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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世界篇一
深夜，我睡得正香，突然感觉有什么人碰了我一下。我睁开眼睛，啊！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小星星。我满脸惊讶。小星星用幼稚的童声对我说：“姐姐，你想不想去玩具世界？”玩具世界？我长这么大了都没听说过。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咬了咬嘴唇说：“好！我去。”顿时，天旋地转，我失去了知觉。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前面是一排“梅花桩”，小星星说：“走过‘万花筒路’，就是玩具城堡了。”啊？这“梅花桩”是万花筒？不太可能吧？我朝里面一望，里面果然千变万化。走着走着，我问小星星：“下面那些漂浮的东西是什么？”小星星说：“那是气球鱼。”一路上，我不停地问小星星，小星星也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走过桥，我搭了一辆“音乐盒”马车，这车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奔跑。到了城堡，见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超级逗逗，受到了热情地接待，吃着大餐，玩着玩具，我高兴得快飞起来了。
“叮叮叮……”我睁开眼，天亮了，原来是一场梦！
水世界篇二
活动目标：1、认识各种颜色并能通过给小动物送礼物体验游戏的乐趣。2、通过各种游戏增进动作的灵活性。
活动过程：1、《颜色大风吹》的游戏引入课题。小朋友们今天咱们玩一个好玩的游戏——颜色大风吹，把小朋友们分成六组，每组戴不同颜色的头饰，我们先请幼儿看看自己的头饰是什么颜色的，然后老师说：“大风吹红色头饰的小朋友”红色头饰的小朋友就站在圈内，其它颜色头饰的小朋友则站在圈外用力吹，老师检查有没有错，再替换不同的颜色。
2、这个游戏好玩吗？好玩！那小朋友们表现的那么好，现在请你们帮个忙行吗？行！你们看小猪它们家住的是什么颜色的房子，红颜色的，那它们家放什么颜色的玩具？红颜色的，小猫的家是什么………，瞧！这么多颜色的玩具放在一起都混了，那请小朋友们帮帮忙给分一分，把各种颜色的玩具放在小动物的家里。
3、小动物们热情地邀请咱们去做客，那咱们带什么礼物叱？噢，有了，老师教你们染色，每位小朋友染一幅漂亮的染画送给小动物们，这是一个好办法：进行染色游戏。
4、利用染好的“小手绢”进行舞蹈表演，《彩色世界真奇妙》
5、小朋友们戴着自己的礼物到小动物家做客——进行区域游戏。 科学区进行调色游戏，观察颜色的变化。 美工区进行涂色各种颜色的水果，各种颜色的碎纸来添色 语言区进行表演，想一想，红色的物体并说出它的作用。
6、进行户外锻炼，各种颜色的队伍进行比赛
幼儿在游戏中巩固了对色彩的认识，并能采用各种色彩的搭配进行染色活动，孩子们深深地融入了这彩色的世界。
水世界篇三
;摘要:之前我们说“文学界”时,这个界,只是国家内部的一小块疆域 现在,这个文学世界却已形成了超越国界的“世界华文文学”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纪、新世界中,新的秩序当然还有待建立。因此我建议采用这个新的架构和思维来正视华文文学书写已然全球化的现象,摆脱近年本土论述和散离认同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动态地建立我们共有的华文世界新秩序。
关键词:华文文学;离散;认同;本土;新秩序
一、华文文学在世界
已故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曾在1966年,于德国莱圣斯堡办过一次“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研讨会。“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一词,根据王润华解释,是引用刘绍铭的翻译,他把“大英共和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中的共和联邦一词加以汉化,成为“大同世界”。因为他认为目前许多曾为殖民地的国家中,用英文创作的英文文学,一般就称为“共和联邦文学”。同样,世界各国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譬如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泰国以及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也可以称为“华文共和联邦文学”。
约略在此同时,即1964年,在台湾的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亦已成立。其后组织越来越扩大,目前除“亚华”有二十个分会代表外,“北美华文作家协会”(22个分会)、“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9个分会)、“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9个分会)、“非洲华文作家协会”(9个分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17个分会)、“中美洲华文作家协会”(6个分会)等七个洲际分会,至2001年均已组成。这世界性的华文作家组合,事实上正体现着散居中国的新特征 。
也就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这种世界性“联邦”的发展,长达四十年,目前已完成它全球化的格局。
本来在这个格局中还缺了一大块,那就是大陆。大陆自1949年后对世界华文文学之发展缺乏关注。到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才开始注意到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现象,并由台湾而香港而澳门而全世界。
依上表可见,第一、二届被讨论的对象只局限于台湾、香港两地;第三、四届,加上了“海外”;到了第五届,“台港”后面还缀上“澳门”;到第六届之后,会议的名称才固定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1985年4月,秦牧在为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办《华文文学》试刊号的“代发刊词”中为华文文学释义云:“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要丰富得多的概念。正像英语文学比英国文学的内涵更丰富,西班牙语文学比西班牙文学的内涵要丰富的道理一样。”也即是说,“中国文学”只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华文文学,而“华文文学”除包括中国的华文文学之外,还涵盖中国以外的用华文写作的文学。该期杂志末尾“编者的话”则认为华文文学包含三层含义:一、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二、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国文学只指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文学;三、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是两个不同概念,海外华人用华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但是,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写的作品却可以称为华文文学。
这是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界定。后来,北京《四海》杂志在1994年第一期《在京部分专家笔谈“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先定位,再正名》,以及1996年4月南京会议等等,对此虽有不少争论,但已逐渐确定了这个概念,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学科也在大陆逐渐确定了。2001年,大陆在研讨会的基础上,正式组织、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代表在这个领域之人力集结、学科建置均已成熟,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过去二十年来,十届研讨会的论文(仅前十一届研讨会的统计)即达438篇(有一届论文集未出版),相关专著,如陈贤茂、吴奕锜、陈剑晖、赵顺宏于1993年底推出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就有60万字;1999年8月出版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则有200万字。可见大陆起步虽晚,目前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军容壮盛之一支力量了。对于世界华文文学,也逐渐摆脱了把“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对举分立的大中国心态,愿意从世界整体格局上来研讨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发展,这毋宁是令人欣慰的现象。
二、华文文学在争论
(一)离散的认同
对世界华文文学的解释,早期倾向于把它解释为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后形成的移民文学。由于是移民,故不论是第一代或第二、三代移民,其作品都表现为移民怀乡的心境,也把原居地的文学风格带到了新居地,对中国怀有感情上的依恋与归属感。
这种解释,由其被称“海外华文文学”或“侨民文学”、“华侨文学”、“移民文学”等名号,便可窥见端倪,我把它称为“离散认同”的解释模型。
所谓离散的认同(identity of diaspora),diaspora一字,孟樊依唐君毅“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之说,译为“飘零”。唐氏该文指称,上世纪始,很多中国人“移居”海外,被迫或自愿改变国籍者所在多有,“如一直下去,到四五十年之后,至少将使我们之所谓华侨社会,全部解体,中国侨民之一名,亦将不复存在。此风势之存在于当今,则表示整个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唐氏所说的,是中国人虽侨居海外,成为华侨,但因不能继续保有国籍,华侨遂将逐渐减少,宛如大树已倒,枝叶四散,花叶亦终将逐渐萎谢一般,此称为飘零。
然而diaspora这个字眼,本来描述的是四散分离的犹太族群基于其共有的经验,在文化及宗教上持续的连结;后来此词又被扩大用来指谓那些跨越国境的移民或离居者在文化上(类似于犹太裔)的联系或溯源。因此,它不是指分散者如花果萎谢飘零,而是说离散者彼此因其同根同源而形成联系,它们与其根源之间亦保持着联系,故虽若飘零,却未萎谢也。离散一词,正反合义,既是散,又是聚。散是人种族裔、聚的是文化宗教等根源性经验。中文字汇里,离字本来也就是这样正反合义的,所以“离骚”之离,班固颜师古等人均解释为“遭遇”,离别之“离”与罹难之“罹”,音义亦同。因此这个词,我以为似仍以译为“离散”为妥。
目前世界上,不仅犹太人,包括亚洲人、非洲人、加勒比海人以及爱尔兰人等等,都有这种离散的认同问题,中国人也不例外。
孟樊曾举电影《浮生》为例:片中导致母女、姊弟、夫妻之间相互冲突的原因,主要系由于国族认同的转换而致身分失焦所造成。七口之家或因移民、或因婚媾、或因依亲各不相同的理由,分居三地(德、澳、香港),彼此的国籍身分虽然不同,但“一家人”以及那种对于“中国”的情感依然强烈地相互维系着。正因为如此,异地而处的归化问题,便严重打击了每个人固有的认同观与认同感,令人不能释怀。
事实上,凡移民或飘零者,跨出边界时,也即一脚踩进了另一个“历史”,面临一个新的认同;但原来边界的那一边仍频频不断向他招手,令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他仿佛是个旅人,他的流动(flux)使其身分难以定位(fixing)。
对游牧者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各种不同的认同诉求对他身心(精神与肉体)的穿透。
再者,客观的环境也造成游子心理上的困境,因为游子客居异乡,他对当地人来说总是外来者(exotic)。他的长相、口音、语言、饮食……乃至生活习惯,或多或少都与当地人有相异之处,被目为“异类”或“非我族类”乃自然而然之事。故移居者想要和当地人彻底融合或归化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努力想达成这个目标,别人也仍将他视为异类。这算是另一种“差异化”。就像在西方知识体系的支配之下,加勒比海黑人被建构成异类及他者(different and other),他者永远不能等于西方人。
同时,离散者总是具有相当的乡愁感(nostalgia)。在面对当地主流族群时,他们只有认同位于远处的“祖国”时,才会得到快乐、尊严以及(替代性的)归属感。固然那样的归属感多半只是想像的认同。
然而对想像中的祖国产生认同,却又往往是他们在居留地被边缘化的一种征兆。
且不说在美国或欧洲这些白人占主流的地区,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东南亚亦复如此。 如马来西亚在独立建国之后,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即独尊马来语文与文化,又在不少政商文教领域保护马来民族特权,将其他族群共享国家社会资源的权利排除在外,形成马来西亚式的种族隔离(mapartheid)。马来政府先后开除许多华社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等人的公民身份,只因这些人希望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就被当局视为破坏国家和谐的人物。1969年发生于吉隆坡的“五•一三”流血暴动,更将华巫之间的语文、教育政策的冲突扩展到极致,使得此后华社推展文化的任务无法深入。若想推广文化事业,得先顾虑当局的行政策略。1970年代马来政府甚至禁止华人在公开场合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包括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绘画、书法、雕刻等),意欲将华人语文及文化边缘化,且非常疑惧马来华人因认同中国而会对马来西亚不忠。
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必须不断表示效忠马来西亚,但对文化根源的认同,却仍有许多人不愿放弃。他们一方面体认到“离”,自己是离根移栽于异域的花朵;一方面则感受到“聚”,应以文字、文学、文化来凝聚自己这个族裔。如方北方所说:“今天有关国家的事务,固然是以国家语文处理。但是集中将近国家一半人口的华人来讨论如何献身国家和效忠政府问题时,华人还是要用中华语文的”。
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中要找这一类事例,可说俯拾即是。60年代白先勇笔下的吴汉魂《芝加哥之死》,以死抗拒在异域的异质化命运;依萍《安乐乡之一日》,在跟女儿屡起冲突中备尝异域“安乐乡”生活的苦果,都属于此类。在美华文学中有一类“香蕉人”形象,形容华人失落了东方文化而又无法完全被西方文化接受。东南亚华文文学也常会写一种“马铃薯”的悲哀。例如菲华作家佩琼的小说“油纸伞”中的中菲混血少女李珍妮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好的中国文学、文化修养,却因为从母亲那里遗传的肤色而被恋人文斌的华族家庭拒之门外,甚至不被整个菲华社会理解。她由此悲叹:“我的悲哀是自己是马铃薯,不管内里怎样黄了,外表仍是褐色的。”这些香蕉人或马铃薯,讲的就是离散者流动的身份,以及挣扎在居住地文化和祖国文化间的痛苦。
1998年,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还和中国沈阳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美国华侨文艺丛书》,丛书的作者都是美籍华人,早已失去了“华侨”身份,但他们却坚持自己的创作是“华侨文艺”而非“华人文艺”。丛书主编黄运基(他在美国已生活了五十余年,早已加入了美国籍)在”总序“中特地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就国籍法而言,真正称得上‘华侨’的,实在已为数不多。但这里之定名‘华侨’,则是广义的、历史的、感情的”,“美国华侨文化有两个特定的内涵:一是它在美洲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但它又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二是在这块土地土生土长的华裔,他们受了美国的文化教育的薰陶,可没有也不可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他们也在觅祖寻根”。可见离散认同历久不衰,至今仍可找到足以与之相符的华文文学现象。
(二)本土的论述
但正如《龙子》或《夜奔》所显示的,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认同意识并不见得相同。上一代具有乡愁、认同祖国,下一代却未必。因此离散认同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
这件事,也显示离散认同不仅在解释某些新移民或某些移民第二、三代时不适用,在某些地区也未必适用,像蓉子就可能不能用离散认同来描述。
当然,陈贤茂问这个问题而得到不同的答案,也肇因于“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歧义性。因此赵淑侠她们固然早已入籍为美国人、瑞士人,在文化及心理上依然可以自称是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这个词中既有“中国”,中国又是个具体的国家,所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时,往往又会与发言者所处的那个国家国籍相混淆。蓉子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说要教子女认定自己是新加坡人而非中国人。当然,也可能蓉子指的就是无论在国籍或文化认同上都要教子女成为新加坡人,要扬弃“中国性”、建构当地性。
这,一种是分裂认同,既认同所居地为其政治身分所属,应对它效忠;又认同文化母国为其精神依托。另一种,是“直把异乡做故乡”,不再系恋母土原乡,而说现在所居之地就是故乡,本土的文化就是自己文化上的依凭。
分裂认同的例子很多,如黄文斌说:“身为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至少面对两种困惑:一、身为华人,我们希望能够保留汉民族的文化、教育及生活方式;二、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我们也希望与其他种族共同塑造一个共生共荣的‘新兴国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或推动华文、华教的人士,不少人采这种态度。这些人,他们在创作华文文学时,已不想“落叶归根”,也不认为自己是飘零离散的游子,他们知道他们属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创作华文文学,只是因为要保存自己作为华人的文化特征或满足其文化感情。
不再认同故国,而以所居本土为新认同对象者也很多,如马华作家林春美在《葬》中将上下两代对故乡籍贯的情感描述得很清楚:“我的祖籍福州,……记得,福州是叔伯口中的唐山。陈旧的四合院,加上几畦圃田,便是梦里的家园。尽管生身父母已仙逝多年,尽管同辈兄弟已所剩无几,他们还是要回去,回去看看那一理就理出了白发的儿时故乡”。“而叔伯的唐山,到了我,已不再如此情长。梦里不见福州也不会引以为憾。毕竟,福州只是中国版图上的南方一隅,也不再有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钟怡雯《我的神州》也说:“我终于明白,金宝小镇,就是我的神州”。林、钟二人的叙述,透露着新生代文化情感的转移,从中国转向马来半岛,也就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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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听过麦克尔。杰克逊的歌曲《heal the world》吧。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就在今天下午，我看了一会儿此曲的mtv，顿时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晚饭后，我提起笔，来了灵感。
这时，脑海里浮现出医生治愈病人的画面。说来也巧，我未来的梦想正是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我想做的不是整天开药，宅在室内负责看病的医生，而是不仅能治好病人表面的伤痛，还能治愈病人心理创伤的医生。然而这首歌更坚定了我做医生的信念。因为我不愿见到哭泣沮丧的人们，我只想看见人们的灿烂笑容。只有增添快乐，抚平人们的心灵创伤，才能使整个人类充满绿，充满活力。只有负责人的与病人耐心沟通，缓和病人心态的，才能算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好医生。
紧接着，我又联想起那永无止尽的战争。一想起战争，我第一时间担心的就是人们的安危。当战争打响时，我真为那些当地的居民担忧，因为如果他们的家被毁了，他们就无路可走了：前方是穷困潦倒的日子，后方是枪林弹雨的入侵。这些人中当然还会包括婴幼儿，一但他们无人照顾了，那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上就挂满了泪水。虽然他们还小但是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不要这样的世界。在此我代表所有被战争影响的人们，向政府请求能否停止战争，还给人们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我们不需要哭泣，更不需要战争和灾难，我们只需要笑容和快乐，所有人类都更需要世界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