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啥通用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孔子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啥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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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2009年十大流行语为 “躲猫猫”、 “被就业”、 “纠结”、“钓鱼”、“秒杀”、“蜗居”、 “杯具”等，可能是现在我们使用它的频率还是很高吧，其实还有一句更远一点流行语我也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甚至是难以释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也许咋一听，你以为是这话对于我们“廉政建设”还有积极意义，实则不然：我倒是觉得我们说着这话的时候反而从骨子里流露出一种国民的奴性。

理由很简单啊，我们国家的宪法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我们为什么还要“人民的公仆”替我们做主呢？反客为主，你不觉得这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宇内之大稽吗？到底谁做主呢，官员们是该“为民做主”还应该“以民为主”呢？是“人民公仆”的错吗？当然他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员分子。但是这话出自人民之口啊，而且曾经为无数国民作为争取权利的有力口号啊，难道这不是曝露出整个民族骨子里某些与当今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格格不入的东东吗？

当然着说明了我们现代化建设，“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但是“每一朵花开都有它的理由”，这种现象的出现背后到底又怎样的理由呢？我们的现代化将会走向哪里呢？有人说，我们对过去看得越深，对未来就看得越远。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的政治历史传统就一切都明了了。

有人说，中华文明源于《周易》，它讲究天地人三才，而又有人恰恰认为 “文化”“文明”的“文”含有天文、地文、人文。现在仅就此三个维度分析一下吧!

众所周知，从天文上讲华夏地区是温带大陆性气候，从地文上讲华夏地区黄土深厚，长河滚滚，东临大海，西靠高原，这就造就了中华大地历史上先进的农耕文明---这一辉煌的人文。

我们知道农耕文明是指人类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而形成的一种文化集合，这个文化集合包括了为适应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制度、礼俗道德、文化教育等。农耕文明是一种定居文明，这个文明虽然没有蝗虫式的游牧文明那样很容易适应新环境的优点，但其兼容性很强，它能够兼容其它文明而逐渐消化成自己的东西。农耕文明的定居思想强调防御而不是进攻，因此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开始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而此后的历朝历代都不断修缮。明代是我国长城建筑发展史上最后修筑长城的一个封建王朝，先后设计九镇。

人类早期的历史就是南方的农民和北方的牧民之间的斗争。农耕民族的粮食来源一般比较稳定，人口的数量一般基数比较大，文明的发展程度也高，对外的攻击性很低。游牧民族，靠放养牲畜为生，放牧的过程中经常要与野兽战斗，民风彪悍。长期的战斗使得游牧民族的人口和文明的发展缓慢，对于南方富足的生活自然无比向往。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富于攻击性，就像狼。

在东方，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一条贯穿东西的长城，偏重防守的农耕民族抵挡住了北方人的侵袭。但是即使如此，蒙古人和满洲人还是一度夺取了统治权。但是由于南方民族的文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大大超出了北方民族，最后游牧民族的落后文明被南方的先进文明同化了。

但是，在西方，希腊文明和他的继承者罗马帝国，却没有这些先天条件，最后在游牧文明的攻击下，国家毁灭了。由于国家崩溃的时期较早，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不够大，还不具备同化的能力，所以具有攻击性的游牧文明主导了西方世界。

至此以后，南北方的斗争就变成了东西方的斗争。

在东西方斗争的前期，东方农耕文明的优越性明显高于西方的游牧文明，所以东方在斗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保守的农耕文明在农业技术上取得成就以后，就裹足不前，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而随着富于冒险精神的游牧民族完成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为能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东西方的文明发展程度发生了转变。由此，长期处于世界巅峰的东方文明衰弱了。可见，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农耕文明处于领先地位。而以工业为社会主要生产力的游牧文明靠着从工业革命中得到的力量，后来居上并且反超。直到现在还控制这世界的主导权。

研究了上面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决定东西方较量结果的砝码，是科学的力量。前期，农耕文明在农业科技上领先，斗争中，东方就领先。后期，游牧民族在工业技术领先，西方就主导世界。

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中，当世界气体文明区的社会组织有血缘关系转变为地缘关系、等级关系时，在中因为农耕文明的发达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缺的一长期的保留，并与君主专制制度机密结合在一起。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在小农业——家庭手工业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宗法——专制的传统社会结构。

在中国人心里，国施加的扩大和集合，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即所谓“家国同构”。家族是个体安身立命的基础，家族的中心地位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解中至关重要。在家庭、家族中，父权至上。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整体之中。当家庭伦理演绎到国家伦理，帝王的权利就自然而然的至高无上。伦理道德上的对父亲的“孝”也就被理所当然的推广到对君王的 “忠”，即所谓“忠孝一体”。所以就不难理解“求忠臣与孝子之门”“以孝事君”“以孝治天下”的原因了。宗法家族就成为“国”与“民”的中介，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在这个伦理型的社会里的政治始终笼罩在宗法的血亲之下，社会等级、地缘政治下压迫与剥削也显得温情脉脉，披着“人伦”与“血缘”的袈裟。

家是国的原型，忠与孝的合一，家庭成为保存国家的原动力，行了以忠孝道德为核心的伦理政治观念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协调政治关系的特殊功能。中国传统社会由此获得了极具修复功能的超稳定结构。

孔子的思想核心“仁”，不就是源于血缘之爱而又最终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爱吗？孔子说“孝悌人之本也”，“仁者爱人” ，由近及远。“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 进一步的解释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

孔门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仁学基础之上的民本主义思想。《尚书》曰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他反对愚忠，主张不与昏君、暴君合作，甚至可以弃之而去。如：“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卫灵公》)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这种政治民主的思想。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更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虽然，民本思想本质上只是一钟“为民做主”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是维护君主统治的重要手段，因为国家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中，兵员和财政直接来源于农民。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是“以民为主” 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逻辑是：因为自然法赋与人类以人性亦即道德理性，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人人平等，因此人人应当享有根据其天赋人性而具有的正当的作人权利即天赋人权；因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因此政治权利人人平等，主权属于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全体人民。尽管“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还有不少的距离，但是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并非水火不容、相互对立，从民本思想发展到民主应该是顺水推舟、顺理成章的事情。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见《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注》：“公，犹共也。禅圣授位，不家之睦亲也。”又云：“同，犹和也，平也。”唐代孔颖达《疏》：“ 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又云：“天位……灼然与天下〔 人〕共之。故选贤与能也。”

《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唐虞之道，禅而不传。”《郭店楚墓竹简》又云：“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

孔子及其后学的这两组话语，分别表示：第一，中国政治的理想，是实行天下为公，建立人道社会。天下为公，乃是最高政治权力属于普天下人所共有（“天位灼然与天下〔人〕共之 ”）。

第二，天下为公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且是必需实行的政治制度。（“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按：《唐虞之道》的意义，是把天下为公从一种看似高远的政治理想，确定为一种其制度可以实行，而且必需实行的政治思想。）

最高政治权力属于普天下人所共有，是天下为公的本质；选贤、上德，崇尚道德，是天下为公的特征；选贤禅位，是天下为公的古代形式；为普天下人服务，建立人道社会，则是天下为公的目的。

天下为公的根本意义，与民主思想的根本意义，是一致的。即：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

孔子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在本质上具有某些一致性。

《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论语雍也》：“子曰：‘人之生也直’。”《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孟子 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论语阳货》：“子曰：#39;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9;”《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由上所述可见，孔子思想亦即儒家思想具有与民主思想一致的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平等思想，具有与民主思想一致的天下为公亦即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全体人民的思想，因此，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结合。

这一结合，是以儒家的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平等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民主思想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然后以此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儒家思想的天下为公亦即民主思想的主权在民；然后把天下为公落实为民主思想的最高权力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立法受人性和人权的限制、民主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一结合的结果，是建立起中国民主思想的核心逻辑。即：因为天赋人性是道德理性，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人人平等，因此人人应当享有依据其天赋人性而具有的正当作人的权利亦即天赋人权；因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政治权利人人平等，因此天下为公，即主权在民。

这一结合的意义，是为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提供中国哲学的基础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治人”和“治于人”的具有伦理色彩的学说，同民主政治思想既有可以融合之处也有相互冲突之处，我们要坚持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辩证法思想，弘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取我所需，去其其余。

在“治人”上，这种伦理政治观作为统治手段，主张为政以德，在德、礼、政、刑四大统治手法中把德、礼视为首要手段。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主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甚至把整治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孔子主张：从君主到各级官员，都要克制私欲，恪守礼法，为民众作出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官员要走在前面，为民表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礼，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孔子主张把人当人看待。对待人民，应重在教化而非重在刑罚。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孔子还反对不进行军事训练就驱使人民打仗的做法，他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在今天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中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要求我们的官员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克己奉公，率先垂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治于人”上，儒家主张修齐治平，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伦理道德，即按照“礼”规范修身养性，达到“仁”的境界，正己方可以及人，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是塑造个体人格以为 “内圣”，而且在参与政治生活中以为“外王”的条件和基础。把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关系、国家政治统治置于同一坐标系中，以“修齐治平”的工公式使得政治社会化，为个人通过自生努力成为政治角色和统治集团鉴别吸收的新的政治成员提供了方向和标准。

《论语子路》：“子曰：#39;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9;”《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39;修己以敬。#39;曰：#39;如斯而已乎？#39;曰：#39;修己以安人。#39;曰：#39;如斯而已乎？#39;曰：#39;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39;”《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

政治的本质是必须公正（“政者，正也”），公正高于政治。政治公正的保证之一，是当政者的行为必须正直（“帅以正”）。当政者应当以修身和由此而来的公私行为，成为公众的表率（“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形成人人以修身为本的文明社会（“明明德于天下” ，人人“以修身为本”）。因此，修身先于从政（“正其身”然后“从政”）。

道德高于政治、修身先于从政，是孔子这些思想对民主思想、民主政治和民主社会建设依然有着积极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总结百余年来古今中西的冲突与融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之上，不断的点对点短短创新求变，确立全球眼光，强化民族意识，谋求多元文化之间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梳理世界文化新秩序，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放眼全球，与普世价值保持一致，又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性，与传统完全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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