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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想史论文管理思想史论文题目篇一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 思想。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管理思想史论文5000字 ，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比较了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体系，需要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开拓创新。中国的管理思想的研究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研究对象模糊、缺乏史料的考证、不注重时代背景、对各种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缺乏梳理等。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科技、人才支撑。
关键词：中国管理思想史;传统文化;管理方式;研究对象
中国的管理思想史是关于中国历代管理活动的一般原则的思想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文化典籍涉及多个方面，如治理国家、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有些思想在当今仍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从时间维度来看管理学，中国管理思想史包括了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研究。其中出现的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的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都为现代管理思想打下深深地烙印。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企业管理和改革实践不仅需要管理理论支持，更需要具体管理思想的指导。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开发创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与总结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管理路子。
1984年，前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对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及其现代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12月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该专业学术团体主要从事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管理现代化服务。1984年，杨先举、覃家瑞合作编写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是由中国大陆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国文化遗产在现代经营管理方面应用的著作，中国古代的兵家管理思路独特，方法卓越，有关《孙子兵法》中诸如“庙算”、“七计”、“以正合，以奇胜”等的一些研究成果，其运筹和决策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开拓创新，在面对全球激烈的经济竞争时，我们才能使用新的管理战略与决策，在管理和实践中熟练运用，促使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进步。
(二)建立在企业管理研究思想上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瓦解没落，外国列强主义入侵，社会团体不断迭起的内外交困之中。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于特殊的环境中诞生的中国近代企业，其生存和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过程，所以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基础集中表现在洋务运动，及之后的企业管理思想研究上。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导下，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官办军用工业工业，但是清政府由于财政问题不得不放松对于工业的要求，致使民间资本参加的企业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管督商办”的形式使很多商人失去了积极性。晚清洋务派“官商合作”的经济思想逐渐取代了“管督商办”，这种经济管理思想是近现代企业创始初期的开拓之举。其形式弊端也很明显，由于管理权仍在官府，官商矛盾不可避免。企业缺乏生命力使得这种管理思想的实践最终陷入困境。甲午战争后，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面临着重大的改革问题，不得不转变经营方针，更多的官员和商人被发动起来，成立了具有更多民营性质的商办企业。
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不仅是通过对企业管理活动的调研，反思了新式企业实践中诸多的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从多方面进行了企业内部管理系统的改革和提升。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思想。*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企业制度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但是由于国家商业体制目前的局限性，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始终没有摆脱官办和管督商办的模式，使得我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之路复杂而曲折，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遏制且没有明确合适的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期，国内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要求企业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欠发达，企业管理经验匮乏，管理技术缺乏系统性指导，所以便积极引进了前苏联的管理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企业逐步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经济发展管理出现了新局面。改革开放后，基于以人性假设为主线索的西方管理思想理论渗透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发生了演变，以学习、引进、发展西方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新一轮管理思想改革开始了。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思想也在不断深化和转变，科学性管理的指向不断向人文主义倾斜。组织文化管理模式不断应用，并影响着企业内部软实力，围绕服务宗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等最基本的文化要素进行经营管理，以共产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思想导向，鼓舞调动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使得民族之间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差异、技术水平参差、社会制度区别，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形成的管理思维模式、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蕴含强烈的地方特色。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思维模式不同。中西方的管理思维模式有着很大不同，西方管理注重“精准”、“细致”等理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唯理哲学。它们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用实证检查、观察，通过数据来验证假设，将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推广，贯彻科学的原则。从理性角度出发认知事物，排除情感的因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事物构成因素的分解，找出规律，整理和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知。西方的管理思想是理性和明确的，以条文、规章等条条框框规范个人行为。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则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入世”，具有广泛的的涵盖性，即“劳心者治人”。在管理实践中，人起着主导作用，以道德伦理为辅助来对人进行约束，从自我管理的角度出发，倡导个人对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管理思想由人情贯穿，重“义”轻“利”，属于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管理思想有着双重的影响，既有促进其发展的利好因素，也有阻碍其发展的障碍成分。传统的管理思想必须经过不管的改进发展，去粗取精后才能更好的与市场经济相容。
(二)中西方的管理思想方式不同。西方管理方式仍然比较关注于科学性。西方管理科学崇尚，“个人中心主义”，其强调单方面个人的私人利益，提倡竞争精神，包括适者生存的淘汰法则。所以，平等的思想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因为在平等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泾渭分明的等级关系。刚性管理为西方管理科学的主线，注重制度化，规范化，注重分析，避免滥用权力，最大程度提高管理效率。以工作为中心，以合同及规定原则所认定的契约关系进一步明确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与西方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管理方式更具艺术性，以人伦关系和情感法则为中心，受传统道德和历史文化的制约。人伦结构分匹配了行为角色，赋予个人应尽的等同行为角色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其权利和义务因对应的人伦关系不同而不同，因此展现不同的行为习惯。中国管理方式多以较为柔和和人性化的方式进行，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更注重是人情管理和感情舒畅。中国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通过提升修养，知行合一，管理方式效法自然，这种柔性管理注重人的情感，以人为本，更多采用以思想教育和政治熏陶为主的管理方式，甚少使用强制手段。刚柔管理并无优劣之分，二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刚柔并济，才能真正发挥管理的科学作用与艺术之美。
(三)中西方管理思想的目标不同。由于中西方核心价值观以及主流价值体系的不同，其所引申出的价值管理对象和管理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西方管理思想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发展起来，交易贸易促使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以利益为重心的主流意识的形成。西方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注重过程和细节。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管理的核心问题，以此获取更大的利润，整个管理过程都受“利”的支配，不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西方的管理着重于细节的微观管理，对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运转，而相对忽略社会的宏观管理。
中国管理思想的理想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各有所安、其乐融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着重“大家”和奉献精神，不提倡“小家”和个人私利，核心集中在对“人”的个体修养的研究。中国管理思想注重团队合作，虽然要求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和水平，以身作则，但是充分发挥团队作用，形成一种良性的管理循环状态则是提高管理质量的主要方式。
由于历史遗留的思维惯性，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管理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和革新，管理方式层出不穷，但是也存在某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模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仁”和“礼”的管理思想为基础，进行解释和阐述。古代思想管理家的理论基础多借鉴文化史料，其阐释的主要是一国君王的封建制度管理，即“治国安邦”。古代管理思想的目标是社会的安定，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而近代管理思想主要研究的是企业的管理，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商业贸易活动。古代管理的管理背景环境是可以预期的，而现在管理则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因素及国家政策变动。古代管理对象的侧重点是人，如何判定一个人的修养本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断。虽然人也是近代管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其本质是追求人所带来的效益和最终结果，通过管理人把过程做好，对于管理者自身的修养标准并没有作以界定。由于管理学各个阶段的内涵和主体的差异性，相应的管理思想也不同。所以中国思想管理史的研究是从古代治国安邦的不断过渡成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及管理的，这两种管理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何种思想，或者该不该去明确的划分对象主体，如何划分，划分后的结果预期等，这些都尚未得到解决。
(二)缺乏史料的考证。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于古代就初具雏形，到进入实践和发展的阶段不断融入西方管理思想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的转折点。与西方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科学的管理理论不同，中国的管理思想大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副产品，这些理论的提出缺乏假设检验和模型运算，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律。我国在管理思想方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迄今还没有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三)不注重时代背景，缺乏管理领域间的关联思想研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管理思想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管理等各方面，但是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伦理规范和国家管理两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研究只注意两者之间的演变联系，忽略了它们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和创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通过管理者自我修养的提高产生影响力，使被管理者从主观认可服从，从而外部的监督和管理成为辅助力量。而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忽略历史条件和背景，站在古代的视角对当代的管理思想做出牵强的解释。如果以当下的经验来对历史进行研究，会脱离思想史本身的含义，得到武断的结论。
商业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管理思想新的血液和影响，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它。
(一)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由于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还集中在对于传统管理思想的挖掘，停留在资料收集阶段，缺乏进一步的考证和验证，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系统分析各时期管理思想的来龙去脉。中国企业的管理尚在“思想”层面，缺乏管理科学的实践性理论，缺乏针对系统的理论支撑。我国还没有中国管理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设置，导致中国管理思想史不能形成自己专业的队伍。中国管理思想史是一门管理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只有赋予中国管理思想史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正确的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管理的发展现实出发，只有借鉴现实管理工作发展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其研究和开拓工作更具代表性和针对性。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中国须在自身社会主义发展的现有基础上，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借鉴西方先进管理学科理论，调整和吸收，使其变成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经济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不仅同经济、技术、文化相关联，而且和民族特色有着密切联系，这在管理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探究历史的真相，更是通过历史来揭示未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研究管理思想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理清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管理思想史论文管理思想史论文题目篇二
;编者按：
大师思想，实践源泉。从创刊伊始，《管理学家》杂志每期深入介绍一位管理大师的思想和实践，迄今已六十余位。读懂大师，读懂管理。更多系列文章请持续参阅《管理学家》为您呈送的“思想史”栏目。
雷恩以《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出名。他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他对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科技层面综合考虑，通过对这四个层面的分析和综合，确定管理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并以此为标准，把管理思想史分为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当前时代四大部分。雷恩的研究有一大长处，就是遵循史学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尽可能展示历史原貌，复原历史真实；另一方面鉴古知今，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以“了解之同情”进行梳理，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和反思能力。在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雷恩走出了自己的学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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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术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古人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不是没有考虑，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化程度相比较，他们的论述显得还不够明晰。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归纳法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虽然不乏幽玄高妙的体系，同时也有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相比较，尚没有达到“自觉”地位。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①。这使得中国学术没有西方那样严密的综括和分析水平，抽象思辨的能力和精密分析的能力也有欠缺。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解说。在各种解说的基础上，侯外庐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对该学科进行了明确定位。他认为，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世界观。世界观亦称宇宙观，即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哲学是它的理论表现形式。侯外庐认为，哲学问题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逃避的问题。无论何种从经验世界得来的思想观念，都有哲学的基本认识作为最后依据，而处理经验世界各种具体问题的思想，也通常有待于哲学的反思才能得到超越和提升。研究传统的思想学术，首先要清理出思想家们的世界观。②二是逻辑思想。逻辑思想即思想学术家们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较早地意识到逻辑的重要，并力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逻辑思想加以分析的是章太炎。他曾经从逻辑角度对孔子的“忠恕”思想加以阐发，明确指出“忠恕”思想与演绎、归纳法完全相符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把逻辑方法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侯外庐认为，逻辑思想反映出思想家的思想水平，是准确把握中国思想发展层次的主要依据。1947年，他与赵纪彬、杜国庠合著，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就非常注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认为研究古人的逻辑思想，主要目的不是从古人的思想材料中提出某一个逻辑命题，也不在于说明或讨论古人具有西方的某种逻辑思想，而是要揭示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维水平，从而真正理解中国思想方法的演进历史。三是社会意识。所谓社会意识，是指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意识、观念或理论，它既包括社会意识形式，也包括社会心理。侯外庐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实质内涵的是社会意识。1947年，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卷首指出：“斯书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1957年，修订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侯外庐另外写有“自序”，再一次明确他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就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意识三者的综合。1987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又提到，“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④。
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之认识，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过渡过程中对思想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重新定位。它既有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吸收，需要后来者在充分理解的同时不断予以深化。
在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其中运用得比较成功的主要有：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二是要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他主要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对先秦的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题。
金岳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的学问”，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和诠释，而不必计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陈寅恪也认为，如果要真正使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契合实际，就必须努力做到“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提出，要对中国思想学术史进行贯通，确实需要参考西方的学术，但同时要注意西方学说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说法结合。他试图在重视中国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贯性基础上，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 在冯友兰之后，对于如何才能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都做过有益的探索，他们的解释已构成对中国思想发展史的重要一环。目前，又有一些青年学者尝试用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初步形成新一代哲学解析中国思想史的新特点。用哲学诠释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已经成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
——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人们努力确立一套符合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诠释系统的同时，侯外庐还提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②。他认为，研究思想史，首先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有科学的`理解。而要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有深入的探讨。他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对于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侯外庐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点是社会思潮。他注重对社会思潮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另外一个结合点是法典。法典即体系化、制度化的思想形式。从法典中能看到社会史的内涵，而且能看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程度。
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后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任何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学术土壤。许多思想命题都是从当时的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例如，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就需要研究西周鼎盛时期的“六艺”教育传统。孔子做了不少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古代文献既是他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又是他发挥其思想的材料。又如，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诠释《公羊春秋》过程中，为了使《公羊春秋》得到更完整、更合理的解释才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对《春秋》公羊学的发展历程有深入研究，能够理清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春秋》公羊学所提出的创新，当然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董仲舒所作的贡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非常传统的方法。如今对这一传统有比较到位的理解的是日本京都大学池田秀三等一些学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反思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史，深感过于政治化、主观化的诠释与中国思想史的真实存在一定距离，从而提倡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史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人们相信，只要学术史基本事实真实，就一定能够建立更加契合历史事实的原理，摆脱过分主观的弊端。
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对上述三种主要方法加以发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哲学剖析，思想史研究的突破最终要依靠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演变历程的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将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揭示得更加清楚，将思想还置于社会历史，只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思想的真实含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也需要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学术背景进行挖掘。学术史的眼光能使我们看到思想背后深沉浑厚的学术土壤，帮助我们纠正许多习以为常的误解。
中国历史学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文化反思功能。《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不仅是对“前言往行”的认识，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描述，还要在多识前言往行的基础上提高研究者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学术研究的文化反思功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发扬。当时的学术研究，没有一种不是围绕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进行的。当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思考不可能千篇一律。从20世纪学术研究来看，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比较激进。例如，胡适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个人独立的自由意志，要培育国民的独立人格，就必须学会理智的思考。他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缺少西方的理性精神，需要我们加以深刻反省。而陈寅恪等则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质有了更加真切的体认，并在传统文化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部书中，以魏晋隋唐数百年历史为背景，通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实的梳理，勾勒出在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竭的生命力，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和个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生活、与个人人格的联系。这说明，只有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精神和制度上的高度凝聚力，才能在文化冲突中得到保存和发展；只有富有独立人格和道德力量的社会集团和个人，才是文化发展的中坚。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侯外庐常说，研究历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做今人和他争辩，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在清理历史、还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超越历史事实本身，引领现实向前发展。今天来看，我们或许不能同意他们对文化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但却无法不被他们学术生命中关于文化的独特感悟所震撼。
中国思想史的任何一家、任何一派，最后都要归结到对文化的反思上。思想家的思想往往以对文化问题的深入反思为最基本的特征，文化理念成为他们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不同的文化理念构成他们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中国文化即由这些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展现出它的绚丽多姿。同时，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时期所出现的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不同认识的调和与整合。思想家的思想会有一定的学术史取向，会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甚至会有个人的价值倾向，但所有这些，只有落实到对他们的文化认识的分析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对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自觉设计，是统一哲学诠释、社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需要在认真思索前辈学者的文化洞察思路的基础上，提高文化自觉的反思能力。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
②④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上册，第15、l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章太炎：《检论》卷三《订孔》，见《章太炎全集》(三)，第426—4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⑤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
②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管理思想史论文管理思想史论文题目篇四
医院要想得以持续发展,人力资源配置是一个关键因素,医院的人力资源配置包括基于岗位职能的人力资源规划、岗位分析、人员的筛选和录用以及人力资源的动态配置等一系列的活动。现阶段我院人员配置中,高级职称32 人,中级职称48 人,初级职称134人,见习及有工勤人员81人,很容易发现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严重偏低,人员配置缺乏合理性,这将对医院的经营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建议
人才作为医院第一资源,是医院的战略性资源,是医院发展的原动力。为保持医院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用人机制,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在新形势下,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主要应从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人才考核等五个方面来进行实施,科学使用人才,最大程度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确保人力资源配置效果的最大化,促进我院以及整个精神卫生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管理思想史论文管理思想史论文题目篇五
;对于詹姆士·穆尼，在各种管理学书中有时会提到，却总是寥寥数笔，语焉不详。这也难怪，穆尼的身前身后，有着大量光彩夺目的管理名家，前有法约尔、泰罗，后有巴纳德、西蒙，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比穆尼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要高。法约尔和泰罗，是古典管理学的开山鼻祖，穆尼不管有多么杰出，哪怕他对组织理论做出了多么重要的完善和修正，在人们眼里充其量不过是法约尔理论的追随者。巴纳德和西蒙，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学派宗师，穆尼在当时对组织理论的前沿探索，对于后来者来说，最大的贡献也不过是为巴纳德理论的诞生铺路奠基。穆尼被“夹在中间”，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了。
不要说同身前身后的名家相比，就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穆尼的名气也赶不上与他同期的古立克和厄威克。从继承和发展法约尔思想体系的角度看，古立克和厄威克对法约尔的传承，无愧于管理过程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厄威克对管理原则的总结，古立克七职能说的提出，无疑都是对法约尔思想的进一步提炼和完善。而穆尼的思想，人们虽然也归之于管理过程学派，但他不是完全按照法约尔的思路展开的。在从实践经验中总结管理理论方面，穆尼恐怕比不上古立克和厄威克二人。同厄威克的《管理备要》、古立克的《组织理论笔记》相比，他们二人对现实管理的问题探讨，立足于经验证明的色彩更为鲜明。尽管穆尼自己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确实也以经验提炼和实际事例作为自己的基本叙述方式，但是，穆尼更偏重于对组织运行机制的思考。再加上古立克和厄威克以管理咨询为业，古立克的成就表现在为美国政府提供顾问方面，厄威克一辈子没有离开学术领域而且著述等身，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和对学界的影响，显然要比穆尼大。穆尼研究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经营活动的“捎带”。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商业谈判活动。而且对他个人而言，由于民众对他与纳粹的来往有看法，澄清在民间外交活动中同纳粹德国的密切关系造成的社会误解，要比组织研究的压力更大也更迫切。所以，穆尼的学术活动并未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穆尼的学术成就，既不是法约尔和巴纳德等人的思想所能包含的，也不是古立克和厄威克等人的研究所能替代的。他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在管理思想上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的独到之处，就是把自己由处在古典和现代管理理论夹缝之间的“生不逢时”，变成了联结二者必不可少的“恰逢其时”。
穆尼的首要贡献，就是在法约尔和巴纳德的理论之间搭起了一座思想桥梁。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法约尔创立的管理过程学派，同巴纳德创立的社会系统学派差别极大，不具有学理上的同构性。法约尔的著述中，集中于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管理是什么?二是管理者应该怎样做?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具有法约尔烙印的五大要素和十四条管理原则。而这一体系的形成，主要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由于法约尔没有完成他的著作，所以，他的论证在逻辑推导和思想体系的严密性上略嫌不足。而穆尼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穆尼对组织的研究独创了自己的路线：以普遍存在的组织现象探求组织的本质，由此提出协调原理；再由协调原理推导出权威在组织中的作用，用权威引出组织的等级原理；然后由等级分工的差异，推导出直线与参谋的不同表现，引导出职能原理。这种思路，已经超出了经验总结性质，而是一种组织的运行机理研究。穆尼对组织的这种研究，不再雷同于管理过程学派常用的职能划分或者要素排列方式，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学术解释。他不再对管理进行元素化的还原论追究，也不再对经营实践进行经验理性的归纳，而是着力于对组织的本质说明，为巴纳德的协作系统理论开了先声。正因为如此，本文在principle-词的翻译上，没有采用常见的“原则”，而是换为更能反映本质性的“原理”。尽管人们把穆尼看作法约尔的传人之一，但穆尼的学术思路，越过了法约尔的雷池，开启了一条研究组织的新路。看过穆尼的书后，再看巴纳德后来出版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不难发现，巴纳德致力于讨论组织本质的论证思路和方法，甚至巴纳德研究组织所用的词语和例子，同穆尼有极大的相似度。这种相似不是沿袭和照搬，而是一种学术风格的传承。从法约尔到穆尼，再从穆尼到巴纳德，有着清晰的学术脉络。仅仅这一条理论线索，就足以使穆尼在管理思想史上睥睨群雄。
穆尼的第二个贡献，是在管理学研究的方法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古立克和厄威克等人。尽管穆尼没有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后人那种哲学化的说明，但是，这种方法上的独创渗透在他的书中。概括起来，就是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丰富经验和学术敏感，对组织进行感性与理陛、建构与演化、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全面论证。他对组织的理解之所以独到，得益于这种方法。相对于学院派来说，他有着雄厚的经验积淀；相对于经理人来说，他有着自觉的学术意识；相对于数学家来说，他重视感悟式的知道；相对于实践者来说，他推祟逻辑式的推理。因此，尽管他的著作用语略显累赘，没有拿起学术架子，却不折不扣地悟出了学术之道。他的现实影响不如古立克和厄威克，但他的学术悟性在二人之上。
穆尼的第三个贡献，是站在社会和国家的角度研究管理。他的眼界超越了企业，也超越了管理本身，放眼于对社会发展的思考来论证组织。这正是他和赖利不厌其烦地对组织进行历史梳理的原因之一。在《工业，前进j》中，前半部分几乎都是历史分析，由历史引出了组织原理的论证，这种论证的落脚点又放在工业社会。正是这种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怀，使他的管理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后来的德鲁克，也曾经强调过他是以社会研究而不是管理研究为职业，同穆尼极为相似。究其原因，穆尼是为了战胜经济大萧条而研究组织，德鲁克是通过反思纳粹的兴起而研究社会，两人的考虑角度具有共同点。没有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就难以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学术水准。
单就穆尼对管理过程学派的影响而言，穆尼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学术作用。以管理过程学派的戴维斯(ralph currierdayis)为例，1927年，原来在温彻斯特武器公司任职的戴维斯受命在通用汽车公司研究所建立了管理部，不久，他在这里读到法约尔的著作。1934年以后，戴维斯提出了“有机职能”概念，把管理职能确定为计划、组织、控制三种，尤其关注对管理职能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后来把研究重点转向高层管理。根据戴维斯的经历，学者断定，他在温彻斯特任职期间受到同时在这一公司供职的亚历山大·丘奇()的影响。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断，他在通用汽车工作期间有可能受到穆尼的影响。而“有机职能”思想的提出，正是管理过程学派从经验归纳走向学术流派的标志。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穆尼关心的是“组织结构和设计的机制”。国内一些学者引用这一观点时，“机制”一词找不见了，就剩下了“结构”。再进一步，就是把他的三个原理等同于管理过程学派所说的职能划分，而忽视其内在的思想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样，穆尼就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在管理职能划分上提出了三职能说的代表，他的贡献仅仅在于“三职能”“五职能”“七职能”的不同。即便把他看作管理过程学派的第二代人物，也是排名靠后的“之一”而已。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往对于穆尼的思想贡献被低估了。当我们看到穆尼以身体和精神的关系比喻组织与管理的关系时，当我们推敲穆尼把组织目标看作宗教教义的词义内涵时，我们不难感受到穆尼著作中的那种学术追求。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看，有必要对穆尼的组织理论进行再次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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