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时评文章五篇(大全)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时评篇一

人民时评：体面劳动、有尊严的生活，诠释重要执政理念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谈到进一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时候提到，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高层提出体面劳动和不久前提出的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一样，体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执政理念，这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放在心里，用完善的制度保证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是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劳动者伟大的氛围。我们点的每一盏灯，用的每一滴水，吃的每一粒米，都是劳动者的贡献。住在温暖的房子里，我们应该想到那是无数民工的杰作；开着新款的汽车，我们应该想到那是工人劳动的结晶。开一次会，搞一次活动，后面有很多劳动者在服务……劳动无处不在，但是有些人可能更看重地位和身份。“官本位”稀释了劳动者光荣的浓度，有的“体面”场合居然把劳动者拒之门外。少数这个“长”那个“长”想比工人和农民多占社会资源。我们已经进入到新世纪，但是，要真正形成劳动伟大、劳动者光荣的氛围，还需要加倍努力。

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是要爱惜每一位劳动者的生命，保护所有劳动者的财产。煤矿工人下井生产，他们的安全要有百分之一百的保证，因为每一个生命都不可取代；纺织工人织布，她们的健康一定要有温馨的呵护，因为每一个人的健康都是国家的惦记；农民工进城打工，一定要能拿到应得的报酬，因为每一位民工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分布在私营企业、个体作坊的各类劳动者，一定不能被老板随意欺负、随便解雇，因为他们的权利同样由国家来保护……看到煤矿遇难者妻子悲切的目光，听到农民工讨要工资的愤怒喊声，我们的政府还要强化各种政策和手段，确保悲剧不再重演。

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是要给劳动者更多的利益，让他们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房子、票子、位子，这不能只是官员的追目标，而要尽可能多给普通的劳动者。让劳动者居有房子，干有票子，社会上受人尊重，子女受教育没有后顾之忧。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是劳动者，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由劳动者创造。我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如果贫富差别继续扩大，分配的制度就期待完善；如果年轻人一股脑只想往官员队伍里钻，劳动者的地位就期待提高；如果农民工依旧需要领导人替他们讨工资，权利维护机制就需要建立和健全……理论上，我们早就解决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命题，实践中，我们还需要推波助澜、呼吁呐喊，用现代理念，用先进的价值观，用民主和法治制度，把一切落后的、霸道的东西统统挡在身后，让中国的所有劳动者可以昂首挺胸地对世界说：“我们是体面的主人！”

“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是国家的追求----希望这个理念能够深入人心，希望这一呼吁能够变成行动。

人民时评:品总书记"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27日，2010年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近3000名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接受国家的最高褒奖和礼赞，“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又一次得到深刻而丰富的诠释。

令人遗憾的是，放眼当前，仍有不少人对劳动缺乏足够的理解，对劳动者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工人缺乏认同感。比如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80后宁当千元“白领”，也不当三千元技工，原因在于“他们觉得进工厂很没面子”。此外有调查显示，如今愿意选择做工人的比例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姑娘找对象也不愿意选择工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咱们工人有力量”。2009年，在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人物中，“中国工人”赫然当选，《时代》周刊如此说道：“2009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复苏；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贡献卓著，他们抛妻离子，背井离乡，进入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他们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

一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让人感慨万端，这绝不是无端的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价。事实上，多少年以来，中国工人一直是可爱的人，可敬的人，甚至是可歌可泣的人，共和国30年改革开放史，无论是宏大叙事诗还是只言片语，每一处时代表情的细微变化，中国工人都是见证人、参与者和推动者。那么，为何不少人“宁当千元‘白领’，也不当三千元技工”呢？原因林林总总，比如做工人没面子，社会保障不够完善，整个社会对工人尚不够尊重，尤其一提的是，在不少时候他们是权利贫困者。

比如，在迎击金融危机中，一些企业开始裁员或减薪，而裁员和减薪的对象往往就是最底层的工人。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并不高，一线工人辛苦劳动，收入微薄。

此外，一些工人一方面遭遇职业病之苦，另一方面还遭遇维权之困。2005年，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两亿人。这些庞大的人群中会有一些“张海超”——农民工张海超，先后从事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不幸得上尘肺病。面对职业病鉴定难题，他以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病情——尘肺三期，最后在多方努力下，终于拿到了索赔金。这起被媒体称为“开胸验肺”的事件，轰动全国，让人看到了维权之难。而事实上，“张海超”不是特例，他们的利益需要保护。

当然，应该看到，随着各项制度的逐渐确立和完善，工人的待遇得到了极大改善，国家也在不断创造条件让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者享有更多尊严，让广大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2008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在今年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提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一时间，“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像“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一样备受世人关注，引发了公众热议，人们像当初解读“尊严”一样解读“体面”。据悉，“体面劳动”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9年6月的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由国际劳工组织新任局长胡安·索马维亚首次提出。体面劳动意味着生产性的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有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

诚然，如果每个工人都能体面劳动，都能生活得更有尊严，“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就一定深入人心。为此，就需要从多方入手，根本之道在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切实推动《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贯彻实施，最终改善劳动条件、劳动收入、劳动保障、生活质量，同时也要使劳动者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施展。

体面劳动他们得到了吗？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所谓“体面的劳动”，意味着生产性的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及开展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来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

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身边的劳动者们，他们得到了吗？

我要劳动

这个“五一”节曾经在西北大学当司机的老刘过得很不踏实。因为劳动纠纷，老刘和原单位对簿公堂，案子历经仲裁、一审、二审，4月14日二审开庭的时候，对方原本是答应调解，可是就在五一前老刘再去找单位，单位又变了卦。据老刘的代理律师赵先生说，可能过完“五一”就会下判。但是对于即将面对的判决结果，老刘心里既充满期待又惴惴不安，老刘完全不敢想象如果一旦败诉，自己该怎么办。

今年55岁的老刘已经在单位开了26年车，可是就在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实施以后，老刘向单位提出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单位不仅不同意，而且还故意找借口于2009年5月停止了老刘的工作，此后老刘多次要求上岗无果。对于老刘提出的要求单位为自己缴纳三金及支付加班延点工资等，单位也拒绝给予办理并支付。

55岁已经是老人的年纪了，可是为了生计，别无所长也别无门路的老刘只想着好好在单位干，通过劳动挣到一份稳定的工资，退休后领一份有保障的退休金。可是没想到突然生变，想劳动却没了岗位，退休保障更是无从谈起。绝望之下，打官司成了最后的选择，二审时，老刘明确提出了要求继续工作的调解意见，原单位当庭表示的愿意调解的态度甚至让老刘有些喜出望外，老刘以为“五一”节之前自己就能回单位上班了，他甚至还和家人说“要是真能这样，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就太值得纪念了！”可是没想到，当他满怀希望再一次找到单位时，单位却态度生硬地表示：“调解方案领导不同意。”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五一”当天，老刘一天没有出门，饭也吃得很马虎，他焦虑地关注着电视和报纸新闻，想看看劳动节这天有没有替劳动者维权的消息与相关的新闻，但是似乎很让他失望。当记者打电话给老刘时，老刘心情沉重：“调解是没希望了，听律师说有可能会重审，我完全没了主意，重审的结果怎样且不说，光是这个漫长的过程我已经感觉有些承受不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上班，也很久没有工资和收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先找份临时工干着，可是我这么大的年纪，谁会用我？唉······”

我要保障

李令今年29岁，毕业后就在城内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虽然工资不算太低，但是这家单位对于劳动用工却实行的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一部分人是正式编制，一部分人算是招聘编制，对于像李令这种招聘编制的人，三金、保险是统统没有的，去年10月份，李令生孩子，不仅没有一分钱的报销，生孩子期间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

对此，李令称：“敢怒不敢言，明知单位这么做是不合劳动法的，但单位几十号人都这样，别人不说你提出来，单位一定让你走人，再找份工作从头开始多艰难不说，说不定待遇还不如这儿，所以就先混着吧······”但是这毕竟是李令的一块心病。

“现在年轻还好说，再过些年干不动了还是得靠社会保障，所以特希望有人打头为这事儿闹一闹，毕竟是家大单位，说不定就解决了。”然而当记者问李令为什么没想着通过诉讼维权时，李令显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太兴师动众了吧，也太麻烦，而且一定打不过单位，赔了夫人又折兵，代价太大算了吧。”

我要尊严

吕娜家住在长安区，2007年开始进入晴朗家政公司做家政服务员，虽然这两年每小时的工钱越来越高，但是吕娜却越来越想换个“体面”的工作。

“再苦再累我都能行，可就是害怕看见雇主们眼里轻贱、鄙视的神情。”吕娜说，她们进入雇主家里，常常是在监视下劳动，吕娜甚至遇到过一家客户，在她前两次上门工作时故意在床底下、要洗的衣服里放个五块钱、十块钱考验她。当她第二次把钱如实交给女主人时，女主人和老公会心而神秘的一笑才让吕娜意识到这是个测试。

“在有些雇主眼里，我们家政工就是下等人，完全不需要尊重，而且迟钝到完全看不出他们的歧视。”吕娜曾经服务的一家上海雇主，女主人特别讲究干净，每次吕娜给她洗完的内衣都要全部再拿滚烫的开水烫一遍，男主人特别节省，再冷的冬天，也不允许吕娜用热水摆抹布、洗衣服，说那样太浪费天然气。每次家里有了不新鲜的水果、快过期的食品，主人还总会故作慷慨地送给吕娜。

46岁的李师傅在高新区某建筑工地当伙食工，他说，包工头为了省钱，每天下午专挑便宜菜、烂菜拿到工地，“西红柿是变了味的，萝卜是糠心的，土豆是芽长得多长的，至于蔫黄瓜、被老鼠挖洞的烂冬瓜都要算是好的呢。”看到农民工们每天攀上爬下地干着重活累活儿，却吃着这些垃圾一样的饭菜，李师傅心里特别不好受，好几次他忍不住提出让包工头买一些好菜、新鲜菜，湖北籍的包工头却说：“民工，还想让他们吃啥！”“其实我听说这个包工头最早也是出来当民工给建筑工地运沙子的，怎么自己当了包工头却还这么苛刻。”李师傅想不通。

我要工钱

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因此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甚至是再难的委屈，只要能挣到钱，他们都选择了忍耐。但是在现实中，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关于欠薪、讨薪的话题，当劳有所得的底限被击破，绝望而无助的农民工们只能到各部门投诉，甚而围堵、爬塔吊，为了要回辛苦钱。

或许更多的时候欠薪的程度没有那么激烈，因此被欠薪者再一次选择了容忍。

在我市东郊兴庆路一家中等规模的川菜馆打工的丁辉告诉记者，起初，老板给他许诺，每月工资800块钱，可第一个月末只给他发了700块钱，理由是他打过几个碗盘；和丁辉一起打工的郑力做的是帮厨，一个盘子没打过的郑力月底同样被老板扣掉了100元，原因是老板说他配菜用料太多，炒菜太费油。据丁辉说，几乎每个月末，老板总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克扣他们的工资，谁要是不服，老板就让走人。

在南关正街附近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的冯美每月工资3500元，可是公司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设计人员的工资都是推迟两个月发放，冯美每个月28号领到的都是两个月前的工资，也就是说公司总是欠着冯美两个月的工资也就是7000块钱，其他设计人员也都一样，工资越高欠得越多，如果一旦跳槽离开公司，这笔钱就别想要了。“其实公司就是用这种办法变相地控制设计人员跳槽，所以有时候即使加薪要求被拒绝，或是频繁加班加点，都得逆来顺受，除非是有特别提升的机会，为了这笔说多不多，说少却不少的工资也会选择留下”。

“体面的劳动”作为一种概念，在1999年6月，由国际劳工组织新任局长索马维亚在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提出。时隔11年之后，记者在今年劳动节及其前夕所做的调查，仅这几个事例却依然让人清晰地感受到，让劳动者“体面劳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是全世界劳动者共同的愿景。实现“体面劳动”，最根本的在于改善劳动者的劳动处境，让广大劳动者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实现“体面劳动”，重要的是让“体面”落在实处。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做出系统的制度性安排，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普通劳动者不再为自己的工作权利、自己的工资、自己的社会保障和自己的尊严而苦恼，真正能够体面地劳动。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6816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举行庆祝。

由此可见，五一国际劳动节自诞生之日起就打着鲜明的对于劳动及劳动者本身价值的渴望肯定。而由此所激发出的对于人性尊严，对于生命价值，对于人身权利的种种高贵字眼，更是成为重要的人类精神财产，超越了肤色、国界的界限，成为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美好目标。

不可否认，在我们追寻幸福与尊严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夜之间到达目的地。这其中所付出的代价、所带来的疼痛已经烙在时代烙印中。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的是，近几年来，对于劳动者，对于普通公民权益的关注也在日益进步，这其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体面劳动”与温家宝总理四次提到的“尊严”尤其令人温暖且踏实。

4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讲话时说，“要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在此之前，温家宝总理还曾经四次提到“尊严”：2月12日，“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2月27日，温家宝谈“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三方面含义；2月28日，“就业问题关乎生计更关乎尊严”；3月5日，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尊严论”……

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强调个体在面对集体与国家利益时的微不足道，甚至历史上不乏类似的极端个例。之所以说是“极端”，是因为这些个例忽略了基本的人性，已经“为牺牲而牺牲”，这样的“牺牲”不能说毫无价值，只能说令人痛惜。而除此之外，与之相伴而来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权益的极端漠视，不管是孙志刚也好还是“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也好，他们的遭遇所揭示的，无非就是在一个尚没有习惯尊重个体价值的社会整体体制下作为个体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个体都像面对一台庞大机器的昆虫，那些辗过的疼痛只能自己品尝。

正因如此，不论是“体面劳动”还是“幸福与尊严”，都用罕见的表达方式昭示了社会滚滚向前发展的潮流。面对这潮流，我们只有适应、学习，并在适应与学习中不断改进。对劳动者，对普通人“体面”与“尊严”的关注恰恰是这发展潮流中一朵美丽的浪花。它说明，对钢筋水泥，对高楼大厦，对gdp的关注远远不能满足一个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需要，总得有对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认可与继承，总得有对公民个体生命价值、生命尊严的温润感知来完善一个社会的完整链条。

而在对“体面”与“尊严”的期盼中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个节日会越来越回归本义，回归到“权利”、“价值”、“尊严”这些高贵字眼的本义。我们也更迫切地渴望着，能够不断有支撑“体面”与“尊严”的实际行动来将这美好的图景变为现实。在那样的图景中，这个节日高贵且充满自豪感，而当一个国家中的劳动者体面且充满自豪感地行走在这个国家的大地上时，这个国家的力量将决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统计数据上。

《日本新华侨报》29日刊文《中国悄然转向“体面与尊严”社会》。文章说，中国内政外交目标诉求日益变得亲切温和，展现现代文明国家的崭新形象。让国民实现“体面劳动”和“更有尊严”的生活，无异是执政党新许诺，也给了民众新企盼。这意味中国开始走上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新时代。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让尊严伴随普通人生活，也应是当今中国社会一个硬道理。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在以大国姿态强劲崛起的同时，内政外交目标诉求也日益变得亲切温和，展现现代文明国家的崭新形象。继中国总理温家宝春节团拜首倡“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此次“五一”前夕表彰劳模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又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体面”与“尊严”这两个暖融融的词汇透露出一个强烈信号：中国领导层所关注的重点，正在从追求dgp向民生民本转型，践行从“国富”向“贵民”的重要转身。当今中国民生注定将走进讲究体面与尊严的“暖春季节”，普通民众的劳动与生活将发生深刻嬗变。

“体面劳动”与“尊严生活”相呼应，既是中国政府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全新诠释，也表达着中国高层在国家发展和民众福祉的理念，或者说国家发展哲学方面发生的微妙变化。中国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将“体面”和“尊严”用在国民工作和生活层面，激起百姓心底强烈的情感波澜。这显示了胡温执政团队高扬科学发展观，对治国理念认识越来越深刻和真切。

“体面”与“尊严”相辅相成，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体面”是基础，“尊严”是境界，兼具物质与精神层次。没有体面的劳动，不会有人的基本尊严；没有人的尊严，也谈不上保障公民权益，体现不出国家制度优越性。可以说，“体面”与“尊严”，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诉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讲究“体面”与“尊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劳动者已经具备了可以有体面劳动的条件，不再是过去劳动率低下时代那样，为了生存不得不丧失体面和尊严为代价。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也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赋予民众的一种温暖和振奋。同时，根据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在开放环境中走进21世纪的中国民众，个性进一步释放，个人心理需求升级，追求自尊的满足也成必然。

应该指出，“体面”与“尊严”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一贯鼓励和倡导“尊重劳动”、“劳动光荣”政策的一种新表述。时代在前进，“劳动光荣”的内涵在变化和丰富，不仅体现在表彰和关爱劳模群体，也必须有体面的劳动作保证，包括体面的劳动环境、体面的劳动保护，尤其是体面的劳动报酬和待遇，从而使劳动者生活“更有尊严”。

这方面当务之急的政策举措是，保障劳动者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只有实现体面劳动，才能有社会的体面、国家的良知、民族的荣光。

更重要的是，中国主张“体面”与“尊严”，也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求。一方面中国劳动者队伍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在收入上基本属于弱势群体，而且农民工已占相当比例，他们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面临改善生活和提升发展的问题。而看病贵、房价高、学费高，也让普通国民离“尊严”还有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中国工人”已是世界级品牌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做出了“世界性贡献”，全球称誉。他们有资格也有权利获得尊重和体面。一个尊重劳动者的国家，也将获得世界的尊重。

让国民实现“体面劳动”和“更有尊严”的生活，无异是中国执政党新的许诺，也给了民众新的企盼。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新时代。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让付出与收获成正比，让尊严伴随普通人的生活，也应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硬道理。

体面劳动 尊严生活 第 5 页 共 6 页

时评篇二

在发展共享自行车的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被假象所迷惑，在共享自行车发展过程中盲目投入。

城市免费自行车不是新生事物，利用互联网络从事共享自行车经营活动也不是科技创新的产物。自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共享自行车经营模式以来，全国各大城市高度重视共享自行车的发展问题，一些城市加大财政补贴，试图推广共享自行车经营业务。但是，恕笔者直言，共享自行车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一些城市共享自行车经营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许多普遍性问题。

首先，共享自行车是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可是由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根本没有考虑到自行车的需求，一些城市规划行人道路上人满为患，自行车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自行车既是代步工具同时也是锻炼身体的工具，可是如今城市寸步难行，一些交通要道拥挤不堪。如果不解决我国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共享自行车充其量只不过是年轻人郊外旅游的代步工具而已。

其次，共享自行车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许多共享自行车采取的是资本经营模式，自行车厂接到大量订单，可是，共享自行车经营者如何实现盈利始终是值得怀疑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共享自行车经营者可以通过广告出租或者其他方式弥补共享自行车经营的亏损，如果共享自行车大面积普及，有可能会使共享自行车的经营者扭亏为盈。这种说法非常天真。湖北省武汉市曾有企业试图采取这种模式实行免费经营，但结果却是巨额亏损。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一些共享自行车经营者目的不在于从共享自行车广告收入中获取利润，而是希望通过这一项目融资，借助于风险投资实行资本经营。如此，共享自行车充其量只不过是筹措资本的噱头而已。

如果共享自行车的经营者目的是为了筹措资金从事多元化经营，那么，共享自行车很可能会被逐渐边缘化。

现在一些企业经营者之所以对共享自行车保持极大的兴趣，是因为在互联网络经营模式下，他们希望“羊毛出在猪身上”，通过所谓的资本经营或者创新经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经营理念。如果共享自行车变成一个融资平台，或者共享自行车的经营者把消费者预付款作为经营的资本，那么，这个项目很可能会彻底异化。

政府应当对共享自行车的经营者资产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并且对共享自行车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管理，防止项目损害消费者利益。

发展共享自行车一定要吸取教训，千万不能重蹈互联网络出租车发展的覆辙。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在色彩斑斓的秋景下，北京的小区门口、地铁站口、马路边，最近多了一道新的风景：一辆辆统一颜色、统一标签的自行车，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然后就是一个个年轻人，拿着手机，对着自行车拍一下，潇洒地骑上自行车离去，俨然成了美丽城市意象的一部分。

这是什么呢？一位学生告诉我，这是新出现的公共自行车。只要下载一个手机app，然后用手机号注册一下，交上押金，然后扫一下车上的二维码，这些自行车就会自动开锁。一旦开锁，手机app就会自动计费，半小时仅需五角或者1元。

进一步了解的结果是，这是企业创新的结果。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研究者，我敏感地感觉到这又是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一项创新。

在城市里，自行车服务一直被认为是短距离交通的重要工具，它可以解决一系列的老大难问题：它很环保，没有污染；它占用道路面积比较少，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它可以补充公共交通的不足，解决地铁、公交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还有一个很私人的问题，骑自行车还可以让人动起来，解决肥胖、“三高”问题，间接解决相关医疗基金不足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就是市场秩序的神奇之处。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企业能够把各个方面的资源很轻松地动员起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些共享单车企业，都可以通过收取押金的方式形成一个资金池；从消费的角度来说，骑自行车的需求一直很大，根本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人骑，而通过手机app收费也很容易实现。更何况等到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这些公司还可以到资本市场去筹款，获得投资。在市场成长期，根本不用担心是否一定要实现服务收益要大于成本，要有多少盈利率。而一旦上市，还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好的盈利空间。从偷盗的角度来说，对这种标示一致的自行车来说，基本上不会存在偷盗的空间，因为它很难被私人拥有，因而也很难销赃。更何况，骑一次五角钱一块钱，也没有偷盗的理由。

显然，这是市场经济的又一个奇迹。当然，政府也有用武之地。比如对于乱停车现象，政府可以在小区门口、地铁站口、公交车站边上，多划定一些自行车的停放点，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分流和引导作用。相信市场的奇迹，加上政府的补充，能够让共享单车这一道金秋风景线更加靓丽！

互联网下半场来了，共享单车还能继续传“骑”吗

共享单车的路子：渠道为王，“收租盈利”

共享单车的话题最近很火，讨论了它的许多方面问题。不过，在我看来，共享单车的最大价值，可能在于其“失败”，将是互联网下半场开始的信号。

对于共享单车的方式，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典型如几年之前的网约车大战。最大的不同在于，网约车至少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共享经济，是通过调动驾驶员的积极性，让其加入市场，通过优化闲置的机动车资源，实现共享目的。

而共享单车呢?完全是另一种路子，通过融资获取大量的现金，自行生产、自行投放大量的单车。目的很简单，就是占领市场，占据更多的流量，让更多的用户使用。

这就是这几年流行的互联网思维，通过流量、人口红利来实现市场垄断，进而实现盈利的目标。这种流量模式，是这些年互联网创业公司几乎都一致采取的路数，渠道为王，控制了渠道，就控制了市场，然后再进行“收租盈利”。

当然，为了实现对市场的占有，保证第一，前期竞争时，就必须不断地投入更多的资金、精力，用来获取流量、获取用户。而这几乎就是现在共享单车所做的。

共享单车运作模式的脆性

一轮轮的融资，为的是可以投放更多的单车，让大街上随处都有单车。但问题是，非得如此吗? 实际上，根据某科技媒体的计算，按现时用车付费模式，其实共享单车企业是能够实现盈利的。之所以盈利预期未能达成，在于运营成本过高。

包括单车的损耗率、维修人员的调度、单车的维护等，都是导致其亏损的原因，而投放越多的单车，其运营成本就加倍地提高。有人就指出，精细化的运营，才是这个领域的真正门槛。什么叫精细化运营?即非简单粗暴、盲目、不讲成本地投放单车数量来占领街头，而是让单车入网，通过实时数据来实现更好地调度单车;投入更多精力，使单车更耐用、坚固，等等。

但之所以还采取现在这样的路子，很大程度上在于“惯性”思维的作用，在短时间内仍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可以持续多久，能否持续下去则是问题了。

一旦投资者认为这种“融资-投放-再融资-再投放”的模式不可持续、前景不明，不再提供更多的现金，那么共享单车企业，几乎可以说，将会立刻“丧命”。尤其是现在，其对街头秩序的干扰、对交通的影响，导致政府介入，甚至要求不得对特定区域进行投放。某种意义上，模式困境开始显现。

互联网下半场：从改变消费方式到改变生产方式 过去这种互联网思维方式，成功的原因在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很多服务、消费方式可以从线下向线上延伸，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改变其服务模式。在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用户不断增长、内容服务还稀缺的时代，这是最为便利的盈利方式。

但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互联网化方式，只是改变了产品的流通、服务方式，改变了人们接触、了解这些产品、服务的渠道，并没有改变这些行业的生产方式、架构和生态。

举个例子，比如最近同样很火的知识付费。为什么过去强调免费的内容，现在却开始说要收费了?很大的原因在于过去的内容是稀缺的，而现在是过剩的。因此，提供更好更优质内容的生产者，将因此受到奖赏。某种意义上，现在这种知识付费的方式，就是对互联网上半场方式的反思与探索，是内容生产行业，重返“内容为王”时代的信号。

放到整个互联网领域来看，互联网的下半场是什么样子?如果说上半场是借助流量、用户红利，来改变行业的服务方式，那么下半场，则是依靠互联网积累的数据，再借助其他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进行改造。

它的核心在于技术。借助技术实现更好的生产与运营，提供更好的价值。这些技术并非停留于表面方式改变，而是深入到行业的内部，对其进行深度的改造，比如交通问题，比如医疗问题、制造业问题等。

接入互联网，可以让我们很便利地找到出租车、预约医生，让产品销售渠道更广，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提高医疗诊断准确率、制造业生产效率等问题。而借助诸如人工智能技术，却可能实现智慧交通，智能医疗，让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更高，更智能化。

共享单车想盈利得看国民素质？

相对弱势的公司联合起来，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有人使用单车时失信，就调高其网约车出行价格；有人用网约车时失信，就抬高其外卖费用。

共享单车app自从诞生以来，迅速成为一桩现象级的产品。这是因为它为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打开手机，从单车app地图中找到身边的车，用app扫一扫车身上的二维码、解锁、骑车到目的地，然后，把车停在合法停车地，潇洒锁车走人，实在是超级便利，价格也不贵。

实际上，共享单车在推出之前是已经考虑过这些情况的，为了应对少数不诚信者的行为，单车在产品设计上会额外计算出损耗成本；与此同时，在消费者体验上，也做了妥协。比如，更牢固的车身，是为防止不爱惜的人滥用；螺丝是定制开发，有的单车螺丝只能用其自己的工具才能拧开；没有车篮，是担心车篮里面一片狼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推高了成本，最终反映在消费者更高的价格，以及更差的体验。有的企业在初期，设计生产1辆单车大约需要花费6000元，现在随着原材料采购量的增加，成本已逐步降低到了3000元左右。

这些低素质行为，不但推高了车身成本，降低了消费者体验，也直接推高了运营成本。有单车的运营人员经常需要到居民楼中寻找被藏匿到使用者家中的自行车，甚至需要到物业部门调看监控视频来确定单车停放在哪一层哪一户，这些人力最终都会形成成本上的增加。所以有人感叹，共享单车最终能否盈利，还是要看国民素质。

实际上，任何服务业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服务员的工资，包含了遇到不讲道理顾客而受委屈的代价；儿科医生面对更大的职业风险，故而也降低了儿科医生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儿童看病的难度；在金融行业，那些拖欠贷款的人造成的坏账，抬高了银行的成本„„由于无法把这些人区分出来，服务行业只能按照概率来制定一个价格。这就意味着，是那些“坏人”抬高了服务行业的成本，而这些费用最终会转嫁到全体消费者头上，实质上就变为了“好人”因为“坏人”而多付费。从经济学来看，这是公平的。

所幸的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在改造着一切，可以还给那些老实人一个公道。

在当下，每个人的消费、出行都在留下痕迹，这些痕迹沉淀在不同公司的服务器上。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单个公司的数据无法精确地判断消费者的不诚信行为到底是 故意还是偶然，很难凭此直接对这些消费者说不。即便说不，那些不诚信的消费者无非再另外选择一家同样的公司。所以，面对不诚信的行为，有单车公司即便给出半小时100元的惩罚性价格，消费者无非会选择另一家，或者大不了不用了。

但这些相对弱势的公司联合起来，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有人使用单车时失信，就调高其网约车出行价格；有人使用网约车时失信，就抬高其外卖费用。这种企业间的信用联盟，通过价格机制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劝导用户更加诚实守信，比起政府的征信机制更温和、也更高效。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间的价格联盟，并非道德档案。因为在市场中，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个体，或者消费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消费者有拒绝一个公司的权利，反过来，公司也有拒绝特定消费者的权利。或者反之，给那些更有诚信的人一个更低、更方便的价格。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一种预言，而是一个现实。最近，笔者租车的时候，一位客服人员就表示，芝麻信用650分以上，可以完全免掉押金。“互联网+”可以做到更公平，是时候让“好人”的价格更低，让“坏人”的价格更高了。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厘清共享单车责任边界，也是保护创新

深圳针对互联网自行车的规范显示，惟有公私合力共济，创新的自由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护卫，企业家的创新自由才不会妨碍其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必要的冲突。

继网络约车平台之后，以引导居民绿色出行的互联网自行车租赁平台应运而生。为规范互联网自行车市场，近日，深圳市政府率先出台了《关于鼓励规范互联网自行车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旨在为这一新兴行业设置方轨，引导互联网自行车健康成长。

互联网自行车业务无疑具有着共享经济的典型创新特征，通过网络租赁方式为居民提供代步的绿色出行工具，既方便居民短距离接驳出行，又可舒缓机动车辆造成的交通拥堵。

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创新自由都是有可行边界的，放任创新自由很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就目前的互联网自行车实际运行情况看，确实出现了乱摆乱放、随意丢弃等问题，给城市治理带来困扰，引发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关注。有的地方城管部门甚至将这些乱停放的共享单车收走。

鼓励创新既需要创新者对市场的警觉和洞察力，又需要政府基于负面清单管理理念，为经济社会提供透明性担保和防护型保障体系，避免创新自由放任化。如果说挖掘这一绿色出行业务的创业者，具有熊彼特所言的企业家精神；那么深圳市政府及时出台的《若干意见》，则体现出深圳对创新的包容、鼓励。

深圳市的《若干意见》尽管原则性强，需要出台相应细则落实，但在基调上充满了对创新的包容。如要求交通部门编制自行车道规划，完善慢交通系统，编制道路系统自行车停放区域设置指导，要求各区政府做好本辖区自行车车道、停放区等配套设施建设，及停放秩序的管理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政府为企业提供的防护型保障和透明性担保服务。而《若干意 见》对互联网自行车租赁企业的规范监管，旨在厘清企业与用户权责，规范企业行为，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

稍有争议的是意见第五条第一款的“所投放车辆规模要与全市的车辆承载能力相匹配”等，这容易被解读为政府对自行车投放进行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而带有干预企业运营自由的问题。

此外，鉴于互联网自行车是一个新兴事物，其本身牵涉的利益相关者较为复杂，互联网自行车租赁服务商、用户、保证金托管行、保险公司、支付方等等，相互间形成了虽相互独立又藕断丝连的法律权责关系，这尚需要通过干中学来完善。

不管怎样，深圳针对互联网自行车的规范显示，惟有公私合力共济，创新的自由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护卫，企业家的创新自由才不会妨碍其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必要的冲突。

经济增长的秘密来源于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政府改革，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提供容错、试错的宽松环境，为市场主体的创新提供稳定可预见的防护型保障和透明性担保，才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别只看到共享单车乱停放，也要赋予它们充分“路权”

文/朱巍

共享单车是互联网+分享经济模式下的新经济形态，一方面，从根本上转变了城市出行模式，解决了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城市管理，特别是传统路权的相关问题。路权问题是城市出行的核心点，共享单车的普及直接对自行车“回归”城市出行路权定位产生了新的冲击。

出行方式出现变化

以工业革命的视角纵向看待我国城市出行路权，大致有三个阶段。我国在电气化革命后，机动车逐渐出现在城市出行中，因为当时左舵的美德车大量进口，改变了我国传统“靠左侧”出行的传统，变为适应“靠右侧”的出行方式。

信息化革命之后，私家车大量涌入市场，为了适应城镇化发展，我国路权逐渐倾向于机动车优先发展，这个阶段城市建设都以高速公路和立体交通发展为主。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4.0革命时期，包括网约车、无人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在内的新型出行方式逐渐涌现，停车问题、大数据交通、智慧出行、非机动车复苏等新方式开始引发城市管理者对新形势下路权问题的思考。

信息化革命后的相当长时间，机动车保有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与此相适应的，越来越宽的马路，越来越高的立交桥和越来越多的停车 场等城市配套措施变成保障机动车优先权的标杆。不过，当反思城市发展规模与市民出行关系时，有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不得不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出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似乎跟不上市民出行的需求。

当城市管理者发现城市建设与出行需求的难题后，破解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二是限制私家车的数量和上路时间。也就是说，扩大公共交通供给量与限制私家车供给量相互配合，理论上能够支撑城镇化带来的出行难题。

但是，有两个变量没有考虑到这一配合关系之中去。第一个变量是市民对出行舒适度的感官体验，生活水平的提升反映在市民出行领域必然趋向于多种出行方式的个性化特点。第二个变量是再多的公共交通也无法解决市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大量上路带来问题

当互联网+分享经济出现后，网约车带来的便捷性和个性化满足了市民多重出行需求，解决了个别城市机动车“限号”、“限购”带来的不利影响。共享单车则成为连接市民乘坐公共交通与目的地之间最后一公里的不错选择。尽管共享单车逐渐成为市民出行离不开的渠道，不过，在城市管理和路权问题上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例如，在很多城市，大量非机动车道被机动车停车占用，骑车出行者只能选择机动车道行驶，这就埋下了安全隐患。从成本上看，一辆机动车的行驶成本很高，停车场、加油站、公路、维修站等配套措施缺一不可，相比之下，单车成本低又绿色环保。

在公共道路饱和的情况下侧重发展非机动车路权，可以起到对公共交通的引流作用，减少市民对自驾车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重新畅通非机动车道，限制机动车优先权是解决“大城市病”的重要抓手。

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的地方政府就开始发展公共自行车，但效果很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公共自行车停车场地太过限制，单车本来就是为“解决最后一公里”，市民却为了停车和取车花费超过一公里的路程，这是不合理的。共享单车就是“随手”停放，这才有便捷性可言。

当然，在防火通道、机动车道、盲道上的乱停乱放应该被严格禁止。关于共享单车的停放，无论在居住区或是其他社会公共区域，都应遵循与普通自行车停放区域和要求相一致的原则。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和承租人均应承担各自的规范停放责任。

要充分利用大数据 当然，互联网+时代，城市管理者和共享单车平台还是要充分使用大数据建设智慧出行形态。依靠大数据形成的城市“潮汐图”应该得到充分运用。以共享单车为例，上班高峰期的单车流量是从地铁到办公密集区，下班高峰则反之，仅依靠单车的自然流动很可能会造成效率低下。

网络平台应根据大数据显示流量的变化，充分调控车辆供给。同理，在共享单车与机动车并行的路段，城市管理者也可以依靠大数据建立“潮汐车道”，甚至可以建立特殊时段的“非机动车”道路确立特殊路权，来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减少机动车拥堵情况。

□朱巍（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时评篇三

唾液检测天赋基因，一种不靠谱的忽悠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长的追求。如果有人告诉您，只要几毫升唾液和几百元的检测费，就能知道您的孩子适合学画画还是跳舞，将来会成为艺术家还是运动员，这样的人生“剧透”，您觉得靠谱吗？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可以看到好几页相关产品。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检测内容从舞蹈到美术，从运动到音乐，五花八门。检测方法也很简单，只需用拭子在口腔内壁刮一刮，把样本寄回检测中心，一周到一个月之后，就可以收到天赋基因检测报告。

学会科学思维是一个家长的必修课。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局，家长们最好还是多一些防人之心。请家长们多些理性，少些盲目与盲从。知子莫若父（母），孩子是不是具有某种天赋，从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便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大可不必听信他人的瞎忽悠。听信唾液检测天赋基因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到头来损失了钱财不说，孩子也不会得到良性发展。用唾液能检测天赋基因，是一种不靠谱的瞎忽悠而已，切莫上当受骗。

让人崩溃的智能客服称得上智能吗

如今，很多企业都采用了智能客服，但由于技術水平有限和管理不善等原因，智能客服常常不能顺利解决用户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些企业的智能客服还给人留下了“兜圈子”“冷冰冰”的印象。《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91.9%的受访者使用过智能客服;57.9%的受访者直言智能客服会理解不了顾客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49.3%的受访者认为智能客服会用固定的话术应付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言必称智能，近年来几乎已成为互联网领域的一种流行病。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学界科研层面有关人工智能的探索尚在踽踽而行，但市场应用层面所谓“人工智能”却已遍地开花。智能客服的翻车表现，最直观地揭示了其中的泡沫。当然，一些企业在此方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论是以人工智能应付答疑、拖延时间，又或是借此减少雇员、压缩人工成本，其中太多的小算计昭然若揭。说到底，不尊重消费者的企业，终将为消费者所弃。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不只是“防疫之需”

为了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月24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不仅仅是“防疫之需”，而是要切实保护野生动物，切实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不再让各种疫情再次威胁我们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因此，笔者以为，“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既是“防疫之需”，更是保护我们人类生态环境之需。

但愿通过实行“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每一位公民都能牢固树立“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意识，放下屠刀，远离杀戮，自觉做到不买野味、不吃野味，做一名“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践行者，从而让野生动物们能安心地生活着，并成为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同时，也希望通过“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之后，让类似的新冠肺炎“疫魔”不再发生，不再肆虐我们人类。

时评篇四

人民时评：行政强拆忘了为什么而出发

陈家兴

2010年12月17日00:13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新拆迁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行政强制拆迁拟取消，是否强拆只能由法院裁决。这是一个令人感叹唏嘘的重要进步。

这些年来的强拆，尽管一些地方打着公共利益等的旗号，但其背后的种种利益纠葛已昭然若揭。在公众看来，这是用百姓根本利益的名义掠夺百姓的切身利益，用民众长远利益的名义掠夺民众的眼前利益，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掠夺民众的合法利益。如此强拆，也拆掉了政府的公信力。

每一起强拆事件，不论理由多么正当，强拆的暴力却是最有穿透力的语言。它直观而震撼地告诉每一位公众，在强拆面前，普通民众是多么的弱势。在每一位公众的心里，都会觉得什么时候自己就是那个可怜的被强拆的对象。

诗人说，我们常常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在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强拆，正是忘了为什么而出发后的“实践理性”。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工作实际、发展实践中，习惯于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事情必须这样，只能如此，否则工作没法做，发展会停滞。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摆在群众的对立面，在群众对自己坚定说不时，强制手段越来越成为常用的武器。

为什么而出发？当此之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尤其需要重温。当年多少前辈先烈，以热血和生命追求什么？为了什么？在他们执着的理想信念之中，那是百姓的福祉，是为了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百姓不受人欺凌宰割。为此而牺牲奉献一切都是值得的。正是这样的崇高使命，让无数后继者懂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的最终目的，要把人民举过头顶，把百姓放在手心。

不必醉心于什么具体个人不是人民之类的诡辩。文明的理念、法律的尊严告诉我们这样一些常识：维护好每一个人的利益，是维护一切人利益的重要前提和条件。我们绝不能用侵犯少数人利益的方法，去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每一位公民的合法利益我们都必须尊重。民众也正是从你尊重每一位公民的利益中，才相信你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我们永远也别忘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必须有一些基本原则和底线不能违反。违反了它，就可能会失去人心，动摇执政根基。不能把群众当作管治惩罚的对象，当作掠夺利益的源泉。不能漠视百姓的生命，甚至用强制手段逼出人命来仍无动于衷。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首这些年发生的一系列强拆事件及相关命案，我们必定不会认为这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会痛心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发展观念出了问题。我们必定欣慰于今天废止行政强拆的果断，使我们免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人民时评：官员的大言作派与大爷情结

●?朽木

2010年12月04日03:43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常言道：大言欺人。大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大话吧。说大话是要有底气作支撑的。严格讲平头老百姓就说不了大话，说了也没人去信，弄不好还会落下话柄，徒增人之嗤笑，被人讥为厚脸皮、吹牛皮。而有底气的大言，在现社会，大概可为两类，一类为有权者说，这叫官腔大调，权力本位官本位是其后盾，一类为有钱者说，这叫财大气粗，货币本位金本位是其后盾。本文想独说最近颇为社会舆论关注的官员的大言。

官员说大话早已有之，毛泽东、邓小平就不断提醒为官从政者不要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当然，这大言即大话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着。早先的大言大话，多半是与空话套话连在一起的，毛泽东形象地谓之为“一国际二国内三地区四本部”，即云山雾罩大得没边的意思，虚头巴脑的意思。而现如今这大言大话，更多的则是“牛语”、“雷人之语”之类，目中无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是其“时代特征”。比如农民不肯拆迁吧，地方大员就大言赫赫：你让我不舒服一阵子，我就让你不舒服一辈子；同是拆迁，当社科院某研究员在饭桌上建议某县领导不要野蛮拆迁时，这个县的县大人就口吐狂言：我们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再比如，当有记者到某地科研单位采访老院长时现任院长便勃然大怒：滚！我让你滚出去！又比如，当一女孩及其家人、友人、目击者斥责酒后乱来的某官员时，此官员则脱口而出：“你知道我谁吗？我北京来的！”

80后90后的网民称此类话曰“雷人官话”，一点儿不假。说句实在话，天上打雷打得再凶再响再霹雳万钧，老百姓没几个怕它的。但“雷人官话”则两样了。因为，伴随着“雷人官话”倾盆而至的，往往是“雷人官行”！有人析之曰：少数官员之大言作派，源于其“大爷”观念、“大爷”位置。在他们眼里，说句大言大话算得了什么。“爷就这样，咋地？”

在现代社会，官决不是爷，决不能是爷，而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乳汁在喂养他们，他们在代表人民掌权，同时，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分工有不同，职位有高低，人是平等的，官民平等。换言之，要令官员口不出“大言”，必须令其心不属“大爷”。要监之督之，通过广泛的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令其端正身份，弄明白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不要被“爷情结”给魇住了。

这才是治理官场“大言”的根本路径所在，这个路径要靠全社会共同来开拓。

人民时评：干活如牛马、饭与狗同锅，智障奴工拷问社会底线?

李强

2010年12月15日09:03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逃跑就遭毒打、干活如牛如马、吃饭与狗同锅、未领一分工钱。这些智障奴工在新疆遭受的非人待遇，令整个社会有良知的民众感到震惊和愤怒。前有山西黑砖窑、安徽黑砖窑，如今新疆的黑工厂再次牵动亿万人的心。这类事件一再发生，拷问着社会的道德底线。

尽管我国早在20年前就颁布了残疾人保护法，然而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这些生产经营者对于法律的敬畏感荡然无存，甚至堂而皇之地把智障人士当做奴隶一般使用。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逾越，更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近些年来，无论是黑砖窑，还是毒奶粉，亦或是暴力拆迁，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在近乎狂热的财富追求背景下，司法救济不力的同时，社会道德也到了崩溃的边缘。违法行为突破正常人的道德约束，漠视生命、无视人权到了不以为耻、无法无天的地步。要知道，法条好写，人心难建，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将失去向上提升的精神动力。

而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政府同样难辞其咎。雇佣这些智障人员的老板李兴林，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是在“行善”：“这些傻子在外边得不到温暖，在这里有饭吃”。这话一方面凸显其道德感的缺失，同时也揭示出这些智障人士无法得到有效救助的事实。由于有关部门的失职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这些本应该在救助站得到衣食保障的弱势人群，变成了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事发之后，新疆托克逊县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解救奴工，抓捕责任人，并表态做深刻检讨，效率值得称道。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事件的另一方，四川渠县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发声明，跟所谓的“渠县乞丐收养所”划清界限，声称全系个人行为。殊不知这个收养所的负责人曾令全，早在2006年就因为类似事件被湖南警方通缉，不仅如此，此人在去年居然还曾当选该县的工商联执委。如此的“个人行为”，不知渠县有关部门如何解释？如此的不作为，暴露了政府治理上的漏洞。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智障人口达1200万，这些人的生存状态，除了类似爆炸新闻之外，我们鲜有了解。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应当拿出更多的诚意和力量来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共同守住社会底线。政府救济当然要走在最前列，同时也需要社会救济的大力支持，在发达社会，慈善机构、志工团体承担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而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每一个公民，也应常怀正义悲悯之心，为保障弱势群体贡献力量，保护他们，也是保护自己。

人民时评：公务员和矿工究竟哪个“压力”大

王兰

2010年12月15日00:04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近来，关于职业压力排行榜的走红备受争议，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榜首的公务员的职位，明星，农民工均榜上有名，而其中，矿工居于最后一位也让网友议论纷纷。

公务员职业“压力最大”之所以引来热议，是因为许多人对这个结果持有异议。有着“金饭碗”之称的公务员，怎么就成了“压力最大”职业？每年“国考”的近百万人，难道是为了争着抢着去钻“高压锅”？一个显著事实是，“压力最大”公务员的幸福感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最高，远远超过了其他行业。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个悖论。破解这个悖论，我们不妨看看公务员的压力主要来自何处，是什么样的压力。

在制度层面，虽然已有了公务员法，但是公务员在考核、激励、晋升制度等方面，仍有许多不确定或模糊的因素，这给官场的潜规则留下了运行空间。这种制度与潜规则的相悖而又并行，自然会在公务员的心理投射出矛盾阴影。在竞争方面，晋升成为公务员个人前途的重要目标。公务员之路其实走的就是仕途?，而职位的稀缺使得竞争加剧。在人际应酬上，“关系就是竞争力”在公务员职场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公务员为了升迁，既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还要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也要顾及到。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言行和私下的意图、行为不一定能一致，其背后也多是各种人际关系体现的利益关系，许多公务员“于私于公都不能不应酬”。从组织文化模式看，机关组织文化具有领导中心的特点。领导说了算，一切得围着领导意图转，这对那些自主意识强的公务员来说，也会成为压力源。另外，在岗位要求上，公务员的工作有常规、琐碎、繁多、不确定等特征，显然，这也是公务员感到压力的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公务员是有压力，但是他们的压力归结到一起，主要是升迁过程中的压力。马斯洛需求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是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员的共同感受，只不过压力源不同而已。公务员的压力来自自我实现需求的最高层次，说明公务员已基本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在排行榜中“职业压力最小”的矿工，他们的职业压力主要是生活、生命是否有保障的压力，属于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在排行榜中职业压力倒数第二小的下岗职工，他们的职业压力，应该主要是经济问题和生存的压力，属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所以，公务员与矿工、下岗工人的压力完全不是一码事，此“压力”非彼“压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用不可比较的事物来进行对比，这个调查的排行榜就失去了意义。据悉，此项调查突破了国外将生活应激与工作应激相分离的惯例，而是将两者综合起来进行的研究，而这种“混为一谈”的研究结果，自然让大众诧异得“跌破了眼镜”。

人民时评:又见跨省追捕?公权应尊重网民监督权

李舆

2010年12月02日08:56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近日，人民网追踪报道“举报公务员招考作弊遭跨省追捕”一事，11月23日，宁夏吴忠市民警赴甘肃将甘肃省图书馆助理馆员王鹏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刑事拘留。警方以“公诉”程序刑拘王鹏，理由是其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王鹏此前多次发帖举报大学同学马晶晶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而马晶晶父亲系宁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母亲系宁夏吴忠市委常委、政协主席。

最新的消息称，吴忠市认定利通区公安分局跨省刑拘王鹏系错案，将本应属于自诉法律程序的案件按照公诉案件办理，决定立即解除对王鹏的刑事拘留，对利通区公安分局局长何泽祥、政委汪红东予以免职，并就此案作进一步调查。

从类似的跨省追捕案例中可以发现相似的逻辑：相关案件涉及的是个别人的利益，但最后却由警方出面“摆平”，而所用手段，就是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显得那么简单粗暴的跨省追捕。

对于类似案件，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手握公权的一些人，为何能如此无视网民监督权，以执法名义假法律之名做违法勾当。

马晶晶到底有无在公务员考试中作弊，有待权威部门的公正结论。王鹏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有行使监督权的权利，这是宪法与法律赋予的。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将王鹏刑事拘留，以“公诉”程序来刑拘王鹏，而诽谤罪是自诉案件，“公诉”程序正义何在？所谓的“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如何界定与认定？当地警方为何不对此事件的处理向公众详加说明？

如今，上网发帖已经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表现形式，面对网友监督，吴忠警方本应做的是尊重网民的监督权，对公民的举报进行认真调查，并向公众释疑。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惜动用警力跨省追捕。不免想追问一句，吴忠警方是在“替谁说话”，又在“替谁办事”？

就在去年4月，河南公安厅长曾就王帅事件道歉，并表示当地公安机关执法中没有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去办理。应当说，一起公众关心的事件结束后，相关部门应总结教训，其他地方也应比镜自照，改进工作和解决矛盾的方式，以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避免类似有损政府公信、有损公民权益事件再度发生。然而，一年半过去了，从王帅到王鹏，至少目前，很难说吴忠从灵宝王帅事件上汲取了教训，他们如出一辙的行为，也更凸显了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肆意妄为。

如今，我们对王鹏事件进展保持高度关注，同时也提醒有关部门应保持权力的谦抑与规范，充分尊重网民的监督权，切实做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别再让因言获罪的跨省追捕再添新例了！

人民时评：人们何以“仇富不仇袁隆平”？

王兰

2010年10月16日00:00来源：人民网

2000年，我国第一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000998)上市交易。到如今，以9月15日隆平高科开盘价计算，袁隆平已拥有股价市值约为1.15亿元的身价。他自己也坦言，每月工资6000多元，还有股份分红、稿费、咨询费等“额外收入”，每年总共有30多万元收入。袁隆平富了！不过这一次，民众的评论似打破了“仇富”的定律，有人表态：“袁老就是买飞机，我们也不眼红。”这位湖南农民真实地表达了人们“仇富不仇袁隆平”的心态。

面对富人袁隆平，为何人们“仇”不起来呢？?袁隆平的财富观给了我们最好的解答。谈到财富观，袁隆平的看法是：“钱是要的，因为要生活，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拿来用的，该用则用，不挥霍不浪费，不小气不吝啬。”

事实上，“取之有道”和适度使用不仅仅是袁隆平的财富观，更是这位科学家在拜金浪潮中所坚持的行为准则。袁隆平的“超级水稻”贡献超越了国界，温总理对其成就给予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影响世界”的评价；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也曾说：“袁隆平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袁隆平不仅靠科技创新推动了社会进步，造福了公众，更为财富之上的追求付诸了毕生的努力。他的富裕是建立在艰辛付出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贡献基础上的，他的财富品质高贵。对于这样的富裕，人们何恨之有？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富裕也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生活目标，贫穷不再被道德美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仇富”现象。究其实质，与其说是“仇富”，不如说是“仇腐”。某些富豪的财富品质受到质疑，原始积累是在官商勾结和不法经营中完成的，是在对穷人的掠夺、对国家财产的瓜分中巧取豪夺来的，正是这种不正道不阳光的财富以及过度的消费方式，才是人们所真正痛恨的。

财富是人类进步的物质基石，应当鼓励人们勇敢追求。但前提是社会应该堵住“取之无道”的机制漏洞，给更多的人取之有道的鼓舞和通道，给公众提供公正公平的机会和竞争环境，做到基本的机会均等，才会有更多的人走上光明正大的富裕之道，“仇富”现象自然也会消减。

民时评：嘈嘈之争，恐怕连地下曹公也有意见

朽木

2010年09月25日00:04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这个嘈嘈，明眼人一望便知，说的是曹操。打字时迸出这么一个“嘈嘈”来，一愣，随即会意一笑。是的，这阵子的曹操之争，真的已经变成了嘈嘈之争了。说众声喧哗是客气，说众声嘈嘈、众声嘈杂是事实。

有关曹操的两件事在嘈嘈。一是曹操墓之真伪，一是围绕曹操同期一南一北在搞大典、论坛之类。一代枭雄曹公，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把曹操墓挖了，如果是真墓，当然是考古界文物界文化界又一大事，墓以主贵，不足为怪；但如果挖出一假的却偏要说真的，则不免有糊弄天下之讥，恐怕连狡诈多谋的地下曹公也有意见；若再加上挖者的小算盘，再加上挖者的私心私欲，再加上挖者的作弊作伪作假搞小动作搞权谋，则更会彻头彻尾糟蹋了文化文物考古，诸如此类。不幸的是，眼下这嘈嘈之争，以上这三种情况，就都一一冒将出来，弄得世人一律如坠五里雾中，一头雾水。这真叫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了。

中国有的是历史，帝王将相当然也有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帝王将相的陵墓当然有的是。真的想挖，够挖一阵子的。这很让有些国家眼馋不已。挖得好，当然会彰显我泱泱大国的风采，当然会提升我文明古国的声威。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当然会一并提升当地（事发地）的名气。比如兵马俑，比如马王堆，美轮美奂，震古烁今，十分了得。说句实话，不仅国家喜，地方喜，即便一区区小民，也会高兴。

但嘈嘈之争则颇不然，颇有些变味。想当年挖十三陵挖兵马俑挖曾侯乙墓，多认真啊，只要一公布，天下无不服膺，经得住历史考验。如今呢？一个曹操，把21世纪之初的当下闹的鸡飞狗跳。无论最终怎么一个结果，有几点是很可笑可恶可悲的。一是急，急功近利也。为什么不能把事实搞得铁板上钉钉再放出风声来？现在这年头可比过去容易做的多了，各种科技手段早已鸟枪换炮。二是浑。含混不清也，浑浑沌沌也。争议那么大，疑点那么多，为什么非要一口咬定？三是利。利益作梗也。以前搞考古，考出来是国家、人民的事。现在呢，好像都是地方在忙活了。为什么？现在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呀，可以做个“文化产业”呀。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让钱眼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的世界就肯定会出问题。还是让“嘈嘈”平静些吧。

人民时评：撞人补刀，为何如此漠视生命？

范正伟

2010年12月01日01:39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大学生撞人补刀事件有了最新消息，谈到挥刀动机，犯罪嫌疑人药家鑫竟称是“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因为怕难缠就去灭口，果真应了网友那句话“我爸是李刚，药家更嚣张”！

撞伤不如杀死，这大概就是药家鑫的逻辑。一个大三学生开私家车上学、又传其家境比较殷实，药家鑫大概觉得有钱就能买平安，至于对方性命，在他眼里只是“麻烦”而已。

类似逻辑人们并不陌生，在去年杭州的“欺实码”事件中，肇事者胡斌面对在他车轮下惨死的大学生谭卓，不仅未下车，还与赶来的其他朋友有说有笑，大概也是觉得有钱可以摆平；至于李启铭，在撞倒两名女学生后，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若无其事一脸轻松，继续开车接其女友，只因有个好老爸。

这或许就是当下某些人的素质和价值观：有钱可以摆平一切，有权可以搞定一切。

人的意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在这些孩子肇事后，其家长的反应也值得反思：迄今为止，药家鑫亲属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撞死人的胡斌被判了三年，其母亲哭诉“太不公平了”，难道是觉得113万的赔偿足够消灾？至于李启铭的父亲李刚，虽然在央视痛哭道歉，但事件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还需等待。

有这样的言传身教，有这样的案例教学，某些家境殷实的孩子养成不良的素质和价值观难道还是空穴来风么？

近来经常有媒体报道各种“富二代”培训班，甚至某些地方政府也不遗余力，资助“富二代”培训，不管怎样，培训总归是好事，但除了学习高尔夫骑马茶道、钻研如何继承父辈财富，又有谁听过“社会伦理课”、“公民常识班”？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曾说，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责任越大，如果对社会不承担责任，财富随时都会更换主人。对于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来说，应时刻体会“黄金满盈，不如遗子一经”的古人遗训。而对于政府来说，面对某些人权钱崇拜思维，更要推进法治建设，打消权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张狂念头。

药家鑫撞人补刀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欺实码”事件，三起事件都是因车祸而起，以被害人殒命而终。一种草莽的、粗鲁的价值观依然在某些人的心头挥之未去，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应该意识到，尽管权钱威力巨大，但这毕竟是一个法治意识苏醒、日益走向进步的社会，如果某些人不能很好处理权钱与素养、权钱与责任的关系，甚至异化为一种致命的自负，那么不仅会累及无辜，自己也必然会被毁掉。

人民时评：农民工版《春天里》凭什么打动人？

唐宋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在这个寒流不断侵袭的冬日，一对农民工兄弟用嘶哑和苍凉的歌声，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春天”?。

29岁的刘刚和44岁的王旭光着膀子在出租屋唱《春天里》的视频，迅速红遍网络。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说，“每看一次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学生们为这两位农民工歌手拍的mv，点击已近20万。

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精心的包装，农民工翻唱的《春天里》凭什么打动人心？是“夹杂着啤酒、香烟和雄性荷尔蒙气息”的男人风格，是“涌动的不安和悲壮的歌词”，更是“落魄和艰辛、困境和希望、梦想和坚持”。

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兄弟，用沧桑的呐喊和“赤裸裸”的青春，触动着人们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让我们在感动中反思和追问。

这样追梦，傻不傻？刘刚是退伍军人，到北京后，打过零工，干过小买卖，后来在地下通道唱歌赚钱。王旭在北京打工10年，现在在一家制药厂仓库当复核员，每到周末，到地铁站演唱。像成千上万涌入城市的草根一样，这两位农民工兄弟带着梦想出发，为了梦想奋斗，哪怕凄风冷雨，哪怕路人白眼，哪怕无人问津！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书写着“奋斗改变命运”的精神。

这样执著，值不值？农民工兄弟，不是孤单的个体。在他们身边，还有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宁可蜗居地下室，宁可当“蚁族”和“鼠族”，也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在水泄不通的地铁上被挤成“纸片”，在面试中四处碰壁成为“面霸”，在一次又一次相亲中成为“剩斗士”……尽管有人逃离“北上广”，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坚持，在充满诱惑的城市中，在钢筋水泥的“堡垒”中，“顽强地活着”。

我们的未来，是不是梦？有的人成功了，在城市中有了立足之地，可成功后，却很迷茫。更多的人依然寻找成功的方向，不知道自己老了后，能不能有所依？会不会在寒冷的冬日里，黯然地离去……可是，即使无所依靠，即使悄然离去，依然无怨无悔。可爱又可悲，可怜又可敬，让人感动落泪。

《春天里》，是中国人的心灵之歌，是城市和乡村、梦想和现实的碰撞和交织。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两极分化，让更多的弱势群体沐浴“春天的阳光”，让勤劳奋斗的人们老有所依……这就是今日中国人的梦想和现实。

不问傻不傻，不问值不值，只向着梦想，飞快地奔驰。让我们向坚守梦想的人们，投以感佩的目光，祝他们好人好梦，好梦成真！2010年11月15日00:03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人民时评：何川洋考北大?大悲大喜两重天

李德民

2010年07月02日00:01来源：人民网

重庆考生何川洋可能没想到自己身不由己成了新闻人物。他连续两年高考，志在北京大学，去年虽以659分夺重庆文科状元却名落孙山，今年以674分排名第十，加上北大自主招生获得的20分降分承诺，已跟北大签了《预录取协议》。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何川洋即将漫步未名湖畔。

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何川洋两年高考犹如冰火两重天。去年是父母自作聪明，假造“土家族”民族身份，断送了儿子的北大之路，其父母受到行政处罚和舆论谴责；今年何川洋不靠父母靠自己，再次考出高分，凭本事上北大，受到舆论的赞扬和鼓励。看看他的两年坎坷高考路，给人以启示，“上帝”公平，没让不老实的人占便宜，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受到舆论的谴责，同时，必须给老实又有志气、有本事的人以出路，使其如愿以偿，使英雄有用武之地，志士有报国之门。

何川洋这个小伙子不简单。他承受得住猝不及防的精神压力，经受得住排山倒海舆论的考验，气定神闲，刻苦读书，靠奋斗又考高分，可喜可贺，但愿他今后不受干扰，路子走正，步步踩实，创造美好人生。

但是，“桥是桥，路是路”，正像父母去年的错误没有影响儿子今年上北大，同样的，儿子连续两年的高分也不能淡化更不能掩盖父母造假的错误。“没规矩不成方圆”，违法必纠，执法必严。去年，同何川洋一起被重庆市招办宣布取消了录取资格的造假考生有30名，有数十名涉及帮助造假的公务人员分别被给予行政撤职、记大过、警告、开除等处分，何川洋的父亲何业大，巫山县招办主任职务被免，其母卢林琼作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被责令停职反省。这是必须的，公正的，自然也是得民心的。

造假的事教训深刻，至今记忆犹新。去年7月3日，笔者在人民网“人民时评”专栏曾就此事发表短文《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子断了儿子北大路！》文中说，笔者同情何川洋的遭遇，但更支持北大放弃录取的决定。何川洋显然是个有天分、也用功的学生，通过高考已经走到了北大校门口。在他的高考志愿表上，只填报了北大这一所大学，可见其上北大心情之热切。千不该、万不该他的汉族身份被换成了土家族身份。这就违规了。为此，他断了北大路！换民族身份，主要责任自然不在何川洋，他没那个心计，更没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到底谁应该对造假负责呢？文中还说，重庆的处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合情合理。请注意，重庆虽然取消了何川洋的加分资格，但仍保留了他的录取资格，北大校门仍然敞开着。

短文最后说，爱子之心，人皆有之；望子成龙，古今皆然。但爱子也好、望子也罢，都得走正道，讲诚信，不能搞歪门邪道。何业大等人聪明过头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自断了状元儿子的北大之路。何川洋同学值得同情，但应谴责的是谁呢？

应该谴责的当然是其父母，但他们也许是一时糊涂，把本来不假造也能上北大的儿子折腾得够呛。一年过后，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在事发之后，其母被送到党校学习，其父成了巫山县招办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工作颇为认真。在知道今年儿子又考了高分时，他们并未欣喜若狂，只愿顺其自然。何家经过这次风波，既不怨天尤人，更没一蹶不振，这是令人欣慰的。

顺其自然，这就对了。说起来，何川洋的父母在民族身份上造假，无非为了儿子上北大，人家儿子也确非平庸之辈。“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恨、可恶、也更可怕的是一些有权力或有金钱、又贪婪又愚昧的老子，为“少爷”、“小姐”“设计人生道路”、“规划幸福生活”，挖空心思找“门路”、千方百计托“关系”，直至死皮赖脸，违法乱纪，冒名顶替上大学，假造履历当干部，非要把一个个“衙内”式的儿子、“公主”式的女儿送上“仕途”、“钱途”，把糊不上墙的“泥巴”非要糊上“墙”。比较而言，他们比何家父母为儿子上北大而造假，更应受到舆论谴责和法纪惩处！

时评篇五

驻京办，仅仅撤销还不够（人民时评）

李泓冰《 人民日报 》（ 2010年07月19日 ? 09 版）

对于驻京办，不能仅仅停留在“留”与“撤”，更应着眼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今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要求撤销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县一级驻京机构，半年内完成。7月20日，是一个时限，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和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应在这个时限前全部撤销。

坚决撤销驻京办的举措，无疑是正确的。一些驻京办热衷“跑部钱进”、“政府公关”，为地方以及地方官员通过非正常渠道谋求利益开了方便之门，浪费了资源、酝酿了腐败。撤销这些驻京办，对于廓清吏治、肃清风气，确实有益。

然而，围绕撤销驻京办，仍有不同认识。一位地方领导的话颇具代表性：驻京办不可能撤销，因为有现实需要。据媒体调查，因为有这样的抵触情绪和“现实需要”，有些驻京办开始转入“地下”，比如楼下是餐馆，楼上驻京办，虽然不挂牌，“业务”照开展。

源于计划经济的“跑部钱进”体制，使驻京办的存在确有“现实需要”——请客送礼、迎来送往、疏通关系，为地方利益积累资源，包括人脉资源、政策资源和财政资源……对地方来说，这一切都兹事体大，驻京办的功能也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是驻京办由公开转入地下的最大动力，也是驻京办容易死灰复燃的最大缘由。

可以说，驻京办的恋栈，有着利益的驱动、体制的支撑。

各种资源、各路审批权力集中在京城，地方需要与国家部委建立联系渠道，及时沟通，或是寻找项目，或是申报项目。驻京办只是在现行财政审批制度下，地方利益博弈的一个具体体现。要想办成事儿，要想“钱进”，就得“跑部”。

驻京办对于地方的意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凸显出来。

所以，仅有取缔仍远远不够，如果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情况没有改变，如果各地争抢发展资源的矛盾仍然暗流涌动，驻京办的取消就很难达到目的。

对于驻京办，不能仅仅停留在“留”与“撤”的争论上，更应着眼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坚决撤销驻京办，也要思考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良性互动。

如果有一天，地方发现，涌向京城跑“部”也不会有“钱”进了，资源的分配以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式实现了，恐怕没有人叫停，驻京办也会自然消失。作为植根于体制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要想彻底而有效地撤销驻京办，功夫还在“诗”外，在深化改革的不断努力之中。

宣言《 人民日报 》（ 2010年07月19日 ? 04 版）

求木之长，必固其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源。我们干任何事业，都应重视和加强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都应重视和加强基层队伍的建设。只有这样，事业发展才会有扎实的根基、旺盛的活力。

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而言，服务对象在基层、任务落实靠基层、工作成效最终体现在基层。基层宣传文化队伍作为党的基层组织中的重要力量，在宣传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如何更好地把宣传普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如何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如何更好地把精神文明创建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如何更好地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这些都对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有没有一支坚强有力的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关系工作成效，关系事业成败。

长期以来，广大基层宣传文化干部战斗在第一线、工作在最终端，勤勤恳恳、恪尽职守，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在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许多重大宣传任务都是靠他们去具体组织实施，一些棘手复杂的思想矛盾都是靠他们去面对面地化解，大量宣传文化阵地都是靠他们去维护和管理，可以说，基层宣传文化工作队伍为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出了不懈努力，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办了大量好事实事，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些年来，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发展较快，素质能力不断提高，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相比，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力量相对不足，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不够健全，保障力度不够大，工作条件、人员待遇和设施装备等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加强基层宣传文化工作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宣传文化队伍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成为提高宣传文化工作整体成效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央对加强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十分重视。为解决好当前基层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最近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基本目标和重点任务。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基层特点和实际，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切实把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重点抓好县级党委宣传部门领导班子建设，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团结带领宣传文化队伍、完成好各项宣传任务的坚强领导集体。要配备好城乡基层宣传工作力量，积极培育和发展基层宣传文化志愿者队伍，动员和鼓励各方面人才特别是大中专毕业生投身基层宣传文化事业，不断壮大城乡基层宣传文化工作的力量。要加强对基层干部人才的培训培养，着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要进一步加大基层队伍建设保障力度，从人员配备、经费投入、阵地手段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切实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基层宣传文化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强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基础工程、战略工程，是加强全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涉及多个部门、多个方面，需要各级党委、政府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基础的高度，把它摆上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需要有关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联系沟通，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需要社会各个方面，重视支持基层宣传文化工作，关心爱护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我们相信，有全党全社会的合力推动，有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不懈努力，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就一定会有大的加强，基层宣传文化工作就一定会有新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