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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初中写作范式篇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化，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了自己的“新时期”。那些在此前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事写作的作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就是，如何摆脱虚假而僵硬的文学教条的束缚，实现写作范式的根本性转换。
写作范式意味着作者写作的基本态度、基本方法和稳定风格。它是一种情感态度，也是一种文学气质;是一套观念体系，也是一套方法体系。它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很强固的惰性，要想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就必须具备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自外部的客观条件言之，须有较为宽松的人文环境，给作家提供写作的自由和伸展的空间;自内部的主观条件言之，则要求作家具备足够成熟的文学意识和创造能力，甚至要有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的勇气。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作家终其一生，都困在旧的写作范式里。有些作家，例如柳青，时乖命蹇，还没来得及从旧的写作范式里摆脱出来，就带着身心上的伤痕，怀着深深的不甘和憾恨，奄然而逝。有些作家，例如浩然和杨沫等人，虽然有足够多的时间和机会，但却未尝与时俱进，与日俱新，仍然拘囿于昔日的文学故态，继续着旧范式的写作。有些作家，例如王蒙等人，在技巧形式上，亦云善变，但内在的认知结构、价值系统和文学精神，却一仍其旧，未尝稍变，既缺乏足够深刻之问题意识，亦缺乏足够猛锐之批判力量，故其作品虽夥，但可传世的杰作巨构，似乎很是寥寥。有些作家，如贾平凹等，臂不停摇，手不停挥，亦可谓勤奋也矣，但写来写去，总是一副老样子，或未脱狭邪小说之俗套，或未越平庸模式之藩篱——思想浮薄，格调庸陋，譬若鸡肋，令人不耐。
至于一变而成真我，再变而臻于大境界者，自不乏其人，如巴金、韦君宜、从维熙、邵燕祥、阿城、史铁生、王小波、杨显惠、高晓声、陈忠实、蒋子龙等，都是在写作范式转换上堪称成功的作家。另有一些作家，如汪曾祺，起点原本就很高，路子原本就很正，故其衰年之变，亦无外乎别“假我”而归“真我”，去异乡而返故乡，著我旧时裳，操我旧时腔，味似春初之早韭，态若秋末之晚菘，格调清雅，风神俊逸，蔚然而成大家气象矣。
路遥是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作家，也属于较早完成写作范式转型的作家。进入“新时期”，他很快就意识到：文学的新时代到来了;旧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模式，已成束縛和负担;只有摆脱这束缚，卸下这负担，才能进入积极的写作状态，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认真清理‘四人帮的错误的艺术观念，清理十七年的错误、混乱的艺术观念，即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a“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云云，语气极沉痛，态度极决绝，颇有大彻大悟、脱胎换骨之概也。就路遥的写作经验来看，所谓写作范式的转换，意味着将缺乏主体性的“他性的文学”，转换为具有主体性的“我性的文学”;将“假而恶的文学”，转换为“真而善的文学”;将非人性甚至反人性的文学，转换为具有健全人性的文学。
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是路遥写作范式转换的标志性作品：它标志着对旧的写作范式的告别，标志着新的写作范式的开启。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路遥新写作范式的三个原则和特征：自我经验是写作的第一源泉;爱和友善是写作的基本态度;与个人命运和遭遇密切相关的重大的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则是写作的重要内容。
当然，《在困难的日子里》并不完美，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败笔（例如，关于郑大卫与吴亚玲爱情的叙事，就显得简单而多余;班主任老师的说教，则显得游离而苍白;讨饭妇女的“自报家门”，也有点不合情理），但它包含着新写作范式的基本要素。在后来的写作中，路遥克服了这部小说的缺陷，经由《人生》的进一步提高，终于在《平凡的世界》里，形成了一种充分成熟的写作范式。在后两部小说中，尤其是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吸纳了俄苏文学的道德热情和理想主义精神，同时又克服了那种极端形态的浪漫主义狂热，达到了一种朴素而又庄严、热情而又深沉的现实主义的境界。
《在困难的日子里》最早发表于《当代》杂志1982年第5期。早在1983年，在收入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的时候，作者很用心地修改了一番：重新分章;词句上，也有多处细微的修改;有增加——例如，在开端部分，增加了9个段落;有删汰——例如，第三章第三段的后半部分，第七章讨饭的妇女所说的“啊，看咱共产党多好哇！……娃娃的老子虽说死了，可他活着的时候是个党员哩！还当过大队长，支部委员”数语，都删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路遥文集》所收录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路遥全集》所采用的，都是这个修改文本。
然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路遥文集》、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联合出版的《路遥全集》所采用的，却仍然是在杂志上发表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路遥文集》是路遥亲自编选的。陈泽顺在《路遥逝世十八周年祭》中说：“我非常小心地向路遥提出，为他编选和出版一套包括到目前为止全部作品的《路遥文集》。……这次，他不但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表现得十分兴奋。他甚至对我说：编辑和出版这套文集，是我前半生的重大事件。我们一起在我的书房里商定了编选原则。他不让我沾手，他说这正好是一种休息，一定要亲手编选。”b1992年4月6日，路遥将夜以继日整理剪贴好的《路遥文集》书稿送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据陈泽顺回忆，“当我从他怀里把包接过来时，他几乎站不稳了，靠在墙上说：‘我累得不行。当时，路遥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动着捧着茶杯喝水。路遥临走前说：‘出版这套文集是我前半生的一个重大事件。”c路遥还写了一篇很动情、很深刻的《〈路遥文集〉后记》。这说明，路遥自己也放弃了1983年对《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修改本，恢复了它在杂志发表时的样子。
虽然1983年路遥对《困难的日子里》的修改，也有出彩的地方d，但总体上看，并不成功，屡见败笔，故本文仍以《当代》杂志发表的原初文本作为解读的对象。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不使尊贵的它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身上可怜的其它部位都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支撑啊！
如此真实地描写饥饿，曾经是一种禁忌，是政治和美学上的双重禁忌，因而，这种充满着尖锐的疼痛感的精细描写，在旧的写作范式里，便难得一觌。即便在写作环境正常的情况下，单单想象如此可怕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煎熬，就是一件非常考验人的勇气和承受力的事情，更不要说将它细致入微地写出来。所以，路遥对这种包含着痛苦和耻辱的可怕经验的叙述和描写，就显示出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真正的冬天到了。
西伯利亚的寒流像往年一样，越过内蒙古的草原和沙漠，向长城以南袭来。
从中学地理书上看，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山脉堵挡一下南下的风暴。这里就是第一道防风线。毫无遮掩的荒山秃岭像些赤身裸体的巨人，挺着黄铜似的胸脯，让寒冷的大风任意抽打。要是天阴还罢了，天气越晴朗，气温反而越低。凛冽的风把大地上的尘埃和枯枝败叶早不知卷到了什么地方。风是清的，几乎看不见迹象，只能听见它在大川道里和街巷屋角所发出的严厉的尖叫和嗚咽声。太阳变得非常苍白，闪耀着像月亮那般清冷的光辉，已经不能给人一丝的暖意了。
冬天啊，你给这个饥饿的大地又平添了多少灾难和不幸！w
在这几段文字里，细腻的物象描写与强烈的主观抒情融为一体，显示出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叙事调性，一种隐含着恐惧、无奈、不满甚至抗议的情绪和态度。这里有饥饿造成的强烈的痛苦经验，也有对生活的深沉而有力的情感反应。“寒风”“冬天”和“太阳”显然都属于喻意极为复杂的隐喻和象征，客观上赋予小说叙事以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反讽性力量。没有作家自己的切身经验的融入，这样的叙事调性和内在力量，就不会形成和表现出来。
总之，将自我经验融入创作，甚至以自我经验作为写作的第一源泉和主体内容，这是路遥的新写作范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当然，这也是许多伟大作家重要的写作经验。
二、爱与友善：新范式写作的情感态度
善和爱是精神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是一个人的心灵健康的标志。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有灵魂，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把善变成一种心理习惯，就是看他是否懂得爱。诗性地表达对人和世界的善念和爱意，是一切伟大作家的伟大品质和共同特点。
没有爱的意识和能力，不善于表达对生活和人的善念，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没有“多爱不忍”的温柔和怜悯，就不会有司马迁的伟大;没有“叹息肠内热”的仁慈和“何以为烝黎”的同情，就不会有杜甫的伟大。《何典》 《肉蒲团》与《废都》之所以算不得上等的文学，不仅因为它们的趣味格调是低下的，还因为它们在情感上是冷漠和病态的。
然而，缺乏爱的热情，缺乏温柔而友善的态度，却是中国当代文学很长时间里最严重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流行观念和社会习惯的影响，我们的文学丧失了爱和同情的能力。一种“否定性模式”主导着作家的写作。这是一种充满自负和偏见的写作。它对人的态度是冷漠的，甚至充满了敌意，习惯以恶意来揣测人，常常简单地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最终，将文学变成了由冷酷和仇恨主宰的非人的世界。
所以，无论从美学的角度讲，还是从伦理的角度讲，都必须将那种“否定性模式”转化为“肯定性模式”，即要以真正人性的态度来对待人，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来描写人，来表现美好的人性内容和情感内容。那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是懂得爱的意义和价值的。他们通过艰难的努力，克服了斗争哲学和仇恨伦理对自己的影响，克服了自己时代文学的情感残缺和精神局限。
很多时候，关于美学与伦理，关于才华与人格，我们的认知也是颠倒的。我们迷信“才气”，常常将它当作评价作家的首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我们喜欢将一个作家赞为“才子”，赞为“奇才”甚至“鬼才”。我们对这些“才子”充满歆羡之情。谁若成为所谓的才子，谁就获得了任性和胡闹的权力。我们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近乎常识的真理：不善和无爱的才华，不仅使人厌恶，而且简直就是一种别样形态的恶。
路遥对“才气”有着清醒的认知，抱着警惕的态度。他鄙夷那种消极意义上的“才气”。他在《漫谈小说创作》中说：作家“要担‘风险。各方面都要成熟，要做到某种平衡。有些人很有才气，仅仅以才气作战会毁灭自己，很可惜的，这是现实，要注意。还有些作家没有灵魂，步步高升，这样的作家写不出来品格高尚的作品，要正确地反映现实，千万不要有意地去搞什么。”y在他看来，有没有“灵魂”，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没有灵魂的作家，就不可能写出“品格高尚的作品”。而“才气”这东西，若无“灵魂”的引领，是要毁灭一个作家的。
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
每当想到这些，我就由不得记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
那时，人们虽然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在生活中却表现出了顽强地战胜困难的精神;表现出了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
作家是一群对人的灵魂事务和道德情感最为关注的人。说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固为玄虚高蹈之谈，但是，说他们是人类灵魂的诊断者和救治者，似乎并无不妥。路遥就是一个诊断者和救治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自己时代在精神上存在的“病症”和“不幸的现象”。他要通过肯定性的叙事，彰显那些“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用往日的“淡淡的折光”，来照亮今日的幽暗的生活。从《在困难的日子里》开始，他就赞美一切善的态度和行为。他赞美友谊，赞美同情心，赞美此岸的一切形式的爱，赞美基于爱的利他主义精神。
与那些仅仅只是写出生活的秽亵和惨象的作家不同，路遥在倾诉与召唤之间，在批判与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而和谐的关系。德国学者汉斯·约阿斯说：“单从痛苦中产生不了价值，还需要那种将痛苦的经验改造为定向价值（orientierungswerte）力量，为的是阻止痛苦在非正义、非自由、暴力等情况下通向绝望和怀疑，或者通向环状构成的，似乎不可能从中爬出来的暴力螺旋线（gewaltspiralen）。”@7从《在困难的日子里》开始，路遥就通過对同情和友善的赞美，“将痛苦的经验改造为定向价值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写作超越了那种迷恋于渲染丑和恶的冷酷的文学狂欢。如何在可怕的困境和屈辱中，摆脱精神上的庸俗状态，有尊严地生活，并表现出对人的友善态度，这是《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
西谚云：“饥饿带来愤怒（a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克努特·汉姆生（亦译“克纳特·哈姆生”）的小说《饥饿》中的“我”，因为饥饿而诅咒上帝，而变得“厚颜无耻”：“我的灵魂开始出现腐化的破绽，邪恶在扩展延伸。老天爷端坐在上界，眼看着我失败的进程，按着正确的艺术规律，平稳地，和缓地，合乎韵律地一步一步堕落下去。”@8汉姆生的愤怒，是一种低级形态的愤怒。它只是一种发泄而已。然而，路遥却将痛苦转化成了一种更有力量的情感。中国农民之子马建强，虽然像挪威作家汉姆生笔下的人物一样，饱受饥饿的折磨，但在精神上，却是高贵和高尚的。马建强在饥饿的煎熬中，坚韧地生活着，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不拒绝友情，但是拒绝怜悯，对他来讲，“再没有比被别人怜悯更伤人的自尊心了”@9。路遥通过大量真实的细节，叙写了马建强的不幸和苦难，显示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勇气和求真精神。仅凭这令人震惊的真实效果，他就可以获得读者的尊敬和赞赏。但是，路遥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要在不背离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写出人性的善良，写出无论什么样的苦难也不能遮蔽的道德光芒。
这是一种符合常情常理的生活哲学，也是高于时代的流行观念的人生哲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宽容和友爱已经被仇恨和敌意所取代。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对不幸者的无差别的同情，完全是不可能的。丧失立场的同情和爱，被视为一种严重的错误和罪过。就此而言，马建强像他所向慕的“优秀的人们”一样，体现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情感态度。
如果说，马建强的自尊和友善，是一种深刻理解了生活之后的态度和行为，那么，吴亚玲的善良和友善，就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是美好情感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和表达。如果说，马建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中的杰武什金一样敏感和善良，那么，吴亚玲就像托尔斯泰的《穷人》中的桑娜一样仁慈和慷慨。她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心性細腻而善良，对别人的痛苦和不幸极为敏感，甚至感同身受。他对马建强的同情和帮助，体贴而周到，显示着少年同学之间纯粹的友善，显示着艰难时刻人性的光辉和美好。她像刘巧珍一样善良，像冬妮娅·图曼诺娃一样单纯，但却比他们更为高尚，因为，她对马建强的友善，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不忍之心，出于纯粹的善念和同情。她简直就是善和友爱的化身。路遥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人要是处在厄运中，哪怕是得到别人一点点的同情和友爱，那也是非常宝贵的。”#4吴亚玲对马建强的友爱和帮助，几乎到了倾其所有的程度，因而就显得更加美好和宝贵。
有人可能会对吴亚玲形象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某些刻薄的读者，甚至会觉得路遥实在太自恋，试图通过虚假的编造，来获得心理上虚幻的满足。然而，从时代氛围和地域文化两个方面，完全可以解释路遥叙事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就前者说，1960年初期，中学生尚未被反反复复裹挟进大规模“斗争”的风浪，依然保持着心性的健康和单纯;就后者说，她是陕北高原的姑娘，与陕北民歌中的兰花花和四妹妹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也与她们一样有着热情的性格和慈悲的心肠。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她的天性。她天生就是一个热情而善良的人。她具有奥尔特加·加赛特所肯定的那种文明素质：“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关心他人，替他人着想。文明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5这种朴素而美好的情感，其实并不是多么异常的东西，只不过是人性中几乎与生俱来的心情和意愿的自然流露和表现而已。
事实上，就路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他也曾遇到过吴亚玲这样的好姑娘。路遥小学和初中时期的同学冯荷萍，就是路遥自己的吴亚玲。冯荷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后来我把零食放在桌面下的‘仓仓里，想瞅机会放在他的干粮袋旁——两人的‘仓仓是通的，中间没间隔，我熟悉他那破烂的干粮袋。可令我意外的是，这次我没看见那干粮袋，他那边只有课本和作业本。我几次想问，但正在上课，没敢。下课了，我问他你这么早就把饭吃完了？他低下头小声地告诉我：我家今天没什么可下锅了，我走时，大妈还在借东西还没回来，所以今天没带干粮，只有下午放学回家后吃饭了！我心里一酸，推了一下他胳膊，指了一下我拿来的干粮。他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表示不要。我急了，把干粮给他推过去。他不接受，又给我推过来。就这样推过来推过去，反复多次，搞得我很紧张，因为怕别人看见，本来好好的个事，整得像‘做贼一样。最后他终于接受了，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像是感激又像是羞愧。”#6埋在心灵深处的善良的灯火，是岁月的狂风所不能吹灭的。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美好记忆，给路遥塑造吴亚玲的美好形象，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和丰富的想象空间。
当然，受苏俄文学影响，《在困难的日子里》偶尔也会表现出极端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马建强的班主任李老师，就是一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走出来的人物。他像罗普霍夫一样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为了成全自己的朋友，他离开自己喜欢的女同学，来到了远离家乡的黄土高原。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高尚的。他对马建强说：“人在世界上，难道不应该活得更高尚一些吗？”#7这样的高尚之举，虽然显示着美好的德性，但是，就正常人性来看，却显得极端而不近人情。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就很少写这种极端形态的牺牲精神了。这两部小说的善，散发着更朴素、更亲切的人间气息。
放在路遥文学写作的整体结构中来看，《在困难的日子里》很明显地标志着新的写作范式的形成。它显示出一种新的情感态度，一种超越了狭隘和庸俗的境界。它为路遥此后的写作，确定了可靠的前行方向，奠定了稳定的精神基础。
三、重大性与迫切性：文学的关怀及人类免于饥饿的可能性
文学意味着对人的命运和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和萦念。它是作家对人类的精神痛苦和社会病苦的一种深刻反映和诗性表达。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尤其是巨大的灾难和不幸，从来就是文学特别关注的叙事内容。
叙事内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一切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点。文学表现的内容越是重要，所关注的问题越是尖锐，那么，它的影响力和价值，也就有可能越大。如此说来，文学固然要克服过去的那种跟风的写作习惯：一阵风刮过来，立即产生一大批激情澎湃的作品;一阵风刮过去，便留下一堆虚假的文字垃圾。但是，尤其要克服现在流行的一种平庸的写作习惯，即那种过于封闭和琐屑的“私有形态写作”的倾向。这两种文学，虽然不能说毫无意义，但确实算不得上乘的文学。
路遥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学表现内容的重要性。那些仅仅与作家自己相关的鸡毛蒜皮的琐事，并不足以支撑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作家的个人经验要与巨大的社会经验，甚至要与普遍的人类经验关联起来，尤其要与那些充满疼痛和不幸的社会经验关联起来。所以，他说：“作为一个作家应把眼光投向整个社会生活，在某种情况下，应有意寻找、追求这种激荡的生活。我自己感觉生活如果很平静的话，我的心就乱了。……作家必须寻找社会生活中矛盾冲突比较尖锐的部位。”#8所谓“尖锐部位”，就是给人们带来巨大考验和强烈疼痛感的部位。
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路遥就清醒地意识到了叙写重要题材内容的意义。他将自己的小说叙事，集中在这样几个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阶层影响巨大的题材和主题上：一个是“文革”叙事，见之于《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是饥饿叙事，见之于《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个是户籍制度与农村青年的人生困境，见之于《人生》;一个是农民阶层的劳动自由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问题，见之于《平凡的世界》。他也感觉到了一些政治事件的叙事价值，例如，1979年4月至5月写于西安的短篇小说《夏》，就以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叙述了爱国青年苏晶的故事。但是，这篇小说写得并不成功：无论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技巧，都缺乏新意和力量。
几千年来，饥饿是压迫着中国人民的最沉重的大山，简直比太行山还要重，比王屋山还要重。据统计，“世界上营养不良的人中每六个人就约有一个中国人。”#9而1960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更是一场多历年所、损失惨重的灾难。然而，关于这场大灾难的文学叙事却很少，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末期的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简直就是一片空白。1980年第一期《收獲》杂志刊载的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概是较早涉及这一题材的小说作品。但是，张一弓的这部小说，属于宏观性质的英雄传奇叙事，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外部冲突，并未具体而充分地描写底层的普通民众的饥饿体验和不幸遭遇。只有到了路遥的小说里，小说叙事的镜头，才逼真地聚焦到了那些普普通通的底层人身上。正是在路遥的小说叙事中，饥饿的真实的面目和可怕情形，才第一次被丰富而精细地描写了出来;它带给普通人的痛苦和煎熬，才第一次被强烈而深刻地表现了出来。
饥饿迫使我凭着本能向山野里走去。
县城周围这一带是偏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都能看见些绿的颜色。
这样的叙述和描写，具体而微，紧紧贴近最底层的普通人，贴近他们的感受，因而，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造成大饥饿的原因，不仅像路遥在小说中所揭示的那样，在于劳动组织的混乱和低效，“根本没好好营务庄稼”;同时，还是由其他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是粮食分配方式出了问题，即留给农民的口粮实在太低了。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高王凌说：“在规定口粮——北方三百六，南方四百斤——以外的粮食都要被拿走，被征购。”$5其次，僵硬的人口结构和户籍管理模式，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被建成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全盘集体化以后。农民除了少数当兵、升学、进入工厂的以外，都被封闭在农村，专职农业。”$6第三，农民的迁徙权利受限制，甚至被完全剥夺，也是造成大量农业人口困守一地，被动挨饿的原因。在很多地方，甚至采用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来限制农民迁徙和外出劳动：“在湖南平江，1958年初，就有许多农民背井离乡，逃到江西山区去打工，谋生。当时各种报告一直上报到中央，说平江那边没有饭吃，饿死了好几十人;群众经受不住那种不分昼夜的过度劳动。干部强迫命令，每人手里拿一根棍子，先打后说，也不分地主或贫中农，一有差错，就会受到斗争，打、跪、逼死人命。”$7所以，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饿，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灾难。低效的劳动组织方式，高比例的粮食征购政策，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方式，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僵硬的管制办法，都是造成这次大饥饿的原因。
所有优秀的作品，都内蕴着暗示和生发意义的力量，都包含着复杂的意义结构和巨大的阐释空间。它提出一个问题，同时会暗示数个问题;它或许并不直接提供答案，但是它却暗示你如何找到答案。它们会将读者的思考和注意力，引向一个又一个值得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路遥的按照新范式写出来的小说，几乎全都包含着生发意义的内在力量。它们总是引发人们来思考那些隐含在作品的情节背后的问题。例如，《人生》会引发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高加林必须回到高家村？仅仅因为户口问题而剥夺一个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发展的权利，这是否合理？我们的二元对立的户籍是不是到了彻底改革的时候了？《平凡的世界》所包含的问题，就更多，也更重要：农民有没有自己选择劳动方式的自由？如何保护他们的身体和人格不受侵犯和侮辱？农村社会进步和农村青年发展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社会应该为农村青年的个人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和保障？是的，自由与尊严，这才是《平凡的世界》灵魂性的主题。
关于这些问题，人们普遍倾向于接受这样的结论：丰歉由天不由人，总有人要饿肚子的。在有的人看来，即便没有天灾，人类所生产的粮食，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认为，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的不匹配性，有人必须挨饿，甚至必须死亡。他甚至将大饥饿视为大自然恢复平衡状态的手段：“饥馑似乎是自然的最后的、最可怕的手段。人口增加的能力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疾病流行季节、时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进击，杀死无数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馑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 $8这样的观点和判断，既是主观和冷酷的，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事实上，人类用现代化的技术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地球上所有的人。我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而在于我们没有找到粮食资源合理分配的制度和方式，没有找到可以共享文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完美而可行的方案。很多时候，正是价值观和文明理念的冲突，使我们丧失了相互合作和救助的前提和机会。
阿马蒂亚·森就不同意那些关于粮食短缺和大饥荒不可避免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悲观主义几乎没有事实根据，假定饥饿和贫困无法救治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恰当的政策和行动确实能够根除当代世界上严重的饥饿问题。”%2所以，即便确实遇到了大饥荒，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办法来应对危机：“即使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食品供应急剧下降时，只要更好地共同分享食品（例如为潜在的饥荒受害者创造额外的工作和收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被拯救下来。”%3所以，根本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饥荒，而在于有没有找到应对饥荒的有效办法。
阿根廷作家和学者马丁·卡帕罗斯，也拒绝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饥饿理论。他断然否定了马尔萨斯的主要观点。因为，统计数据显示，情况恰好相反：“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饥饿人口所占的比率却下降了。”%4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粮食资源不足，而在于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拥有了本该属于多数人的资源，包括食物。”%5还有巨大的食物浪费：“我们知道，世界已经生产出了够给所有人吃的粮食，但三分之一人的消费习惯导致其他人粮食的短缺。”%6意大利每年丢进垃圾桶的食物，就足以养活4400万人;在美国共计扔掉40%的粮食：“一些人丢弃另外一些人需要的东西，一些人缺乏另外一些人过剩的东西。”%7馬丁·卡帕罗斯认为，人类客观上完全能够实现饥饿人口零比率，现在的问题，仅在于我们如何通过可靠的手段和方式实现这样的目的。
虽然，关于如何避免粮食危机，关于如何救助全世界忍饥挨饿的人，路遥的小说并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直接的结论，但是，他的叙事使我们感受到了饥饿造成的痛苦，使我们体验到了善和仁慈的美好，也使我们产生了思考大饥饿灾难背后的种种问题的冲动。这就够了。
是的，一个优秀作家必须关注并叙写那些与人类的生存和命运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但并不囿于自我的心狱，而是怀着高尚的利他主义情感，去接通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普遍的人类经验。同时，他还要坚守“肯定性的原则”，致力于培养读者的推己及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培养他们无缘无故地爱他人、爱一切的能力。
路遥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意识到了一个优秀作家的文学使命，也努力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困难的日子里》就彰显着他的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境界的升华。在这部作品里，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他的努力，看见了他的新写作范式所具有的特点和力量。
2020年5月22日，平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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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尾方法常用事情的结果作为文章的结尾，事情叙述完了，文章随之结尾。如课文《林冲棒打洪教头》就以“洪教头满面羞惭，灰溜溜地走开了。”作结尾，读完课文后，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只觉得痛快淋漓、干净利落，并为林冲棒打洪教头的行为拍手叫好。
二、画龙点睛的全文总结法
这种结尾，是用简练的语言对全文进行小结归纳，揭示文章中心。如课文《郑成功》用“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建设台湾的伟大功业，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结尾，这个结尾概括了全文内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照应开头的首尾呼应法
四、含蓄深刻的启发联想法
这种结尾，语言含蓄，余味无穷，促使读者去思考，去想象。如《凡卡》一文的结尾不但衬托出凡卡命运的悲惨，而且给读者留下了再创造的余地，添加的两个省略号收到了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妙处。
初中写作范式篇三
在中学生作文里，化实为虚的比喻、象征手法，可以让作文意境气象万千，别开生面，意味无穷。而且，这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指导。
观察事物，选取有象征意义的事物，着意观察、感悟、立意。
对所描写、展示的事物进行有目的的'描写，描写与所立之意相符，为表里关系，暗含立意。3 .咏物(赞语)
把所描写的事物的意义——象征意义揭示出来，加以赞美。用以物喻人的方式或直抒胸臆，赞美其象征的品格精神，显示作文目的。
这是写好象征文的基础。观察，是写作的重要源头之一。
感悟是立意产生的关键，是观察的深入，用心着意，则会有一定的思想指向、在这两个过程后，勤练笔成文，则可有成果，让“象征”文成就于笔下。
1.骆驼——任重道远，坚忍不拔
2.海鸥——胸怀宽广，搏击风浪
3.海燕——勇敢顽强，远见卓识
4.春蚕——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5.萤火虫——渺小却不卑微，勇于展示自己的生命火花，点亮暗夜。
6.白鸽——和平友谊的使者
7.喜鹊——活泼热情，吉祥如意
8.春燕——报春使者，勤劳亲善
9.白灵——聪明伶俐
10.梅花——坚贞不屈
11.竹子——虚心有节
12.松树——顽强，永葆青春
13.小草——坚韧顽强，默默奉献
总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