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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越来越相信法律的社会中，合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可以保护民事法律关系。拟定合同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上海房屋租赁合同篇一
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是于信汇教授，校长是罗宏杰教授。
1922年10月，上海大学创建，校长为于右任，教务长为瞿秋白。这是一所被誉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革命学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关闭。
1994年5月，上海工业大学(成立于1960年)、上海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于1958年)、原上海大学(成立于1983年)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成立于1959年)合并，组建为新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广大师生立志继承与发扬二十年代上海大学的光荣传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钱伟长教授于1983年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94年续任上海大学校长，他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开创了学校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新局面，推进了学校各项事业的新发展。
上海大学现设有27个学院和2个校管系；设有71个本科专业、42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174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13种硕士专业学位（其中工程硕士含18个工程领域）、20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79个博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11个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博士点、1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4个国家重点学科、11个上海市重点学科；拥有2个科技部与上海市共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6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其中两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上海市高校e－研究院，2个上海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上海大学是上海市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学校是教育部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首批高校之一。学校建立了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为核心的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上海大学毕业生素以“知识面宽广、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发展后劲足”而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学校2010年被教育部评为首批50所“就业经验典型高校”之一，2011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98.66％。目前学校正在推进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模式建设，推行以按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培养为突破口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生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学校现有全日制学生36900余人，其中研究生近9100人，本科生24600余人，高职生3200余人。另外，还有成人教育学生11000余人。
上海大学积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初步形成了由名师领衔、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国际化、高素质、基本适应学校发展需要的师资队伍，并已在多数学科领域中形成了若干有特色、有影响、有潜力的学科团队。现有专任教师2700余人，其中教授510余人、副教授900余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400余人。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9人，博士生导师400余人；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6人，教育部“长江学者”4人；入选上海市“千人计划”3人，上海市“东方学者”25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7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4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5人。
上海大学建有国家大学科技园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有各类研究所、研究中心100多个。近五年来，学校科研经费一直位于全国高校30位左右，国际三大检索（sci、ei、istp）收录的学术论文数一直位于全国高校35位左右，专利申请与授权数位于全国高校20位左右。2011年新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66项，经费7343万。随着学校文科的快速发展，文科科研实力大为增强，2011年，“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入选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工程项目，新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5项（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8项（其中包括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14项。
上海大学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外合作办学稳步发展。学校已与29个国家134所高校签署校际合作协议，与14个国家的34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学生交流关系。学校在校就读的外国留学生3000余人，其中学历生520余人，并已与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的大学合作建立了4所孔子学院。
上海大学校园占地面积近200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校本部为“一体”、延长校区和嘉定校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的校园格局。图书馆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馆藏纸本文献累积达370余万册，订购中外文报刊3200余种，数字资源总量逾60tb。学校信息化建设以覆盖全校、快速便捷的网络为基础，为教学管理、科研协作、学习交流提供了较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先进，功能完备。学校还建成了一批先进的教学实验中心和多媒体教室。
上海大学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1998年荣获全国“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称号。1994年以来，上海大学已8次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2009年1月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2010年12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11年3月被命名为上海市廉政文化示范点，2011年12月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如今的上海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与效益，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前列。钱伟长校长倡导的“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校训和“求实创新”的校风在师生中不断弘扬光大。
展望未来，上海大学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抓住机遇、锐意改革，深入学习和实践钱伟长教育思想，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人才强校战略、学科交叉战略、产学研联盟和区域合作战略，不断优化富有上海大学特色的办学模式，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社会服务的水平，建立与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和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知识和技术创新体系，努力朝着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迈进。
上海房屋租赁合同篇二
;太平军威逼上海，曾国藩决定出兵，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便是由谁统兵前往。在他看来，首先，这个人必须是可靠的，而且是自己人;其次，这个人还得有能力，能够独当一面，打开局面。可这样的人并不好找。曾国藩的计划一次次落空，时间紧迫，他不得不选择李鸿章了。在1861年那个严寒的冬季，仿佛命中注定，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迈出了他宏伟蓝图的第一步。他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并东援上海，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湘军由一个地方性的团练部队完全取代了国家正规军的地位
1853年，自太平天国定鼎天京（今南京）之后，清军调集重兵加以围困。钦差大臣向荣结营于朝阳门外，是为江南大营;同时，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结营于扬州，是为江北大营。两大营相互对峙，不仅对天京形成包围，而且使江苏大部分地区得以屏障。然而，1856年和1860年两次兵溃，特别是1860年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使清政府对一向所依恃的绿营兵完全失去了信赖。
绿营兵，又叫绿旗兵，是由汉人编练的部队，由于使用绿旗为标志，故有绿营或绿旗之称。早期的绿营兵在平定边乱、拓展疆土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可到了雍正时代，陷入了腐败的怪圈，到咸丰时期已是不可救药。太平军一起，绿营兵的无能便暴露无遗。太平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眼看着绿营兵无力保护地方，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办起团练以图自保。刚刚登上大统的咸丰皇帝为了抵御太平军，也积极支持各地兴办团练，先后任命团练大臣40余人。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
1852年，曾国藩母亲去世后，他遵制回乡。恰逢太平军打到湖南，他便创建了湘军。当时，湘军是一个“四无”单位，即无编、无权、无饷、无印（只刻临时木质关防）。国家概不负责，全要自己筹措。
相对于全额拨款（清代文件称“全资国帑”）的绿营兵，自收自支的湘军更管用，不久便渐渐打出了名气。然而，直到1860年前，湘军始终处于配角地位。当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时，湘军却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进行外围作战。
这种局面在1860年发生了改变。由于江南大营一溃再溃，清廷对绿营兵的无能表现失望至极，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转而倚重各地团练。湘军由此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
1860年6月26日，朝中重臣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即“舍兵用民”。出此“改弦易辙”之计，一方面是因为绿营兵实在无能，不足以信赖;另一方面，用兵十年，国库空虚，用民的好处是，不必国家拨款，便可协济军粮。
其实，早在朝廷决定“舍兵用民”之前，湘军的将领们便看到了这一趋势。
1860年4月，湘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陆续来到安徽宿松，其中有胡林翼、曾国荃、李元度、左宗棠等。此外还有两个皖籍的重要人物，即李家二兄弟——李瀚章和李鸿章。
宿松，当时是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所在地。这些重要人物云集于此，会商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江南大营溃败后的江南局势。这是湘军由配角转型为主角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宿松之会”。
在这次会议上，湘军的将领们认为，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如今金陵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可危，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湘军在这种时候应该站出来接替江南防务，胡林翼干脆提出，两江总督也应由湘人担任，当然他所指的就是曾国藩了。他的大胆预见，几个月后便一一实现，足见其战略眼光不同凡响。
胡林翼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在宿松会议前后，他多次阐明自己的见解：江南大营溃败后，湘军的工作重心应向江南转移，应该接手江南防务。他还分析说，江南财富甲天下，控制了江南就控制了江南的赋税。因此，接手江南防务，不仅是政治上、战略上的，更是经济上的。作为“自收自支”单位，搞钱是头等大事。他的见解很具煽动性，湘军众将听了之后都摩拳擦掌，按捺不住。
但是，一向稳重的曾国藩却持谨慎的态度。插手苏南，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它意味着湘军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张。作为一个在籍侍郎，一个非正规军的统帅，这样做会不会“越位”，甚至带来朝廷的猜忌呢？他不得不加以考虑。
确实，朝廷的态度当时尚不明朗。汉人统兵一向为满人所忌，尽管不断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是朝臣中已有多人上疏呼吁重用湘军，以挽颓势，但朝廷却迟迟没有表态。
就在曾国藩还在小心观望之时，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江南大营的溃败和局势不断恶化，朝廷不能再犹豫了。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他们只能依靠湘军，依靠曾国藩了。
6月8日，在常州失陷后，朝廷将两江总督何桂清革职查办，谕令曾国藩署理（代理）。
8月10日，在太平军攻克苏州、松江不久，朝廷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
至此，湘军终于完成了转型，由一个地方性的团练部队完全取代了国家正规军的地位，曾国藩也由一个在籍侍郎成为执掌东南半壁军政大权的最有权势的人物。
湘軍死磕安庆，天京高层极为不安
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本来局势一片大好，可偏在这时，天京发生内讧，元气大伤。清军借此调集重兵，卷土重来，将其团团围住。为了挽救危机，太平军发起东征，横扫江浙，六解京围。在这一系列的作战中，李秀成转战南北，和英王陈玉成所向披靡，令清军闻风丧胆。
李秀成加入太平军是在1851年9月。起初，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圣兵，但在数年的征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之一。1859年12月，李秀成被封为忠王，天王洪秀全还用黄缎子亲书“万古忠义”四字相赐。
1860年，李秀成率部二破江南大营，席卷江浙，江南提督张国梁、钦差大臣和春、江苏巡抚徐有壬、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杭州将军瑞昌等高官名将都先后凄惨而终，何桂清虽然跑得快，但最终也难逃一死，被朝廷处决。
直到曾国藩受命于危难，接掌了江南军务，李秀成开始碰上真正的对手了。
有史家认为，曾国藩的才干，太平天国诸将中，除了洪仁玕之外，无人能及。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自幼喜读经史，兼及天文历数，涉猎甚广;后至香港，留心西学，眼界大开。1859年他辗转来到天京，受到洪秀全的重用，命其总理朝政，加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在天朝各级官员将领中，洪仁玕无疑是最有学识和眼界的，他所编著的《资政新篇》令人耳目一新，其中许多超前的先进理念，直到今天，仍令史学家们赞不绝口。然而，他的许多先进理念只是停留于纸面上，从未得以实施。由于他一到南京，身无寸功，便得到累累加封，引起了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诸将不满，所以虽有天王宠信，他的计划却常常受到牵制阻挠，根本无法实现。
曾经有人假设，如果李秀成能与洪仁玕联起手来，以李秀成的带兵能力，加上洪仁玕的战略眼光，完全可与曾国藩相匹敌，并使咸同年间的战局发生重大改变。但这种假设毫无意义。李秀成与洪仁玕不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1860年的局势，由于江南大营的崩溃而变得错综复杂。临危受命的曾国藩尽管困难重重，但他并不慌乱。当各方都认为应该迅速出兵江浙时，他却把目光紧紧地锁定了长江岸边的安庆。
在他看来，扭转战局，重在上游。用他的话说，即“固上游以规下游，防三省以图吴会”。固上游，就是要先夺武汉、九江、安庆，进而攻占天京;防三省，则指防住湖北、江西和安徽，之后江苏可图。按照他的计划，第一步克武汉，第二步夺九江，第三步便是进军安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拿下安庆。
常苏失守之后，6月21日，曾国藩上书朝廷，声称安庆城围不可遽撤。然而，朝廷并不接受他的建议，一再要求他设法挽救东南。7月间，李秀成大军攻克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8月21日，朝廷有谕，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常。25日再次催促，令其由徽州、严州转战而东，保全浙省，再图江苏。
这让曾国藩颇感棘手。好在此时北方一片大乱，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两宫北狩热河。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就给了曾国藩回旋余地。此后将近一年时间，曾国藩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
这一来，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京来说，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之外，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里是太平军兵源、饷源的重要供应基地。
因此，太平军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就一直死守。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许多城市前脚打下，后脚撤出，并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京之外，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实乃精辟之语。
诗中充满豪气，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这次救皖计划，太平天国倾其主力，志在必得，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救援计划却以惨败而告终。
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救皖计划是在1860年9月下旬正式提出的。当时太平军攻克苏常等江苏重镇之后，开始进军上海。根据原定计划，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
1860年夏秋之际，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乘胜追击，直逼上海城下。尽管上海受到严重威胁，但由于洋人的干预，忠王大军的攻势受到遏制。此时，太平天国并不想和洋人撕破脸，他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与洋人的争端，因此李秀成下令部队不准还击，结果在洋人的炮击下伤亡颇多，就连李秀成本人也被炮弹伤及面颊。
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与忠王会面，商讨下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救皖计划，并与李秀成发生了分歧。陈玉成认为，安庆被清军围攻，万分危急，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认为，进攻杭州，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
英王与忠王的分歧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据李秀成回忆说，八月（阴历）中旬，“天王严旨颁到，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天王站在了英王的一边。
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内心是有抵触的，但在天王的严旨之下，他只能执行。太平军新的战略即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点是，乘湘軍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立即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第二次西征。
太平军的西征打响后，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六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2月至次年3月间，曾国藩大营几度遇险。尤其是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三路会攻祁门，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遗书。如果太平军全力会攻，取胜必定无疑，可李秀成却没有这样做。他虚晃一枪，便撤围而去。
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是害怕湘军悍将鲍超。因为在12月初，李秀成曾在休宁柏庄岭被鲍超击败，损折4000余人。还有分析认为，李秀成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丧失大好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
1861年3月，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陈玉成大军一路过关斩将，攻克湖北黄州，距汉口仅百里之遥。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3000余人，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群龙无首，实力悬殊，武昌城内乱成一团。
消息传来，许多人都主张立即救援武汉，但曾国藩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如果分兵救援，正好中了太平军的计谋。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一般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确实，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了黄州，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因为事涉外交，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并向天京请示。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中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率，一路由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然而，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李秀成的部队却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亦无法进行。
李秀成进军迟缓，后来广受诟病。他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陈玉成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改变。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1861年4月，陈玉成三万大军进入集贤关。集贤关是安庆陆路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湘军在这里集结了重兵。在武汉危急之时，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赴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曾国藩指示其九弟曾国荃等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勿弛安庆围，须坚守”，甚至说“吾但求力破安庆，其他得失，在所不惜”。
从5月开始，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不断调兵遣将，投入了大量兵力。洪仁玕亲自赶赴桐城，坐镇指挥。从各处调集的2萬多天国精锐，分别进至安庆北面，与陈玉成大军声气相连。这是曾国藩非常乐意看到的。因为湘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安庆一带，正好可以吸引太平军进行决战。为了确保集中优势兵力，他又先后调集鲍超部、胡林翼部等湘军精锐来增援。
安庆决战极为惨烈，前后持续数月，直到9月初才见出分晓。太平军伤亡惨重，而安庆城内弹尽粮绝。9月5日，安庆在坚守一年之后，终于失守了。平西主将吴定彩及叶芸来等2万多将士全部阵亡。
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京也失去屏障，危在旦夕。有史家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洪仁玕严厉批评李秀成，认为他消极参战，不顾大局，致使戎机一误再误。他在信中说，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
但是，李秀成似乎并不买账。在他看来，敌势未消，与其决战，并非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出奇制胜。
其实，李秀成的想法也有合理成分，但他打乱了太平天国的整个部署，因而饱受质疑。不过，从客观效果看，李秀成的行动也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12月间，就在湘军攻克安庆之后不到三个月，李秀成便率部夺取杭州，之后挥师上海。如果一切顺利，东南半壁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尤其是夺取上海，至关重要。此处是江南最富庶之地，一旦得手，“即取百万买置火轮廿个，沿长江上取”，局面将为之改观，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
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重大挫折。
太平军向上海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1862年是同治元年，新皇刚刚登基，东线便败绩迭至。1月间，李秀成在攻克杭州之后，立即进军上海。其战略意图旨在拿下上海，使苏浙沪地区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
太平军后期四大主力，一是陈玉成的羽林军，一是李秀成的宿卫军，此外还有李世贤的京卫军和杨辅清的都卫军。此次进逼上海的除了李秀成的宿卫军之外，还有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统领的京卫军，共计10万之众，分五路出击。
此时的情形与一年前完全不同。这一次李秀成志在必得。他必须拿下上海，方能与曾国藩扯个平手，扭转西线失利带来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对待洋人的态度，太平天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861年1月12日，太平天国幼赞王蒙时雍等照会英国舰长宾海姆时，便改变了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承诺。照会称“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原只限于本年（即1861年）”。也就是说，从同治元年开始，太平军将不再遵守原先的承诺。
6天后，李秀成大军由江苏松江直扑上海，并发布公告，谕令驻守上海的“逆贼归顺”，并劝上海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敢抗拒，则是自取灭亡。这是迄今为止，太平军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上海风声鹤唳，一片恐慌。上海的官绅们开始紧急磋商，寻找救援之道。苏绅顾文彬和潘曾玮提出了向曾国藩求援的计划。曾国藩此时节制四省军务，手握重兵，是东南半壁最有权势的人物。但是驻扎上海的大员们意见并不统一，直到杭州告急之后，新任江苏巡抚薛焕、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以及江苏布政使吴煦等高官才达成共识，决定向曾国藩求援。
1861年11月18日，从上海出发的乞援人员到达安庆，领头的是37岁的户部主事钱鼎铭。
从史料记载看，钱鼎铭请援成功，功莫大焉。这不仅对上海，对整个战局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对他个人来说，意义同样重大。他不仅一夜成名，而且从此步步高升，直至当上了河南巡抚，与乃父钱宝琛同列封疆，青史留名。
与钱鼎铭同来的还有候补知县厉学潮。接下来的会见是在一种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钱、厉二人一见曾国藩便扑通跪下，一口一个“大帅”地哭喊着。他们痛陈上海危殆已极，请求曾帅立即发兵救民于水火之中。
会见中，钱鼎铭还向曾国藩当面呈交了由上海团练大臣庞钟璐领衔、沪绅集体签名的公启，公启“系冯桂芬敬亭手笔”。冯桂芬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榜眼、翰林出身，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脍炙人口，曾广为流传。在这份公启中，这位大名士以其惯有的华丽文字，洋洋数千言，立论精到，“深婉切至”。曾国藩读后，颇为动容。
除了公启之外，薛焕还委托厉学潮向曾国藩呈交了一份专函。如果说，公启代表了民意，那么薛焕的专函则属官方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薛焕首次打破了沉默，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向曾大帅提出救援。
太平军在苏杭节节胜利，薛焕当然忧心如焚，但对要不要请湘军前来救援，却一直心存顾虑。他担心如果湘军救了上海，江苏巡抚的肥缺也会被他们抢走。
上海的官绅们为了向薛焕施加压力，请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庞钟璐，他是团练大臣，属于省级干部，地位与薛焕相当;另一个是上海道台吴煦，虽然道台是地市级干部，隶属于巡抚管辖，但在上海滩，吴煦却是地头蛇，离了他薛焕根本玩不转。
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救命要紧，薛焕不得不以巡抚的身份正式致函曾国藩，并交由厉学潮亲自转呈。
看着钱鼎铭声泪俱下，曾国藩心里也颇不落忍。他一边扶起钱鼎铭，好言加以劝慰，一边声称此事需从长计议，并让他们先下去休息。这次谈话实质上并无结果。此后一连几天，曾国藩亦无明确态度。钱鼎铭不禁度日如年，心焦如焚。
不过，钱鼎铭此来安庆搬兵是铁了心，不达目的绝不甘休。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与曾国藩是同年。所谓同年，就是科举考试中同榜考中的进士。在互相援引的旧官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子女也因父辈关系变得亲近，俗称年侄，或年家子。钱鼎铭之所以敢自报奋勇前来安庆，也正是仗着这一点。他在曾国藩面前以年侄、晚辈相称，曾国藩不答应，他便天天来到大帐外，每见年叔便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弄得曾国藩心烦意乱，也拿这个年家子毫无办法。
李鸿章促使曾国藩下了出兵上海的决心
时间一天天过去，上海的危险也一天天增加。尽管钱鼎铭心焦如焚，天天去求曾国藩，却毫无结果。就在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
一天，钱鼎铭独自来到了这个人的住处。这次拜访在钱鼎铭看来极为重要。两个人的谈话十分投机。钱鼎铭后来对人说，正是这次拜访改变了局面。
钱鼎铭拜访的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不过，当时的李鸿章虽然已经崭露头角，但尚未成名，只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自1859年投奔曾国藩后，他就一直受到恩师的器重。曾国藩也对他极其信赖。在湘营中，他总理文案，赞襄军务，实际上成了曾国藩的左右手。许多大事，曾国藩甚至听凭处置，往往由他“数言而决”。
钱鼎铭决定去找李鸿章，是因为看到了李鸿章的影响力。在安庆求援的那段时间里，钱鼎铭发现李鸿章与曾国藩几乎形影不离，两人时常在一起密谈。于是钱鼎铭决定请他帮忙说服曾国藩。
钱鼎铭与李鸿章并不熟悉，不过论起家世两人却不乏渊源。钱宝琛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还有曾国藩都是道光二十八年的同榜进士。说起来应该算是世交。这种关系自然使他们之间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许多年后，有史家分析认为，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李鸿章，或许不无道理。
1861年，李鸿章已经39岁了，可却一直潜龙在渊，大志难伸。虽然他投奔湘军后，受到曾国藩的器重，几乎相当于“二把手”，可他仍有寄人篱下之感。湘军门户之见甚深，李鸿章以皖人而居高位，自然引起湘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统兵大员内心对他更是抵触。
李鸿章看后，顿感不快，气得当时就想走。后来，还是曾国藩写信劝他，说让他下部队，主要是考察学习，了解湘军的组织结构、作战和训练方式，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阁下宏才远志”，将来必为匡济之才。
如果说曾国荃的傲慢和粗鲁还能够忍受的话，那么，左宗棠和彭玉麟就更过分了。左宗棠一向自视甚高，天底下几乎没人入他法眼，就连曾国藩也不大买账，况乎李鸿章一个小小的幕僚？他常常故意找茬生事，让李鸿章难堪。彭玉麟更是一个大刺头，外号彭打铁，脾气上来了谁也不让。有一次因为口角竟然与李鸿章大打出手，两人揪在一起，滚作一团。
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李鸿章心里无论如何愉快不起来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够自立门户。如今，钱鼎铭这句话正中其下怀，他的心怦然而动了。
这次谈话之后，李鸿章积极劝说曾国藩，力主出兵上海。查阅曾国藩那段时间的日记，经常出现“与少荃久谈”“（与）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傍夕至少荃处一谈”“至少荃处，与钱苕莆久谈”等等。少荃，即李鸿章的字。据《淮军志》推论，曾国藩决定出兵大抵在11月24日，而这一天正是他与“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的第二天。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
三国中有一个故事，说曹操抓了吕布，想杀又舍不得，这时刘备出来说了一句话。刘备说：“明公难道忘了丁原和董卓吗？”于是，曹操不再犹豫，马上杀了吕布。对于曾国藩而言，出兵上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是决心。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句话，特别是那些对他有影响力的人，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1861年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当曾国藩举棋不定之时，李鸿章的劝说显然起到了作用，并促使他最后下了决心。在1861年底决定是否出兵上海的决策中，如果曾国藩是最后的决策者，那么，李鸿章就是一个关键先生。
李鸿章迈出了宏伟蓝图的第一步
曾国藩终于决定出兵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便是由谁统兵前往。也就是说，由谁来出任援沪之师的主帅。这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时，有人主动请缨了。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吴坤修。吴坤修在湘军中并不十分有名。他曾担任过盐运使，是曾国藩的部将。钱鼎铭到达安庆不久，他就主动请缨，提出自募6000兵勇，南下增援上海。但曾国藩并不看好他，认为他难以胜任，所以他的请求曾国藩根本就没有理睬。
其实，曾国藩这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曾国荃。
曾国荃在曾家兄弟中名气不小，在湘军中也是数得着的人物。出道以来，他率兵攻九江、克安庆，打过不少硬仗，立过汗马功劳。曾老九的性格与曾国藩截然不同。曾国藩谨慎、节制，而曾老九却鲁莽、暴躁。虽然他的缺点不少，但他作战凶狠，所率老湘营更是曾国藩的嫡系、主力，这又是他的优势所在。
这封信写于11月26日。这是钱鼎铭到达安庆后的第八天。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曾国荃根本不领这个情。因为他不想去上海。
曾国藩的信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久久不见回音。此时，曾老九正在湖南募兵。安庆之战后，湘军损失惨重，同时由于战线拉长，急需补充兵员。于是，他奉乃兄之令回乡招兵买马。10天之后，曾国藩急了，接着又写了一封信，敦促其弟迅速带队赴沪，并要他“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信的最后还特别强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
可是，曾老九还是不予回复。曾国藩以为乃弟是有顾虑，毕竟孤军深入上海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确保进兵成功，曾国藩还对整个援沪方案做了进一步完善：一、令李鸿章统8000陆勇;二、令黄翼升统6000水师。总计万余人跟随老九同去上海，协同作战。曾国藩又一次写信给其弟，通知了上述安排。
但曾国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显然他的态度是消极抵触的。曾国藩有些恼火了，自己煞费苦心的安排，居然不被理解。其实，他不明白，曾国荃有自己的算盘。他不想去上海是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主攻天京，夺取首功。
就在老九以沉默对抗乃兄之时，李鸿章却表现得十分积极。尽管曾国藩的方案并不让他满意，但这似乎并未影响他的情绪。不仅如此，他还一直起劲地做着募集淮勇的工作。
淮勇，顾名思义，便是来自安徽的兵勇。由于长年征战，三湘兵员日渐枯竭，为了扩军备战，曾国藩不得不从湖南以外的地方招集兵员，“以济湘军之穷”。李鸿章当时便受命从安徽招集兵勇，以弥补湘军的兵力不足。这项工作从安庆之战不久便开始着手筹备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项工作后来却成了淮军创建的一个发端。
尽管李鸿章不是援沪主帅，但曾国藩也没亏待他。那就是保举他出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动力或许正是来自这里。不过，关于苏抚的“驻扎之地”，曾国藩明确指定在镇江而不是在上海，这又说明曾国藩并不想把上海交给李鸿章。
12月31日，曾国荃的回信终于姗姗来到了安庆。他在信中明确拒绝了曾国藩的想法，说明了自己不想去上海的理由。曾国藩深感失望，不得不调整原定计划。这天晚上，他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交谈。
曾国藩对李鸿章说：“现在时间紧迫，九弟一时不能来，你就先带队南下，进驻镇江吧。”李鸿章表示遵从。
曾国藩又说：“少荃你去，我可以放心，但你一去，我这里便少了一个得力帮手，奈何？”李鸿章说：“老师不必担忧，学生走后自有替手。”接着，李鸿章便推荐了几个人选，并说他们都可以接替自己，胜任工作。曾国藩听他这样说，知他去意已决，便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了。
其实，直到这时候，曾国藩仍然留有余地，指望曾国荃能够最后改变主意。这期间，他给上海方面去了好几封信，信中都说明，李鸿章即将带兵前往，但只是作为先行官，曾国荃作为援沪主帅并未改变。
此时，曾国藩还有另外一个打算，那就是，如果曾国荃真的不愿去，他还有一个人可以备选。这个人便是湘军老将陈士杰。
陈士杰是湖南桂阳州人，拔贡出身。他早年跟随曾国藩办团练，“甚得力”，先后授知府、道员。在曾老九死活不愿去上海后，曾国藩便有心举荐他为江苏按察使，由他接替九弟出任援沪主帅。
明眼人不难看出，曾国藩的着眼点仍在为湘军考虑。可陈士杰也不愿意去。理由是母亲年纪大了，希望能够就近照顾，请求驻守湖南。陈士杰是个大孝子，他的请求曾国藩无法拒绝。
曾国藩的计划再次落空，时间紧迫，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从容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选择李鸿章了。
机遇终于降临了！历史的选择常常具有偶然性，但对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个机遇意义重大。在1861年那个严寒的冬季，仿佛命中注定，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邁出了他宏伟蓝图的第一步。
淮军初建，李鸿章挖到了“淮军第一悍将”
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同治元年（1862年）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就是淮军的成立。这是苏南战局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李鸿章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1861年底，李鸿章招募的第一批淮勇陆续来到安庆。它们分别是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其后不久，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传字营也加入了淮军。这就成了淮军草创时最早的基干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营都来自安徽庐州一带，因而，有人把庐州比作淮军的摇篮，倒也名副其实。此后，在淮军募勇大旗的号召之下，从安徽投奔而来的兵勇源源不断，他们互相援引，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到上海升官去！”“到上海发财去！”一个个充满诱惑、激动人心的口号，在1862年前后响彻了淮河两岸。在这样极具煽动性的蛊惑之下，一批批跃跃欲试的皖中子弟开始源源不断地投身于淮军之中，迅速壮大着淮军的队伍。
据合肥地方史料记载，当时，淮军中盛行这样一句顺口溜：“会说合肥话，便把洋刀挎。”据台湾学者王尔敏考证，淮军中皖籍将领占绝大多数，共计279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乡土成分。
从字里行间可见，曾国藩的心情是欣喜的。对于这个开局，他是满意的。因此他专门到李鸿章处“道喜”。一个多月前，他还在为东援上海，手中无兵犯愁。现在，这支部队已经从无到有，初步有了构架。曾国藩看到了希望，对李鸿章的工作大加赞赏，并指示他说，募勇要尽进一步加快，东援上海已刻不容缓。
李鸿章向他报告说，光靠募勇恐不足以东援。上海局势严峻，非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兵将不可。
曾国藩认为此言有理，便决定把隶属湘军的春、震、济三营拨给他调遣。这三营原为湘军中的淮勇。营头分别是张遇春、马从震和李济元。
曾国藩说：“那好吧，我把韩正国的两营也给你。”
韩正国是曾国藩的亲兵营头领。曾国藩对他十分信任，除了公务之外，许多私事也交与他办理，包括找小妾这样私密的事，可见信任程度之高。
然而，这么信任的人为什么要给李鸿章呢？用曾国藩的话说，这叫“赠嫁之资”，通俗地说，就是嫁妆。也就是说，他把东援部队看作了自己的女儿，而韩正国的两营就是一笔厚厚的嫁妆。这个比喻说明曾国藩看重这次东援，但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其实是不放心李鸿章，派韩正国前往上海明为支援，实为监视。
不过，不放心也罢，监视也罢，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曾国藩希望这次东援取得成功，这一点毫无疑问。尽管援沪的部队以淮勇为主，头儿也不是湖南人，但在当时它仍属湘军的一部分，而淮军的称呼也只是后来才叫起来的。
为此，曾国藩在准军创建之初给予了慷慨的支持。为了增强淮军的实力，他还先后把截留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林字营两营，以及从湖南新招的熊字营、垣字营（此两营原打算交由陈士杰统领援沪）也都陆续拨给了李鸿章。
由于曾国藩的支持，淮军的建军步伐大大加快了。不过，李鸿章似乎仍不满足。他深知这次东援任务艰巨，光靠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并无把握。因此，他不断向曾国藩叫苦，说是部队到上海要打硬仗，眼下这些兵力还是单薄了。况且新兵居多，尤其缺乏有经验的带兵将领。曾国藩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问他还想如何。李鸿章便提出能否再从湘军中商借一些兵将，日后再行归还。
曾国藩只得应允，说行啊，只要你能借到你就借吧。这句话算是同意，也算是应付，可李鸿章却如获至宝，打着曾国藩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四处借起来。然而，在“兵为将有”的湘军各部，统帅们都把兵将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谁肯借给别人啊。李鸿章卖尽老面子，结果收效不大，四处碰壁。
不过，收获也是有的。像鲍超、陈士杰都情面难却，满足了他的部分要求，更让李鸿章感到惊喜的是，他竟从曾老九那里挖到了程学启。这是他初创淮军时最大的收获之一。
出道之前的程学启再普通不过，只是桐城乡下一个地道的农民。1853年，太平军打到了桐城。这一年，他24岁，参加了太平军。在太平军里，他很快脱颖而出。虽然他是个文盲，个头又矮小，貌不惊人，但打起仗来却是一把好手，不仅凶狠，而且玩命，不久便打出了名气。
1860年，湘軍包围安庆，久攻不下。北门外的防区就是由程学启负责守卫。湘军屡攻不下，伤亡惨重。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头痛不已。于是，桐城名士孙云锦使用离间计成功策反程学启。太平军恼羞成怒，马上抓了他的妻子和幼子，并把他们斩首示众，头颅悬挂于城门之上。
消息传来，程学启悲痛欲绝。他从此与太平军不共戴天，并发誓报仇。一年多后，程学启在苏州杀降，一次就杀了几万太平军。程学启从一个英勇的太平军战士变成了太平军可怕的对手。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造就了一名淮军悍将，也造就了一个苏州杀降的屠夫。
然而，程学启投奔湘军后，起先日子并不好过。原因是湘军对他不信任。有段时间，程学启常在夜间卧榻哭泣，甚至试图自杀，一死了之。直到安庆破城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安庆破城，程学启是立了大功的。首先是他献的计策，把地道挖到了城下;接着又是他，派人从地道内爬至城下，埋上地雷。总攻开始后，轰然几声巨响，城墙天崩地塌。此时，又是程学启一马当先，率部首先攻入了城内。程学启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曾家兄弟的疑心倒是解除了，但他们仍然没有真正认识到程学启的价值。不仅对他不够重视，而且程学启的倔强性格，也很不讨他们喜欢。
湘军攻破三河后，曾国藩的三弟曾贞干为报当年惨败之仇，下令屠城，血洗全镇。程学启当即反对，他说这事不能干，并说乡梓所在，恕难从命。曾贞干见他胆敢违反军令，便怒加申斥，可程学启宁死不从。两人大吵起来，曾贞干气得暴跳如雷。左右见状一齐上前劝阻，后来事情算是平息下去了，但两人从此交恶，势同水火。
这一切，李鸿章都看在眼里。曾家兄弟不识货，可李鸿章却知道这个人的价值。他开始打起程学启的主意了。
程学启听他这样说，便大倒苦水。
孙云锦一看目的达到了，便回来向李鸿章复命了。李鸿章大喜，但光有程学启同意还不行，还得曾国荃点头方可。
李鸿章了解曾老九。正题未谈，便先降低身位，好言奉承，以取悦于他。
曾老九说：“哪里，哪里，吾兄此去，足担重任。”
曾老九说：“这倒也是。”
李鸿章说：“所以我来求兄，兄得帮帮我啊。”
李鸿章是有备而来，就等着这句话。于是便提出要借程学启，并保证日后完璧归赵。曾老九话已说出去了，想收也收不回来了。好在他并不喜欢程学启，便就坡下驴地答应了。
程学启和他统带的开字两营，共1000多人，就这样轻易到手了。李鸿章非常满意，事后逢人便说：“曾老九够朋友啊！”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曾国荃致谢。信中把曾国荃称作“当代豪杰”，并说，“当代豪杰最知己者，莫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
程学启的确是个宝贝，他后来跟随李鸿章到了上海，攻坚拔垒，名震苏南，不仅成了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而且还被誉为“淮军第一悍将”。直到这时，曾老九才后悔了。不但曾老九后悔了，就连曾国藩也颇感遗憾。
曾国藩听了之后，沉吟良久，然后感叹道：“此名将也！”
“李鸿章大杂烩”
在程学启的问题上，曾国藩走眼了。难道他的眼光不如李鸿章？其实不然，问题出在看人的标准上。曾国藩的看人标准，简言之，就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就是要符合儒家标准，诸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曾国藩本人就是理学大师，尽管他也养妾买婢，包括接受下属进贡的侍姬，可总体上说还算比较严格要求自己。所谓才，那就是要有功名，有文化。程学启大字不识几个，而且还有历史污点——当过太平军。这样的人，在曾国藩的评价体系中当然很难得到认同。
然而，李鸿章不同。李鸿章的用人标准是重才干。在他看来，什么德不德，有无功名，出身门第如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耐、是本事，只要能为我所用。至于有些缺点毛病，比如贪财好色，统统是小问题。
淮军开赴上海后，一部分新募淮勇遵照曾国藩的命令，暂时布防于长江口岸，与湘军彭玉麟水师配合驻防。其中有一营，营头叫疏长庚，曾国藩在日记中称其为“桐城匪人”，彭玉麟对其更是极端厌恶，他对曾国藩说，“此人乃恶棍，无恶不作”，出身卑鄙，劣迹斑斑，如通贼、报假账等等，什么坏事都干，传骂其人，“污耳不堪言述”。
这样的“烂人”居然也进了淮军，还成了营头。彭玉麟大为不解，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气愤地写道：“疏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已也，何以少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其实，像疏长庚这样的人在淮军中并非少数。
如果说曾氏富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李氏则是实用主义至上。李府有一道名菜，叫“李鸿章大杂烩”。据说，李鸿章有一次请客，菜吃到后来不够了，他便让厨子把所有剩菜倒进一个锅里烩出来，没承想竟然味道鲜美，成了一道名菜。淮军创建之初也是如此，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愿意来的，多多益善，李鸿章统统欢迎。
如此一来，投奔者便蜂拥而至，络绎不绝。那些在湘军不得志，或者犯了错误的，也纷纷改换门庭，冲他而来。其中最著名的便要数郭松林了。
郭松林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在湘军时就以“饶有胆略”、“骁勇善战”著稱。打下安庆后，他已官至参将，为正三品。
郭松林虽然会打仗，但身上毛病却不少，比如放荡不羁，作风散漫，经常违反军纪。更气人的是，犯了错他还敢嘴硬，经常顶撞上司。曾国荃为此大为恼火，不知训过他多少回，也打过他军棍。可训过了，打过了，一转身他又不长记性，我行我素，继续再犯。
有一次，他又犯了错，曾国荃气坏了，扬言这一回绝不轻饶。郭松林吓坏了，干脆一走了之，奔上海找李鸿章去了。
李鸿章喜不自禁，立即提笔给曾老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郭松林来上海，正值战事紧张，用人之际，纵他千错万错，姑且暂缓处置，“恭请明公赏脸相借，勿以苛责”。不过，对郭的错误，李鸿章也表示绝不姑息，一定要加强批评教育，“时时针砭其过”。
李鸿章话也说得十分技巧——什么“赏脸”，什么“相借”，这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不是郭松林违纪私逃，而成了李鸿章主动借调，属正常工作范围。
事情到了这一步，曾国荃还能说什么呢？郭松林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淮军的一员。李鸿章立即从上海旧军中抽出500多人，交由郭松林编成松字营。此后没多久，松字营就在四江口战役一战成名。战斗中，郭松林威风八面，不可阻挡。一个军官回忆说，郭松林骑着大白马，纵横驰骋，出尽风头。到了1865年，松字营已扩展至8个营，成为淮军绝对主力之一。
在淮军建立之初，为了扩展实力，壮大自己，李鸿章常常，多方网罗人才，四处招兵买马。淮军开进上海后，回乡招募淮勇，路途较远，耗时费力，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叫苦说，去安徽招兵往返太远，眼下部队急需补充，不如就近在苏北招募。清代招兵有严格规定，规定地点、时间、人数，不得随意改变。曾国藩考虑到他的难处，也就同意了。于是，李鸿章立即派手下张家瑜等人到江北高邮一带进行征兵。
高邮一带驻扎的是都兴阿的防军。这是江北江南大营垮了之后残存下来的部队。淮军一来招兵后，当地的防军便纷纷脱下军装，化名前来应招了。原来，防军的月薪只有三两，而且不能按月支放，但淮军进了上海，掌握了税赋，手上有了钱，发的饷银也高得多。这一下，整个防军全乱了。
都兴阿大为恼怒，接连提出抗议，可李鸿章却阳奉阴违。于是，都兴阿一状告到北京，朝廷也觉得这样不对，马上进行制止。李鸿章接旨后，马上做出回应。首先他辩白说，他招的是里下河一带的皖北客民，不是都帅手下的散卒游勇;其次，他保证马上停止，不再招募。此后，他又向都兴阿发了一份公文，表示既已招了，不能退回，但请都帅放心，敝部只招一营，仅此而已。实际上，他招的却是五营。
实际上，光能招人还不算本事，李鸿章真正的能耐是能用人。淮军初起13营，半数以上为湘军，因此向有“淮由湘出”“淮军初起半楚勇”的说法，但这些湘勇到了淮军很快便被李鸿章消化了，许多人甚至成了他的死党、嫡系，死心塌地跟定他，赶都赶不走。
黄翼升是曾国藩最初创办湘军的老干部。曾国藩对他极为信任，把手中宝贝水师交他统带。李鸿章到上海后，就以助战为名，把黄翼升的水师借去了。可等到战事结束，曾国藩再想把黄翼升的水师要回来，已经做不到了。首先，李鸿章赖着不还;其次，最要命的是，黄翼升不想回去了。曾国藩很恼火，再三催返，“前后函商，凡十三次”，均无结果。于是便上奏弹劾黄翼升，没想到李鸿章却上奏予以袒护。不仅如此，他还和老师打起了“痞子腔”，说什么他与黄是患难之交，“四载以来，欢洽无间”，实在不忍分离，如果老师一定要参办就把鸿章也一起参办吧。弄得曾国藩毫无办法。
其实，李鸿章用人、留人，也没什么高明的手段。说白了，就是搞物質刺激，以利益为驱动。用他的话说，叫“志在利禄”。凡是跟我干的，就给钱，给权，给官，同时也给你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像程学启、郭松林，也许只有到了淮军才能脱颖而出，绽放异彩。至于你有毛病、有缺点，他可以宽容，甚至包庇袒护。于是，无论你是湘人也好，其他地方人也罢，都对李鸿章甘心臣服，乐为所用。
翻翻淮军的档案，除了皖籍之外，还有湘籍、川籍、黔籍、闽籍、苏籍等等，真是来自五湖四海，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并东援上海，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参考资料：《淮军四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作者：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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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83年，那年我小学毕业。许是考得不错，家长奖励我去次上海。
我父亲是厂里的采购，很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过几次临近的城市，跟车去跟车回，再说得办公事，没得玩，基本印象无。
我属于开智早的，幼儿园时期街道演样板戏，听上几遍，歌词连着旋律，七七八八也能上个台。容易了反而兴趣索然，到现在我对歌手也无法致以太多的敬意。但记忆只限于上小学之前，真的上学了反而糊里糊涂记不起太多事，直到这次上海之行。
因为要拜托父亲的同事李大大照应，母亲在我衣服包里塞了几个香瓜，又炒了几个菜装在几个铝皮饭盒里。走之前再三叮嘱我说词礼节方面的细节。本来挺憧憬的事儿被母亲这么一搅和，心凉了大半。我们兄弟最烦的就是社交，跟着父母后面走亲访友，场面越热烈越紧张，我哥一紧张眼睛就眨巴个不停，我是反射弧慢，大家哄堂大笑我一脸茫然。偏偏我从小到大嗅事一大把，经常被众人拿来开涮。偏偏李大大就是个其中高手。就这么我低着头，心思重重哐当哐当的上了车。
渡江时，我的忐忑被江风吹散了少许。一眼看去江水浩渺，对岸的山一点点清晰大了起来。江面上小渔船随着波浪起伏着，让人不由得为之捏把汗。
“ 快看!快看!渔船后面跟着一群江猪”渡轮上的人群兴奋起来。果然，一群逐浪的江猪由远及近，黑黢黢，圆滚滚。会把渔船拱翻么?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着。视线紧紧盯着那艘命运多舛的小船，小船又越来越远直到变成一个黑点。
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已习惯了颠簸，那时的公路窄弯多，穿过城镇村庄，擦身而过无数行道树、汽车、拖拉机，牛羊，远山和莲田……。身体晃来晃去，越窗而过的风带了来各种异样气息，夏日灼热的阳光追着我们。新奇刺激，这大概是越野赛的感觉，可是我还是乏了!
终于在日暮时分到达了上海曹阳新村。从车上下来人晕乎乎的。稍作休息 ， 父亲领着我去旅馆地下浴室洗澡。第一次看见那么多人在一起淋浴的浴室， 大水倾盆而下,睁不开眼，我哆哆嗦嗦的胡乱洗了几把澡就跳了出来。这一晚沉睡无梦。
第二天在旅馆宽敞的餐厅里父亲把我托付给李大大，李大大身后还有一个比我更慌乱的李大妈。一直以来我印象中的李大大形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目光炯炯有神，有风采有气度。直至我长大后在浴室偶遇他，才发现他是个子矮小身材瘦弱的小老头。那一刹那我相信孩提时我的很多判断错得离谱。
这样一个我当初以为气度不凡的人，他太太泯然众人。我把我老妈准备的菜和香瓜递给她，还来不及说那些说词。她一句客套话没有，很实诚的说正好留着儿子女朋友来了一块吃。
父亲匆匆忙忙有事去了。中午她儿子来了，菜已经在宿舍用电炉加过热，溜鳝丝，爆炒小雄鸡，爆炒田鸡，几个我奶奶炉泥腌的咸鸭蛋熟得刚刚好，切开后红黄流油。李大妈用旅馆餐厅的盆子装菜服务员本来就看不惯。饭桌上李大大儿子和我们说着家乡话，后面服务员上海话嘀咕着，他儿子听不下去了就和他们吵架。“侬格江北佬，装琐细上海人”这句话连我都懂，他儿子面红耳赤却无力争辩。气氛一时尴尬，当所有人的目光投过来，他女朋友开口了，纯正上海话，局面顿时掰回。
接下去的一连几天，我们三个奇怪的“江北佬”组合穿梭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拖着长辫子的有轨电车，张贴着大海报的大世界，黑黢黢的洋行大厦，走进去里面磨得发亮的厚重木楼梯，镶嵌着精巧五彩的大玻璃窗。那些沉淀下来的质朴和八十年代质朴中捎带忧郁的市民，应是我对这个老旧上海的印象。
那时期我身处的小镇正是一番蒸蒸日上的气象，各大国营集体甚至镇办厂都忙得很红火。今天的我知道了这是小镇最后的荣光,可当时小镇生活与上海真的差距不大呀。父亲的工厂在上海及各大城市有办事处。很多同事就把家安在了生活的城市。我们一行人捎带了小镇的土特产去串门，进了里弄被他们逼仄的生活吓住了，一溜烟的马桶痰盂靠墙根摆着，走道挤满锅碗瓢盆。屋子里床有升降锁吊着，晚上睡觉才能放下。没处站，虽只寒暄几句，但质朴的情感却是真真切切。
船笛呜咽的十六铺码头，追逐轮船的沙鸥。人潮澎湃的公交站台，肮脏漆黑的苏州河，华山医院里那个看到老家人忘了死亡诅咒的絮叨老人。那个夏天他儿子女朋友带来的厂里原装的正广和盐汽水味道，街头酸梅汤的味道，随处可见的上海奶砖的味道。路边饭店买筹点的那“一眼眼”分量的四菜一汤，城隍庙的臭豆腐和生煎……。
我不知道这样的回忆是基于那个十二岁少年的思考后的沉淀，还是今天这个中年人经验的累积，但我清晰的记得那个夏天我轻而易举的学会了一首歌，是电视剧《虾球传》的主题歌，成方圆演唱的，吐字很清的女中音。歌词至今记得，开头两句：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道人间沟沟坎坎……。后面的流浪啊，流浪的歌词。倒像是十年以后的上海民工潮的谶言。我一定是在上海学会的这首歌。刚刚改革开放的上海，还沉浸在伤痕电影里的上海，于乱世而不苟，于闹市而不媚。忧伤而坚韧的表情像极了阅尽红尘的诗人。但他只属于那个年代。
上海房屋租赁合同篇四
;分享人：吴皮
weibo：吴皮儿_pipiw
如果将上海前世今生的故事延续，那么这个在永嘉路上的老式独栋住宅，一定是令人惊喜的回声。
吴皮喜欢旧的事物，而这儿，也经历过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些旧时显贵留下的时髦细节，那些普通平民为了生活而留下的些许痕迹，都让吴皮相信，与时间共情，才是深入人心的底色。
她想尽办法，将历史以新的方式展露，或是还原被时间破坏的面貌。推开鹅黄色的大门，不规则的几何空間、大小不一的法式老窗、复古文艺的灯饰、有着炭火痕迹的壁炉，两步就能迈完的小阳台……房间的每个角落，不用刻意去侍弄，便处处都留有老上海浪漫与精致的痕迹。吴皮也会从全国各地淘一些老物件来丰富这间屋子，对于她来说，最幸福的见证就是，当客人推开门的那一刹，能够阅读时间最动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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