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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诉公司状篇一
电话：******。
被告：xx市某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xx市xx区某某大厦**座**室。
电话：******。
法定代表人：左xx。
案由：欠款纠纷。
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30640元;。
2、依法判令被告负担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xxx8年10月份，原告向被告出售砂石料。被告在收到原告的供货后长期欠款，累欠原告货款人民币30460元，并出具欠条。原告多次催要货款，被告无理推脱，毫无付款诚意。现原告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侵害，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依法起诉，望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并判如诉请。
此致
朝阳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二
原告：*****，男，汉族，身份证号：*********，现住*************************。
原告：*****，女，汉族，身份证号：*********，现住********************。
诉讼请求：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房操作间设臵在*****小区*****(位于原告*****主卧室下方)，在未告知原告、未取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在操作间安装大功率排油烟机，在原告住宅外墙安装巨型排烟烟囱排放油烟。餐馆试营业后，被告所开餐馆操作间排烟机产生的噪音和排烟烟囱排放的空气污染物对原告及周边邻居产生极大伤害，严重影响原告正常居住及生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章第七十条、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小区住宅外墙其用途和管理属于各户业主分别和共同所有，被告在未告知原告和未取得原告同意情况下私自在外墙搭建排烟烟囱属于明显的侵权行为。另又按照《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在小区住宅楼下设臵餐馆厨房操作间，安装大功率抽油烟机，制造噪音和油烟污染的行为已对原告正常居住和生活产生妨害，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排除妨害。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之相关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望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人民法院。
具状人：*****。
*****。
原告：委托代理人：郑吉文，内蒙古松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小彤，男，35岁，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技术部宿舍，联系电话：13910152004。
负责人：臧党生。
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诉讼请求：
2、请求判令第二被告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11年4月29日，赫日驾驶原告所有的大众系列高尔夫牌小轿车于东城区南河沿大街大阮府胡同西口由北向南正常行驶过程中，因被告违章变更车道，造成两车相撞，原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
当日，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通支队东单大队依照《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相关规定，出具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简易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事故处理结束后，原告委托北京大陆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实施救援，支付救援拖车费150元。为减少肇事车辆受损对原告出行带来的不便，尽快解决损害赔偿问题，原告委托北京北方华驿车辆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肇事车辆进行了修理，支付维修费27005元。
另查明，被告车辆在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
2011年月日。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三
原告：____，男，汉族，____年9月15日出生，____村村民，手机：139____5776。
被告：____，男，汉族，____年12月15日出生，____村民，手机：157____3589。
起诉请求：请求通过法律途径由被告人支付原告为其装修房余款贰仟伍百元人民币。
事实与理由：20__年秋季八、九月份，原告与邻村贺红岐及其妻子受被告委托，为其装修房子四间，油漆门窗10间，工料全包，当年九月底完工被告验收无误后双方确定工料合计九千五百元人民币。
做工期间被告付材料费贰仟元整，完工后被告说银行存款未到期只支付三千元整，一直到20__年12月份被告又支付贰千元整。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讨剩余款均遭到被告无理回绝，拒不付款给原告。
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____。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四
原告：a，xxxx年3月18日出生，住**村。
被告：b，36岁，住**村。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耕地5.7亩。
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现金账本、身份证及相关证件、书籍。
3、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
原告长期在外打工，之前自家的耕地一直让二哥c在耕种。xxxx年左右，被告将原告的地从张xx处要回自己耕种。当时原告默许了被告的行为，考虑到都是亲兄弟，让哥哥种或是让弟弟种都是一样的，便对此没说什么。后来原告因养育子女、打工挣钱较难，身体也不如以前，xxxx年左右原告便向被告提出要回自家的耕地，自己耕种或是承包给他人耕种，但被告以各种理由不答应。原告碍于亲兄弟及老母亲的面子也未再坚持要回自家的耕地。xxxx年1月份原告再次要求被告返还自家的耕地5.7亩，被告坚持不给。
xxxx年3月份，被告趁原告在外打工之际，将原告家中所有的物品全部拉走，房子也砸了个稀巴烂。被告拿走原告的物品里面含有原告的一些生意往来的现金账本、身份证及相关的证件、书籍等物品对原告意义重大，后原告发现此事要求被告返还自己的物品时，被告坚决不给。在家族的哥哥们的调解下，又看着年迈的老母亲，原告又再次选择了忍让，希望大事化小。
然而，xxxx年3月28日，被告在本村黑板报上张贴大字报，对原告人身名誉进行严重诋毁，并向村大队、乡政府机构诬告陷害原告，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乡派出所为此还派人去村中调查原告，使得原告在本村及濮阳市内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身心疲惫，名誉也遭到严重侵害。
鉴于被告的种种侵害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
此致
**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a。
xxxx年3月30日。
相关知识。
民事侵权构成要件。
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既包括对公共财产的损害，也包括对私人财产的损害，同时还包括对非财产性权利的损害。
损害事实，是指一定的行为或事件导致的人身或财产的不利益。这种不利益是指一切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与利益所遭受的不良状态和不良后果。
对财产的损害，包括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直接损害又称积极的财产损失，是指受害人现有实际财产的减少，间接损害又称消极财产损失，是指受害人可得利益的减少，对人身的损害包括对生命、健康、名誉、荣誉等损害，而且对人身的损害往往也会生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因果关系。
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即特定的损害事实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必然引起的结果。只有当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时，行为人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因果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往往一个损害后果的出现是由多个原因引起的，既可能有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也包括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
不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引起损害事实的发生是由于不法行为的实施，如果损害事实并非不法行为的实施所致，则不构成侵权。
有过错。
过错是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因素，反映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心理状态。
过错根据其类型分为故意与过失。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损害结果，仍希望其发生或放任其发生。
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结果应预见或能够预见而因疏忽未预见，或虽已预见，但因过于自信，以为其不会发生，以致造成损害后果。
根据法律对行为人要求的注意程度不同，过失又分为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一般过失是指行为人没有违反法律对一般人的注意程度的要求，但没有达成法律对具有特定身份人的较高要求。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不仅没有达到法律对他的较高要求，甚至连法律对普通人的一般要求也未达到。
在侵权行为中，一般而言，对过错程度的划分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成立与否，也不会影响赔偿责任的大小，因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无论其是故意还是过失，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都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的范围由损害的结果决定，不会因其过错较轻而减轻其赔偿。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五
被告：邹xx0，男，46岁，汉族，00。
现住址：平xx000。
被告：xx啤酒集团法定代表人：
地址：市xx中路华菱大厦17f。
请求事项：
原告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一、被告赔偿原告人身损害费用合计232828.857元。
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原告为00酒业公司的员工，在20xx年1月18日下午，公司需要发货，原告与同事李00在搬运白沙啤酒到车上的过程中，由于其中一件白沙啤酒的纸箱盖已被损坏，搬运时突然一瓶啤酒爆炸，瓶头连盖飞出，击中原告的右眼，当时眼泪止不住的流。一段时间后，原告才睁开眼睛，感觉一片模糊，眼前浮现火花状斑点。后来入院检查才得知，因瓶头连盖击伤右眼，造成视网膜脱落，经司法鉴定为陆级伤残。
被告邹xx为原00酒业业主，系原告雇主。原告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侵害，侵害原因为被告xx集团生产的白沙啤酒存在质量缺陷。故，两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公民的健康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原告的身体健康遭受严重损害，两被告依法应当赔偿原告医疗费用22081.19。元，住院伙食补助780元、护理费520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520元、司法鉴定费630元，误工损失10800元，残疾赔偿金13821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85.417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2700.25元，合计:232828.857元。因原告重伤部位为眼睛，可能造成右眼终身失明，在精神上给原告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因此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故，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上述诉讼请求。
此致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六
社会化分工的发展，一方面造成公司权力中心向董事会转移，董事会权利的扩展使得董事损害公司和股东的行为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也使得公司的经营和股东的投资利益越来越有赖于董事的勤勉、谨慎和诚实。然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对董事诚信义务规定不够全面，对未能勤勉尽责的董事没有有效的处罚措施，造成上市公司董事普遍缺乏制约，董事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就董事执行职权不当损害公司利益的赔偿责任做了原则性规定，但没有提出可操作指导。当代美国各州的公司法均规定了有关董事责任义务的明确条款。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美国法律有关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相关义务和责任的规定，以期对董事违反诚信、勤勉义务的责任提供可操作性的借鉴。
违反诚信义务的赔偿。
美国公司法规定董事的诚信义务不得免除，董事的赔偿金额为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即使公司没有遭受损失，公司原本也不可能取得某种利润，董事也必须将其所得到的利润返还公司。
对于董事利益冲突交易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赔偿的金额为正常交易的差额。对于董事篡夺公司机会而承担赔偿责任并不以公司实际遭受损失为条件，承担赔偿主要依照不当得利确定赔偿金额，如果该董事利用公司机会已经实现了利润或转售此机会而得利，这一金额容易确定，但是如果这项交易并没有实现利润，则采用类似信托的原理，把董事篡夺公司机会而达成的交易转归公司所有。
违反勤勉义务的赔偿。
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董事的赔偿应该有一个限额，否则公司获得单方面盈利，而董事却要为经营损失承担无限责任，这样显失公平。这就要求采取措施平衡董事的责任风险。对于董事责任的限制应当基于缓和董事责任的不对称而不是取消董事的勤勉义务。纵观美国各州公司法一般的对策包括建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确定董事承担个人责任的`过错标准和董事赔偿责任的最高限制额。
董事履行职务中违反勤勉义务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损失，但董事本人也并非这一行为的受益者。董事的职务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经营决定。在公司决策与董事个人利益无关的情况下，要求董事就所有的过失完全承担个人责任，在某些情况下显失公平。因此，在对董事违反勤勉、谨慎义务的责任赔偿上，既要体现公平，又体现了责任义务的统一，从而在董事的过错程度、赔偿金额和董事的支付能力三者之间建立起应有的协调关系。
结论与建议。
董事被看作公司的代理人和受信托人，对公司负有诚信、勤勉、谨慎的义务。《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建立契约关系，合同中要明确规定董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我们的赔偿制度安排应着眼于平衡董事、股东的利益冲突，保障激励董事尽职尽责的为公司工作，确保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资产得到应有的保护和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具体说来在董事赔偿制度安排上可考虑以下原则：
1、在公司法中完善董事的注意义务及责任相关规定，在立法中体现义务和责任的统一，公平和正义并存的法律精神。
2、应对董事违反勤勉义务和违反诚信义务严格区分，董事的责任限制也仅限于董事在违反勤勉义务的情形下适用，对于董事的违反诚信义务不得免除。
4、考虑到董事所承担的潜在责任和作为董事的预期收益的不对称性，以及鼓励董事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对于董事经营的非故意过失责任赔偿做出限制。
作者：李红梅来源：《中国证券报》。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七
原告：何x，男，汉族，1971年11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4305x91113，地址：x229号3单元602号;范x，男，汉族，1964年02月03日出生，身份证号：432x4570，地址：xx村6组17号;彭x,男，汉族，1962年04月02日出生，身份证号：43x217,地址：x开发区45号。
被告：x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某某，地址：x工业厂区。
诉讼请求：
2、本案诉讼费用全由被告自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原告三人之间的关系为自然合伙人，合伙人略有变动，有相关合法变更手续证明)于20xx年06月10日与被告签订了《客运站租赁合同》。
截至今日这段时期内，原告屡次强烈要求被告严格按合约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务，被告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完全视合约为一纸空文，严重违反了合同的各项约定，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经济利益，被告的行为已属严重违约。
原告不得不向人民法院陈述事实，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其中，被告严重违约事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交付的建筑物及附属物问题重重根据合同法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被告交付给原告经营使用的建筑物应该是合法合规合标的。
时至今日，被告交付原告使用的建筑物主体工程及附属物都未合格验收，主体工程合格验收证仍迟迟未见下达。
车站在原告连续经营长达一年后，被告的施工人员依然驻守在车站，还隔三差五地进行相关项目的施工和整修，就连消防许可证亦是不久前才审批下来。
与此同时，被告拥有车站物业相关的资料和手续只有部分与原告沟通或移交过。
截至目前，原告全然不知车站的建筑物及附属物究竟还有多少手续仍未办理完毕或合格验收。
2、协助办理的营业执照与合同约定大相径庭“汽车客运站”与事实上由被告协助办理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完全是两码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广东省交通厅实施〈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办法》相关规定，等级、简易站的站名为“地名+标志名+(汽车)客运站”，如“广州××汽车客运站”，配客点的站名为“地名+配客点名称+(汽车)客运配客点”，如“dg××汽车客运配客点”。
而以范才云为法人注册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为客运站(配客点)，而合约上所签约的“汽车客运站”，只有等级和简易站才能配有该名，而目前经营范围上明确规定为(配客点)的客运站，按照法律规定只能配用“dg市汽车客运配客点”这一名称，而不是现注册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这一名称。
显现，合约上所签署的“汽车客运站”跟实际营运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在法律规定和实际经营范围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极不吻合。
3、核心经营租赁物迟迟未实际履行《客运站租赁合同》明确提出：“乙方承包甲方出资成立的客运站及dg市**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dg市客运有限公司”。
而事实上，原告现经营的“dg市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是由原告出资成立(法人代表为范才云)的，被告只是充当一个协助办理的角色。
可想而知，就连原告租赁的核心经营标的物，被告从一开始就未交付，也未交付任何由其出资成立的公司给原告实际经营使用，难道不是蓄意欺诈和有意违约吗?同时租赁期间，合同约定由被告出资成立的dg市客运有限公司，虽未明确什么时间成立、如何成立等问题，但原告经营车站长达一年之久后，被告对dg市客运有限公司的成立没有任何反应和作为，甚至避口不谈或虚与委蛇。
而客运站实际经营的需要，客运有限公司的成立便显得迫在眉睫、弦在箭上。
如果客运有限公司成立不了，原告根本就无法以客运公司的名义向政府部门申请相关营运线路的经营权，也就是说在客运有限公司未成立之前，原告根本无法正常开展自身的线路业务，致使原告进驻车站长达一年之久依然连续巨额亏损、债台高筑，蒙受了巨大的经营压力和经济损失。
4、其它违约事实《客运站租赁合同》中的第十三条“其他约定”中的第四款：“该客运站可先以临时配合点名义进行营运，并开始报验，一年后，政府部门方可按客运站的营运情况进行验收，达到标准后，方授予三级站的资格”。
其文字中的‘配合点’按规定应为‘配客点’，不知被告是有意为之，还是故意混淆视听，以此来逃避法律事实。
同时，一年之后，汽车客运站虽经相关部门验收后，但因主体工程未合格验收和消防资料不齐等原由，三级站资质亦迟迟未见授予下来，被告完全对这一约定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客运站租赁合同》中的第十三条“其他约定”中的第八款：“甲方应负责与**镇政府沟通，确保所有途径、并在境内经营客运的车辆务必进入汽车客运站，由乙方统一管理”。
合约规定被告必须履行义务，商请**镇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协调等。
而事实上，被告对这一约定没有任何积极作为的表现，直至20xx年07月15日，在原告自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投诉和上访政府各主管部门后，才有了目前车辆初步进站的事实。
5、实际损失金额原告实际投资和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500万元(见损失清单)。
综上所述，被告已严重违反合同多项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切身利益，致使原告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宗旨原则和相关规定，被告行为已属严重违约，同时，被告的违约事实确凿清楚，证据充分肯定，原告现依法向dg市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诉状，请求dg市人民法院秉公依法办理和审判。
此致：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八
案由：___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
附：本诉状副本_____份。
注：本诉状格式亦可适用于公民提起经济诉讼。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九
原告：浙江aa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8888号。
法定代表人：张xx，职务董事长。
被告一：杭州cc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8888号。
法定代表人：李xx，职务董事长。
被告二：杭州dd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8888号。
法定代表人：王xx，职务董事长。
案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诉讼请求：
1.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zl20058888888.8号专利权的行为。
2.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90万元，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10万元，合计100万元。
事实和理由：
原告于2008月0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申请名称为“xx装置”发明专利，专利号为zl20058888888.8号，该专利于2008月08日授权公告，专利权人至今缴纳年费，专利权至今有效。
根据《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现两被告实施了侵犯专利权行为，侵权产品(方法)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构成侵权，致使原告遭受损失。
为保护发明专利权，制止被告的不法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原告特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望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此致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张xx。
2014年08月08日。
证据清单和证据副本贰份。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十
诉讼请求。
1、请法院判令被告因侵权行为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元。
2、附带赔偿五岁幼儿因此喪失母爱，身心所受的巨大创伤要求赔偿人民币——元。
事实与理由。
公元20xx年四月十五日凌晨二。三点钟，原告的老婆刚回家，连靴子都未脱，被告按他们密谋的约定，给原告的老婆打电话。原告的老婆当着原告的面，同被告语气暧昧，肆无忌惮地调笑，旁若无人，色胆包天。原告的老婆把手机给原告，叫他听被告说话。被告在电话里说他“睡了原告的老婆”，恬不知耻地侮辱原告，并以挑衅的'语言激怒原告。侮辱原告的名誉，挑衅原告的人格尊严。原告放下电话，怒火万丈地抓起刀，要去找被告拼命。原告之妻拼命阻拦无果，急叫醒熟睡的父亲。刀由原告之父夺下，原告之妻也被其父接回了娘家。
就因为被告的这个电话，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原告夫妇便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被告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原告的老婆。
根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文件，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人格尊严权。被告的行为挑战了全社会公民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他人的人格利益。原告夫妇在婚姻存续期内，被告越俎代庖，对其妻行使夫权，是严重违法的侵权行为。就是那个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电话，直接导致了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破裂，十三年的夫妻亲情竟让一个无耻的电话毁于一旦。离婚给原告一家老小(上至80多岁的婆婆，下至5岁幼儿)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损害。原告的父母几天就白了头，就象一下老了十岁。更为严重的是，使一个五岁的幼儿从此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母爱的权利。这孩子将在没有母亲，没有母爱的阴影中生活，显然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可以预见缺失的人格和扭曲的心灵，将毁了他的一生，毁掉了一代人。被告当初窥探和使用原告之妻身体的重要部件，已属侵权。他就能预见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被告不但不中止侵权，反而变本加厉对原告的名誉和人格尊严进行公然挑衅，丧心病狂地破坏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家庭。被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及其家庭犯下滔天大罪。被告必须为严重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有鉴于此，请求法院依剧有关的法律规定，对被告予以严惩……因此，原告特向贵法院提起公诉，恳请贵院据实依法，判如所请。
此致
--------人民法院。
起诉人：
——年——月——日。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十一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经济宪法，对规范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为人民法院受理反垄断民事赔偿案件和市场主体提起反垄断民事赔偿诉讼确立了法律依据。但该条规定的功能仅限于建立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对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中的具体问题，如原告资格、起诉条件、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等问题均未作进一步的规定。在人民法院受理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后，如何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正确、稳妥地审理反垄断民事赔偿案件，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已决案件的主要特点。
据统计，自8月1日至10月1日，人民法院受理的反垄断民事案件共9件。[1]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考虑到反垄断法在本质上是经济法，以行政执法为法律的主要执行方式，与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在反垄断法颁布实施1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9件，并不为少，这一数字也远高于我国同期反垄断行政执法的总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主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从这9个案件中的原告性质看，既有经营者，也有消费者。而以消费者身份起诉的原告，其本身还是律师。律师以消费者的身份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有多种原因：一是因为律师法律意识比较强，以民事诉讼方式对垄断行为提起诉讼，也是其维护自身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重要表现。二是律师与法为伴，以法为业，如果普通消费者出于成本收益考虑而不愿意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投入时间精力的话，对律师而言，这本身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三是律师通过诉讼引发社会对违法垄断行为的关注，并以法律武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公益诉讼的性质，也推动了我国反垄断民事赔偿诉讼的起步和发展。
从结案方式来看，以撤诉和驳回为主。这样的结案方式对于以定分止争、案结事了为重要职责的人民法院而言，均已实现了化解社会矛盾的目标，但一定程度上却回避了法院对被告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实质性判断。从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目的来看，反垄断法对原告的民事救济的目的应当已经得到实现，如有多起案件是以被告给付原告一定数额金钱而了结的，给付金额甚至已远远超过了原告诉请的赔偿金额，足以实现民事赔偿责任的补偿功能。但从反垄断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个别了结并未从根本上终止垄断行为。
由此看来，以民事诉讼的方式推进反垄断法的执行，效果尚未完全显现。笔者认为，原因并不在法院和法官，事实表明，反垄断实施伊始，人民法院就已经全面、积极地参与到反垄断法的实施中来，通过受理和审理反垄断案件，行使反垄断民事司法的职责。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责任方式包括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其中，最集中、最典型的问题还是体现在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上。
反垄断民事赔偿案件审理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适用难。反垄断法的条文具有高度概括性，此为各国立法之通例，对关键性的操作术语，反垄断法往往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如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属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但何为不公平价格，法律并未作出确切解释，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和市场数据来界定。在诉讼当中，原被告双方往往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分别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反垄断法在立法上的开放性赋予了反垄断制度的一种内在灵活性和演进性，与此同时，也给法官在适用法律方面带来宽泛的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二是经济分析难。评估一项垄断行为的市场效率需要复杂的经济学分析，对一些问题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有争议，如一项具体的经营者集中行为，究竟是促进了市场竞争，提高了市场效率，还是阻碍了市场竞争，降低了市场效率，在经济学理论上可能就存在争议。在对垄断事实的认定中，法官通常要求当事人提供专家证言或者书面研究报告，而对争议事实的论证过程，基本上都是围绕经济学问题展开，对法官的判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垄断损失的计算上，经济学家在对有限的市场数据进行收集的基础上，运用理论的抽象和假定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客观事实肯定是有差异的。因此，对垄断损失的计算也很难有严格的精确性。三是原告胜诉难。在法律没有就反垄断法的证明责任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原告须证明被告有垄断行为、原告有损失、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垄断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才有可能获得胜诉结果。但就举证责任的承担而言，由于原告并不掌握被告的经营情况，因此，要以翔实的数据证明被告的垄断行为并非易事。从法院的角度来说，由于反垄断法不仅涉及原被告双方企业或个人，还涉及整个行业的竞争状况，要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垄断并就损失赔偿的数额提出裁判意见，必须极为慎重。因此，反垄断案件审理的时间可能很长，这无疑提高了原告的诉讼成本，比起在取证、资金实力均占优势的垄断企业而言，原告并不占优势。
民事责任是以民事法律规范为基础，对民事违法主体所采取的一种以恢复被损害的权利为目的，并与一定的民事制裁措施相联系的国家强制形式。根据民法理论，最主要的责任类型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责任并非因合同关系而起，故当属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着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该条文旨在明确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从该条文列举的权利类型看，没有将公平竞争权列入其中，但从该条文的文义解释及侵权法的一般理论来看，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不仅包括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所列举的民事权利，还包括受到法律保护的其他利益，有学者将其称为民事法益。以此为基础，民事主体基于反垄断法而享有的民事权益可被称为反垄断法益，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侵害反垄断法益的行为具有可诉性，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然而，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在性质上与普通民事责任又有所不同，因为从性质上来说，反垄断法是经济法，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确切地说是经济法上的民事责任。经济法上的民事责任与民商法中的民事责任有何差异？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认为，民法中的民事责任目的在于维护民事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着眼于民事权利的恢复；商法中的民事责任目的在于维护企业的存立及其经营，着眼于企业的营利性，二者都是为了维护私益；经济法调整的标准并不在于私人方面，而在于公的方面，经济法中的民事责任是采用私法性的手段以达到一定的经济政策目的。[2]关于反垄断法（日本称为禁止垄断法）所保护的法益，金泽良雄认为，禁止垄断法的规制已经超越了以私益为保护法益的市民法的限度，因此，其保护法益，非私益，应为公益，是作为公益的自由竞争经济秩序的公益，虽然日本的反垄断法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但从本质上来看，反垄断法保护的主要还是公益。
与普通民事赔偿责任相比，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责任有其特殊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原告主体的不确定性。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受害人是确定的，因此，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并不复杂。而垄断行为的受害人为不特定人，由于垄断侵害具有“涟漪效应”，不仅直接作用于竞争者或者上下游的经营者、消费者，而且像涟漪一样渐次传递，间接受害者可能远远超过直接受害者，这给科学界定反垄断法上的原告资格带来困难。第二，损害赔偿额计算的复杂性。对于普通民事赔偿责任而言，一项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具体的、可测度的，但在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中，据以计算损失的价格包括了时间和市场多种不可重置的历史因素，要准确界定原告的损失是否是因为垄断行为导致的，难度很大。
因此，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是民事责任，具有保护民事主体私益的功能，但由于其又属于经济法上的民事责任，还具有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公益功能。这种责任和功能上的双重性对于解决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实务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垄断法的经济法性质和民事责任的私法性质，使得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实施目标上呈现出多元性，不同的目标对于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的制度设计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厘清反垄断法上民事赔偿责任的目标设定。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追求的目标功能包括以下四种：
1.补偿。即行为人实施垄断行为并致他人损害以后，应当向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以填补受害人因其行为所受到的损失。补偿功能是民事责任的基本功能之一。以补偿为目标，在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上，原告须举证证明其基于垄断行为所遭受的确切经济损失，法官应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主要依据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补偿的对象可以是一切基于违法垄断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既包括同行业的其他竞争者，也包括消费者。
2.惩罚。即通过对垄断行为实施主体的制裁，使其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虽然民事责任也具备惩罚性功能，但根据侵权法的一般规定，均是以填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重心，惩罚功能并非民事责任的主要目标。相反，刑事责任则体现出强烈的惩罚性功能，但我国反垄断法并未规定基于垄断行为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此外，反垄断法规定的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也具有惩罚性功能。在国外立法例中，最为典型的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设计是美国的3倍损害赔偿制度，即被告对原告的赔偿数额须按照原告实际损失额的3倍来计算。显然，这种3倍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已经超越了补偿的范围，而把惩罚侵权人摆到了反垄断法民事司法救济的重要位置。
3.威慑。即通过规定垄断行为的实施主体应负的民事责任，责令实施了违法垄断行为的主体进行损害赔偿，以此警示行为主体不要再次实施，并教育其他潜在的主体不要实施违法垄断行为，防止不法行为的再度出现，从而实现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目标。
4.恢复。即恢复因违法垄断行为而受到危害的市场竞争状态。反垄断法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秩序为目的，因此，不管是反垄断法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制裁来恢复受违法垄断行为侵害的公平竞争秩序。从具体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来看，停止侵害的责任方式体现的恢复功能最为直接，而以损害赔偿方式承担的民事责任体现的恢复功能则比较间接。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被告以给付个别原告远超过其损失的若干倍数额的财产为代价，换取原告的和解、撤诉行为，原告通过反垄断民事诉讼获得了远超过其损失的额外收入，被告以赔偿起诉的原告一笔不算太高的费用为代价，换取司法干预的退出，从而继续实施违法垄断行为。
比较上述四种功能目标可以发现，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最容易实现的是补偿功能，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明确规定3倍的赔偿制度，所以，法官既不能参照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倍赔偿制度，也不能援引美国法上的3倍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并不具有突出的惩罚功能。相对于个别原告提起的损失而言，违法垄断行为的实施者获益要高得多，因此，单倍赔偿尚不足以威慑和预防违法垄断行为的发生，也不能起到显着的恢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的作用。这是在设计和完善我国的反垄断民事赔偿制度应予考虑的重要因素。
原告资格。
从损害对象的性质上来看，违法垄断行为侵害的对象既包括与违法垄断行为实施者从事同一业务或类似业务的经营者，也包括其上游或下游的商业实体及商品的最终使用人，如原材料供应方或垄断企业的产品经销商、消费者。在国外司法实践和国内学术研究中，争议最多的是间接购买者或普通消费者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对此，肯定说认为，因为违法垄断行为导致商品零售价格被不当抬高，以此价格购买的消费者是当然的受害者，因为其为此负担了高于其应当承担的价格，因此应当赋予其基于反垄断法请求民事赔偿的权利，请求的数额为两种价格之间的差额。日本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大多持此种观点。[3]否定说以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观点为代表，主张以直接购买者为原则，排除间接购买者的原告资格，其理由是：将损害赔偿请求权排他性地授予法律实施成本最低的原告，可使其实施法律的激励最大化。直接购买人更接近违法垄断行为的实施人，比间接购买人更容易证明违法垄断行为的存在，由其实施更有效率。如果赋予间接购买者以诉权，则还需要在直接购买者和间接购买者之间分配赔偿金，而计量、探究和分配损害赔偿的困难将会对损害赔偿诉讼造成过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从而给法院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4]此外，同时赋予直接购买者和间接购买者以原告资格，两类主体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和搭便车的问题，从而降低两类原告在诉讼中的努力程度。[5]在美国，与直接购买者原则相适应的还有转嫁抗辩原则，即在承担了垄断高价的直接购买者提起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被告以原告已将垄断高价转嫁给了其下游客户，因而其利润并未受到实际损害为由进行抗辩的理由，法院不予支持，因为确切的非法垄断高价已经构成了可以起诉的损害，而无须考虑直接购买者的利润是否也已被降低。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即肯定包括消费者在内的间接购买者的诉权，理由有四：第一，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所有因违法垄断行为受到损害的主体均可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第二，有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就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救济。间接购买者为此支付了垄断高价，只要能够证明其损失的存在，无疑应当赋予其通过法律渠道请求诉讼救济的权利。第三，直接购买者考虑到其与违法垄断行为实施者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可能并不愿意自断财路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如果赋予诉权的直接购买者没有诉讼动机，间接购买者有起诉的动机却又没有被赋予诉权，无疑是放纵了违法垄断行为的存在和对消费者正当权益的侵害。第四，不必过度担心赋予间接购买者以诉权导致司法资源浪费的情况发生，因为大量的间接购买者出于诉讼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可能并不会提起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的诉讼，从而过滤掉大量胜诉希望渺茫、证明过程复杂的案件，最后真正进入到司法程序的反垄断损害赔偿之诉的案件并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多。
是否需要以行政裁决为前置程序。
根据侵权法的一般原理，提起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之诉的原告需要证明被告存在违法垄断行为，这也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直接要求。但证明违法垄断行为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因此，有的国家规定，提起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必须以行政裁决为前置程序。国际竞争网络卡特尔工作组在调查了世界上32个国家的反垄断法以后发现，有4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竞争主管机关或竞争法庭认定违法行为是允许提出赔偿请求的先决条件。[6]这一统计情况说明，正反两方面的国外实践都存在。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来看，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反垄断法都未对提起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诉讼规定明确的行政前置程序，因此，如果法院以司法解释或者个案要求的形式限定以对违法垄断行为的行政裁决为提起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的先决条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可能以程序性的额外规定而限制了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因为经过行政机关认定的垄断行为毕竟是少数，而未规定行政前置程序的私人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数量则要高的多。因此，笔者也不建议在我国的反垄断法民事损害赔偿程序中附加行政前置程序。
由此带来的顾虑是：1.法院在查明是否构成违法垄断行为上的知识能力和效率负担。2.原告是否具备能力来证明被告实施了非法垄断行为。此类顾虑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如果法院要求以行政执法机关的裁决作为提起反垄断法上的民事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那么，法院就无需为此再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查明垄断事实的存在，相对而言，无疑更为高效、稳妥，但不利之处是限制了受害人的诉权。如果行政机关未对被告的违法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原告可能永远失去了获取损害赔偿的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难谓成功。然而，这样的顾虑也许并不必要。原因在于：第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没有行政机关对违法垄断行为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原告须自行证明违法垄断行为的存在，而被告则可以就此抗辩。法院需要做的是听取双方专家证人的论辩，基于双方提供的数据和经济分析，得出结论，而不是法院主动对垄断事实是否存在进行全面的行业调查和实证分析。第二，不规定行政前置程序也不会造成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的效率过低。因为，双方调查取证的时间及法院认定事实的时间，实际上和等待行政执法机关认定是否构成违法垄断行为的时间大致一致，只是这段时间由诉讼程序以外转为了诉讼程序以内。第三，在没有行政执法机关的裁决作为证据的前提下，原告要自行证明垄断行为的存在，是非常困难的，这种举证责任上的困难大大提升了原告败诉的可能性。
当然，即使不规定行政裁决的前置程序，在反垄断法的民事诉讼当中，法院也不可能无视已有的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结论，因为对垄断行为的事实调查非常复杂且消耗资源，从效率上来说，只要可能，只应进行一次。因此，在被告方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法院可直接认可行政执法机关所认定的事实，由此实现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的协同合作及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从原告的角度来看，行政裁决认定的事实可以大大增强其在反垄断民事赔偿诉讼中胜诉的可能性，因此，将行政裁决作为已决事实的证据提交给法院是其降低诉讼成本、增强胜诉可能性的理性选择。而如果原告已经掌握了足以证明违法垄断行为存在的证据，原告也可不必等待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置结果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反垄断民事赔偿的诉讼。
此外，为解决原告被告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负担，法院也可就一些特定的证据规定特殊的举证责任，以平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能力和举证负担。以欧洲委员会公布的《因违反竞争规则的民事损害赔偿的白皮书（2008）》为例，该白皮书建议，在一定条件和法院的审查下，当事人一方有权要求另一方就事实问题提供证据，欧盟应建立竞争法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相互提交证据的最低标准，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有权要求当事人披露某些重要证据，如：1.原告指出所有事实及其所了解的证据的方式，且原告指出的事实和证据令人相信，被告违反竞争法的行为使原告受到了损害。2.原告即使再努力也得不到相关证据。3.原告指出被告可披露的证据的大致内容。4.被告披露证据对案件至关重要，披露是必要的和合情合理的。为防止被告毁灭证据或拒绝披露，法院可以推定被告实施了违法行为。
损害赔偿的倍率问题。
在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的数额问题上，理论和实务界讨论较多的是赔偿的倍率问题。从国外立法例来看，主要包括3倍损害赔偿、单倍损害赔偿和3倍以下酌定损害赔偿。其中，3倍损害赔偿以美国为典型。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和克莱顿法第4条，都规定了损害额的3倍赔偿制度。由于美国是反垄断法的发源地，具有丰富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因此3倍赔偿制度有一定的示范效应。3倍赔偿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其威慑功能，使潜在的违法者考虑到违法垄断行为须承担的严厉制裁后果，而放弃实施违法垄断行为的动机。此外，3倍赔偿还有激励反垄断的私人执行的功能。反对者则认为，3倍赔偿可能导致反垄断法的实施过度，甚至引发滥诉乃至其他市场主体对违法垄断行为实施者的诉讼敲诈。而德国、法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则实行单倍赔偿制度，前述欧洲委员会《因违反竞争规则的民事损害赔偿的白皮书（2008）》所建议的损害赔偿额度也为单倍赔偿，赔偿额为因价格上涨而导致的经营者的损失或者由于销售数量的减少造成的利润的损失。单倍损害赔偿的目标功能在于补偿，即填补损失，其优点是与民事侵权赔偿的一般原理相契合，也不会导致反垄断法的实施过度，缺点是对原告的激励不够，因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实际成本可能远高于赔偿所得，而导致大量受害人自动放弃民事司法救济。我国台湾地区实行3倍以下的酌定损害赔偿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32条第1款规定：“法院因前条被害人之请求，如为事业之故意行为，得依侵害情节，酌定损害额以上之赔偿，但不得超过已证明损害额之3倍”。此外，不少学者则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双倍赔偿制度为基础，提出折衷方案，即采双倍损失额的赔偿制度。
笔者认为，美国的3倍赔偿制度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但威慑功能并不构成3倍赔偿的充分理由，比如立法规定10倍赔偿可能更具威慑效力，而鉴于受害人的广泛性，即使规定10倍的损害赔偿也不足以抵销被告获得的全部垄断利润。事实上，据美国学者通过对反垄断立法的考察发现，设定3倍赔偿的倍率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美国国会的纪录表明，谢尔曼议员最开始提议的是双倍赔偿，国会成员几乎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经过一些修订之后，最终提议的3倍赔偿在很大程度上是追随英格兰垄断条例的做法。[7]因此，美国法上的3倍赔偿倍率的设定有一定的偶然性。考虑到损害赔偿额的倍率与受害人的`损失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如即使规定了10倍的赔偿倍率，但实际可能有1000个受害人，并不能实现威慑及补偿的目标功能，高倍率的赔偿额设定未必有实际必要。在我国反垄断法和侵权责任法均未就反垄断赔偿设定明确的高倍倍率的情况下，法官或者司法解释设定高倍的损失赔偿数额有侵蚀立法权限之嫌，故在审判实务中并不足取。对原告诉讼成本和损失赔偿额不相称的问题，可以通过设定调查及律师费用的分担规则设计来弥补。
民事起诉公司状篇十二
垄断损失是纯粹的经济损失，是受害人在受到垄断行为侵害期间的经济状况与假定在侵害期间没有受到垄断侵害的经济状况之间的差额。限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市场环境，反垄断法上的损失额的计算难以达到精确的程度，因此，从国外的反垄断法司法实践来看，大多对证明侵害事实的存在要求比较高的证明标准，而对损害的数额则确定比较低的证明标准，换言之，损害赔偿计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一般由被告来承担。当然，垄断损失数额也不能主观臆断，在尽可能弥补实际损失的范围内，应当借助于一定的计算方法，来寻求尽可能接近实际损失数额。国外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一是码尺计算法。即以一个与违法垄断行为受害人自身状况和市场环境最相近似、但没有受到垄断行为影响的人的经济状况为基准，通过其与受害人情况的比较，调整相关价格因素，测定损失数额。这一计算方法由美国最高法院在1946年的bigelowiopictures，inc.案中确立。其理想的适用情形是地方性的价格垄断协议，在附近找一个基本成本结构相同的市场，根据二者在工资、运输成本等方面因素的差异，调整计算的系数，以“重建”一个市场原本可能通行的价格。但如果该产品的市场是全国或是全球范围的，那么基准码尺的选取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二是前后比较法。即根据原告提出的在违法垄断行为实施之前或结束之后的价格与垄断行为存续期间的价格做比较，以证明如果没有受到垄断行为的侵害，其无须承担的损失。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数据较易取得，缺点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价格包含了原材料价格变动、通胀、替代品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不能准确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则通过比较得出的数额只能是粗略的近似值。三是市场份额法。即以原告的产品市场份额和销量的绝对减少为依据来计算利润损失的总额。由于利润和市场份额并不必然成比例，因此，在经济分析中还要就此设计一个体现二者关系的计算公式。市场份额法可以被视为是前后比较法或者码尺计算法的一个中间计算步骤或者变种。当原告在多个市场经营，而只有其中一个市场发生违法垄断行为时，将前后比较法和市场份额法结合起来估算损害赔偿额，具有显着的合理性。[8]四是持续经营法。即根据原告在受违法垄断行为影响以前的利润状况来推测其直至起诉时损失的利润总额，或以垄断发生前该企业的理性收购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和起诉时企业实际价值的差额为依据来计算垄断损失额。这种计算方法主要适用于原告因为违法垄断行为而被完全逐出市场的情况。
总体而言，垄断损失的计算的方法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各国立法均未规定特定的计算方式。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因具体的垄断行为和所在市场的不同，选用的计算方法也表现出多样性。只要理论基础可靠，法院对采取何种理论计算损失并无严格限制。鉴于损失额的计算不可能特别精确，因此，法院在损失计算环节应当给原告以一定的弹性。如果能够确定因违法垄断行为产生了损害，即使损害的数额不能确定，法院仍可判令被告给予原告以赔偿。
五、余论。
反垄断法上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经济法上的民事责任，因此兼有公益和私益双重性质。从私益的角度而言，以损失弥补为核心目标，这也是设立反垄断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动因。从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的实际案例来看，以撤诉和和解结案的较多，其背后可能是原告以诉讼的高收益而放弃对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公益目标可能被用作了满足私益的手段。其结果是，民事责任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反垄断法的核心目标，即制止违法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的目的并未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个别原告通过反垄断民事诉讼获益而归，另一方面，违法垄断行为继续存在，大多数受害者的权益受害的情况仍在延续，并未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并未得到有效恢复。笔者认为，对明显的违法垄断行为，即使原告以和解或撤诉的形式终结诉讼程序，为了促进反垄断法的公益目的的实现，法院也可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向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提出启动反垄断审查的建议，以综合反垄断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的两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反垄断法的功能，实现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立法宗旨。
此外，虽然我国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救济的原告胜诉案例尚未出现，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反垄断民事司法的功能。从被告与原告主动达成和解的案例看，反垄断民事司法的威慑作用也开始逐步体现。“反垄断法是规范市场主体的利剑，而不是一把刻度精确的尺子”，[9]反垄断法更像是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不用，引而不发，利用剑的寒光去彰显经济宪法的威力，震慑经营者遵守市场规则、公平竞争，这也是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方式。
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既是很重要的法，也是很年轻的法。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仅有数年的时间，其从条文上的法律规范转化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无疑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受理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司法实践中的大量程序和实体问题，还有待于审判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探索。从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10余件反垄断民事案件来看，既体现出了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热情，也没有滥诉的情况发生，相信我国的反垄断法民事司法实践将会在稳定中发展，探索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