华。桓谭在《新论》中说：“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宋代朱长文说，“天地之和，其先于乐。乐之趣，莫过于琴”。（《琴史》）琴成为士人身份的象征。
古琴最早创制于周代，据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其后关于古琴的创制者说法不一，其中有伏羲、神农、舜、炎帝等，虽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史料中的制琴者都是古之圣贤者。“古之圣王是以‘德’作为其人格生命的表征，但这并不意昧着圣王同时也是音乐家，换言之，这里也就显露出一个重要的契机，古琴应该不只是一种乐器，它的价值也不在于演奏，而是在于作为修身养性，进而教化天下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意义，而这也就是何以远古传说的创制者古代圣王被推为古琴的创制者的缘故”。
古琴音乐的确能够制造恬和的心境，它的声音“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灌灭而不闻，平和、中正、舒适、悠闲，合于中和之道”，所以“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桓潭《新论·琴道》）早期的古琴并非士的专利品，但春秋战国士阶层崛起后，琴与士的关系使得到确认。魏晋以后，琴逐渐脱离民间，成为主要流行于士及上层社会的乐器。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琴家或是好琴之人都与隐逸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想对现实有作为的庄子，为无数隐士开辟了一条“隐心”的道路，他认为“鼓琴足以自娱”。嵇康、阮籍等竹林隐士，都是善琴之士，田园隐士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陶渊明传》）。做中隐的白居易酷爱音乐，善弹琴，他在《好听琴》之中写到：“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本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甚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几度遭贬的王维，过着参禅悟佛，亦官亦隐的生活，与好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不论真隐、假隐、时隐、心隐，隐士们都不忘“手挥五弦”。
的确，中国古代文人集“琴、棋、书、画”于一身，审美理想要求古雅、含蓄与个人内心的自省，要求符合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协调与中庸，而隐士史文人申的特殊群体，在保持士的总体人格上的自尊的同时，还要具有自傲、自由、自我的独立人格，并通过隐逸将自己与俗辈区别开来。可何者为雅，何者为俗，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不同人物的观念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士人阶层认为，官场为俗而隐逸为雅，正如陶渊明所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某，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他们或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需要在这对矛盾中找到心理上的平衡点，就要借助一定形式来抚籍心灵，抚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因为琴“具天地之元气，养申和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不别有会心耳”，“琴具十二音律之全，之准备清浊之应，抑扬高下，尤足传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对物情也。”使人可“性然自怡，处穷独而不闷”，最后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
其次，古琴音乐中宣扬儒家的等级尊卑观念，无论是仕中藏隐者还是隐申藏仕者，都是乐于接受的。“大弦者，君也；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工武王加而弦，合君臣思也。宫为君，商为民，徽为事羽为物。”（《琴操·序首》蔡邑）。一弦为君，二弦为臣，三弦为民，四弦为事，其申-弦于琴等于君王于国，君权无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二弦、三弦中己包括了两方面的尊卑观在内，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确定，即“礼”，为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各级人的登记确定，即官与民，富与穷的地位划分，这符合士人们的观点。
再次，古琴大量琴曲中都表现山水诗意之境，使得有着隐逸情结的士人们，无论处于何处，都能通过弹琴体味山林之乐。如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蜀僧抱绿绚，西下娥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兀重。”其实山水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与中国人有着特别的关系——人以自然依赖远大于对它的征服，对它的顺应也远大于对它的改造，这便成了中国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人以自然为友，努力亲近自然，保持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互相支撑、互相依存，而不是西方那样是对立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等命题即由此而来，在早期的《流水》中通过对流水的形成过程（由涓涓细流到积成深潭到汹涌入江）的描绘，象征一种精神，一种人格或人的成长过程（童年的天真，青年的求学与磨练，中午的成熟），这使抚琴者产生一种万物某合、浑然无间的感受，只要心灵-接触到自然就会发生共鸣，将一片自然风光转化为一片心境，一种感悟这完全是隐者遥远高洁，遗在独立的.心境意蕴的表述。
第四，古琴“平心”。儒家强调以琴养心之正，除去心中浮暴不平之气，使之归于平和，如范仲淹说“清静平和性与琴会”，欧阳修说“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苏轼说“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平心”，在专制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士人们所捍卫的“道”是无法实现的，官场上的失意者或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不合作者，心中无比的疾愤，却无处倾诉。“今贤者隐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禄，悬珍奇，积百谷，并包有土，德泽不加，百姓伤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琴操》），如嵇康、阮籍二人生活不在“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魏晋时期，他们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论是对集权制度的最大怀疑和否定。他们无法公开表露，寄于诗文，又恐落人口实，只得隐没在琴曲申，他们选择“隐”的方式栖身于丘壑，在园林山水申抚琴自娱，寄托自己的忧愤和情思，来“散不平之气”、“洗不平之心”。
第五，古琴的美学思想受道家影响颇深，隐士大都信奉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追求清虚、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养性，力图摆脱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琐，这无疑又使古琴与隐逸走到了一起。而且道家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但通过自身的修炼，遵循一定的方法，可以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对修炼者来说，首先要“去物欲，简尘事”。就是除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名利的奢望，道家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穷的物质利益，势必会劳神伤身。古琴申要求敦厚、淡泊，正是符合这种清静无为，淡泊明志的道家思想，其实笔者认为在此之中，也包含了隐者对政治灰心后的无奈，意在使自身不再受名利无所累。在这里又有必要说到古代君王抚琴的情况，来区别与隐士抚琴。君王抚琴不是为隐逸，“古之圣明帝王所以正心修身说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诚一堂琴谈·集论》），最多不过是在处理繁忙政务之后，娱情养性的一种行为；他们更多看中的可能是道家可以达到的“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养生功能，用古琴宣扬的君权至上和标榜盛世的功能来炫耀政绩可能是他们的初衷。有称琴长三尺六寸半等于一年365日，琴徽十三个为一年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琴弦定音宫商角羽等于金木水火土等。可以认为这一象征是包含了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太民安这一“盛世”的意思在内。当然皇帝本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还是诗人、艺术家，他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和文人大致相同，所以君王抚琴也非偶然。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七
二胡是中国弓弦乐器中的一种，是我国各地名族民间乐队中的乐器。二胡产生于唐代，当时称作“奚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关于二胡最早发源何地，据宋代学者陈旸在他所写的《乐书》中说：“奚琴本胡乐也……”。就是说“奚琴”本是我国古代北部地区一个少数民族的拉弦乐器。后来流传开来。从唐代诗人岑参所写的“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看来，既然在“中军置酒饮归客”的场合中也出现了胡琴，可见胡琴在唐时就已经流行并被人们所重视。到了宋代，胡琴又取名为“嵇琴”，据宋末陈元靓《事林广记》中记载：“‘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二弦，一竹片轧之，其声清亮”。
北宋时，二胡已有了相当高的演奏技巧。我国宋朝大学者沈括在他所著的一本名著《梦溪笔谈》(卷八)中曾经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在一次宫宴上，一位名叫徐衍的“伶人”为皇帝大臣们演奏“嵇琴”。徐衍能为皇帝演奏，自然时很有艺术造诣的艺术家。他演奏得情切切，意绵绵，情声并茂，回肠荡气，听得皇帝大臣个个高兴。忽然，只听“嘣”的一声，原来，因徐衍感情太投入，拉到深情处，用力过猛，竟然就把一根弦拉断了，“二胡”成了“一胡”。在这种场合，拉断弦时不吉利的，弄不好要砍头的。徐衍急中生智，面不改色，手中的弓不停，指不乱，竟然在剩下的一个单弦上继续拉着，直到把曲子演奏完。皇帝见他演奏技巧如此高超，哪里还想得起吉利不吉利，还夸奖他演技高，重重奖励了他呢。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还记载：“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说明在北宋时已出现了马尾胡琴。自元代开始胡琴的名字就已普遍应用，而到了明清时代，胡琴已普遍被用于各种戏曲伴奏，民间乐器的合奏，且演奏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近百年来，二胡的演奏更是进入了兴盛时代，逐步成了江南丝竹等民间乐队中的'主奏乐器。
20世纪初，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先生对二胡的演奏开始了从一个把位到三个把位的演奏探索。而到20年代，著名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对二胡的演奏更是做了大胆的创新，他所创作的二胡练习曲和10首二胡独奏曲把二胡的音域扩大到四个、五个把位，创造了四把位、五把位的演奏手法，并吸收了西洋弦乐器的某些演奏手法，使二胡的性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大提高和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从此，二胡摆脱了原来仅处于伴奏、合奏的地位，而成了一件具有特殊韵味的独奏乐器。在刘天华先生等一批音乐家的努力下，二胡艺术在30年代开始登上了高等学校的大雅之堂，可以这样说，刘天华先生开创了二胡演奏艺术的新纪元。在这以后，出现了华彦钧(阿炳)、刘北茂、蒋风之、陈振铎、陈永禄、陆修棠、孙文明等一大批民族民间二胡演奏家。他们的作品如《二泉映月》(华彦钧)、《小花鼓》(刘北茂)、《怀乡曲》(陆修棠)、《流波曲》(孙文明)等均是脍炙人口、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乐曲，他们的演奏更是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也随之突飞猛进，五六十年代在张韶、张锐、王已、项祖英、鲁日融等一批二胡教育家、演奏家的努力下有培养出了新一代的二胡演奏高手，闵惠芬、王国潼、肖白墉等一批演奏家是新一代二胡演奏家的代表;专业二胡作曲家的出现为二胡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20世纪60年代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曾经轰动整个民乐界，而20世纪80年代刘文金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和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出现对二胡的演奏技术更是作了许多创新。正是在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二胡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才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八
道教，又称“道家”、“黄老”、“老氏”等，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固有宗教文化。最初“黄老”属于“道家”范畴;汉代开始用“道教”取代“道家”、“黄老”，彼此开始同属于道教的范畴。此后，道家、黄老和道教逐渐不分，成为一个异名同实的概念。
我们之所以说开封是“道教”发源的圣地，是因为开封为华夏民族原始宗教道家、黄老和道教、老氏四者的传承之地，也是华夏历史文明催生的根蒂。下面就道教文化在开封发源和传承的历史情况作一些探讨：
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
“黄老”文化是周代之前的一种思想流派。“黄老”之“黄”，是指轩辕黄帝;“黄老”之“老”，是指春秋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黄老”是黄帝和老子之名合并后的简称，被后世道教奉为始祖。
1、黄帝修道是“黄老”文化形成的根本。古人认为，“黄老”文化的始祖轩辕黄帝建都于昆仑山，他祭祀天帝，问道崆峒，受教玄素，学医岐伯，创造了原始的道教文化。以后又在首山采铜，荆山铸鼎，王屋炼丹，桥山飞升，至今大约已有4700余年的历史。
在华夏历史文明中，最早的道教学说往往被冠以“黄帝”书画的名义，而成为传承道教的基本载体，如《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等。之后，道家将其演化为盛极一时的黄老学说。由于黄帝被华夏民族认作是人文始祖，自然也把他作为首选人物来阐发自己的道学理念。如战国时期庄周《庄子·盗跖篇》认为：“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又如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陈侯因宵敦”铜器铭文最先记载“高祖黄帝，迩嗣桓文”。这都说明黄帝在华夏民族心中的神圣地位，黄帝也由此被推上了道家学派创始人的神坛。
道教神仙中有两个黄帝：一位是轩辕黄帝，又称“道祖轩辕黄帝开元治世天尊”，是三皇五帝之一;一位是“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这是道教运用“五行”学说，将中央黄帝与东方苍帝、南方赤帝、北方玄帝、西方白帝并称“五方天君”的结果。其实。两者都是指“五帝”之一的轩辕黄帝。根据南朝时期著名道教思想家、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真灵位业图》记载，人间的轩辕黄帝居住在昆仑山“玄圃”，修真得道,乘龙成仙，由此变成了天上的神仙“玄圃真人轩辕黄帝”。
2、“天道人合一”的黄帝符合“太极五行”文化理念。道教中的“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简称“中央黄老君”，是“太上太微天帝君”，即“太上老君”的弟子。说他七岁初悟道法，得师传道，修炼成仙，被封为昆仑山玄圃“太极真人”。北宋道士张君房在释解《洞真九真中经》中认为：“中央黄老君者，太上太微天帝君之弟子也”。
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
道教上清派经典《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经》也记载：“中央黄老君，元五晖之气，讳无英生，字云九夜。”可见，在华夏民间文化中，天上的天皇“太一”、“五方帝”与道教中“太上老君”、“五方天君”和人间的“三皇五帝”是彼此对应的，只是赋予了他们在天上、道教、人间不同的名称而已。
黄帝之所以被道教称作“中央黄老君”，是因为其居住“五方帝”的“中央”。黄帝在太极五行“金木水火土”、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白、赤、黑、黄”的“土、中、黄”方位，故称“中央帝”、“黄帝”、“中央老君”、“黄老君”等。
“中央”方位在天为天皇“太一”神的“天之中”;在地为地皇“地一”神的“地之中”，在人为人(三)皇“泰一”神的“人之中”，按照太极“天地人合一”学说解释，三者统称“天地人之中”。
天皇“太一”
“地之中”也是昆仑山所在地。对此，汉代谶纬之书《河图括地象》记载：“昆仑者，地之中也。”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释说：“昆仑，居地之中”。“地之中”与“天之中”、“人之中”可以互称，又称“天下之中”。
3、“天、道、人之中”在开封古浚仪。公元724年，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和佛学家一行在大唐范围内组织大规模测量后，认定开封古浚仪岳台晷长一点五尺微强，极高三十四点八度，为“地之中”。后周知开封事王朴认为：“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说明王朴认定唐代一行关于“浚仪岳台为地中”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才否定了周人返回夏代先祖后稷“中土”时所测定的登封阳城“地之中”，又被五代、宋、金等建都时所继承。
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和佛学家一行。
昆仑山“天地之中”在“五行”称“中央、土、黄”，是黄帝居住和建都的轩辕丘之地。汉代淮南王刘安《准南子·天文训》记载:“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对此，唐代初期《轩辕黄帝传》也记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说明开封“大梁”与五行“中央、土”、黄帝“中央、土”同义。
关于开封大梁黄帝帝都轩辕丘的地理位置，南宋学者罗泌《路史》认为:“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其中“空桑”为开封杞县空桑村炎帝帝都。“空桑之北”指杞县空桑西北和开封大梁之北的黄帝帝都“轩辕楼(丘)”。汉代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也认为：“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其中“鸿水”，指古代流经开封的“鸿沟”，也称“浪荡渠”、“汴水”;“轩辕山”，也指开封“鸿沟”和大梁北部的“轩辕楼(丘)”。
正一道龙虎宗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
由于黄帝在这一带称帝、升仙，道教也称此地为“天下之中”。对此，道教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崆峒问答》解释说：“北邙治河南开封之北，当天下之中，受天下之正炁，如人之五脏居于胸腹，脉则行四肢也”。道家以“五脏”为本,其“中”为“心”，故称“中心”。认为“心既是道，道即是心，卦图斯演，至道大成。”据古代最早医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君主”即黄帝，他在天下之中升仙成为“神明”后，道号为“玄圃真人轩辕黄帝”。传说“玄圃”在昆仑山之顶，是神仙居处“天下之中”的核心。
可见，开封昆仑山“天下之中”，即黄帝帝都轩辕楼，就是黄老道家的最早发源地。
道教文化中的“太上老君”老子，与开封有着鲜为人知的人文历史传承。
“道祖”老子。
1、老子的道德思想核心和影响。老子在道教中被尊为“道祖”神仙，老子《道德经》被捧为道教主要经典来育化后人。东汉时期，蜀郡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文中把老子和道合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这是道教创世说的雏形。唐代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道教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德天尊”，道教也称“老氏”，这都是对老子尊崇的具体表现。
老子主张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含义。老子《道德经》中包含着大量朴素唯物辩证法观点，如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并由对立而转化。又如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等。老子创立的哲学思想和道家学派，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中国二千多年来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子《道德经》。
2、老子先祖和故国在开封聃国。老子为西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载的后裔。聃季载因是周文王最小的儿子，俗称“老幺”，也称“老聃”、“老季载”。周成王时期，“老聃”被封在开封杜良乡国都里一带高丘上建立聃国。后来“老聃”被任命为周朝司空，主管农业及水利等民生大事。
聃国之“聃”又写作“冉”，可称“冉国”。因古代“冉”与“沈”同音,故“聃国”、“冉国”也称“沈国”，是沈氏的重要起源。开封古人称聃国旧址为“老聃之丘”，故简称“老丘”。西周中期，以殷商后裔为主体的东夷人试图返回开封故地，便进攻聃国，将其肢解。一部分聃国人被迫迁徙到安徽临泉县城西侧，名为“老丘”堆，以示对开封聃国旧都“老丘”的怀念。后被封为“沈国”，并由“侯爵国”降为“子爵国”。
春秋时期，作为聃国老聃后裔的老子家族又迁徙到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世袭老聃在周朝“司空”、“守藏史”官职，后人也称老子为“老聃”、“老冉”、“老沈”等。
3、开封是老子周朝失官后传道之地。公元前522年，老子参加周景王社会改革，主笔周朝变法纲领“铸无射”。周景王去世后，单穆公勾结晋国发动政变，老子携周朝典籍随王子朝逃奔楚国。王子朝遭周敬王暗杀后，老子返回周朝后被罢免世袭官职，回到中牟圃田泽南之沛一带的封地，边在圃田国学府讲学边研究和传播道学。
在圃田期间，老子常乘青牛到先祖老聃的聃国旧地寻根访祖，拜贤问道，悟出很多天地间的道理。兰考白云山、开封杜良老丘、平丘鸣条苍梧山、开封昆仑九层台(也称三层台)、大梁都是老子经常访贤问道之地，受当时当地物境的启发，老子创造出许多富有哲理的经典语言，如“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等。
4、开封延庆观一带是老子传道之地。老子时处春秋时期，开封时称“仪”邑，就是战国时期的“大梁”。“大梁”南城墙大致在今延庆观东西一线，附近的南城门外就是“鸿沟”，即“汴河”(古称南河、难水)之地。老子常到“大梁”城南门附近的驿店讲学传道和休息。
开封延庆观。
眼见自己兼善天下,和谐共生的理想在中原无法实现，老子决定避居函谷关西。于是，他约弟子阳子居在大梁南城门的驿店相见，教育阳子居说：“人者，生于父母之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之物也。贵己贱物则背自然，贵人贱己则违本性，等物齐观，物我一体，顺势而行，借势而止，言行不自然，则合于道矣!”对此，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道学家庄周《庄子·寓言》中，有在开封搜集到老子“点化阳子居”的经典故事。
老子“点化阳子居”图。
老子在开封讲学传道，为后世道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讲学传道处也一直为开封后人所纪念、保护和传承。
关于开封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宗根祖地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但这一历史并非无中生有。
1、开封是帝师张良隐居、修道和升仙之地。秦代末期，韩国贵族张良成为刘邦夺取秦朝政权的重要谋士，史家称其为“汉初三杰”之一。汉朝建立后，张良不愿做官，佯称有疾，追随黄石公崔广隐居开封陈留郡东昏县(今兰考县)“四皓村”、“三义寨”一带养身修道，与黄石公崔广、隐士唐秉、吴实、周术“四皓”一起论道。
据民间传说，汉高祖刘邦极力挽留不成后，便问张良：“卿去哪里修行?”张良回答：“臣有诗奏云：我去修行不做官，每日朝朝只在山。渴饮葡萄香醪酒，饥餐神仙不老丹。闷去观书并看景，一时闲坐把琴弹。我主问臣归何处，身心只在白云间。”可知，张良隐居修道的兰考不仅自古盛产葡萄美酒，还有道教圣地白云山。
白云山为土山无石，因每天早上白云徐徐升天西去，故名“白云山”。山下有“黄风洞”，传说是“四皓”之一夏黄公，即黄石公崔广修道之地。此洞深邃幽奇，张良死后也葬在此地，后改称“子房洞”。至今张良墓高十米，周围古柏参天，十分壮观。此后，道家便将“白云山”尊奉为道教圣地，并冠名各地道教场所为“白云观”。
昆仑山修道的夏黄公崔广祭像。
张氏族谱认为，张良居陈留白云山，是道教陈留派之祖。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记载：“张良城，在(陈留)县东六十里。按(三国魏文帝时代古籍)《城冢记》云：‘此城汉高祖为张良筑，亦名张良城。’良十三世孙(张)德，为兖州刺史，袭封陈留侯，食小黄万户。至炀帝时，葬张城西南三百步。今呼为张光墓者是也”。张德为“兖州刺史”，张光为道教第十三代天师，大概不是一人，但都归葬于开封古陈留先祖张良祖茔却是事实。
2、道教“祖天师”张道陵曾在开封潜心修道。张良隐身修道对张氏子孙影响很大，也对传承和弘扬道教发挥了重大作用。张良八世孙张道陵素志于黄老之道，无意官场，效仿先祖出离尘世，隐居北邙山中潜心习修黄老长生之道。他研读了《道德经》、《河图》、《洛书》以及谶纬之学，三年后得《黄帝九鼎丹法》，道术日益完善，先后在道教祖庭龙虎山、青城山、巴蜀地区传道，著作道书二十四卷，阐明“天师道”的微言奥义，成为教众的行动纲领，创立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他尊奉老子为教祖，并著作《老子想尔注》宣称：人君用“道意”来治国，国则太平;循“道意”而爱民，民即寿考;人法道义，便可长久，并以“佐国扶命，养育群生”为最高目标。道教第一代天师张道陵被教徒尊称为“祖天师”，称道教为“天师道”。
道教第一代天师张道陵。
张道陵把传道教区分成二十四个传教点，史称“二十四治”(治为传教点)，并且虚设“北斗治”以纪念当年在北邙山隐居修道之地。
关于“北邙山”的地理位置，清代第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崆峒问答·一二一问》解释:“北邙治河南开封之北,当天下之中”。其中“治”为“始”。说明道教第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认可第一代天师张道陵隐居修道的“北邙”始在开封之北，也称“天下之中”。开封土柏岗一带也曾有“祖师庙”、“天师庙”的传说。这与黄帝成婚大梁、老子讲道开封、张良修道白云山、子孙世袭“陈留侯”的历史相一致，进一步说明开封为道家发源地。
3、道教大家曾探访开封道家圣地。开封白云山、老丘、苍梧、北邙山、老子驿店是历代儒道学者寻贤问道的圣地。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周与政治家、哲学家惠子是好朋友。惠子在魏国大梁称相时，庄周曾多次到大梁探访惠子，并在《庄子·外篇·秋水》中记下两人“濠梁鱼乐”之辩。故事就发生在老子驿店(今延庆观一带)南部护城鸿沟的“濠梁”桥上。庄周《庄子》中还记载许多在开封大梁一带采集的道家圣人故事。
庄周惠子“濠梁鱼乐”图。
传说，东汉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也曾追随老子足迹到鹿邑太清宫、兰考白云山、平丘苍梧、开封延庆观、中牟圃田等地采集老子事迹，与易书《归藏》“有白云自苍梧入大梁”和道家“紫气东来”之说相符。“白云”为兰考白云山;“苍梧”为聃国老丘北部的平丘鸣条舜帝、商君下葬地(一说为“四皓”隐居的商山);“大梁”为开封。
汉代之后道家文化在开封得到了新的发掘和传承。
1、唐代老子讲道处建有“上源驿”。汉唐时期中国政权中心多在中原西部地区，开封称作“陈留”、“汴州”。由于开封汴河是东西部水上交通的重要航道，老子大梁传道处又临近汴河码头，这里便建起了汴州最大的驿馆“上源驿”，为官方传递公文、押运物资、出巡督查等人员中途休息、转换交通工具提供便利。唐代末期，开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朱温曾在“上源驿”设宴，答谢帮助自己打败黄巢起义军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其庆功接风。
朱温像。
2、宋代“都亭驿”附近建有道教“天庆观”。到了宋代，“上源驿”改称“都亭驿”。“都亭驿”由宋朝功德使管辖，是周边各族与宋朝进行经济贸易、礼仪文化交流的场所，对发展宋朝与周边各族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著名道教学者、老子鹿邑同乡、赐号“白云先生”的陈抟，是五代宋初时期一位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在陈抟以前未见有“太极图”，也未形成太极文化形态及其理论体系。自陈抟创绘出“太极图”、“先天方圆图”、“八卦生变图”等一系列《易》图，并发表《太极阴阳说》后，才有中华独有的太极文化形态和系统理论的形成，推动了宋代历史的进步，成为宋代辩证唯物论的先源。他继承汉代以来象数学传统，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是中国太极文化的重要创始人和宋代理学文化的奠基人。
陈抟曾多次被宋太祖、宋太宗诏至开封咨询国是，请教道理，赐他宫院不住，偏偏住在老子讲道的“都亭驿”之地。并不因为这里接待规格多高，而是足以证明老子讲道处“都亭驿”在道教地位的重要性以及陈抟对老子道教文化的敬重。
宋太宗诏陈抟图。
陈抟对道教的贡献和影响引起了宋朝对道教的高度重视，开始把道教尊为国教。公元1009年夏天，宋真宗下令天下所有州县都要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地处“都亭驿”之地的开封府府尹兼功德使，掌管着全国佛、道教行政事务和道官选授工作。于是，率先在府衙内老子讲道旧址上建起“天庆观”(今延庆观)，既作为开封府崇奉道教圣地的诚意，也作为管理全国佛、道教事务的行政场所。据说天庆观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下联：德承心心承性性承气气承太极。大意：道是自然界万物遵循的规则，人是秉承自然规则的主体，体现了中国道教的基本理念。
3、元代开封全真道“万寿宫”再度兴盛。金国入侵开封导致“天庆观”惨遭破坏。公元1169年，金代道士、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嚞，道号“重阳子”，率领邱处机等弟子特意到达开封拜访老子道家圣地，并住在道教天庆观遗址一带的太宁坊王氏客店。王嚞在此创造的全真道，继承了吕洞宾等人的内丹思想，提倡道、儒、释“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认为道、儒、释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实践原则是“苦己利人”。王重阳引儒、释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仅提升了道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统摄力与融合度，更在北宋灭亡后道教面临乱世衰危中保存了中原华夏道学文化之命脉，为后世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嚞图。
次年，王嚞在天庆观旧址一带无疾而终，羽化升仙。道众为了纪念他，便在天庆观旧址的王氏客店一带修建了一座道观，并用王嚞道号“重阳子”冠名以“重阳观”。
公元1233年，元代的全真教开始兴盛，按照王嚞弟子邱处机意愿，元代全真道士王志谨，道号“栖云真人”到开封主持重阳观道教事务。王志谨主张修行者首先得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尤其要在境上炼心，对境无心，不染不著，顺其自然。“人生于世，所为所作，无不报应。”他借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告诫习道之人，要常思己过，切忌骄矜，应韬光晦迹，安贫守朴，“苦已利他，暗积功行。”他富有开拓精神，经过三十年苦心营建，使重阳观重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家圣地，元帝亲笔赐名为“万寿宫”。
全真道士王志谨。
4、明代“延庆观”传承至今。元末明初的公元1358年5月，农民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进攻开封，万寿宫在双方交战中被摧毁，只剩下一处斋堂“玉皇阁”，顽强地显示着道教文化的巨大生命力。
明代时期，“万寿宫”的南部称“大纸坊街”，北部称“馆驿街”，之间建有“大梁驿”。公元1373年，明代开封周王府开始重新在此修建道观，更名为“延庆观”,规模已大不如前。但元代所建的“玉皇阁”仍被保留下来，展示着别具一格的元代文化建筑风格。
延庆观玉皇阁图。
5、开封道教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应该得到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民族朴素辩证唯物世界观的客观反映，是对“太极”理论揭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最根本哲理的一种传承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形而上学地将其当作封建迷信文化对待，而应该将道教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据元代宰相脱脱《宋史·徽宗纪》记载：宋真宗认为道教本“唯中原有之,然不甚盛”。这一说法，从道教发源和五代时期的现实来看是客观的。我们把这句话延伸一下：优秀的道教文化“唯中国有之,然不甚盛”。这也是当今优秀道教文化传承的客观现实。
开封的伏羲皇都黄柏山、仓颉造字台、北邙山、陈留河图村、唐代“地之中”、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等人文遗存，都印证着伏羲“太极八卦图”最早发源于开封“天地之中”的客观事实。“河图洛书”图形被宋代陈抟老祖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龙图三变之说，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复活了象数易学及河图洛书二个图式，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形式注释道经，对理清《周易》性质，批判玄学易经中主观唯心史观内容具有重要意义;陈抟开启的“图书”之学，成为宋学和正宗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陈抟又曾到宋朝国都开封和延庆观一带传道、居住，如此丰富的道教人文传承为开封和延庆观提供了令人羡慕的历史文化资源。
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图。
上述分析情况告诉我们，道家、黄老和道教在开封的发源和传承，就如同“太极五行”文化、三皇五帝“天地之中”在开封发源和传承一样，从不同角度印证着开封是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和传承核心地的客观事实，提示我们：开封悠久、深厚文化旅游资源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发掘和利用。
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十九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一直是设计师们关注的话题，现代设计中如何恰当、有效的运用中国传统元素是设计师们倍受关注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现代设计的影响，以及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的多种方式都应当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力求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得到恰当、合理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源远流长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积累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正是在这种因素的基础上，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正潜移默化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风格多样的艺术门类中，对传统文化的运用表现得是精美绝伦。如中国传统水墨元素与现代几何形状融合的设计形式；现代社会热衷的“中国风”风格的房屋设计理念；甚至在音乐领域都出现了以中国传统戏曲曲调为主旋律的现代流行歌曲，在不同年龄阶段引起了广泛、高度的追崇。但是由于近年来国内外各种新思潮的不断涌入，影响着我们固有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使我们的作品越来越偏离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设计师对传统文化不加以利用和宣扬，必将会导致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发展的停滞。因此，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更为广泛和深入应用，是当今设计师们所面临的新课题。现代设计只有符合时代的脉搏和节拍并不断地推陈出新，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无穷价值才会更具有生命力。
中国传统美学体系博大精深，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中国传统艺术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正是这三种美学思想的不断冲击和融汇，影响和决定着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天人合一”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使社会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现代平面设计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的，但这种和谐不是通过点、线、面等基本因素的简单堆积或叠加，而是通过图形创意、文字编排、色彩冷暖等视觉元素的运用，使各元素之间以有机的整体性来呈现不同的视觉形式美感，同时也能够使它们更准确、有效的达到为主题概念服务的目的。
比如对家国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是中国人极其敏锐的心理感受，在世界各民族中，再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注重团圆了。所以说到团圆这个字眼，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处，可以说是流传深广。中国人借用传统文化把人们美好的祝愿画成优美的形象、吉祥的图案，并用这些元素去装饰礼品。馈赠者的情感和愿望不仅得到了表达，受礼者也得到了精神慰藉和心理满足。
1、传统图形的创新。
古代艺术为现代图形设计提供了丰富元素，如龙、凤凰、太极等基本图形，这些图形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如驱除灾难，追求幸福，长寿等美好愿望。中国传统图形蕴含着永恒的时代内涵，因为古代人与现代人是相通的，现代人与未来人也是相通的，他们表达了人类自身最根本的需求，设计者可以运用这些古代的图形表现出时代精神，现代设计融入传统图形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要研究其深层次的文化特点，并提炼出特定文化的精髓，将中国传统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到现代设计作品之中。我们还要把传统图形等一系列元素进行变化、重组，使其既保持传统图形的形体特点，又含有现代设计的韵味，进一步表达出某种情感和思想。目前中国元素在设计领域的大量运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崛起。
北京奥运会一系列精美绝伦的设计可以说是把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宣扬到全世界的完美诠释。奥运奖牌就是传统文化在奥运题材设计中的运用。奖牌背面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背面的中间位置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的金属图形。整个奖牌从整体上来说尊贵典雅，中国特色浓郁，既体现了对获胜者的赞誉，也形象的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高尚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拼搏精神的真挚褒奖。另外在火炬、标志、志愿者、礼仪小姐服装等种.种设计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深刻意味，又具有现代设计所具有的时尚感。
运用传统图形为设计符号，可以在完成主题的情况下形成具有文化内涵的视觉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国际大环境中发展的结果，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传统字体的变形。
现代设计中常常会用到文字的组合编排，说到字体，我们会情不自禁的联想到我国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形式——书法，书法字体运笔的轻重、虚实、强弱、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灵魂。从最初阶段的象形文字和甲骨文到篆刻、宋体等其它字体，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对中国传统文字进行再设计成为当今社会的潮流，甲骨文作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既是图形又是文字，它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为后世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原则和基础。我国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过“甲骨文之所以能开创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其秘密正在于它把象形的图形模拟逐渐变为纯粹化、抽象的线条和结构。这种净化的线条——书法美，就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
在平面设计领域卓有成就的年轻设计师陈楠，尤其对甲骨文、东巴文等字体深有研究，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研究甲骨文，其价值在于他能够把一套非常古老的元素通过现代化的设计手段供给今天的青年人参考借鉴。这是作为一个设计师创新方面的重要体现。
古代文明创造的蕴含中国传统瑰丽文化的各种字体，应将它建立在现代设计与现代科技的紧密结合中，在字体设计上做不同程度的“加法”或“减法”，使它能充分反映传统文化内涵并具有时代个性的设计风格。形式多变的中国古代字体已震惊世界，作为中国设计师更应该深入探索、研究它，把它的神秘面纱揭开，让它在现代经济中充分发挥魅力。
3、传统色彩的提炼。
中国传统色彩体系对于现代色彩设计,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设计财富。传统色彩作为历史文化的结晶传承下来,并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用色习惯，通过社会生活的各种媒介转化为现代人生存所需求的东西。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色彩体系如黑、白、黄、绿等颜色成为了中国人应用的主要色彩参考标准。比如：红色是中国的颜色，是喜庆的颜色，因此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灯笼、剪纸、中国结等以红色为主色调的中国传统工艺品，中国红是最具中国传统的色彩，因为只有热烈的红色才最能表达人们心中快乐的心情。
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唐装”成为各国首脑的服装，形成了一种时尚。唐装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民间服饰，它款式独特，颜色艳丽，蕴含着美好意义。唐装的色彩基本以斑斓的红、蓝、黑为主，兼有明黄、金黄、墨绿等，体现了中国传统装饰的色彩观念，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传统吉祥、幸福理念的永恒追求。
色彩的再设计中，应当对色彩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色彩的创新是以体验、感受、领悟、发现为前提条件，我们既要想到传统的古朴和原始色彩，又要想到时代潮流色的发展趋势。另外对现代或传统的优秀色彩作品进行欣赏，也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当你在欣赏一幅名作时，首先就是画面的色彩印象驱动了你的视觉冲击力，欣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启动思维不断自我追问或相互交流的过程。总之色彩再设计归纳起来有四个统一，即：观察与描绘的统一、再现与创新的统一、附丽与独立的统一、印象与联想的统一。我们对色彩再设计的过程中，就要从这四个方面出发并有所突破，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设计色彩的表现能力。
三、结束语。
21世纪的市场竞争是设计的竞争，而设计的竞争背后则是文化的较量。中国的现代设计要具有中国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秉承和发展一切优秀传统文化,是设计创新的前提，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随着新一轮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具有50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元素这个大品牌有着永恒、智慧、神秘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当今社会大谈国际化的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血脉，因此，既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又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产品，将受到中国人的青睐，也将成为设计未来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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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传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篇二十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在当今社会化妆已经是件平常的事了。下面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下化妆的发展历史，欢迎大家阅读。
了解一些过去的东西，也许会对你的生活有好处!用自己的感受，体会一下“以史为镜”的涵义!
据说画眉之风起于战国，在还没有特定的画眉材料之前，妇女用柳枝烧焦后涂在眉毛上。古代妇女画眉所用的材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画眉材料是黛，黛是一种黑色矿物，也称“石黛”。描画前必须先将石黛放在石砚上磨碾，使之成为粉末，然后加水调和。磨石黛的石砚在汉墓里多有发现，说明这种化妆品在汉代就已经在使用了。除了石黛，还有铜黛、青雀头黛和螺子黛。铜黛是一种铜锈状的化学物质。青雀头黛是一种深灰色的画眉材料，在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螺子黛则是隋唐时代妇女的画眉材料，出产于波斯国，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已经成为各种规定形状的黛块。使用时只用蘸水即可，无需研磨，因为它的模样及制作过程和书画用的墨锭相似，所以也被称为“石墨”，或称“画眉墨”。到了宋代，画眉墨的使用更加广泛，妇女们已经很少再使用石黛。关于画眉墨的制作方法，宋人笔记中也有叙述，例如《事林广记》中说：“真麻油一盏，多着灯心搓紧，将油盏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烟凝上，随得扫下。预于三日前，用脑麝别浸少油，倾入烟内和调匀，其墨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这种烟薰的画眉材料，到了宋末元初，则被美其名曰“画眉集香圆”。元代之后，宫廷女子的画眉之黛，全部选用京西门头沟区斋堂特产的眉石，至明清也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西洋文化的东渐，中国妇女的化妆品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画眉材料，尤其是杆状的眉笔和经过化学调制的黑色油脂，由于使用简便又便于携带，一直沿用到今天。
中国妇女使用妆粉至少在战国就开始了，最古老的妆粉有两种成分，一种是以米粉研碎制成，古粉字从米从分;另一种妆粉是将白铅化成糊状的面脂，俗称“胡粉”。因为它是化铅而成，所以又叫“铅华”，也有称“铅粉”的，两种粉都是用来敷面，使皮肤保持光洁。
关于米粉的制作方法，在《齐民要素》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最原始的制粉方法，是用一个圆形的粉钵盛以米汁，使其沉淀，制成一种洁*粉腻的“粉英”，然后放在日中曝晒，晒干后的粉末即可用来妆面。由于这种制作方法简单，所以在民间广泛流传，直到唐宋时期，人们制作米粉，仍然采用这种方法。还有一种香粉，是用粟米制作，类同上，只是最后再加上各种香料，便成香粉，由于粟米本身含有一定的粘性，所以用它敷面，不容易脱落。和米粉相比，铅粉的制作过程复杂得多，从早期的文献资料看，所谓铅粉，实际上包含了铅、锡、铝、锌等各种化学元素，最初用与妇女妆面的铅粉还没有经过脱水处理，所以多呈糊状。自汉代以后，铅粉多被吸干水份制成粉末或固体形状。由于它质地细腻，色泽润白，并且易于保存，所以深受妇女喜爱，久而久之就取代了米粉的地位。除了单纯的米粉、铅粉以外，古代妇女的妆粉还有不少名堂，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宫人段巧笑以米粉、胡粉掺入葵花子汁，合成“紫粉”。唐代宫中以细粟米制成“迎蝶粉”。在宋代，则有以石膏、滑石、蚌粉、蜡脂、壳麝及益母草等材料调和而成的“玉女桃花粉”。在明代则有用白色茉莉花仁提炼而成的“珍珠粉”以及用玉簪花合胡粉制成玉簪之状的“玉簪粉”。清代有以珍珠加工而成的“珠粉”以及用滑石等细石研磨而成的`“石粉”等等。还有以产地出名的，如浙江的“杭州粉”(也称官粉);荆州的“范阳粉”;河北的“定粉”;桂林的“桂粉”等等，粉的颜色也由原来的白色增加为多种颜色，并掺入了各种名贵香料，使其具有更迷人的魅力。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批妆粉实物相继出土，有的盛在精致的钵内，有的安装在丝绸的包里，最有特色的是从福建福州出土的南宋妆粉，被制成特定形状的粉块，有圆形、方形、四边形、八角形和葵瓣形等等，上面还压印着凸凹的梅花、兰花以及荷花纹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