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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文昌阁的对联的简介篇一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