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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愿景篇一
;历时四年,陕西省著名国画家王有政、杨光利合作的作品《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于2009年8月6日正式通过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艺委会终审。为此,笔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该作品的创作者。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当时物质极其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实行自力更生的策略,号召广大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在1942年底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救运动,史称“延安大生产运动”。
笔者:王老师,作为《纺线线》这一历史题材作品的主创人员,请您谈谈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意义。
王有政(以下简称“王”):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共选题100件。这次创作工程财政部共拨款2亿人民币。它汇聚了目前国内美术界最权威、最具创作实力的艺术家,形成了该工程最强大的创作阵容。由于这次活动历时最长、选题最多、创作实力最强、耗资最大,所以它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美术创作工程。其意义在于:一是充分调动艺术家们的积极性,吸引大批优秀艺术家参与创作工程的申报,投身于主旋律美术题材的创作中;二是带动地方政府对于美术事业的关注与支持;三是珍藏历史,启迪未来,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笔者:王老师,对于这幅历史题材画的创作,您是如何整体把握其主题思想及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
王:根据我们的创作经验,在这一类主题性绘画的创作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寻找到构成一幅作品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呢?通俗地讲,是主体与客体相撞击后产生的火花。这个客体是客观现实生活,主体是作者本人。而这个“火花”,则是作为主体的作者与现实生活相碰撞后产生的,就如同这幅画的生命“基因”,它主宰着画的取向与风格。这个又被我们称为“灵魂”的东西,其实也包括一幅作品的“主题”。它决定着作品的惟一性或者个性。画面将要出现的一切因素,如其内容、结构、语言形式都应由此而派生。在构思过程中,我们似乎被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操控着,自觉不自觉地依循它的要求逐渐地确定和不断地调整着。这个由主要情节而展开的众多人物,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形象、什么动态、什么表情……都已被那个已经存在的、统治着画面的无形力量限制在一个很严格的范围内。这个画面是由许许多多相关素材聚合的“图阵”,虽有历史参照作为依据,其实是虚拟的场景,是一个超越生活常态的、人为的,却又必须具有历史真实感和生活亲切感的场面。从现实生活的合理性来说,不可能有那么拥挤的场面,其拥挤程度甚至无法自如地劳作、活动。而依据画面的需要,只有这样密集的布列形式才有充实感。而这样构图,又恰恰是渲染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定气氛所需要的。
笔者:杨老师,请您谈谈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纺线线》的主题创作构思是怎样完成的?
杨光利(以下简称“杨”):根据“百车齐鸣”的壮伟图景,我们搜集了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大量资料,除了当时军民纺线织布的历史照片之外,王老师还在一本旧画册里找到一幅甚感亲切的毛主席照片,毛主席像老百姓的习惯动作那样双手筒在袖口里,展现出他那朴素可亲的形象。无独有偶,我们又找到了小吴萍纺线的图片,这成为我们最初创作构思的切入点。
当画面确定了核心,即等于找到了“画眼”。于是,《纺线线》的构图和画面内容就很快确定下来,并在第一次审稿会上得到与会专家的认可。我们选取“百车齐鸣”的宏大场面,画中的人物,无论党的领导人(如周恩来),还是八路军的干部、战士、老百姓,他们都聚集在一处专心致志地纺线,组成了庞大的“纺车军阵”;惟有毛主席和当时开发南泥湾359旅的王震将军站着,在饶有兴趣地观看小吴萍纺线。这个情节被“纺车军阵”合围起来,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似领唱与伴唱的关系。
笔者:王老师,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别人通常都使用写实手法,而你们为什么改变了以往成熟的表现手法,而采用 白描技法来完成这幅作品呢?
王:通常被我们称为“纺线”或“纺纱”的织布工艺程序,陕北方言叫“纺线线”。这“线线”二字,既让我们联想起千条线、万条线织成布,做成军装供给英勇的抗日将士们,也让我们联想到那些美妙的中国传统工笔画,也是以“线”作为形式语言的主体。虽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质的“线”,然而在艺术形象性的逻辑思维中,两者之间存在着同构性。这一逻辑促使我们想起应该赋予作品一种更纯净的“线”,即用白描形式作为《纺线线》的形式语言才是符合这一艺术生命体的独特形式。于是,我们决定把《纺线线》的表现形式定为白描手法。白描手法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之一,它要求画家只用白线勾描,不着颜色、不加渲染地勾画出物体的特征。用“线”来表现纺线,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形式感。无论是造型结构的“线”,还是兼有调子的“线”,最终,千条万绪牵动的是观赏者情感的“线”。那么,这幅画的神韵在“线”,我们必须在“线”上做文章。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很大的难题。其一,采用白描技法来表现历史题材缺少先例和经验,更困难的事情是要用单纯的、量度极其有限的线描来挺起一幅260×330厘米的巨幅作品的视觉力度,对我们也是一次严峻挑战;其二,要将素描稿转变成单纯的线描,有一个形式语言的转换过程。从理论上说,这种转变是本体论层面的转换。按照画面的整体要求来说,一旦实现了这个转换过程,此“白描”已非彼“素描”了。因为,当我们决定改用白描手法,实际上也就放弃了我们用好几个月时间来推敲的由线、色彩、凸凹和明暗渲染等综合手段所获得的视觉因素,只留下了细细的线。实际上,舍去素描稿的大部分绘画表现手段与造型因素,形象的感染力就会减弱很多,我们在表现上的困难也会随之增加很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双重突破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
笔者:杨老师,请您谈谈这幅重大历史题材《纺线线》的创作过程经历了哪些阶段?
杨:对于这幅重大历史题材《纺线线》的创作过程,我把它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考证。就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实地考证。通过这次考证,我们把毛主席、王震看小吴萍纺线的组合作为画面的核心,以纺线的宏大壮阔场面作为画面展开的基础。第二阶段是根据画面需要,开始设计整幅画面的构图和人物造型。第三阶段就是正式进入制作阶段,也就是把素描稿转化成白描稿的创作过程。这个过程又分四个步骤:第一是制纸,第二是练线,第三是勾线,第四是过稿子。这个过程听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很费功夫,除程序多以外,还要准确到一点都不能出差错。
笔者:杨老师,请您谈谈运用白描手法的创作体会及白描手法在这幅创作画中的作用和意义。
杨:首先,采用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与《纺线线》隐喻的精神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延安大生产的历史意义在于其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精神,选择白描手法与主题内涵亦相辅相成,形成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第三,纺线线的“线”与线描相统一,增加了视觉效果;最后是白描手法的朴素美感具有历史的回归性,与反映纺线运动的历史真实性又有相呼应的效果。这样,在整体视觉上非但不会削弱壮观的气势,反而会以朴素和谐的画面效果给人一种以弱示强的艺术震撼力。其实,从素描到白描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从色彩角度上讲,它有一个由浓到淡的渐变过程。然而,正是这种渐变被弱化到一定程度后,其视觉效果又会表现出极强的张力来,与重彩工笔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笔者:王老师,通过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您有什么感想?
王:令我十分高兴的是,这次大型创作圆了我以前未曾圆的梦。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曾分别与李世南合作《毛主席视察纺线线》、与郭北平合作《毛主席视察南泥湾》,两次以延安大生产运动为题材进行过创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作品都没有成功。这次创作,对我来说是老马识途了,总算弥补了多年的缺憾,了却了一桩心愿。通过这次前后历时近四年的创作,我深深地体味到:艺术创作的路永远是陌生的,只有不断追寻、不断探索,才有可能创作出既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好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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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愿景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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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请愿，打黑打恶，塑造星警魂！
忠诚为民，秉公执法，英勇善战，无私奉献。
人民公仆，莞邑卫士！
一心为你平安，同心为我星城。
警魂立天地，星城日月辉。
除暴安良，警恶除奸，为民请命，乐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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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华夏警，幸福神州民。
坚持严格执法，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倡导文明管理，积极促进社会和谐。
真诚待人，踏实做事，严于律己，服务群众。
忠诚正义，秉公执法。
执法为民，公正廉洁，无私奉献，开拓进取。
使命愿景篇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神州大地处处生机勃勃、春意盎然。怀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人们开始医治疮痍、重整河山。
是年岁尾,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天津教育工作者遵照全国教育会议精神,稳步而坚决地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
1950年初,天津市已建立了正规工人业余学校160所,小学已经吸收二万余名学生入学。教师们迫切要求学习,以提高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在这种情势下,天津市政府要求市教育局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创办一本天津教育刊物。
这,就是新中国缔造者们对教育报刊事业的满腔期待。
一
1950年4月,天津市教育局发出了《关于出刊天津教育的通知》。
筹办《天津教育》的内设机构是市教育局编审室,对外称天津教育社,办公地点在天津当时的十区湖北路14号。
时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的著名教育家、物理学家张国藩和任副局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梁寒冰,怀着对党的教育宣传事业的无限忠诚,带领一批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意气风发地迈出了创办《天津教育》的铿锵步伐。
《天津教育》创刊伊始,就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新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为《天津教育》创刊号题词。
1950年5月1日,《天津教育》创刊,前辈先贤的殷殷期望与谆谆嘱托,永久地镌刻在《天津教育》的史册上。
《天津教育》在发刊词中明确地公布了办刊宗旨:遵照全国教育会议精神,宣传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交流教师们改造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经验,介绍苏联及东北的教学经验,以指导实际工作、提高教学水平、贯彻教育政策。
市教育局要求每一阶段的征稿要点,都要根据同时期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拟定,并经教育局局务会议通过,每月在编排目录前,由局长牵头,召集与本月稿件有关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商稿件,取舍内容。
这说明,《天津教育》自创刊之日起,就成为市教育局指导全市教育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发挥着机关刊的特殊职能。时任和后任天津市教育局主要领导的张国藩、梁寒冰、刘冀农、张子光、张庆义、巩廓如等,经常为《天津教育》撰写文章、审阅稿件。
从创刊到1951年6月,《天津教育》共出版了13期,以后为适应当时客观情况的需要,以小学教师和职工、干部业校教师为读者对象,将《天津教育》改版为《天津教育·初等教育版》(半月刊)和《天津教育·职工教育版》(月刊)。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同志还为《天津教育·职工教育版》创刊题词。从1951年9月至1952年1月,初等教育版出版了9期,职工教育版出版了5期。1952年2月,《天津教育》因故暂停出刊。
1957年,天津市委文教部筹备成立文学、经济、历史、教育四个研究所。天津教育研究所筹备处又着手出版《天津教育》。1958年,《天津教育》以普通教育版和工农教育版分别出版了数期。年底,天津教育研究所筹备处撤销,刊物再次停刊。
早期的《天津教育》主要是协助市政府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帮助教师领会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廓清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确立人民教师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确立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基本认识;着重阐述教学的基本原则;着重介绍职工业余教育和干部业余教育的组织领导及教学工作的基本经验,大量提供教师们迫切需要的补充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市教育局更是利用这块阵地,指导工作、传播经验,甚至由《天津教育》承担政策公报职能。
作为市教育局的机关刊物,《天津教育》吹响了扫除愚昧、迎接教育建设新任务的战斗号角,担纲起指导全市教育工作、传播社会主义教学经验的历史重任,肩负起“教育工作的指导武器”的庄严使命,用文字记录着对教育宣传事业的无限忠诚。
二
接力棒就这样被传递下来,从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从激情燃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催人奋进的号角中。
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雷在津沽大地激荡。天津市教育局党委重新讨论了《天津教育》的工作,提出的编辑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的转变,为提高天津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教育的质量服务。刊物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介绍教育科学理论,交流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的经验,提供各科教学参考资料。
1984年,天津教育社更名为天津教育杂志社。
1984年以后,遵照天津市教育局党委的指示,刊物又在原有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作为办刊的指导思想,着重报道教育改革的经验和信息,热诚为普教系统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1985年10月,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同志召开“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教育事业”现场会,天津教育杂志社记者随团采访,并作专题报道,报道产生强烈反响。
20世纪80年代的《天津教育》在“普及教育理论,指导教育科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刊物介绍了国外教育家赞可夫、巴班斯基、苏霍姆林斯基、布鲁纳等人的现代教育理论,持续多年宣传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全人生指导”理论和实践,在国内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刊物注重思想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开设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专栏,报道了“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先进教师事迹,报道了南开中学、岳阳道小学等学校的典型经验,至今人们仍然记忆犹新。
在经过蹒跚起步、发育成长、积累经验、发展壮大几个阶段后,20世纪90年代的《天津教育》在市教育局的领导下,又迈出了新步伐,实现了新发展。刊物提出了“突出重点,办出特色”的口号,围绕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宣传政策,传播信息,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发挥了市教育局机关刊的舆论导向作用。刊物先后开设了“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切实减轻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素质教育研究”专栏,开辟了“区县教育专页”,报道了天津市普教系统实施素质教育争创“三a”学校活动、市教育局实施素质教育“六优工程”、天津市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红桥区创建素质教育新模式、南开区探索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河北区办学体制改革等经验……这些来自教育教学第一线的鲜活经验,在天津市乃至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20世纪90年代的《天津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围绕市教育局的中心工作,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报道重点,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和喉舌作用。刊物的言论、理论类栏目,及时传达国家和天津市领导的指示精神,宣传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经验报道类栏目,实施“铁榔头”战略,集中报道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和优秀教师的事迹。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天津教育》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天津教育》的办刊宗旨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继被写入《天津教育》办刊宗旨。新世纪《天津教育》的办刊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国家教育部、市教委和市新闻出版局年度工作要求,围绕教育中心工作,面向广大干部、教师,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普及现代教育科学理论,报道教育教学改革的典型经验,传播最新教育动态信息,为教育改革发展服务。
多年来,作为天津市原教育局的机关刊,《天津教育》一直肩负着教育宣传的重要使命,发挥着新闻喉舌和舆论导向的重要作用。随着新世纪初天津市教育局并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教育》成为天津市教委的机关刊,使命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天津教育》始终按照天津市教委和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的年度工作要求,围绕市教委的中心工作,做好安排,搞好策划,服务市教委,服务广大教育工作者。
2000年,《天津教育》围绕实施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题讨论,并对一些区县和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典型经验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吸引了天津市领导关注的目光。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为《天津教育》题词:“科教兴市,教育先行。”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盛霖同志在读完《天津教育》2000年第3期刊登的专题报道《渔阳春雷动地来》一文后作了批示:“蓟县一中素质教育整体改革的做法很好,值得推广。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得有真招、实招、新招。希望天津教育杂志社的同志们再接再厉,为我市的普教宣传工作再做贡献!”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刘峰岩同志为《天津教育》题词:“坚持创新,多出精品。”领导的关怀、肯定与鼓励,成为《天津教育》不断前进与创新的动力。
此后,《天津教育》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刊物大力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期间,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广泛宣传;对“非典”、“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等大事件及时地进行了专题报道和评论;围绕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校现代化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教育重点工作组织选题,进行专题报道,开展问题研究,推广典型经验,传播动态信息。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天津教育》始终站在教育理论的最前沿。李岚清、陈超英、张俊芳、何致瑜、靳润成、孟庆松、黄永刚等领导,朱永新、魏书生、李希贵、李镇西、沈德立、刘长兴、张武升、田本娜等教育专家,蒋子龙、航鹰等社会知名人士都在刊物上发表署名文章。天津市各区县教育局局长和知名校长几乎都在《天津教育》上发表过言论。《天津教育》更是名师成长的摇篮,朱兆林、袁滨渤、徐长青等一大批名师通过《天津教育》走出天津,走向全国。
《天津教育》有数以千计的文章被全国多家权威教育报刊转载,刊物也多次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期刊,并连续被评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天津教育》的编辑在全国教育报刊优秀新闻作品评选中多次获得一、二、三等奖。
这是一条清晰的教育宣传工作发展脉络。伴随着社会对教育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时代要求,《天津教育》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拓展舆论阵地,宣传教育发展成就,打造多元信息网络,加强舆情引导工作。
在天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各个重大事件和重大典型的宣传报道中,都活跃着《天津教育》记者的身影。
60年来,他们踏遍了津沽大地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津门学校的角角落落,见证了天津教育6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录了天津教育60年来的光辉历程。他们敏锐的政治目光和敏捷的新闻反应能力,源于杂志社几代新闻工作者薪火相传、长期锤炼形成的以教育宣传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如果说,多年积淀下来的职业精神,是取得这些成绩的保证,那么,对教育宣传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则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之中、促使他们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四
作为天津教育事业发展的记录者,《天津教育》在履行教育宣传工作的光荣使命的进程中,凝聚了编者、作者、读者多少汗水和智慧。其中,有三个人我们不能不提及,并对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支持《天津教育》工作的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第一位是南开中学第三任校长、亚太地区教育专家、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杨志行先生。他集编者、作者、读者三种身份于一身,在《天津教育》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与《天津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至1986年,时任天津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杨志行先生主管《天津教育》。作为《天津教育》的编者,他殚精竭虑,为刊物的发展把脉掌舵,指明方向。杨先生还是《天津教育》的骨干作者,从1979年到2005年,他共发表了署名文章24篇。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89岁高龄的杨先生接受了《天津教育》记者的采访。他认真准备了发言稿,并在2009年第10期上发表了自己的言论。杨先生还是《天津教育》的忠实读者,从《天津教育》创刊到现在,每期《天津教育》他都认真研读,精心保管,读《天津教育》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向杨志行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二位是天津市教育专家、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原副校长李荼晶先生。作为教育科研工作者,李先生潜心研究,笔耕不辍。从1982年起,李先生就为《天津教育》撰稿,到2004年,他在《天津教育》上共发表署名文章41篇,为推动天津市教育科研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退休后,李先生担任《天津教育》的义务评刊员,为提高《天津教育》的质量同样做出了突出贡献。每期刊物,他都认真研读。他的评刊文章笔锋犀利,做到“只认文章不认人”。每期评刊反馈时,编辑们都抢着读李先生的评刊意见。
有两件事尤其令人感动。一件是李先生中风后,右手不能再写字,他就用左手学写字,坚持写评刊文章,一坚持就是几年时间。另一件是他在2005年猝然辞世时,双手还捧着正在阅读的《天津教育》。
因为有李先生这样的作者、读者和评刊员,《天津教育》才保持几十年长盛不衰。
我们对李荼晶先生表示深深的怀念!
第三位是天津市教育专家、蓟县一中原校长张景。作为校长,张景把蓟县一中的素质教育经验推向全国,“野鸭子理论”名噪一时,《天津教育》也持续对蓟县一中进行了跟踪报道。张景校长还是《天津教育》的重要作者,他在《天津教育》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天津教育》特约评论员,他撰写的评论及时、客观、犀利。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计名利,一些时评文章他只署特约评论员或笔名,读者并不知道是他所写。
正是有了张景校长这样有水平且不计名利的作者和读者,《天津教育》才能始终站在天津教育甚至全国教育宣传的前沿,才能始终保持刊物的质量和品位。
我们向张景校长表示由衷的感谢!
60年风雨历程,《天津教育》始终坚持为教育工作者服务的宗旨,着眼教师教育教学需要,对提高教师队伍业务水平发挥了良师益友作用。
精心策划选题,认真编校稿件,为读者奉献精品期刊,是编辑们始终如一的追求;时刻想着读者,为读者排忧解难、传递温暖,是他们60年不变的情怀。
缘于这份情怀,每逢年节,编辑们都要给骨干作者寄去一张贺卡,发去一条短信,用这种简朴的方式维系感情,传递真诚。
编辑们心里清楚,作者,是刊物的支撑;作者,是保证办刊质量的关键。
60年来,在编辑们的精心指导下,从《天津教育》走出了一百多位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名师。他们,带来了《天津教育》的枝繁叶茂;通过《天津教育》,他们也实现了人生价值。
五
在天津教育杂志社这个大家庭中,还有其他三本精品期刊——《同学少年》、《启蒙》和《家长》。
20世纪80年代,天津教育杂志社敏锐地把握教育领域的新发展和教育期刊的新动向,在办好《天津教育》的前提下,又于1985年1月创办了面向初中学生的《课内外辅导》。数学家华罗庚、诗人臧克家、科学家茅以升、语言学家张寿康、作家严文井、高士其等为《课内外辅导》创刊题词,数学家陈景润撰文《树雄心,立壮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表示祝贺。《课内外辅导》以“做学生的良师、教师的参谋、家长的助手”为宗旨,以广大初中生为主要读者对象,遵照教学大纲,紧扣课本,全方位多角度地为学生归纳知识、总结规律,点拨思路、设法巧记,诠释疑难、编写练习,提供学法、指导复习,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很快得到了广大读者朋友的认可和亲睐。创办仅三年,发行量就达到40万册,为辅助中学生读者学习、生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作家魏巍、沙叶新,文学评论家叶嘉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等社会各界人士对《课内外辅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课内外辅导》逐渐成长为一本特色鲜明、广受好评的教辅读物。一大批中学生在《课内外辅导》的陪伴和激励下一步步走上成才之路。
1998年7月,在全国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感召下,《课内外辅导》更名为《同学少年》,语出毛泽东词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刊物秉持指导中学生全面发展的宗旨,以展现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和中学生丰富的情感世界,弘扬科学精神,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鲜明的时代感为目标,注重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在伴随中学生成长的历程中,刊物始终与时俱进,读者队伍日渐壮大,影响力持续增强。编辑部出版的增刊《中考成败作文》和《高考成败作文》更成为拳头产品,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喜爱。以《课内外辅导》“巧记妙喻”文章结集出版的图书为蓝本,编辑部与中央电视台合拍的专题片《陈铎老师教我巧记》系列电视片(15集)在央视第一、二、七套节目中播出后,深得中学生观众的欢迎。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同学少年》也得到了业内人士认可: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期刊,入选首届“中国期刊方阵”,荣获华北地区“十佳”期刊称号,刊登的作品曾多次获得中国少儿报刊奖、全国中学报刊作品编辑奖、中国“六一”编辑奖等。
1986年1月,亲子共读的学前教育期刊《启蒙》创刊,全国妇联原主席康克清同志为《启蒙》创刊题词。《启蒙》自创刊伊始就秉持“为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向家长、保教人员介绍国内外最新幼儿教育理论,交流科学育儿经验,普及科学育养知识”的办刊宗旨,融教育性、科学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集众家之精华,扬一刊之特色,使之成为“宝宝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的刊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慕华、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作家冰心和陈伯吹等都对《启蒙》投来关注的目光。《启蒙》的期发量达到近四十万册,逐渐成为天津市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学前教育期刊。二十年来,天津市的幼儿基本都是捧着《启蒙》健康成长的。
2005年1月,《启蒙》改为每月两版,分为《启蒙》(0～3岁)版和《启蒙》(3～7岁)版,内容更细化,辐射面更大,社会效益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刊物连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期刊。2004年9月,被中国北方期刊奖评选委员会授予“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荣誉称号。2005年1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荣誉称号。2006年9月,被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天津市新闻出版局授予“天津市优秀期刊特别荣誉奖”。2009年9月,再次被授予“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荣誉称号。
1992年11月,《中小学生家长学校》创刊,1993年更名为《家长》。《家长》的创刊,填补了国内义务教育学龄段孩子家教期刊的空白。刊物指导家长科学教育孩子,为家长介绍科学的教子理论,传授行之有效的教子方法,总结家教失误和教训,交流成功的教子经验,解答家教中的难题,并帮助家长辅导孩子学习。这些内容深受为人父母者的欢迎,《家长》也被誉为“中小学生父母的贴心教子顾问”。老将军孙毅为刊物题词,冰心、方纪、慕凌飞、李鹤年、马三立、葛存壮、姜昆、冯巩、鞠萍等社会知名人士,都在刊物上畅谈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以及家庭教育的感受和经验。
1995年,《家长》编辑的《家长辅导必读》系列丛书正式出版,配合教科书,特邀名师逐课编写“课本辅导”。到目前为止,《家长辅导必读》系列丛书已再版十多次,涵盖小学全部学段,累积销售数百万册。
2005年,《家长》以“春晖在线”栏目为依托,开通了“春晖家庭教育及青少年心理辅导咨询公益热线”,邀请家庭教育和心理辅导方面的专家每周双休日免费为广大读者解答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累计接听来电万余次,为全国各地的家长和青少年排忧解难。
《家长》多次荣获“天津市优秀期刊”和“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荣誉称号。
六
为了幼儿、中小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需要,为了教师和家长开展素质教育的需要,配合天津市教委中心工作,开展公益性的主题教育活动,是天津教育杂志社义不容辞的职责。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天津教育》、《同学少年》、《启蒙》、《家长》等期刊为阵地,天津教育杂志社与天津市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处室和重要社会团体,联合举办了“与语文大师相约在金秋”全国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实效性研究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研讨会、天津市第三届青年教师学术论坛、“启蒙杯”天津市首届幼儿教师创新大赛、“相信科学,战胜‘非典’”主题公益活动、春晖家长学校等多项主题教育公益活动。
这些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对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近十年来,天津教育杂志社积极拓展教育服务领域,承担天津市教委大型图书的编写任务,先后精心编纂《天津教育发展巡礼》、《天津教育资讯博览》等。以四本期刊为依托,天津教育杂志社还陆续开发并出版了涵盖教育、教学、教辅多个领域的增刊十余种,如《天津市第三届青年教师学术论坛》、《天津市教委基础教育咨询委员会调研成果汇编》、《引领小学教育走向科学发展》、《中考(高考)成败作文》、《高考攻略——挑战高分》等,还策划开发了《高中文言文古诗词一本通》、《幼儿园启蒙课程》等书籍,并成功进军教材领域,编写完成了天津市九年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教材《心理健康》和《学习智慧》。各类增刊和专业书籍,与四刊相辅相成,发挥各自不同的服务职能,形成了立足天津、面向全国的辐射效应和发展态势。
立社靠精品,发展靠人才。天津教育杂志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任用,打造了一支德高业精、敬业进取的专业工作者队伍。定期组织员工学习政治理论,强化办刊的政策意识和大局意识;定期举办编辑职业技能培训、论文大赛等,提高员工的政治素质、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平。近年来,在天津市举办的编辑职业技能大赛中,我社屡获殊荣,取得团体第一名和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先后有四人荣获天津市“十佳”中青年编辑称号,有一人被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授予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称号。我社还拥有一支积极进取、甘于奉献的发行工作者队伍,他们同样为杂志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60年风起云涌,60载春华秋实。杂志社的荣誉柜内,陈列着一个个金灿灿的奖杯和一本本鲜红的证书。“天津市优秀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荣誉的背后,是几代杂志社人的汗水与智慧,是天津市各级领导的帮助、引领与支持。
感谢每一个为天津教育杂志社做出贡献的人!
60年,有风起云涌,有岁月流晖。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思念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人们。风雨同舟,我们破浪前行;一路欢歌,我们携手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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