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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寒夜》的经典意义论文题目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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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经典 人性 象征 诗化特质
一直以来，对巴金的评价都绕不过小说《家》，而综合作家毕生的创作来看，《寒夜》才是其最为圆熟的作品。通过细读文本，我们认为《寒夜》对灵魂挣扎之痛的书写、对人性开掘的深刻及在整体意蕴上的出色设置，足以使它在现代文学史上获得经典的地位。
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幸运而特殊的作家。他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投身文学创作，短短几年间便凭借小说《家》跻身现代重要作家行列。《家》在当时不仅深受评论界嘉许，也为他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爱戴。然而，也正是这部作品，使得巴金在幸运之外，又颇显特殊：虽然从现代到当代，《家》一度被奉为现实主义经典并选进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但综合作家毕生的创作来看，《家》确非其最为优秀的小说。新时期以来，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开始出现否定的声音。上世纪末，更有笔锋劲健的评论家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对其大加笞挞，将巴金的作品风格归结为“嫩”①。这种评价虽不无故作惊人之语的偏激，但就其对《家》的经典地位及语言弱点的质疑来看，亦有些许道理。
众所周知，一个时代的文学只可能有两种来历：一是当代作家的创作，再则便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是那些逝去的时代中富有责任心的作家对后世善意的馈赠。同时，经典又是一种标识、一种认可、一种权威的力量，让作家的名字得以穿越时空永垂不朽。从审美角度而言，经典作品被载入史册的原因大致有二：或以成熟的风格均衡的品质著称，或是源于某种强烈风格——譬如题材的特殊性，突出的个人色彩，文字上的实验性特征等。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诗仙恰恰各执一端。当我们将视域缩小，目光集中到巴金的诸多作品上时，不难发现《家》充其量不过是一曲青春的赞歌，一篇反抗的宣言，小说渗透着作家澎湃的激情和夸张的郁愤，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第二种遴选标准，但更多还是呼应了特定时代反封建求民主的要求，它远非一部圆熟之作。“一直到战后《寒夜》的推出，巴金才显示了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②的确，越来越多的评论认为，《寒夜》才能代表巴金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寒夜》中对灵魂挣扎之痛的书写、对人性开掘的深刻及其在整体意蕴设置上的出色成就，足以使其在现代文学史上获得经典的地位。
《寒夜》写于抗战胜利前一年，历时三年才完稿。这是一部牢牢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创作：彼时的巴金在国民党陪都重庆某出版社工作，小说中许多情节都是他耳闻目睹的，“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③处身其间，作家自然地贴近了底层百姓。《寒夜》写下的便是乱世平民的悲欢离合，它完整地展示了一个通过自由恋爱组建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的重压下走向毁灭的过程。从结构上看，故事是单线甚至直线发展的，小说所写无非是几个小人物没完没了的生活纠葛。然而，作家的着力点放在这个普通家庭成员间的内心争斗上，只有认真谛听他们灵魂的震颤，才能体悟寒夜里那无声的呐喊中透出的.悲凉。
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热爱生活亦不乏经世济民之志，有着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教育理想。共同的梦想，真挚的爱情让他们选择了自主结合的新式婚姻——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曾被频频书写，涓生和子君是广大读者印象较为深刻的一对。然而汪曾的悲剧并非仅因为生存的残酷或不再相爱，事实上，他们一个在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做校对，一个在私立银行做职员，是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的，且汪文宣至死都深爱着曾树生。虽然战争湮灭了他们的理想，生活也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但真正让他们陷入灾难的却是与另一个人物之间始终无法平衡的关系——那就是汪母。汪母战前在上海过着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与儿子回到四川老家。她有着中国传统妇女的坚忍和慈爱，抱守着老式的妇道观念。她爱儿子，爱孙儿，却独不接纳儿媳。媳妇身上与她有太多的不同，她看不惯前者的生活方式，不愿靠她的收入生活，却又不能不花她的钱;她认为只有自己才真心关爱儿子，媳妇到底是没经轿子抬进门的“姘头”。尤其是在她发现了儿媳与他人约会之后，更是频繁地与后者开战，不断地讥讽甚至谩骂儿媳。而作为儿媳的曾树生虽与丈夫同年，却不像他一般甘于层层阴影笼罩下的死寂生活。她已届中年，却依然散发着青春气息，那个了无生气的家庭让她窒息，婆婆的敌视，丈夫的懦弱，儿子的冷漠让她不断产生逃离家庭的念头。她爱丈夫，也为家庭做出了牺牲和让步。然而，她对幸福或者说“快活的日子”还抱有幻想，追求者陈主任的适时出现，让她对如何取舍徘徊不定：一边是“走”的前景，一边是“留”的苦涩;一边是生命的愉悦，一边是无望的牺牲。对于今后可能的命运，曾树生默默地做过无数次审视。于是乎，三颗灵魂在无边的寒夜中陷入了不见希望的挣扎。门外是不时响起的警报，节节告退的战讯;家中是两个女人无休止的争斗，汪文宣仿佛成了一个夹心层。白日里他勤恳工作，任劳任怨，换得微薄的薪水;下班后又不得不敷衍于母亲与妻子之间，那种想委曲求全又左右不是的奔忙让人心酸。他试图调和二人的关系，设法改造家庭生活环境，然而最终的结果不仅是毫无成效，还让自己在过度愁劳中拖垮了身体，在抗战胜利庆祝日到来之前带着泣血的遗憾和不甘离开了人世。
巴金的小说创作一直秉承传统文学“载道”的理念，关注社会，体察民众生存境遇，又多不平而鸣之声，每因社会革命、封建压迫、专制思想而为文，故有《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作品。诚如上文所言，其早期作品充满叛逆的激情，主导面是反封建反专制，社会学意义高于审美价值。然而，当一位自觉肩负批判与启蒙任务的小说家通过漫长的创作实践而拥有成熟的思考力时，我们说，他是有可能将抽象的社会学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写出深刻的作品来的。通过十几年的写作，不惑之年的巴金完成了这一重要转换。从《憩园》到《第四病室》再到《寒夜》，他不再写英雄壮举，家族风云，而是回归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身上，从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绘刻。
在《寒夜》的后记中，这位恪守人道主义传统的作家谦称自己不过“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④。然而，小说中主人公困顿的处境并非虚构杜撰，而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作家的切肤之痛。巴金称，他在写《寒夜》时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即便不能够，至少也绘下他们的影像，永远的记住他们。所以，就连对左翼小说印象不佳的夏志清先生也由衷地称赞《寒夜》是一部呕心沥血、充满爱心的小说，因为在这部作品中“人性的秘密终于被他（巴金）发掘出来了”⑤。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汪文宣身上有着俄罗斯经典小人物的神韵：他的忍辱负重堪比巴什马金（《外套》），他的唯唯诺诺透着切尔维亚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影子，而他敏感的神经、病弱中的内心争斗又不难让人联想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动荡的生活磨蚀掉了他的理想和勇气，他只想一家人平淡地生活下去。与觉新相似，汪文宣无论在哪里，都是“老好人”。他无私、忍让、迁就，从不伤害别人，一直疲于应付在公司和家庭两端。当他的委曲求全和隐忍退让丝毫改变不了生活现状时，他更加痛苦无着。肺病并非不治之症，却带走了他尚且年轻的生命，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病势一同恶化的还有他深爱的妻子和母亲间的关系，而对于这些，汪文宣无能为力。巴金笔下的汪文宣是弱小、可怜的，又是善良、美好的。卑微的处境下他依然绽放出了光亮。同样，曾树生和汪母身上也呈现出斑驳的人性色彩：她们的善良与自私都是那么明显，她们对汪文宣的爱和怜悯都是那么强烈，然而她们的紧张关系却始终无法和解，让汪文宣耿耿于怀的正是这两个同样爱他的女人，为何不能看在他的分上彼此理解，相互关爱？事实上，正是她们无休止的争战把汪推入生存的夹缝，让他陷入无底的深渊。上文分析过，汪母是个传统观念甚严的旧式母亲，她无法接受受过高等教育及现代思想洗礼的儿媳，她不明白儿子对她所敌视的儿媳的情感需要。她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地操持着家庭，既为儿子的境遇感到不公，又恶毒地希望儿媳离开。汪母略显病态的母爱和与儿媳间的角力，不禁让人想起《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以及《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曾树生是个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显过时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思想独立，经济独立，敢于承担和选择，这些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她对自己“花瓶”身份的利用、对人母身份的推卸又着实令人不屑。她爱丈夫又苦于他不能让自己过上“热闹”的生活，在丈夫病中，她自愿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家庭经济重担，却又为自己的牺牲感到犹疑，对无休止的婆媳斗法感到无聊。曾树生忽而决绝，忽而自责，忽而不平，忽而抱愧……一直在矛盾、徘徊，她也因此成为作家所刻画的小说人物中最见深度的一位。对人性的深入开掘是考验一个作家功力的重要指数，这一点，巴金在《寒夜》里成功做到了。小说用笔冷静、细腻，通过大量心理描写，反复探究复杂的多维性格背后的内在动因。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悲剧是一幕社会悲剧，更是一出性格悲剧。小说中，时代成了人物塑造的底子，使人物富有立体感又不带概念化色彩。正因此，《寒夜》才得以成为与时代紧相呼应又超越时代之上的作品。
在20世纪现代文学创作中，象征作为一种小说修辞手法广受亲睐。几乎所有现代经典小说，如托马斯·曼的《魔山》、卡夫卡的《城堡》、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钱钟书的《围城》，都充满了精心营构的象征。作家通过使用象征喻示作品的主题意蕴和情感态度，因为“一切象征都具有一种具象化、符号化的特质，它是用一个形象来表征一种观念，一种对世界的情感态度。一般来讲，象征都借助于自然物象与主观情感在本质上的同构性或相似性，通过赋予主观情感以客观对应物的方式来含蓄地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⑥。尤其是那些贯穿作品始终的象征，隐含着对作品的内在意义进行思索和把握的向度。现代小说中的象征，又具有普遍化、整体化倾向，如《城堡》《围城》等，与之相类，《寒夜》也具有这种整体象征的特点。
小说开篇，男主人公独自踟蹰在幽寂的夜里，寒气四面袭来。“寒夜”既为此后的情节发展确立下基调，也为读者理解小说提供了必要的暗示。小说构思极为严谨，一二两章清楚点明主题，之后的二十多章，都是对前二章的细部推进。整篇小说在“寒夜”这一象征性氛围的统摄下展开书写，其间充斥着爱与死的纠葛，善与善的冲突，营造出极强的悲剧效果。寒夜里渴望温暖的人们痛苦无着，被折磨又相互折磨，备感压抑感又相互压制。人物命运始终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寂灭感。结尾处，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女主人公游走在阴暗的街上，用她尚且旺盛的精力思索如何走出夜的寒。《寒夜》的整体象征化修辞使得小说的意境无比凄凉，同时赋予人物丰满的内在气蕴，让作品拥有一种单纯的诗化特质——那静静的哀伤伴随着文字裹挟而来，无声地打动着读者的心弦，让我们随着人物的心绪一同起伏。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期然发现这样的规律：耸立在连绵起伏的文学史山峦间的几座高峰无一不具有鲜明的轮廓、清晰的色彩。鲁迅的沉郁冷峻、郭沫若的任笔无端、茅盾的社会学家气质、巴金的热情单纯、老舍的幽默精神、沈从文的湘西情结、曹禺的命运追问、张爱玲的参差对照……各个自成一格。无论鲁、郭、茅，还是巴、老、曹等，都是将炽热的文人激情与自身独特的气质融合为一，才留下了极具个人标识意义的经典巨著。巴金的热情单纯到《寒夜》时，已演化为内热外冷，一样以情动人，却多了几分朴素的流畅。尽管从叙述节奏上来说，《寒夜》还稍嫌呆板平实，然而，当巴金秉持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如同十几年前向垂死的封建制度叫出“我控诉”那样，在漫无边际的寒夜里执笔为死去的小人物代言时，我们感受到的分明是一位敏感、单纯、热情而富于诗人气质的小说家的良知。
① 参见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载《芙蓉》1999年第6期。
②⑤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第249页。
③ 巴金：《寒夜》附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第278页。
④ 巴金：《寒夜》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⑥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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