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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们越发重视合同，关于合同的利益纠纷越来越多，在达成意见一致时，制定合同可以享有一定的自由。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合同书怎么写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房地产典当合同纠纷案例篇一
李xx欲购买成都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环球汇天誉一期一套住房，双方签订了认购书，并支付了10万元认付款。后李xx反悔，不想再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成都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已付10万元，被拒后起诉至法院，要求成都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认购款10万元。
本律师代理李xx参与本案诉讼。李xx与成都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认购书具有法律效力，但并未明确约定李xx所支付的10万元为定金，因此不适用定金罚则，该10万元的性质应属于购房款的一部分，既然双方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李xx也不再购买该房屋，该10万元购房款就应当予以退还。而至于李xx违反认购书的约定，未在约定期限内与成都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成都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以对李xx提起反诉或另案起诉，但不能将10万元购房款直接作为李xx的违约赔偿款不予退还。
依法判决成都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李xx10万元认购款。
房地产典当合同纠纷案例篇二
从我国房地产实践来看，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交易、房地产权属登记、房地产物业管理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从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研究和论证;另一方面需要实务上的反复实践、运用和总结。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普及和应用才是根本。没有法律的普及和应用，就没有法律的生命。
今天本站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案情介绍】
20xx年9月18日，原告柳州超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凡公司)与被告南宁桂馨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馨源公司)和第三人柳州市全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威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土地开发合同》，约定全威公司将位于柳州市柳石路153号的土地转让给被告桂馨源公司，并将土地过户到被告桂馨源公司在柳州成立的公司(恒茂源公司)名下，土地转让价款为2860万元。同时约定由于原告超凡公司在转让土地上前期投入了资金并做了一些工作，被告桂馨源公司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640万元，该款项于被告桂馨源公司得到土地使用和开发指标批文，可以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时间起一年内支付。
之后，原告与被告恒茂源公司于20xx年12月17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于20xx年2月25日通过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的审批同意转让，被告恒茂源公司于20xx年1月10日取得(20xx)第100757号国有土地证，并于20xx年12月交纳土地变性费用，将土地变性为建设开发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到20xx年2月止，被告恒茂源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发的“嘉汇·龙潭”小区已经全部开发完毕，但被告恒茂源公司仅仅向原告支付了150万元补偿款，其余款项拖了几年一直未支付，原告催讨协商未果，遂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款项。
1、超凡公司与全威公司作为共同体履行《土地开发合同》中出让方的权利义务，二者权益完全统一，桂馨源公司与超凡公司之间不存在单独的债权债务关系。
2、所谓的补偿款实为土地对价的一部分，是全威公司指定要求支付给超凡公司的，超凡公司并无独立债权。
3、桂馨源公司应在4500万元的土地对价范围内付款，且必须支付完合同约定的三项代付费用后，余款再支付给全威公司和超凡公司。
4、桂馨源公司初步统计已付款40802409元，剩余款项应在三方核对账目扣除违约金后再结算。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土地开发合同》是在三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且已被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三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超凡公司根据《土地开发合同》的约定，主张恒茂源公司、桂馨源公司支付剩余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支持。对于本案中的付款责任主体，虽然恒茂源公司并非《土地开发合同》的当事人，但其系桂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柳州设立的控股公司，并代桂馨源公司履行了上述付款行为，加之本案所涉土地亦过户至其名下，其系实际受益人，故应由恒茂源公司、桂馨源公司向超凡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桂馨源公司辩称上述1640万元名为土地补偿款，实为土地对价款的一部分，认为应将恒茂源公司支出的全部费用40802409元从合同总价款4500万元中扣除后再向超凡公司、全威公司共同支付。因事实上恒茂源公司支出的上述40802409元款项，其中只向超凡公司支付了土地补偿款20xx418.5元，其他款项均系土地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土地转让费用。这与恒茂源公司应向超凡公司支付的土地补偿款是两笔性质不同的款项，且超凡公司、全威公司又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机构，故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最后判决：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应向超凡公司支付土地补偿款14386581.50元，并负连带责任。
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合同是当事双方的意思表示，合意达成，则合同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土地开发合同》是三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三方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土地开发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1640万元是桂馨源公司基于超凡公司“投入资金作了一些前期工作”而给超凡公司的补偿款，该条与《土地开发合同》第一条“土地转让款2860万元”是分开约定的，显然不属于“土地转让款”的组成部分。因此，被告关于“1640万元土地补偿款是土地转让款2860万元的一部分”的辩解不可能被法院采纳。
二、公司是法律创制的法律主体，对外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使两个公司的股东存在重合的情形，也不表明两个公司是同一个主体。超凡公司和全威公司是两个独立登记的法人，法人人格具有独立性，法律并没有禁止相同的股东、董事会成员同时成立多个公司，被告认为超凡公司和全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致应当视为同一个主体，而主张向全威公司支付就等于支付给了超凡公司的答辩意见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旧城区的改造是关乎一个城市整体市容，提升城市整体规划水平，与本市整体形象息息相关的话题，尤其是作为20xx年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的q市，更是重中之重。在旧城区的改造中，一旦出现了法律纠纷，将会直接影响到旧城改造的步伐。
位于q市某区的某新村由于环境脏乱差，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致使人民群众多次上访，人大代表也多次以提案的形式要求解决，市领导对此十分重视，解决好此旧城区的改造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案是在前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在a集团公司与b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关乎到原、被告的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旧城区改造的进程，影响到成百上千户旧城区居民的居住条件，甚至影响到q市的整体形象。
1999年4月，b实业有限公司与a集团公司就q市某区某新村村庄改造工程达成合作意向，约定由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办理项目的立项、环评、定点、规划等前期手续，并在取得项目开发权后出资进行开发建设。a集团公司负责提供资料，协调关系，申请优惠政策等工作。为保证上述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前期的有关手续暂以a集团公司的名义办理，待该项目经规划部门批准后再将建设单位变更为b实业有限公司。
于安置的全部住宅。合同还约定：项目结束后，b实业有限公司将税后利润的2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款，或折算成相应建筑面积。”20xx年5月，a集团公司又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约定在原合同书分配方案的基础上，b实业有限公司另外再支付10%的利润转至a集团公司指定的户头，或按3500元/平方米折算成网点，交于a集团公司。
在签订《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后，20xx年6月27日，b实业有限公司以a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变更定点建设单位的请示”，向q市规划局递交了“关于变更定点建设单位的申请”。 20xx年7月21日，a集团公司突然向规划局发出声明，要求停办变更建设单位的手续，于此同时，要求b实业有限公司与其解除双方的合同。
双方经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a集团公司遂于20xx年2月份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a集团公司主张：合同是b实业有限公司单方做出的，并以不正当的手段加盖了a集团公司的公章，该合同从形式看就属无效。而且合同约定将70亩的集体所有土地出让给b实业有限公司，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请求法院确认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b实业有限公司返还持有的有关文件和图纸。b实业有限公司答辩称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共同做出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有效。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共同做出，事实属实，合同的性质为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行为。依据合同的内容，双方应办理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然而，a集团公司欲要同b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土地，未办理出让、变更手续，a集团公司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该手续的欠缺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归于无效，b实业有限公司应当返还a集团公司持有的相关文件和图纸。
(说明：1、a集团公司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为股份有限公司。占用某新村所在土地，但未办理使用手续;2、b实业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尚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1、合同的性质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a集团公司提供用地，由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报批，并出资建设，故合同应为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合同。
② 本合同名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实为土地出让合同。
设，项目结束后，b实业有限公司将税后利润的3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或折算成相应的建筑面积，以上条款约定了出让的土地面积、位置及金额、方式等，同时合同明确约定了项目的立项、各种手续的办理以及投资建设、房屋销售均由b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因此，该合同属于土地出让合同。
③ 本合同为开发权转让合同。
合同约定了双方合作进行立项、规划等项目前期工作，因a集团公司对本案涉及土地未取得合法使用权，故不涉及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建房问题。a集团公司能用来与b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是开发权。合同中约定的“a集团公司将前述村庄占用土地及少量土地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此条款应理解为a集团公司让出此地开发权，由土地部门将该项目出让给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合同约定“该项目以b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开发”，也说明了前期工作准备完毕后，该项目的开发权将转给b实业有限公司，所以本合同应为开发权转让合同。
④ 本合同为合作开发合同
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意思表示真实，由双方合作对某新村项目前期进行合作开发，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建设部《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双方成立合作开发的法律关系。
2、合同的主体资格
根据对合同性质的理解不同，对合同主体资格也有以下几种理解：
①a集团公司的主体资格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联建合同。在联建中作为出地方的a集团公司应当对该地块享有使用权，而实际情况a集团公司未持有法定的使用证明，故a集团公司无权将不属于自己使用的土地与他人进行联建。a集团公司没有资格签订此合同。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开发权转让合同。a集团公司享有对该地块的开发权，但由于缺少经验，所以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该开发权转让，在此情况下，a集团公司是有合同主体资格的。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合作开发合同。双方共同约定对该旧城区进行改造，并依法至相关部门审办各种手续，是合法有效的，a集团公司有合同的主体资格。
②b实业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资质证书》，并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企业，没有资格与他人签订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内容的合同。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约定的内容是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前期工作阶段并不要求工作主体必须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一般企业法人均可进行前期工作，在开发建设实施阶段，才要求开发建设企业必须取得相应的开发资质，并且，法律规定取得项目及土地使用权后，企业方可申办房地产开发资质。所以在本合同中，b实业有限公司具有主体资格。
b实业有限公司由于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省高院交纳诉讼费，导致判决书生效。b实业有限公司万般焦急，因为此合同的解除，就意味着其可得利益1亿余元随着一纸判决的生效而付之一去。在此情况下，b实业有限公司委托我所代理再审阶段的诉讼活动。
我所在接受b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后，指派律师代理了b实业有限公司在q市中院再审阶段和省高院再审阶段的诉讼活动。
1、中院再审，推翻一审判决
承办律师在接受本案的委托后，深知本案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一审已经败诉的情况下，要将案件的结果扭转过来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有充足的证据和理论依据作为支持。承办律师深感此压力，由主办律师挑头，业务骨干参与，组织了三次业务研讨，就案件的情况集思广益，最后主办律师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汇总、分析了多方的观点，以其深厚的法学理论，精通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改变原审判决的新观点。
承办律师认为：
首先，原审判决对合同的性质认定错误。该合同不属于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合同。根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及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是指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的行为。因此，合作开发房地产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合作一方必须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二是双方合作的内容是在该土地上实施房屋建设行为。本案合作双方均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双方合作的内容是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目的，故不符合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构成要件。
取得,经过工程建设报建、招标投标、施工许可证审批、工程施工建设,止于工程竣工验收结束。
②适用法律不同：前期工作阶段适用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土地出让规划、拆迁安置管理、建设用地征用划拨管理、建设用地供应等法律法规，主要规范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土地用途和使用权取得方式等。开发建设阶段适用房地产开发转让管理，工程建设管理等法律法规，主要规范房地产开发建设行为和房地产转让、经营行为。
③法律对行为主体的要求不同：前期工作阶段，并不要求行为主体具有特别的资格，一般企业法人均可进行前期工作。当然前期工作结束时，项目的建设单位和土地使用权取得者应当一致，这说明法律允许前期工作单位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申报取得开发资质。而开发建设实施阶段，则要求实施开发建设的企业必须取得相应的开发资质。
④行为主体变更的法律后果不同：前期工作阶段变更建设单位，只是项目开发者本身的更换，不产生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因为这时土地使用权未出让，使用权人尚未最终确定。开发建设实施阶段，建设单位就是土地使用权人。因此，建设单位的变更则必须伴随着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发生土地使用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
综合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一个项目建设在纵向上应划分为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阶段，认定一个合同的性质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对其所处的阶段进行科学的划分，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评判各阶段合同的效力。
②合作开发必须以一方已经取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为前提，而本案合作双方均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不是本合同的前提，而是合同履行的结果。 该合同的产生是基于目前尚不健全的房地产市场和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其客观合理性。本案所涉土地原为集体所有制土地，随着村庄城市化的进程，已由国家征为国有(但未办理出让手续)，目前的土地使用权均散落在a集团公司所管辖的村办企业及村民手中。后政府拟对该区进行旧城改造，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大面积的拆迁工作。
包括政府部门的审批中都不存在障碍。
其次，b实业有限公司符合合同的主体资格。因为该合同是针对项目的前期工作，没有进入施工阶段，在这个阶段法律对主体没有特别的限定。相反，法律规定只有取得项目及土地使用权后，企业方可申办房地产开发资质。
最后，律师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了a集团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真正目的：a集团公司为了谋求更高的利益，不惜违背诚信原则，在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又与c公司签订另外一份基于该地块的合作合同。
a集团公司辩称：
②a集团公司单方撤回申请仅涉及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关系，不具有违反合同性质，应驳回b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在庭审调查阶段,法官在看了双方提交的证据后,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承办律师隐隐感到法官的思路还停留在已生效的一审判决中，并没有对该合同的性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鉴于此情况，承办律师在质证中对合同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下一步的辩论埋下了伏笔。在庭审进行到了辩论阶段，承办律师就前文所述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细致周密的论述。法官在听取我方的陈述时，微微点了一下头，正是法官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被承办律师看在了眼里，同时也看到了翻案的希望。承办律师不失时机的在庭后马上提交了书面的代理词，更加直观的将律师的观点呈现在法官面前，将律师的观点一步一步，潜移默化的灌输给法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法院认定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性质为开发权转让合同，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种开发权转让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且根据规定只有办理建设项目立项、规划定点等前期手续，方能申办企业开发资质，故b实业有限公司符合合同主体资格，判决撤销q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原一审判决，驳回a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律师对合同性质的认定，但已否定了原审判决对合同性质的认定，进而得出应维持合同的判决结果，这已经是律师的一大胜利。
2、高院再审，维持中院再审判决
作开发合同而实为土地出让合同，并非开发权转让。理由如下：合同约定，a集团公司将村庄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共约70亩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结束后，实业公司将税后利润的3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或折算成相应的建筑面积，以上条款约定了出让的土地面积、位置及金额、方式等。
同时，合同明确约定了项目的立项、各种手续的办理以及投资建设、房屋销售均由b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因此，该合同属土地出让合同，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出让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依法应是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出让。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出让该宗土地，显属违法，合同当然无效。
承办律师坚持在中院再审时的观点与思路，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深刻的分析了案情及案件中的焦点问题。针对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土地转让的论点，律师重点进行了阐述。合同的原文表述是：“乙方(a集团公司)将前述村庄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出让，供甲方(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该约定分别陈述了两个行为：
1、乙方出让土地;
2、甲方开发建设。
两行为在法律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之间的联系在于其具有共同的行为指向——政府，即乙方负责向政府办理拆迁、出让土地等事宜，甲方向政府申请开发建设该项目。综合起来分析，该合同约定的真实意思应是：a集团公司向政府办理土地拆迁、出让工作，以供b实业有限公司向政府申请得到项目开发权后进行建设。
显然，该表述的实质意义与抗诉书中理解的“乙方(a集团公司)将土地直接出让给甲方(b实业有限公司)”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抗诉书将两个分别独立进行的行为直接的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媒介——政府，进而得出a集团公司向b实业有限公司直接出让土地的结论，显属主观臆断。
最终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观点，认定b实业有限公司具有合同主体资格，a集团公司与b实业有限公司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该合同的性质为合作开发合同，合法有效，维持了q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
[案后思考]
案件的结果以我方胜诉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回头来看本案，貌似简单，主要是确认合同效力的问题，但其中涉及的法律关系却是极其的复杂，需承办律师有深厚的法学功底，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这场官司历经了两级人民法院三次审理，历时二年多，结果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且不说双方当事人在这场官司中所耗费的精力、人力、物力，单说给旧城区的改造工作造成的停滞，就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且此案一平，另外一案又起。
(a集团公司由于被判决履行此合同，所以必须放弃与c公司的合作，c公司必定受到极大的损失，至此一案又生)我们在思考„„我们呼吁和告诫那些将要或者已经开始通过诉讼手段谋取不法利益的人们，不要失去了诚信，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而酿成更大的过错。
房地产典当合同纠纷案例篇三
合同违约是指违反合同债务的行为，亦称为合同债务不履行。这里的合同债务，既包括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又包括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还包括根据法律原则和精神的要求，当事人所必须遵守的义务。仅指违反合同债务这一客观事实，不包括当事人及有关第三人的主观过错。各个国家合同法对违约行为形态的划分都是不一样的。以下是本站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房地产合同纠纷违约金相关案例。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上诉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违约金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20xx]和民合初字第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xx年11月28日立案，由审判员白云良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高子丁、代理审判员王大鹏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投资公司委托代理人徐驰、王昱，被上诉人李世公司委托代理人栾严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投资公司诉李世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结算纠纷一案于20xx年11月12日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投资公司要求返还投资款743.1万元、迟延履行违约金及利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3月15日作出(20xx)沈民(2)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关于李世公司的违约金责任，该裁判文书作出了如下论述：由于20xx年协议书明确约定，如李世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投资公司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投资公司支付违约金，因此李世公司应向投资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且当事人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李世公司虽提出最高法院有关于违约金标准的司法解释，应按司法解释标准给付违约金，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均是指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而依据的“计算标准”，而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不属于没有约定违约金“标准”。
故李世公司以按司法解释确定违约金标准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当事人的前述违约金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的规定，李世公司承担违约金责任后仍须继续给付合同价款。由于双方约定的是分期付款，故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亦应分别计算，即其中247万元的违约金从20xx年5月21日起计算，另247万元从20xx 年6月21日起计算，其余249.1万元从20xx年7月21日计算。由于投资公司起诉所主张的违约金系计算到20xx年10月30日，诉讼中投资公司亦未增加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对发生在20xx年10月31日后的违约金不予处理，即根据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为20xx年10月30日。最后判决李世公司给付投资公司743.1万元的迟延履行违约金482700元。上述事实，有投资公司向法庭提供的(20xx)沈民(2)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副本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卷佐证，经开庭质证，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投资公司要求李世公司基于违反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给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已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李世公司在该次诉讼中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理由虽未得到法院支持，但并不能据此证明投资公司可以依据该判决的认定增加违约金数额另行诉讼，投资公司在该诉讼中请求的违约金标准及期限、数额是在诉前预知诉讼风险前提下的选择，在法院支持其违约金计算标准后另行增加违约金数额进行诉讼，不符合相关法律对违约金性质、目的的规定，也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性原则，投资公司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10元由投资公司负担。
上诉人投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投资公司与被上诉人李世公司间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已由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该判决确认李世公司确系违约，在判令李世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同时，对违约金部分以双方合同约定的“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标准。由于投资公司是于20xx年10月末提起诉讼，所以对20xx年10月以后被上诉人是否仍继续违约等事实难以确定，因此在诉讼中仅主张了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的违约金，而对该日之后新产生的违约金在当时无法主张。
因此，沈阳中级法院判决：“由于投资公司起诉所主张的违约金系计算到20xx年10月30日，诉讼中投资公司亦未增加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对发生在20xx年10月30日后的违约金不予处理，即根据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为20xx年10月30日。”对上述判决显然可以看出，沈阳中级法院仅仅是因为投资公司对 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违约金未在该诉中同时主张，因而未加以审理，这并不代表投资公司对20xx年10月31之后产生的违约金已经放弃，更不是沈阳中级法院对新产生的这部分违约金已经进行审理并予以驳回。正是由于投资公司对这部分新违约金“未告”，沈阳中级法院对新产生的违约金“未理”，所以投资公司完全有权通过另行诉讼对产生的新债务加以主张。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本案中，投资公司在沈阳中级法院诉讼中对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在诉讼当时还难以确定的违约金未予主张，是当事人依法有选择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处分民事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与违背民事诉讼效益性原则的恶意“缠诉”、“拆诉”、“分诉”有本质上的区别。沈阳中级法院的判决中一再强调其判决确定的违约金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对当事人当时未主张的后产生的违约金未进行审理，本身就体现了对当事人依法选择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的一种尊重，也是对当事人有权依法选择通过另行起诉或其他途径来主张后续违约金的一种肯定。投资公司对新产生的违约金(新债务)另行起诉，正是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合法行使。一审法院以效益性原则为由驳回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对投资公司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无理剥夺，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金是对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等违约行为的一种惩罚，其产生的事实依据是违约、产生的法律依据是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有效约定。本案中，双方约定如被上诉人未在约定期限内付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给付违约金。这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且该违约金计算标准已经为生效判决所肯定。如果被上诉人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上诉人全部款项，上诉人就有权按上述标准计收违约金。
因此，从20xx年10月31日至今，被上诉人李世公司仍然未向上诉人支付欠款，其违约行为一直继续，上诉人对新产生的这部分违约金作为该合同的新债务加以主张，既有事实依据，也符合合同的约定、更有法律依据，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违背法律对违约金性质和目的的规定”的问题，一审法院据此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明显错误。在本案中上诉人投资公司在起诉中所主张的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违约金仍然是依据合同约定的上述违约金标准计算出来的，所以在被上诉人李世公司至今未还清欠款的情况下，其违约天数在增加，就必然会产生新的违约金。这当然不是对法院已经认定的计算标准的擅自增加;相反，恰恰是依据和执行了法院所认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在法院确定了违约金计算标准后，新增加违约金数额另行起诉”的问题。
因此，上诉人依据已经为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也为被上诉人所承认的继续违约的事实、依据双方合同明确约定的、已为法院生效判决所肯定的计算标准对由于被上诉人后续违约所新产生的违约金(新债务)依法起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从20xx年10月31日至实际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的违约金(至20xx年5月30日的违约金为780225元)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答辩称：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20xx年10月12日，辽宁华厦饭店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将饭店土地使用权作价1716万元(占地面积2332平方米)和前期工程款2760万元(含甲方已付工程款1360万元，四建二公司执付工程款1400 万元)，总计4476万元作为同乙方合作联建辽宁华厦大酒店工程的投资。对乙方的合作投资，在工程结束后，以甲乙双方认可的审计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并明确双方的投资比例;二、对补办、续办工程手续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垫付资金。其中应由甲方负担的部分，从甲方的投资额中抵减;应由双方共同承担的部分，作为乙方的工程投资;三、对乙方已替甲方偿还的债务，经甲方与债权单位确认后，可以抵减甲方的投资额;四、本协议签字盖章后，即为生效，对以前就本工程与乙方在20xx年9月1日签署的《联合投资续建辽宁华厦大酒店协议书》、20xx年12月1日签署的《联合投资续建辽宁华厦大酒店补充协议》、20xx年12月28日签署的《协议书》等有关协议同时废除。
20xx年12月10日，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辽宁华厦饭店共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双方同意将甲方在辽宁华厦饭店主体工程的投资额认定为4476万元;二、由乙方替甲方垫付的甲方原工作人员工资款79万元，市四建二分公司工程款1400万元及甲方自建期间尚欠的工程款15.1万元，共计1630万元，由乙方承担支付，抵顶甲方投资;三、甲方原欠的电费13.8万元，水费 10.4万元，电费滞纳金50万元，共计74.2万元，由乙方负责支付，抵顶甲方的投资;四、在后期补办手续过程中发生的土地出让金、公房拆迁补偿金以及其它费用等，由甲方承担400万元的费用，并从甲方的投资额中冲减;五、综上，甲方尚余投资额计2371.8万元，由乙方偿还甲方，偿还方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由乙方用现在开发建设的富通花园的14#楼房产作价偿还，每平方米4300元，偿还面积为5516平方米，乙方协助甲方为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并将银行贷款逐笔随时转入甲方帐户。乙方不负责在办理按揭贷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
20xx年3月24日，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辽宁华厦饭店共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对20xx年12月10日所签《协议书》中的第五条作如下修改：乙方偿还甲方尚余投资额计2371.8万元。共中一部分以位于和平区抚顺路66-13号富通花园小区的14#楼23套共3039平方米商品房，以每平方米4300元作价支付给甲方，该部分金额为 1306.77万元。乙方协助甲方为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并将银行贷款逐笔随时转入甲方帐户。乙方不负责在办理按揭贷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乙方保证甲方购房者于20xx年6月末前进住。剩余投资余额乙方以贷币资金743.1万元偿还甲方。
具体支付时间如下：20xx年5月20日前支付247万元; 20xx年6月20日前支付247万元;20xx年7月20日前支付249.1万元。如乙方未在以上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二、原协议其他条款继续有效;三、该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李世公司未按该《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投资公司于20xx年11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李世公司给付欠款743.1万元、利息12.5937万元及截止20xx年10月30日的违约金 50.5082万元。本院于20xx年3月作出[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判令李世公司给付投资公司743.1万元，截止20xx年 10月30日的迟延履行违约金482700元。该判决于20xx年3月18日送达于投资公司及李世公司，20xx年4月2日系双方上诉期届满前的最后一日，由于该日为星期六，次日为星期日，均为法定休息日，故上诉期应依法顺延至20xx年4月4日。20xx年4月5日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自20xx年 10月31日起截止20xx年4月4日止，李世公司尚欠投资公司743.1万元，应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579618元。
另查明：辽宁华厦饭店亦系独立的企业法人，与本案投资公司所诉争之权利有直接利害关系，但辽宁华厦饭店表示所有权利均由投资公司行使，其不再主张对李世公司的合同权利。
还查明：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于20xx年经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更名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辽宁华厦饭店《关于不参加诉讼的说明》，当事人陈述等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认为：
1、关于投资公司在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是否有权再向李世公司主张20xx年10月31日后的违约金的问题。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已明确认定20xx年协议书的效力并依照该协议书作出裁判，具有既判力。该协议书明确约定，如李世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投资公司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投资公司支付违约金，因此李世公司应向投资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且当事人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且该违约金标准已被本院生效判决所确认。
由于当事人的前述违约金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违约金，只要债务未清偿或迟延清偿，该迟延履行违约金就继续发生。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违约金系基于当时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计算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因此，就本院生效判决未审理的在20xx年10月 31日后实际发生的迟延履行违约金，李世公司负有继续支付义务，原审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
2、关于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的终止日期。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迟延履行违约金系基于与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而发生，其产生的基础为协议中约定的743.1万元债务，即自然债务。只要该自然债务未清偿或迟延清偿，即发生迟延履行违约金。但由于投资公司曾向本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给付743.1万元，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已判决李世公司向投资公司给付743.1万元，自本院 [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4月5日生效后，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在协议中约定的自然债务业已转化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及强制执行力的强制给付之债。
在20xx年4月5日之后，李世公司如未给付743.1万元，则属于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而不是违反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签订的协议，其法律后果是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规定，由李世公司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存在再行依据原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条款继续计算违约金的问题。因此，上诉人投资公司要求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给付20xx年4月5日之后(含5日)的迟延履行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计算违约金所依据的债务金额。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系合同关系，李世公司的合同义务为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李世公司对付款负举证责任，但李世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20xx年4月5日之前向投资公司支付过款项，因此，本院确定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的基础债务金额仍为743.1万元。
4、需要说明的是，辽宁华厦饭店与本案投资公司所诉争之权利有直接利害关系，应作为本案一审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但辽宁华厦饭店明确表示与李世公司合同中所有权利均由投资公司行使，不再向李世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投资公司有权单独主张对李世公司的合同权利。
四、驳回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支付违约金的反驳。
一审案件受理费128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10元，计25620元，由上诉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08元，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161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