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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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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尝试对人类的知识进行一次整体的考察和分类，以此为研究者提供蓝图和指导。培根依照人类的理解能力将人类知识区分为三类:“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①。随着近代学术分工和职业化的进展，德国的历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一枝独秀，享有“近代历史学之父”声誉的兰克率先在历史学实践领域树立了典范，声称要与“写文学书那样的自由去发挥自己的材料”划清界限，也不要去企望“述往知来”的重任，历史学家应把“对事实进行精确地陈述”作为“最高原则”，其理想只在于“如实直书”。②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在其成名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试图在广阔的历史知识问题讨论背景下另辟蹊径，借助于话语分析的“转义学”(tropology)，来探究19世纪欧洲经典史学大家的“历史文本”，进而发现历史学与诗学在语言形式上的同一性。
众所周知，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都有感知外间世界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有记忆和遗忘的能力。基于人类拥有共同的感官器官，我们都可以记起昨天发生过的事，为了进一步克服自然遗忘，我们使用语言符号把昨天的事记录下来，人类便有了历史。在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克里奥”就是记忆女神的子品乱“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把希腊波斯战争记录下来，同样声称“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④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也常把希罗多德的“历史”视为西方史学的开端。由此，我们可以假定，正是人类有了这种记忆能力，我们才能拥有历史的观念。在这里，我们应注意到感知与记忆是不同的，感知总是此时此刻的，而记忆面对的则是过去，总是那时那刻。如果没有时间要素，言说我感知到这是一张课桌或记起5分钟前看到过这张课桌就是没有意义的。“由感知通向记忆，是原始经验脱离其自身而成为历史经验的前提，也是历史经验获取意义的前提。”
当历史学家发现他并不是依靠他的权威叙述，而他自己就是他的权威的时候，那种常识的历史学就要过渡到一种批判的历史学(critical history)。在批判历史学的阶段，我们所谓的权威( authority)，比如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有关希腊史的叙述，他们也就不再是历史学家的权威了，而是要成为历史学家的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只能作为历史学家的信念而存在，历史学家批判地检验资料的来源，依照自己的解释原则而确证出这个资料是可信的，在这个意义七“他所谓的权威一点也不是权威，而仅仅是证据(evidence ) "②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家的自律性最明显的体现是由历史批判所构成的，这种历史批判正如培根所说的质问大自然，用实验来折磨她，以便向她索取自然界的奥秘。历史学家的历史批判也就要质问他的权威，这是因为他的权威可能隐瞒事实，比如恺撒关于入侵不列颠的叙述，历史学家要像侦探那样提出恰当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在恺撒的原始陈述中隐瞒的情报。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权威并不知道的事实，比如当一位医生询问病人的情况，病人却并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在历史学中，最明显的示例就是考古学领域，考古学家可以揭示以前从未有人记录的事件。③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历史学家的原始资料并不仅仅限定于书写的文献，还应包括非书写的资料，比如一处遗迹、一个墓葬等等，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痕迹(trace)都潜在的可以成为历史学家论证某个问题的证据。
在整个认知过程中，“历史学家贯穿在他的工作过程之中的，一直都是在选择(selecting)、构造( constructing)和批判(criticizing);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维护他的思想在一个科学的可靠进程(sicheregang einer wissenshaft)的基础上。由于明确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再次借用康德的用语，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变革。”④可以说，在批判历史学的阶段，历史学克服了常识历史学的教条阶段，历史推论是这种历史学的主要特色，体现出来的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理性的运用。“哥白尼式的革命”意味着，历史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不能再依靠在历史学中并不适用的知觉理论，而是要转到历史学家的理性认识的能力的批判上来。由此，经验论讨论的历史事实就要转化为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推论活动中来论证某一主题的历史证据。所以说，最终能够确立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不是依靠我们的记忆或某一叙述权威，而是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历史学家运用自己的理性，依靠某种人们公认的历史证据来确证它是对于某种特定主题的有组织、系统的知识。
对于柯林武德而言，这种批判的历史学是在17世纪创造出来的，并在19世纪登峰造极。它是由两种新运动组成的。一种就是文献考证学(textual criticism)或来源研究(qullenforschung);另一种则是以考古学为典范的运用非文字材料的学科。18世纪初，维柯首次在哲学上对这些方法进行了总结，他也正是利用批判历史学的原则发现了“真正的荷马”。⑤正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了理性地批判和论证，才使得历史学在19世纪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真正能够与自然科学家的工作相比拟。 在柯林武德所生活的英语世界中，布莱德雷率先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批判历史学的原则和方法。
柯林武德所要讨论的第三种东西就是构造的历史学(constructive history)。这种历史学是由历史学的特殊性是对过去的研究而产生的。柯林武德正是对时间问题的考察中，得出前两种知识类型所预设的时间都是“空间化”的时间观，过去的实在性是建基在空间的物质广延上，但是它们都没有对什么是时间意识做出正确的探讨。具体分析来看，试想，我感知到这间房屋中的这张课桌，我是如何感知到它的?我可以看见到它，触觉到它。从物质广延上说，我只能看到这张课桌的一个侧面，触觉到桌子表面的硬度但却触觉不到桌子的下面，那么我是如何感知到“这就是一张课桌!”在每一个瞬间我都只能注视到课桌的一个侧面，而我转向课桌的另一个侧面时，上一个瞬间消失了。当我再次转向课桌的背面时，上上一个瞬间也消失了，我又怎么在当下这一瞬间感知到“这就是一张课桌!”回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来自心灵的构造能力。我是通过心灵意识中的想象能力来补充和巩固实际上从物质广延上没有被感知到的客体。这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感知活动中，想象无时无刻不在充盈着感知的活动。
历史想象与历史学的关联恰恰是历史学的特殊性造成的，即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恰恰是每当研究开始而历史己不在场。正如康德对想象力的论述，想象是把一个对象不在场时在心灵中表象出来。举例来说，当我们阅读恺撒的《高卢战记》，我们的权威叙述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恺撒在罗马，后来又有一天在高卢，再有一天渡过卢比孔河，而关于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他们却什么都没告诉我们，但是历史学家并不总是固守着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而是要从这一份材料中合理地推论出许多话，可以在其中插入他自己设计的构造。历史学家所设计的构造就恰好体现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权威，也就是柯林武德所谓的构造的历史学，他“把构造的历史学描述为在我们从权威们那里引用来的陈述之间插入了另一些为它们所蕴涵着的陈述”③。
在柯林武德看来，想象的构造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种自由幻想，就像历史小说那样是用幻想出来的细节来填补对恺撒行程的叙述，而是对历史推论的本质的进一步设定。就比如我们眺望大海，看见一艘船，三分钟之后再望过去，又看见它在另一个地方;那么当我们不曾眺望这艘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不得不想象它曾占据过各个中间的位置。这种想象也正是合理的推论，在考古学的`实践工作中这种想象也同样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我们的构造并不包含有任何不为证据所必需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一种合法的历史构造，没有它就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学。”④所以，这种历史想象并不是以往历史学家所论述的想象力，就如英国浪漫主义史家麦考莱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学家要具有一种充分的想象力，以使得他的叙述更加动人和形象。柯林武德在这里所论述的历史想象是每一个历史学家在思考他的研究对象所必然唤起的想象，它不是“装饰性的(ornamental)而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 "。也就是说，柯林武德是在认知的结构中来探讨历史想象的，所以他也常在康德的意义上把历史想象称之为“先验的(a priori)想象”，正是种想象活动“沟通了我们的权威们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裂隙，赋给了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它的连续性”⑥。
纵观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学科化和职业化上的进步，同其他学科一样，在人类的学术殿堂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历史学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19世纪末期，这种社会实践也遭遇了深刻的危机，进一步促使人们从各个层面来反思这种崭新的运动。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柯林武德试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探究“有组织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之存在所造成的哲学问题”，这一特殊问题是18世纪以来历史学自身发展所唤起的，而“各种打算说明数学的、神学的和科学的知识之知识理论，都没有触及历史知识的特殊问题”，所以“历史哲学就不得不将这些知识理论悬置起来，直到它能对历史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建立起一种独立的证明为止’，⑥。
具体到柯林武德关于历史想象的讨论也应如是观。他将历史想象纳入到先验的想象这个形式层级之中，并把历史想象与知觉的想象和自由或纯粹的想象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柯林武德不仅看到了这三种想象之间的联系，而且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此看来，柯林武德通过先验的想象来论证历史想象和艺术家的纯粹想象在形式上的统一性，无疑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通过话语的言辞结构来论证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同一性有共通之处。②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柯林武德与怀特不同的是，他始终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不是像怀特那样只强调“形式的内容”。
怀特对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的探讨所提出的一般性结构理论，其“基础是诗性的，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③柯林武德对历史想象的分析是论证历史思维的一个重要环节，将其看作是对历史推论本质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柯林武德而言，一旦论证了历史思维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保证了历史研究在整个知识王国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不仅克服了历史学领域的独断论，而且规避了历史学领域的怀疑论，让历史学在历史理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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