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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国外研究概况篇一
;摘要：农户经济理论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学派众多并互有采借。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的今天，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国内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兼顾各理论流派的理论争论与交锋，结合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国情，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其对中国研究的意义与局限，以期为农户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小农经济；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农场户理论
一、农户经济理论的经典研究：斯密和马克思
斯密和马克思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斯密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马克思则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在农户经济理论上，斯密和马克思尽管着眼点不同，但对其发展趋势的判断则比较一致，都认为市场化和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衰落和消亡，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取代。
斯密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没有自耕小农制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理性经济行为会导致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的扩张，并最终推动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被称为“‘斯密型’增长”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只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小农经济中，“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② 恩格斯则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③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必将发生内部分化，从而产生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无产阶级，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只能被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农场所取代。
在后来的农民学研究中，斯密和马克思的农户经济理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农户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合理性并可能长期存在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在几个基本点上，后来的农民研究继承了斯密和马克思的传统：第一，市场化被视为农户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并可能导致其发展的因素被继承下来。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小农”立场被黄宗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小农理论研究者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经济理论成为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的农业生产能力趋于极限的今天，农民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呼声日益高涨，马克思和斯密的大农业思想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又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活，成为目前市场化背景下小农经济改造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争论及其综合
“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争论的焦点是“农民理性”问题，围绕此问题的争论发展出了西方农户经济研究的三个主导理论：道义小农、理性小农和“综合”小农理论。
1. 道义小农
“道义小农”理论明确反对西方经济学把经济理性普遍化的做法，强调农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其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因此不能用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逻辑来解释，而是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原则。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是“道义小农”理论的发端。恰亚诺夫把家庭农场看做农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受劳动者人数对消费者人数的比率（e/p）的影响并随家庭人口中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比例周期性地变动，同时，家庭农场只是用所消耗劳动的实物单位来表示其劳动耗费，其劳动产出由家庭农场在同劳动辛苦程度主观评价后认定。因此，家庭的经济收益可以从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和它所耗费劳动的辛苦程度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家庭农场的经济投入量和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④ 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基础上，恰亚诺夫否认那种资本主义大农场在前苏联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认为农户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倡导农业的纵向一体化。
30年之后，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批评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把“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提出用“实体经济学”取代上述“形式经济学”。波兰尼认为，“市场只有在市场社会里才能运行”，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因此，必须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⑤。斯科特继承了恰亚诺夫和波兰尼的分析思路，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认为传统小农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立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其行为的主导动机只能是“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农民形成了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之间的互惠关系，形成了其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农民反抗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和国家政权入侵造成的生计危机的自然反应。
2. 理性小农
与“道义小农”相反，“理性小农”把农户看成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完全可以用解释资本主义企业的逻辑来解释。人们一般认为舒尔茨是“理性小农”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实际上“理性小农”只是舒尔茨关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基本前提，其对话的理论并不是“道义小农”理论，而是“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改造。在构建其传统农业改造的理论中，舒尔茨阐述了他对农户经济的观点。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把农户看成是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趋利避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他指出，在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中，农民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懒散、愚昧和不思进取的，而是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有同样的经济理性。他们实现了对现有生产要素的良好组合，“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⑥ 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是效率很高。在传统农业中，“农民已用尽了自己所支配的技术状态的有利的生产可能性，仅限于对他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作出更好的资源配置以及进行更多的储蓄和投资无助于增长。”⑦ 因此，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使农业称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舒尔茨提出从三个方面改造传统农业：第一，建立适用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用“居住所有制”取代“不在所有制”，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第二，为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造条件；第三，向农民投资，其主要途径是教育、在职培训和提高健康水平。
波普金进一步深化了舒尔茨的理性小农观，在《理性小农》中专门探讨了农民理性问题。波普金指出，小农的行为并非没有理性，其行为和精于算计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比较起来丝毫也不逊色，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以小农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最宜于用资本主义企业来描述，因此，传统农业的现代发展完全可以通过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农民为追求利润进行的创新行为来实现；相应地，小农的政治行为则可以看作是在整治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波普金的小农理论把理性小农观推向了极端，从而形成了与同一时期斯科特道义小农观的对立。
3. 综合小农
黄宗智在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争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小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指出，要了解小农，最重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⑧ 黄氏又指出要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认为有大量生产剩余的经营式农场主更适合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挣扎在饥饿边缘的雇农和佃农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而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则更适合实体主义的分析模式。在综合小农说的基础上，黄宗智借用了geertz提出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概念，提出了其“内卷化发展”的观点，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由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上来，把这种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称为“内卷化增长”或“过密化增长”，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中国农户经济的发展问题。
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理论争论及黄宗智对小农理论的综合构成了西方农民研究中的主导传统，也成为国内农民经济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强调“道义小农”的实体主义学派，还是强调“理性小农”的形式主义学派，都反对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农户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共存的观点，黄宗智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和农户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共存关系，吸纳了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学派的观点，而且对马克思的观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青睐。
三、新要素的引入：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
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形成较晚，但一经形成既获得广泛认可，成为农户经济理论新的生长点，其主要贡献在于在传统农户经济理论要素之外纳入了新的要素：风险规避理论纳入了“风险”要素，农场户理论纳入了“时间”要素，使得对农户的经济分析更加综合和深刻。
1. 风险规避理论
风险规避理论实际上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流派，而是把风险引入农户经济行为分析的研究取向的统称，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农户决策行为。虽然对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有所吸收，但风险规避理论主要还是坚持了形式主义学派的“理性小农”观，把小农视为趋利避害的理性行动者，只不过在舒尔茨和波普金那里，小农追求的目标是如何获得利润；在风险规避理论这里则是如何规避风险。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小农的“趋利”方面，那么后者强调的则是小农的“避害”方面，其遵循的原则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
根据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划分的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三种类型是风险规避理论的前提。风险规避理论把农户看作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认为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冒险去提高收益，而是想方设法避免风险。这样，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对新技术的排斥、劳动边际收益下降背景下的多样化农业种植结构、较低的农业商业化程度等都可以通过风险规避获得解释，从而扩展了理论的解释范围。利普顿指出，贫困的小农是风险厌恶者，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追求利润，而是规避风险。对于一个挣扎在饥饿边缘的小农，追求利润显然是过于奢侈了，他们的行为是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遵循的规则是“灾难最小化”。人们一般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遵循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灾难最小化的逻辑。斯科特顺承了利普顿的研究思路，指出“安全第一的原则是农民生活中生态学依存性的逻辑结论，表明了生存安全比高水平收入更优先”，对于已经被水淹到脖子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比生存伦理更重要⑨。斯科特把生存的权利看成是绝对性权利，是租佃关系中的“底线”，农户的行为选择也是以这一基本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户所追求的不是收益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因为较高的收益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基于此，斯科特认为东南亚农民反叛并不是源于贫困，而是农业商业化和官僚制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制度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的生存伦理和社会公正感，使其铤而走险。
2. 农场户理论
农场户理论的发展得益于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借鉴新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把“时间”作为限制因素引入农户经济分析中，深化了对农户家庭内部经济行为的分析。和风险规避理论相比，农场户理论更多地关注作为生产和消费统一体的农户的家计组织形式及其影响。gary bacher认为农户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体，在收入、生产函数和时间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并运用数学方法分析认为农户在经济决策行动中实际上是把生产与消费决策区分开来，先决定最优生产问题，再在收入极大化前提下决定最优消费。barnum和squire把新家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z商品”引入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包括生产和消费的农户经济模型，认为农户经济行为就是“通过购买性商品（x-goods）和生计性消费品（z-goods）的组合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并运用马来西亚穆达河山谷207户农户的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政策变化对农户的农业产出价格、劳动工资率、家庭劳动力规模等都产生显著影响⑩。此后，iqbal、bekele、hanslfgre、taylor等把农户的消费和生产结合起来，研究了农户的借款行为、劳动力流动、农作物种植结构等问题。无论是把农户的生产和消费区分开来的“可分模型”还是结合起来的“不可分模型”，都是一种单一模型，其共同效用函数的假定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遭到广泛质疑，更具解释力的“集体模型”应运而生。block和gronau的研究表明，很多社会经济变量对家庭工作和闲暇的影响是不同的，工资率、收入、教育及孩子的多少对农户的收入和支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对丈夫和妻子的时间配置模式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chiappori将农户家庭视为具有不同效用函数的人，每个人的效用和劳动力供给在给定的市场工资水平下达到帕累托最优。fortin和lacroix在chiappori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集体模型的适用性。随着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深入，农场户理论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广泛运用于农户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因素变化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并从微观走向宏观。
风险规避理论和农场户理论在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论与综合的理论视域之外，把“风险”和“时间”纳入农户经济研究中，扩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风险规避理论把风险引入农户经济研究中，认为农业是一种高风险产业，农户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其行为遵循风险最小化逻辑；农场户理论则把新家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时间作为一种约束性因素引入农户经济研究中，解释农户家庭生产与消费以及家庭内部的时间配置与市场工资率、教育、家庭人口等的关系，建立了更加精致的解释模型，这样，就提高了农户经济理论的解释力。
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中既有定居国外的华侨学者，也有关心中国问题的海外汉学研究者。他们关注领域非常广泛，尤以两个领域最为突出：北美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和英伦（剑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本文所讨论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主要来自北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研究者主要以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也有人利用口述史和地方志资料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生活和社会变迁进程。就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来说，以前者居多，重点关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两个区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农业为什么没有发展”，基本上归因于农业技术革新动力不足、政府农业投入不足和农业生产规模细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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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时刻铭记，用它来督促自己，使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中心的团体里还不优秀，甚至可以说处于劣势，所以我必须努力，不为别的就为发展自己的爱好这一个理由就已足够，更别说借此我还可以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资本。以后我一定会去积极认真的做好每一件事，从新调整好我的心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把事情做到前边。
对一些工作的具体细节还不了解，以后我会更加细心努力的投入工作中，多多了解我所做的事情的具体细节比如请假，设备的使用、连接、出勤使用登记情况等等。把事情问清了，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认真的做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做着也就事半功倍了。
在进中心前我试过很多组织，也在里边待了一段时间，虽然经常在忙，但每次停下来静静地想一下，感觉还是空空的`，没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充实感，可在中心里的这段时间感觉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十分愉快和充实的满足感，这是以前所没有感觉到的。一是因为这是我兴趣的所在，二是因为我真真正正的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知道和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很有价值，不但锻炼了自己的处世办事能力，也提高了自己以后生存的实力和生活的情趣。
克服自己不爱说话的毛病，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和争取机。除了上课时间，尽量都去中心，只要勤学我想我一定会进步的。以后多注意点关于细节的东西，比如礼貌、习惯、设备仪器的使用、规章制度。多学点其他的软件，只要对专业和在中心工作有用的东东。多多融会贯通，从各个方面来提升自己，学会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灵活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学一点实用的应用文体，继续看更多的书，发挥一下自己喜欢看书的习惯，充实一下自己，以便自己写的东西更加赏心悦目、更加条理化、清晰化、条理化。
1、我希望各位学长能多和我们交流，不但要和我们群体性的交流，有可能和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单个交流。在交流或聊天中，我们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和学到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2、在学长们拍东西或制作东西时，经常带我们去，这样在工作中的细节我们将会更加深刻的理解。也加快了我们在习惯中心工作的的进程，更有利于我们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缩短了中心的培训时间减少了学长们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我们中心省下更多的空余时间为以后的发展做准备。
旅游经济国外研究概况篇三
;内容摘要：为分析国外游客入境旅游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发现虽然同样是地区经济溢出效应，但是不同地方的经济溢出效应不同。为此，本文提出国外游客入境旅游消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入境旅游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模型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
（一）模型构建
我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不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省市分别对入境旅游消费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针对我国不同省市的国外旅游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益分别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
构造统计量f1和f2：
（1）
（2）
其中，s1、s2、s3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及变参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t、k分别表示模型的横截面单位、时间跨度和自由度个数。将s1、s2、s3值分别代入求解f1和f2，若f2临界值，选择不变参数形式；若f2临界值且f1临界值，选择变截距模型；若f2临界值且f1临界值，选择变系数模型。
虽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以资本要素投入与劳动力要素为经济增长影响要素的典型投入经济增长函数模型，但我国学者王玺、刘胜荣等为构建切合实际经济意义的函数模型，针对该溢出效应对地区经济作用进行研究时，从技术进步这一角度修改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由于国内外缺少统一且权威的技术进步要素指标认证体系且我国统计能力偏低，分析入境旅游消费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时，需遵守技术进步保持不变并采用非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二）指标与数据选取
涵盖科学开发旅游景点和环境保护等的整体经济实力可持续上升，不仅比广泛的地区经济发展要具体，比局限于旅游业拉动收入水平提升更要全面，但目前缺少能够代表这种经济实力的统一经济统计指标。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在选取经济指标时，只能选择基本可以代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指标。本文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数据。
本文按照以前的研究惯例选取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资本要素指标，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数据。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劳动力要素选取指标，且分歧较大，不仅有直接采用就业人数代替劳动力要素指标的，选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或者毕业学生人数来度量劳动力要素指标的，还有采用其他替代劳动力要素指标的。从经济意义层面来讲，这些选择方式各有优缺点。本文借鉴陈涛涛的方法，采用每年年末时，无业人数减去港澳台商以及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要素指标，而且数据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
依据当时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针对入境旅游者每天人均消费数据将其单位由美元/（人·天）转换为元/（人·天），并选取入境旅游者每天人均消费额为国外旅游消费指标。该数据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
实证分析
本文删除港澳台及缺失数据的西藏地区，选取2006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
第一步，采用取对数的方法处理所有变量来减少异方差对估计系数的精度的影响。运用hausman提出的检测方法确定模型的影响模式。经检验得出检验统计量为46.763，对应的p值远小于0.001，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相矛盾，则确定固定效应影响模式为模型的影响模式。
面板模型的具体形式包括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三种。需要通过f检验结果来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具体如下：先将分别为0.168099、5.353591和5.487883的 s1、s2和s3代入式（1）和式（2），得出f2和 f1的值分别为7.977891 、10.912665，再查表发现f2和f1的值均大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f统计量临界值1.68和1.74，最后选择变系数的模型。
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ln gdpi=3.603+ailn gdzc+βiln rlzb+γiln rjxf （3）
其中，ln gdpi表示产出；ln gdzc表示固定资产；ln rlzb表示人力资本；ln rjxf表示入境旅游消费；αi、βi和γi分别表示各地区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和入境旅游消费的估计系数。
估计模型拟合情况较为合理。对估计模型进行取对数后的常数项表示各个地区整体经济的平均发展动力，但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入境旅游消费的系数因为地区差异而各不相同，如表1所示。
针对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若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系数均0，则说明该地区固定资本投资和科研人员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由表1可知，资本要素系数均1的省市有北京、内蒙古、上海、江苏、广东和青海，说明这六个省市的资本要素每提高1%，地区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就将超过1%，即省市的资本要素和该省市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呈正相关。
作为我国的首都和金融中心的北京和上海竞争优势显而易见，不仅聚集了全国科技、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且掌握了全国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以及部分世界顶尖技术，为推动地区经济水平打下坚实基础（肖冬荣等，2007）。另外，作为我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城市的江苏和广东等省市的外来投资份额始终高于我国其他省市，该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外商投资企业涌入所带来积极溢出效应的推动。可见，以科学技术为指导、扩大投资规模可带来高效的投资效率，此外，优化投资结构也能带来高效的投资效率。近年来，内蒙古为降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对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如将投资重点转移到电力、煤炭、石油化工、化学原料及化学药品制造、冶金以及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为了实现地区经济的稳步发展，青海省也对投资重点进行了转移，转移到交通运输、电网建设、水利项目和地质找矿等领域，并且利用扶持西北部经济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商进行投资（戴鹏，2011）。
劳动力要素的系数1的有广东、广西、四川和云南，说明这些省市的劳动力要素每提高1%，该省市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1%，即扩大劳动力规模可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张泽厚、黄朗辉，1995）。近几年来，这四个省市的劳动力要素增速较快导致这些省市每年都需要大批劳动力。另外，很多地区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系数之和1，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大。
入境旅游消费的系数1的省市很多，说明入境旅游消费可以促进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旅游规划合理，发展模式正确，入境旅游增加，促进地区消费进而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王晓瑜，2007）。
此外，天津、上海、重庆、云南、陕西和甘肃等省市该指标的估计系数却是负数，说明入境旅游消费阻碍了这些省市的经济发展。相关部门应该针对由省域间旅游发展基础条件不同和省域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此类情况多加重视。
国外游客旅游消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建议
（一）加大旅游发展投资并完善旅游发展制度
就总体而言，入境旅游消费对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是正向的。我国不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应该在政府和企业的扶持下，对潜力大的旅游景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应该加大财政投资，为入境旅游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采用便利的交通渠道、优质的旅游服务、完善的旅游保障等措施完善的旅游环境必然会受到外来游客的喜爱，但同时也需要以旅游投资为基础。为减少旅游投资中的重复投资和浪费投资，应充分考虑旅游投资结构的影响再进行旅游投资。
此外，为吸引国外游客创造有利条件，需从国家层面规范国外游客入境旅游提高东道国旅游业发展的软环境。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需制定合理化入境旅游政策加以实施，并针对突发事件提前做好应急方案。同时，为给旅客留下深刻印象、吸引旅客二次旅游，需要通过加强旅游文明素质教育提高当地人民的文明素质，树立良好的人民形象进而促进地区旅游活力。
（二）因地制宜实施旅游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东西部的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各区域旅游业的基础和发展速度也相差甚远。由于地域不同，交通、文化和地理等方面各不相同，入境旅游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也各不相同，进而导致各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溢出效应是双向的，不仅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为了有效发挥溢出效应的积极作用，不仅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相关的扶持政策吸引入境旅游消费，还应学习、效仿国外旅游发展模式，重视培养旅游专业人才。除此之外，为解决就业难、刺激消费，进而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应该以长远经济发展为立足点，针对旅游产业链的关联产业加大扶持力度。
（三）大力开发多元化市场
目前，我国入境旅客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来自港澳台以及部分东南亚等临近地区的游客，相比较而言，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游客所占比例较少。为使我国入境旅游呈多元化、多层次发展，需要在为吸引美等发达国家的游客入境旅游创造便利的产品和优质服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来自印度、非洲、拉美等远洋国家游客资源的开发。
（四）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交流与协作
国内外旅游业的交流不仅能有助于国际旅游发展模式的学习，还能使入境旅游的溢出效应正向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并将我国旅游产业扩展到国际领域。但是，由于市场的竞争和利益的矛盾，国外媒体对我国的不实报道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为改善我国国际形象并促进旅游业发展，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国外的交流与协作，消除隔阂进而互利互信。
（五）加大旅游业海外营销力度
我国学者王纯阳和黄福才（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通过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可有效促进入境旅游消费。为使我国旅游业走向国际，不仅需要通过海外旅游宣传扩大中国旅游产业知名度，还需要通过海外旅游宣传调动旅游需求者旅游热情。由此可见，加大旅游业海外营销力度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肖冬荣，江莹，赵靖.上海市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18）
2.戴鹏.扩大投资规模与优化投资结构探析—以青海“十二五”发展为例[j].青海金融，2011（5）
3.张泽厚，黄朗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比较及开发策略研究[j].统计研究，1995（4）
4.王晓瑜.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
5.王纯阳，黄福才.基于var模型的入境旅游需求影响因素研究—以美国客源市场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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