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呐喊神话遴选 呐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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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女性角色呐喊神话高昂篇一

摘 要：本文以蒙费拉特侯爵夫人与空蝉，琦思梦达与夕颜，伊菲金妮亚与紫姬，格里雪达与明石姬四组典型女性形象为例对比了《十日谈》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角色。指出在以《十日谈》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多以“动”的特征与命运抗争，在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东方文学中，女性形象多以“静”的特征与命运妥协。

关键词：《十日谈》 《源氏物语》 女性角色

《十日谈》与《源氏物语》是意大利文学史和日本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十日谈》成书于1350年，是意大利文学家薄伽丘最著名的作品，该书借十位青年男女叙说的100个小故事猛烈抨击了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堕落，教皇神父等人的荒淫无耻，同先前但丁的《神曲》一道，是解禁欲主义，开人文主义的代表作之一。《源氏物语》是日本女官紫式部描写日本平安时代以源氏公子、紫姬、朱雀院、冷泉帝等为主要人物的封建宫廷生活的巨著，据说写于1001—1008年期间，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

自成书至今，对两部作品进行解读、分析、品评之人一直不在少数，然而大多只是对两者进行各自探讨，罕见横向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两本著作在故事情节及精神实质等层面有着诸多可玩味、比较之处。

第一，两书都有大幅描写爱情的内容。例如《十日谈》第四天、第五天和第十天的主题分别是：结局不幸的恋爱故事；有情人历经艰难折磨，终成眷属和恋爱方面或者其他方面所表现的慷慨豪爽的行为。《源氏物语》更是全书都在描写桐壶院、源氏公子、冷泉帝、夕雾等与不同身份、不同地位女子的感情经历。

第二，两书都在浅层情色内容的掩盖下揭示了深刻的主旨。《十日谈》通过对爱情的讴歌与颂扬赞美内在人性之美好，提倡人文主义之显现，因为薄伽丘认为爱情是人性的升华，这便有了破旧立新的历史性意义。《源氏物语》也是在男女主人公谈情说爱内容的遮掩下，一方面描绘了日本当时的生活状况、民俗民风，另一方面揭露了贵族斗争的尖锐与残酷，贵族生活的腐化，从而预示封建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两书都对正常婚姻之外的情人幽会现象并无批判之意。《十日谈》中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未能完全区分爱情和偷情的差异，所以并无道德层面上的羞耻感，也可能是解禁欲主义的物极必反。《源氏物语》中，则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所有社会成员都习以为常并赞许的风俗。

两书共同之处的一个突出亮点是都用大量笔触描写了数量众多、性格各异的女性。薄伽丘希望“淑女们读着这些动人的故事，说不定会得到一些乐趣，同时还可以从中得到些有益的启发，因为借这些故事，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这么说，这本书多少会替她们解除一些愁闷吧。”可见，《十日谈》是一部为女性而作，同时以女性为主体的故事集。至于《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本身就是一位女性。小说很多章回都是以不同女子的名字命名的，像第三回：空蝉；第四回：夕颜；第五回：紫儿；第六回：末摘花；第九回：葵姬；第十一回：花散里；第二十回：槿姬等。可见作者对女性角色的重视不言而喻。

两书中的女性都是角色类型多、社会阶层广、性格差异大，能够很好地反映当时社会女性生活与地位的普遍状况及人们对女性的态度。《十日谈》中，既有高高在上的王后、公主、贵妇人、太太、小姐，也有出身平民的普通人家的女儿和地位低贱的女仆；既有修道院中的修女，也有广大的世俗妇女，可谓包罗万象，涵盖面极广。《源氏物语》虽然看似将出场人物的范围局限在了宫廷，然而与源氏公子有关联的女子也是出身各异的，有高贵的六条妃子、藤壶皇后；有左、右大臣的女儿葵姬和胧月夜；有地方官的妻子空蝉；有父母早逝、无甚权势的孤女紫姬和夕颜；也有出身乡下，却知书达理，毫无低贱之态的明石姬。除此之外，更衣、常伺、命妇、侍女、乳母等下层女性的加入更是极大地扩展了宫廷女性的不足，使得《源氏物语》宛如一幅女性的《清明上河图》，各色人等，尽收眼底。

对于两书中所描写的女性角色，我们似乎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归类，如从各人性格之角度可划分为勇敢机智型，温柔淑女型，忍辱负重型，坚强抗争型，特立独行型，愚不可及型，奸诈狡黠型等；从最终结局之角度可划分为皆大欢喜型，终得圆满型，命运悲惨型等；从作者态度之角度可划分为热情赞美型，不置可否型；揶揄嘲笑型等。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组人物的对比来比较两书中有着类似遭遇的女子在处理自己命运上的异同。

首先是《十日谈》中第一日故事五中的蒙费拉特侯爵夫人与《源氏物语》中的空蝉。面对强大男子（包括体力上和权势上）的无礼要求，两人虽不无小心，却都不为所动，坚定而又巧妙地加以拒绝，维护了自己的清誉。蒙费拉特侯爵夫人面对的是觊觎她美色的法兰西国王，她只是摆了个母鸡宴，再加上几句俏皮话，便打消了法兰西国王的非分之想。空蝉面对的是无论是体貌，还是财富、地位、权势都令她倾心，也与她相当匹配的源氏公子，然而她毕竟已为人妻，当初的婚姻虽属无奈之举，至今也不称心，但她还是对源氏公子多次的苦苦追求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让源氏公子只得暗自嗟叹。两人虽然均未屈服于淫威，但蒙费拉特侯爵夫人明显偏向于智慧的“智”，空蝉明显偏向于理智的“智”，倒也各有千秋。

再看看以悲惨命运终了的一组女性，即《十日谈》中第四日故事一中的琦思梦达和《源氏物语》中的夕颜。唐克莱亲王的女儿琦思梦达和仆人恋爱，由于情人地位的卑贱，婚事遭到父亲的反对。亲王残忍地杀死女儿的情人，将其心脏取出，放入金杯，送给女儿。琦思梦达心如刀绞，殉情而亡。与此相比，夕颜虽非如此惨烈，但她命途多舛之程度，也着实可用得上“悲惨”一词。夕颜是个无依无靠的贫弱女子，与左大臣之子头中将有一段情感，并且生了一个女孩。偶然一次遇到源氏公子之后，或许可以说是源氏公子的请求，或许可以说是两人情投意合，夕颜便跟公子去了一隐秘之处，当晚不知是夕颜本身就体弱多病，还是旅途劳累，再加上心惊胆战之故，竟暴病而亡，未得善终。更为可悲的是，由于源氏公子地位的顾忌和限制，夕颜之死便这样不了了之，众人只当她无端失踪，找寻多日未果。比较琦思梦达和夕颜，两者都让人同情，都让人为之拭泪，但琦思梦达之悲偏向于悲壮，夕颜之悲偏向于悲惨。前者面对情人之死，不愿独生，是自我的决断；后者面对情人之求，不忍拒绝，是无奈的隐忍。两者大同之中的小异，确实有着东西方文化上的渊源。

两部文学作品中，也有着一些颇受命运女神青睐的女性形象。《十日谈》中第五日故事一中的伊菲金妮亚和《源氏物语》中的紫姬便是典型。伊菲金妮亚受西蒙的爱恋自始至终，甚至还使西蒙由一个愚顽驽钝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不得不让人感叹爱情所创造的奇迹。至于紫姬，从小便受源氏公子的疼爱，尽管源氏公子有着诸多的情人，其中也不乏身份高贵、容貌美丽和才艺非凡的女子，但紫姬总是受着特殊的优待，在葵姬去世后便一直成为源氏公子事实上的正夫人。比较书中对于这两位女子的描摹均属于那种姿态万千，容貌美丽，性情温柔的端庄淑女，可见东西方的审美观还是有着极多相似之处的。与《十日谈》相比，《源氏物语》对于紫姬之美的描绘，更加含蓄，更加朦胧，更加突出其性情的温柔，其体态的优雅，这是与双方社会对于美的认知相一致的。

笔者最后比较的是忍辱负重的两位女性。在《十日谈》中是第十日的最后一个故事圭蒂耶里侯爵的妻子格丽雪达，与之相对应的是《源氏物语》中的明石姬。格里雪达对于丈夫有些过分行为一再忍气吞声，即使是在强调女子三从四德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可算的上是一位楷模。明石姬的遭遇与之相比是比较类似的，她也是出生乡里，身份低贱，但为了女儿将来的前途，不得不将亲身之女拱手相让给身份高贵的紫姬。尽管源氏公子对她一向很好，甚至在待遇上将她与紫姬相提并论，但明石姬还是自惭形秽，处处小心谨慎，不敢有越礼之举，也不敢对源氏有丝毫埋怨之词。

关于这两位女性，对于明石姬的所作所为，笔者不觉奇怪，而值得探讨的是，为何薄伽丘在倡导男女平等，阶级平等的《十日谈》中竟会在最后附上这样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的终了是“第奥纽的故事讲完了，小姐们纷纷谈论了一番，有的赞美丈夫，有的同情那个妻子；有的责备某件事做得不对，有的却偏偏赞美那件事，意见极不一致。”由此可见薄伽丘自身的局限性，也许这也是薄伽丘对神权、教会的不得已的妥协之举。

尽管在最后一组女性中，两位对于不公正命运的妥协态度极其趋同。但总体说来，《十日谈》中的女性，多主动选择自己的未来，或以机智言辞巧妙对抗；或以自杀殉情香消玉殒。而《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多被动由男子安排取舍，至多也就是感慨神伤而已。同样是面对纠缠，她们选择的是以和歌为依托，消极躲避；同样是面对未知的将来，她们选择的是听命于男子，以他们为自己一生的主宰。《十日谈》中的女性以激烈的“动”与命运抗争，即使落得玉石俱焚的下场；《源氏物语》中的女性以隐忍的“静”臣服于命运，即使事后多有悔意。这便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女子的不同选择，倒是很有意味的。

呐喊女性角色呐喊神话高昂篇二

内容摘要：考古学的发展影响着历史的真实性。由于男性的影响，史前女性力量处于一种“看不见”的忽视状态。文章旨在通过对史前女性力量在生育、迁徙和生息中的按图索骥，解读作者所要表达的社会发展中性别之间的妥协和变数的内涵，揭示作者对考古学和人类学历史发展中“看不见”现象的立场和观点。

关键词：性别 妥协 变数 女性力量

历史是具有强烈社会发展色彩的纪录片，在人类记载的文字中，性别的起源更多的受到了男性的影响。犹如男性考古学家对于矛尖这类的坚硬的易保存至今的人工制品的关注往往胜过了更难发现的女性制造的易腐物的考古证据。这是世界考古学及人类学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延续至今的现代大众媒体中，无论是史前纪录片，还是历史故事片中，我们对于史前人类生活的印象仍旧停留在身着皮衣的男性勇敢猎杀猛犸，女性则恐惧的躲在巨石之后的。《看不见的性别》的作者j.m.阿多瓦西奥和奥尔加.索弗是世界上研究篮子、绳子和编织物等易腐烂的人工制品的两位顶级考古专家，她们在本书中给我们描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史前时代画卷。

這本书中提到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也许很难冲突改变现有的中坚论断，但为我们认知以往狭隘的偏男性化的视角提供了催化剂，为探寻“性别”区分概念的起源和“女人”的由来提供了新证据，也为深究女性发展中种种限制和规定提供了新思维。

本书开宗明义，开篇即表明写作意图在于匡正雌性和女人概念被历史忽视的境况，选择人类进化史与考古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旨在验证作者的新观点——“既非她的历史亦非他的历史，而是构建我们的历史”。在这一主线的引领下，随着人类历史和考古学探索展开了对“女性”这一性别在与历史妥协，适应社会变数的发展研究。

一.生育——女性力量的初识

人类拥有生育能力是最早的性别划分的依据。“在进化史上遥远的过去，生物性征（sex）偶尔可以辨识清楚，但人类的性别身份（gender）——无论是女性、男性还是同性恋者——却模糊得多”。无论考古技术的改进，还是考古范围的扩大，“女人”作为性别身份却是在“约30000年前——才被发明出来”，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明，“这一发明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一个主要特征或标志。”从生育能力上看，“作为物种进化以及人类在地球上居住和生活的发动机，雌性和女人同男性一样重要”。

频繁的生育活动和匮乏的物资使得婴儿存活率下降，在人类最初的社会发展中，女性面对社会环境变化形成的经验，可以判断哪些婴儿可以被抚养，而哪些婴儿应当被抛弃。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由母亲和陪伴的女性直接决定，而男性并不能在这一社会活动中有任何话语权。

二.迁徙——女性力量的扩展

作者延续了人类从非洲起源的考古学观点，根据相应的遗产学和考古学依据，分析了塔拉（tara）、海伦娜（helena）、卡特琳（katrine）、仙妮亚（xenia）、杰西敏（jasmine）、维尔达（velda）和厄休拉（ursula）七位女性所创建的基因族，构画了欧亚大陆现代人的起源之路，显示了女性在人类迁徙中的强大基因力量。在繁衍和迁徙中，语言作为人类最关键的属性之一得到了确认和证实。

迁徙中的女性同样面临了妥协和变数。在面对各种自然极端天气变化以及物理环境的改变，女性肩负起了寻找“新大陆”的任务。“造船（和航行）所需的必要的合作让我们知道（在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巽他海岸上，在船只发明之前，亲属的概念显然已被创造出来——兄弟、姐妹、父母、丈夫、妻子、堂表兄弟姐妹、叔伯、舅舅、姑、姨、婶、（外）祖父母。”虽然这一任务主要是通过繁衍后代来完成，但是女性却在社会生活中承担了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如果没有女人先前的发明，人类迁徙中的航行就不可能发生。

同时，考古学中提供的雕刻画中的织物的精确程度不可避免的导向了以下的结论：“这些精致的织物和篮子当中的大部分几乎肯定出自女人之手，对于这一点，民族志记录似乎是一个可靠的指南。”而民族志研究的主要见解在于性别意识的出现产生了社会发展中人类的各种角色，而且性别角色促进了两性间的互补和相互依赖，衍生出不同性别或者年龄承担的不同的生存任务。这样的变数，是女性在扩展迁徙范围，强化人类力量中不断细分出来的。

三.生息——女性力量的演进

经过生育的痛苦和迁徙的劳苦，女性带着男人和亲属在新大陆开始了休养生息的演进。作者从古法制作的食物，衣料入手，阐述了女性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发现“只有男性的股骨上有明显的脊状突起。男人们大部分时间依旧四处游荡，狩猎（或者瞎混）;女人的股骨没有脊状突起，也不那么强壮，这显然是更为静态的生活的结果。”女性的力量逐渐的放弃了觅食者漫游四方的生活方式，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定居点附近侍弄植物，发明了农业。

在生息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群体发展更为具体，女性在其中面临着两性战争和两性妥协，同时承受着社会权利演变的变数压力。

食物是女性在两性战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依据。在生息时期，社会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相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两性已经形成了，亲属的概念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女人在食物上占有优势，通过采集植物性食物制作草饼，捕鱼等来获取日常食物;而男性除了在狩猎的时候所获得偶尔的战利品，日常并没有太多吃的东西，这就决定了“男人以来女人获取食物，而不是相反”。饮食可以分成女人的和男人的，但是“女人能够也确实设法自己生存下来，而男人只能为自己的一部分生存负责。”这样的依据还体现在人们依靠女人制作出的复杂的衣料才得以进入北极圈以北，直至新大陆。但是作者同时发现，在食物的获取和衣料制作中，由于制作食物和衣料的工具需要男性提供帮助，女性力量做出了妥协。“似乎存在一种权利平衡，而非一个性别完全受另一个性别支配”。因此在文化社会中发明的“男人和女人”，由于两者各自获取信息的不同渠道和活动范围，形成了“两性之间各自为政，又互为补充”的制衡发展。

“各种社会安排都是通过各性别间的谈判达成的，存在着大量变数”。作者用这句话表明了最后的观点，即使我们拥有了不断改进的考古技术，不断扩大的考古范围，女性作为性别身份的发明仍然是“看不见”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地位和力量作用的推论，很大程度上都带有我们想象的色彩。我们运用了科学性的演绎推理，但是现实却并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证实。

本书的作者从考古中不易察觉的痕迹入手，从女性力量一个特别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出不同于男性为主的古人繁衍生息的圖景，但是始终秉承科学的态度，强调性别的形成不是为了两性战争，而是为了促进两性互补和互相依赖。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不仅对女性力量和性别形成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同时也坚定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构建尊重性别差异的“两性和谐”的信心。

参考文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8b24014

（作者介绍：王幸，河海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硕士，讲师;葛海涛，河海大学基础学部硕士，讲师）

呐喊女性角色呐喊神话高昂篇三

［摘 要］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以铁木真的内心感情为线索，描述了他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小孩如何历经磨难，终于成为统一蒙古草原的领袖人物。影片民族特色显著，其中对母亲形象的着力描绘，使得片子更人性化、更具有人情味，母亲身上的宽容、博爱，代表着草原人民对爱、生命和价值的独特理解。和以往的历史价值观不同，影片唤起了人们对成吉思汗的重新评价，这也意味着人们重新理智认真地看待整个民族历史，重新认识并找回自己的历史。

［关键词］ 女性角色；影像叙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影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根据历史人物成吉思汗而拍的一部传奇人物故事，这是一部极具民族特色的剧情片。电影讲述了小小铁木真如何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成长为一位“弯弓射大雕”的传奇伟人成吉思汗，如何在母亲、草原的教导孕育下由一个天真稚嫩的小孩，慢慢克服内心的狭隘、残忍，渐渐长成一个坚毅、豁达、有胆识的军事型人才。导演用心良苦，姑且不论其中是否完全符合史实。一个有血有肉的蒙古族英雄形象，一个有情有义的成吉思汗通过影片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约定俗成的历史价值观和众所周知的历史真相通过艺术手段得到一种合理的升华，主要以感情为线索，描写成吉思汗的内心，比教科书上纯粹叙述战况的形式要更加吸引人，颇有点好莱坞大片的感觉，冲着这一点，影片就超过了很多以往的人物传奇片。

国内外以成吉思汗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有很多，而这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拍于1997年，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由于涉及历史题材和艺术创作之间的调节，围绕着片子而展开的褒贬不一的讨论、影评也随之而来，本文只就自己的见解提点看法。

其次，我十分赞成影片对爱与生命意识的张扬这一点，而不是把成吉思汗前后期性格的转变理解为他对爱与生命的关怀和肯定。我觉得作者更多的是将爱与生命的意识倾注在母亲这个角色上面，母亲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态度，母亲的宽容、博爱，在一步步地引导着成吉思汗，影响着他为人处世的一举一动，所以成吉思汗前后期性格的转变是在母亲如草原般宽广辽阔的胸怀和对爱与生命的尊重的品质熏陶下完成的。在片子里，母亲才是代表着一种对爱与生命的尊重和关怀的品质，或者说母亲就是草原民族宽容、博爱、尊重生命的民族性的象征。

接着，本文欲从母亲这个女性角色和画面、色彩、旁白等影像叙述手段入手，简评一下对影片的看法。

导演是蒙古族的，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拍一部传奇片子，这过程不免会带上主观情感，着重刻画英雄好的、积极的、人性的一面，而刻意淡化英雄不好的、消极的一面。蒙古族是一个有着英雄崇拜情结的民族，成吉思汗在族人眼里那神圣、崇高的地位毋庸置疑。所以我想导演对母亲这一角色的浓墨重彩，是为了突出强调成吉思汗更加人性、更加有人情味的一面，他的性格的形成很大一部分是受母亲的影响所致，母亲不仅给了他强健的身体，更是他的心灵塑造师，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成长为顶天立地、有担当、有胆识的民族领袖。这跟以往成吉思汗在人们心目中的只知杀戮、侵略的形象大相径庭。另一方面，这也唤起了人们对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的重新评价。应该说在这部影片里，导演忽略成吉思汗西征和进军中原的影响，而着重突出成吉思汗的少年、青年成长史以及他对蒙古民族的统一所带来的影响。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影片里，铁木真从一个破落贵族少年，然后经过艰苦环境的磨练，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勇有谋的青年，呈现在观众眼里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民族英雄形象。这也清楚地表明伟大祖先的灵魂仍渗透在蒙古人民的心中，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既不是神人也不是猛兽，他是一位被人们传颂的功绩和错误并存的伟大的历史人物。不管怎样，在蒙古族人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民族历史的象征，是一位历史的与传奇式的伟大英雄，他与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重新评价成吉思汗，意味着人们重新理智认真地看待整个民族历史，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重新找回自己的历史。

历来，一说到蒙古族，我们便很自然地联想到彪悍、勇猛、马上民族、大草原、狼图腾等字眼符号，那么究竟蒙古族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什么样子的呢？有学者提出，“坚忍不拔的执著性，关爱生命的普惠性，包容异己的开放性，遵循规律的开拓性”，是蒙古民族主要的性格特征。①由于草原传统文化的浸染，蒙古族题材电影均不同程度地涉及英雄形象、母爱题材、骏马意象等具有文化意义的东西。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里，母亲的形象盖过了英雄的形象。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母亲的存在本身，就积淀着相当深沉厚重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她身上不仅有着坚忍不拔的执著性，更具有一种宽容、博大的爱的精神。而作为群体的象征，母亲和草原已经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母亲身上有着某种永恒的、值得感念的品质，也就是如草原般宽广辽阔的博爱胸怀，对于蒙古族来说，草原就像母亲一样，提供他们生存所需的土壤、水分、牲畜，更塑造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形成。所以草原母亲的形象在蒙古族传统文化里有着特殊非凡的意味，那是一种对生活、生命、爱和价值的独特理解。

塞夫、麦•丽丝还拍过其他草原题材的电影，如《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天上草原》等，无论是服饰打扮、生活器具，还是场景设置、音乐对白，都很重视挖掘其中的民族特色，尽量充分反映该民族的民风民俗。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民族特色非常充足，在叙事性的拍摄语言中不时地展现出草原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简单来说，广阔的草原、奔驰的骏马，还有服装、造型、铁骑、勒勒车、蒙古包、战火等，构成了一幅幅气势磅礴、震撼无比的影像画面，所有这些地方都让人觉着这就是勇敢豪放的蒙古族。特别是其中的骏马奔腾场面、抢亲习俗、丧葬习俗，更是表现了蒙古人民的民俗风情。万马奔腾、金戈铁马的场景，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恢弘壮观、威风凛然的气势。影片里，成百上千匹奔马，铺天盖地疾驰而过，再配上地震般的马蹄轰鸣声，整个画面都给人以震撼感。在蒙古族里，骏马不仅是工具、牲畜，更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如果说草原是他们生命的摇篮，那么奔腾的骏马则是草原的灵魂，自由活跃，叱咤风云。还有蒙古族社会传统的“长生天”崇拜，“长生天”是蒙古人所信奉的萨满教的最高神灵，蒙古人认为向长生天祷告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心中所想。在家族和部落陷入困境时，母亲就曾多次向长生天祷告，而在铁木真的独白里也出现过好几次长生天，可见这是他们族群里很重要的情感寄托和精神信仰。

影片的基本色调是土黄色，土黄色的蒙古草原、苍穹，夹杂着棕色的马匹，千军万马在土黄色的天地之间挥刀驰骋，引吭高歌，作为观众，我们都像在欣赏一幅幅色彩浓郁厚重的油画一样。土黄色给人深沉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不过影片从头至尾都用同一种颜色，略显单调无变化，也没能反映剧中的季节变更。

拍历史人物传记题材的电影，很重要的一点是协调好“历史真实和艺术升华”之间的关系。过于感性，有违沉积已久的历史真相，很容易和传统的历史价值观相冲突；过于理性，则会弱化电影拍摄的艺术追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虽然还存在各方面的争议，却不失为拍人物传奇片的一个新的好的尝试，其中，音乐的配置，画面的拍摄，细节的处理以及对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的塑造手法，都是值得引起注意并能提供一些借鉴的，特别是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注释：① 乌恩：《蒙古族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肖俊(1986— )，女，广西梧州人，暨南大学文学院2009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呐喊女性角色呐喊神话高昂篇四

摘要 古代神话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中女性角色的塑造有着许多差异，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天后赫拉和始祖母女娲两位女神的形象来揭示东西方女性在社会生活、政治权力以及家庭地位的不同，进一步深入了解东西方不同的妇女观。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一切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远古神话，这些神话的起源、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随着人类思维的不断发展，日趋文明化、系统化，神话故事也逐渐系统化，并间接反映了该民族和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心理特点等诸多因素。可以说，古代神话是一种民族现象，是某个民族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的表现，各民族神话对本族的文化都是以象征和理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实社会和生活，正如《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提到，“既然神话被原始人视为真实，它就必定真实地表现了原始先民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透过它，可以捕捉到历史的影子。神话思维的特点，则是由民族生活的特点决定的。古代神话，就如此曲折地为后人提供了探索人类过去历史无限秘密的丰富材料”。东西方社会都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再到奴隶社会和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神话中的女性角色无疑也承载了社会进程中留下的烙印，她们的故事既反映了母系氏族时期女性至高无上的支配权，也融合了过渡到父系氏族阶段女性光环的暗淡，以及到奴隶和封建社会、女性成为男性附庸的可悲境地，但由于文化等差异的影响，东西方女性角色虽然发展路径相似，却有着许多差异，要仔细探究种种不同，从东西方神话中的天后“赫拉”和始祖母“女娲”两位女神的身上足见一斑。

一

在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十二主神中，女性就占一半，有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月神阿忒弥斯、爱神阿佛洛狄忒、丰收女神德墨忒尔、炉灶女神赫斯提亚，她们的故事体现出西方社会早期女权意识的萌发。赫拉在希腊神话体系的女神中，地位最高，她是众神之首宙斯的妻子，掌管婚姻、家庭。表面上看妒忌成性的赫拉总是频繁地充当“毁灭”的角色，不遗余力地阻止、破坏宙斯一系列的浪漫、风流行为。但人们也因此而感到困惑，为什么有着至高权力的宙斯在这种事情上偏偏惧怕赫拉，很少与之发生正面冲突。究其根源，宙斯的“惧内”体现出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至上的社会现实。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妇女从事的农业活动是人们生存的重要保障，因而女性在社会政治、劳动生产、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家庭都要依据母亲的血统关系而定。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透视希腊神系的构成，天后赫拉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赫拉对宙斯风流韵事的种种“毁灭”行为是奥林匹斯神系完成的象征，是希腊万神殿上的最后一块巨石。从社会发展上看，赫拉代表着“一夫一妻制度”，她“醋味”十足的敌意不再是寻常的醋意，而是一种强烈反对群婚行为模式的意识，是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因为乱伦和乱爱对于神系的发展和完成已经是不必要的了，正因为赫拉对宙斯的限制，才排斥了过于复杂紊乱的族系成分。从本质上讲，赫拉的“妒忌”也不仅仅是女性狭窄心性的表现，而是女性在现实社会中对婚姻、家庭、女性权利的一种诉求，这一阶段的女性极力维护婚姻、家庭的纯洁性，有着自我强烈的爱与恨，不愿意屈从，不甘被奴役，勇于为女性权利和地位而奋争。从而维护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组成、家庭，进而保障了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性，这是向文明进发的重要阶段。

但是，赫拉天后的地位绝非一朝一夕而得。据神话中记载，赫拉与宙斯的婚姻秘密存在了300年，而后才正式被认可为夫妻，可见作为神系的“第二主宰”，女性仍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的铺垫。虽然位居天后的地位，但赫拉的权威仍然是不稳定的，宙斯到处拈花惹草、风流快活，赫拉却无法对宙斯本人的权威有丝毫的挑战和反抗，只能对其情人和私生子进行疯狂报复、迫害，以发泄她的愤怒。然而，这种愤怒的发泄不能超过一定的度，一旦过了头，则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依然会遭到压制，例如宙斯曾经惩罚赫拉，用一条金带将她双手缚在云端，还在双脚各挂一个金钻，任何试图解救赫拉的神都被宙斯扔下奥林匹斯山。这个情节融合了女性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中角色的变迁，昔日妇女绝对权威的光环渐渐淡去，她们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已经被男性取代，妇女已经被排挤出社会生产活动之外，生育和家务成了她们的首要社会责任，强大的父权制剥夺了女性独立自主的地位，她们对一夫一妻制度的维护遭到男性的屡屡践踏，一方面丈夫可以在外寻欢作乐，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女性坚守对婚姻的忠诚，保持贞操。这也是进入到父系氏族阶段形成的一种新的道德观。所以，虽然赫拉想尽办法阻止宙斯的泛爱，可宙斯的情人仍然众多，而赫拉却对宙斯始终保持着忠诚。

尽管随着原始社会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变，女性地位一再下降，可对女性美的崇拜却没有衰减。因此，赫拉的美貌在神话中有着大量篇幅的描述，她不光有着无边的法力，更有超乎凡人的容貌，这对于宙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赫拉与宙斯发生分歧时，赫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刻意精心打扮自己，以利用美貌来打动宙斯，挽回丈夫。从赫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希腊社会，父权制尚未完全形成，母权意识和女性神圣的意识对当时女性的角色还有着极大的影响，女性仍然在为不公平的社会地位抗争。但是，虽然女性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却摆脱不了附属于男性的命运，男性在整个社会中依然处于顶峰地位。

二

女娲是中国民族信仰中一位显赫的女神，其形象的塑造、神话的发展反映出了中国古代不断变化的妇女观。首先，女娲作为人类的始祖母，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这展现了在东方原始社会中，女性主宰社会生产、生活的地位。但女娲的形象却不像西方神话中的女性神 一样妩媚动人，她的造型怪异，与凡人迥异，据《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很可能就是她同大地，并同丰饶、繁衍相关联的实质性内涵的外化。几千年来，民间对女娲信仰也多与求子嗣、多子多福有关。由此可见，在中国远古社会中，对女性的崇拜仅局限于她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强大的生殖能力，女性美被大大地忽视了。即便面目狰狞、丑陋不堪，但因为道德崇高，至善至美，依然被人们高高捧起，顶礼膜拜。如女娲为了炼石补天，不惜牺牲自己舍生取义，挽救人类。相较于西方文化，中国古代对女性美的认识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角度，它严重地依附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甚至成为统治阶级灌输对其有利的政治意识的工具。所以，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强调道德修养，重视外在美反而被认为是肤浅的标志，故而有关“嫫母”、“无盐”、“孟光”的故事千古流传。尽管这些女性相貌丑陋不堪，可因其品行高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道德的标杆，就连她们的丈夫也因为不在意妻子的样貌而得以名垂青史。所以，女娲这一神话形象被高高地置于道德殿堂上，不同于凡人。作为女性的代表，女娲要超脱凡尘和情欲的困扰。普通女人有的一切爱恨情仇、七情六欲在女娲身上都没有任何显现，与赫拉颇具世俗女性的性格特点相比，中国远古时期对女性的要求似乎更为苛刻严厉，这也反映了中国女性处于更低的社会地位，受到更深重的压迫和限制。

在以后的神话发展中，女娲的形象不断人化、世俗化，从唐代以后的神话故事中，女娲就成为了伏羲的妻子，后人称之为娲后，其形象渐渐隐退到伏羲身后。虽然女娲仍然以人类始祖母的身份高居尊位，但总的来说，原本至尊的地位有所下降。唐代以后，以玉帝为中心的神系渐渐形成，远古女神女娲也被纳入这个体系中，如《淮南子》中就记载了“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从这儿看来，女娲成为玉帝统领下的诸神之一，受到玉帝的差遣用石补天，功成之后，还得到玉帝的封赏。曾经法力无边的始祖母在这类神话中丧失了独立神的地位，成了对偶神，没有了独立独行的自由和主动，而听命于男性主导的神系，成为了伏羲的妻子，玉帝的下属。而男性神则代表了原始父亲或者专制家长，他们在两性关系上有着合乎道德法规的放纵权，如舜同时迎娶了娥皇和女英，中国古代纷繁神系的形成实质上是把父权制胜利的成果用人化了的古代神 故事记录下来。希腊神话却以一种民主的方式保留了女性的话语权，尽管赫拉要承受宙斯不忠带来的痛苦，可她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仍然有一定的话语权，在两性关系上维系着彼此承担责任的一夫一妻制。

在希腊神话中，爱情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赫拉丧失理智的疯狂报复行为也有至关重要的理由——爱情的唯一性，这也是女神们众多怪异行为的缘由。所以宙斯尽管风流，但也跨越不了一夫一妻的制度。与天后赫拉相比，中国女神是没有爱情的，“爱”对于中国古代的女性是一种奢侈品，寥寥可数的爱情故事其实也是“贞操观”的体现，“爱”在女性生活中的地位非常之低。所以，远古神话对女娲为伏羲之妻的婚姻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笔墨提到，女娲的个性和功能是完全模糊的，这也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东方女性地位的沦丧更为彻底，完全成为了男性的附属物，女性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在社会生活中不足为道，在道德的圣殿上更是羞于被提及，女性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男性的手中，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婚姻生活中，女性都被男尊女卑的观念包围。女性必须恪守自己的社会界限，对丈夫从一而终，但男性却拥有三妻四妾。

总而言之，尽管中西方社会发展的进程是相似的，都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再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可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却大相径庭。古希腊时期是人性展开最美好的时代，马克思说过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因此，其中充满魅力的女性角色的塑造更贴近现代人对女性的理解，她们至真至美的形象为我们全面了解西方妇女观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相较于有着庞大完整神系的希腊神话，中国神话中女神角色的塑造显得异常单薄刻板、千篇一律，可正由于这巨大的反差更能看到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与西方女性相去甚远，从她们的形象、婚姻模式、性格特征、在重大事件中的决策权等，我们看到中国女性比西方女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权力上都处于更低的地位。对于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中女性地位差异的解释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背景对神话的渗透，自然环境对其影响也不容小觑。希腊位于东南欧，气候属于海洋性，全年都无酷热和严冬，温和宜人。自然环境酝酿出了希腊人乐观开放、轻松自如的品性，所以他们喜欢追求现世生活中的种种享受，常有浪漫的事情发生，而女性的美丽温婉、情感细腻也为浪漫添上灿烂的色彩。而中国是个宽广的内陆国家，气候不是寒冷和阴湿、就是暑热和干燥，人们主要从事农耕为主。可以想见，看天吃饭的沉重体力劳动压抑了人们的精神，无法养成一种爱好现世快乐和身体享受的态度，因此将苛刻的道德枷锁置于女性的肩上，以求维持男性世界所需要的平和、有序的氛围。

综上所述，把社会文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作为解释缺乏一定的合理性，也要考虑到自然环境对神话中女性的影响和渗透，如把以上两点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才会更加全面。

注：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项目“古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科技术语的影响及文化成因分析研究”12szyqn7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马恩列斯文艺论丛选读》，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 [德]施瓦布：《希腊神话故事》，宗教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 桂镇教编：《世界神话故事》，延边出版社，1999年版。

[5]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

[6] 王宏：《希腊神话与英语词汇》，《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5期。

[7]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熊启煦，女，1975—，重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翻译，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呐喊女性角色呐喊神话高昂篇五

内容摘要：角色分析是文学评论的重要内容。本文对马克·吐温的经典著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了类型分析，尤其分析了书中格伦基福特家族两姐妹的迥异命运，探讨了该书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和马克·吐温的批判精神之间的联系。

1.引言

作为美国文坛的文学巨擎、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塑造了无数个性鲜明、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很多经典形象深入人心，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但与同时期欧美最富盛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如狄更斯、司汤达、契科夫等不同，马克·吐温的作品女性角色贫乏，且多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缺乏浓彩重墨的刻画，性格略显单一，缺乏人格魅力。这几乎成为国内外评论界的共识，吐温也因此遭到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质疑。基于此，国内外评论界有不少声音认为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如清汤白水，寡淡无味，可有可无，所以不足为道。

马克·吐温笔下的女性角色是否真的千人一面、无足轻重？马克·吐温是否缺乏对女性角色的关注？笔者注意到国内相关的研究非常有限，且为数不多的研究仅仅集中在对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上，而女性人物塑造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关联性研究几乎为空白。本文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下称《哈克》）为例，通过马克·吐温对书中女性角色，尤其是对格伦基福特姐妹的迥异命运的刻画，力图探索作者人物角色塑造的批判价值和社会意义。

2.《哈克》中的女性类型人物

《哈克》中大大小小的女性角色有十余个，但和吐温在大部分作品中塑造的女性角色相似，这些个女性角色几乎都具有程式化、脸谱化特征，基本可以归为“母亲”形象和“姐妹”形象这两个类型。

2.1“母亲”形象

《哈克》中的“母亲”形象主要包括道格拉斯寡妇和沃森小姐姐妹，朱迪丝·罗夫达斯大娘，格伦基福特太太以及赛莉姨妈等，她们或者是性格古板、严厉而又虔诚的基督信徒，或者是慈祥善良、精明能干的持家主妇。她们代表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社会家庭生活中理想的母亲或者妻子的形象——禀性良善，对上帝虔诚，对丈夫忠顺，是儿女的道德模范。哈克对这类“母亲”角色基本上是认同的，至少并不排斥。当意识到由于自己的帮助，沃森小姐的黑奴吉姆可能马上就要获得自由时，内心感到不安，觉得自己没良心、卑鄙，对不起“可怜的沃森小姐”。由此可见哈克欣赏并感恩“母亲”们的付出，虽然他不认同她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遵从，并竭尽全力要从这种压抑、無趣的生活中逃离出去。这也基本反映了马克·吐温对这一类“母亲”角色的基本态度。

2.2“女儿”形象

这一类形象主要包括威尔克斯姐妹、格伦基福特姐妹、阿肯色州被枪杀的酒鬼勃克的女儿等。这一类角色代表了19世纪上半期美国南方社会未出阁的少女形象。在当时严格的家长制社会里，女孩子一出生就被灌输要绝对服从父权权威的观念。在家庭教育中，她们从小就被培养成中规中矩、温顺贞节的大家闺秀。学校教育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女性的智力发展，她们在学校学习家务劳动的技能以及必要的社交礼仪，以便“成为听话的女儿、忠贞的妻子以及细心周到的母亲，明智的伴侣和慈爱的朋友，在家庭生活中有用、在社交场合又能应付自如的人”（feldman 1974）。因此一旦失去对作为庇护者的男性的依靠，她们便无所适从，脆弱无助，甚至表现出白痴般的幼稚人格。吐温在该书中不止一次描述类似“落难佳人”的情景。酒鬼勃克被人枪杀在街头，他十六岁的女儿吓得脸色惨白，除了抚尸恸哭，什么也做不了。还有玛丽·简·威尔克斯，她美丽、善良、纯洁、善解人意，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大家闺秀”，但面对“国王”和“公爵”拙劣的行骗伎俩，作为家族姊妹中的长姐，却像个毫无头脑的稚童，没有表现出与年龄相符的明辨是非的智力。

不管是“母亲”形象，还是“女儿”形象，她们都不是故事的主要角色，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她们被宗教禁锢了思想，被男权制度禁锢了身体，生活也被局限在家庭的狭小范围之内，生儿育女，照顾家人，操持家务，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婚前是柔弱温顺的小动物，婚后是顺从勤劳的管家婆，智力发展被限制，个性被泯灭，没有独立的思维能力，最终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所以，马克·吐温在《哈克》中刻画的女性形象，虽然有固定模式，但也客观呈现了当时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状况。通过这些类型人物的刻画，马克·吐温流露出对女性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担忧，展示了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3.两个特殊的典型人物的迥异命运

在本书众多的女性人物中，有两个女性角色显得与众不同，她们是格伦基福特家的两位小姐：早逝的哀美琳和出逃的索菲亚。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马克·吐温颇费心思，也更多地承载了作者对当时日渐衰败的美国南方社会里陈腐的社会旧俗的深度关注和对父权制度的严厉批判。

3.1家庭生活和社会背景

在小说第17章，初来乍到的哈克，好奇地观察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打量着房子里考究的内部陈设，感叹说在乡下从没见过这么可爱、气派的房子。继而，哈克又以崇敬的口吻描绘了这个家族的“家长”格伦基福特上校的外貌、举止——一个威严、稳重、正派的南方绅士。他们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遵循着严格的家长制规范，每天早上儿子们规规矩矩向父母敬酒、问安;温顺、纯洁、举止优雅的小姐们安静地躲在父母兄长身后做针线活儿或者念圣经;周日，包括女眷在内的全家人去教堂礼拜;亲友们偶尔聚在一起，在林子里跳舞、野餐;黑人在种着棉花、烟草和甘蔗的田园里劳动;仆人们在农庄里跑东跑西地忙着;骑着马的男人们挎着枪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种生活方式正是内战前美国南方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就像莫里森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中描绘的一样：“广袤的种植园和白石列柱门廊的邸宅，永远古老而显赫的家族，贵族气派的上校军官和名门贵妇，比外地的少女更可爱、更纯洁的大家闺秀，在棉田里放声歌唱或周末之夜在宿舍区跳舞的幸福的黑奴，特殊的殷勤好客，特殊的优雅风度，特殊的骑士观念和社交礼法……（莫里森等 1980）”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美国南方贵族家庭的真实生活，而哀美琳和索菲亚就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3.2哀美琳之死

哀美琳小姐是这个家族中早逝的女儿，读者对她的认知都来自哈克对她生前创作的炭画和诗歌的介绍。哀美琳十四岁便能写诗，连其弟勃克也称赞她“出口成章，毫不费力”，而且无论什么题目，只要让她写，她就能写。由此可见，这个小姐是接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一定艺术天赋的少女。作者没有向我们描述哀美琳的外貌以及她生前的生活细节，但她的家人都在纪念她，尤其格伦基福特太太亲自照料女儿生前的房间，整理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保持她生前喜爱的那个样子。可见哀美琳应该是这个家庭里备受父母宠爱的女儿，被哥哥们细心呵护的妹妹，受弟弟尊崇的姐姐。她有才华，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心里想的都是那些可怜的逝者，一定是个受邻里乡亲尊敬的富家小姐。

但是，这位贵族小姐却对哀婉、伤感、充满神秘气息的绘画和诗歌情有独钟。她创作的画中人物穿黑着素，表情哀伤，墓碑、哭泣永远是她画作的主题，弥漫着浓郁的死亡气息，看得哈克烦躁不安，心神不宁，“我以为象她这样性格的人，还是到坟墓里去过日子要快活得多。（张万里译 1984）”她总是在别人死后，尸骨未寒之际便送来挽诗，有一次为了压一个逝者的名字的韵，耽搁了些功夫，去晚了，竟从此消瘦下去，最终丢了性命。她生前最大的爱好是搜集报上刊登的讣告、伤亡事故和忍耐痛苦的故事，并作诗感怀。看得出，这是一个“唐吉可德”式的人物。哀美琳把自己当成了骑士故事中扶危济困、道德高尚的侠士了，在她自己构建的虚幻理想中，自己成了一个忠诚勇敢、慷慨仁慈、文雅尚礼的“南方骑士”。

内战前，源自欧洲的“骑士文学”曾在美国南方风靡一时，“一个奴隶主不论出身多么暧昧，也不论生活多么卑劣，只要有了两个黑奴便成为‘骑士，有资格藐视北部的那些教养很低的商店老板、工匠和职员。（莫里森等 1980）”与此同时，北方的废奴运动如火如荼，南方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毫无疑问，对于世代从奴隶制中获取巨大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南方白人统治阶级来说，骑士文学的繁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骑士文学所鼓吹的那些荣誉至上、忠诚勇敢的精神，正好被用来麻痹黑人奴隶反抗的斗志和决心。而富家小姐哀美琳，则沦为了白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牺牲品。

3.3逃离的索菲亚

与期望积极融入男权社会话语权的哀美琳不同，索菲亚小姐选择了另外一种逃离家长制的道路。哈克认为索菲亚小姐像鸽子一样温柔可爱，但对待爱情却表现出了更多的勇气和主见。她全无南方贵族家庭大小姐的傲慢与偏见，爱上与自己家族有世仇的青年哈尼。她机智勇敢，在当时社会不允许女子抛头露面的情况下，利用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与心爱之人传递信息，相约私奔。索菲亚不顾家族之间的仇恨，勇敢打破家长制的束缚，努力争取幸福和自由的故事，不禁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罗密欧、朱丽叶惨烈的爱情，但是索菲亚比朱丽叶更谨慎、更果断、更加从容不迫。她与仇家子弟相爱，到了要私奔的程度，家人却全然不知;她周密而又谨慎地安排出逃计划，选择家人熟睡的夜里两点半出逃，而等被人发现，并引发两个家族更加残忍的杀戮时，两个人早已平安过河了。从她与爱人联络的方式和笼络可靠的哈克充当“取信人”的手段，我们不禁感叹索菲亚真的是有头脑、有魄力并且值得人们敬佩的新女性。

事实上，内战前的美国社会，女权运动已经暗潮涌动。塞缪尔·莫里森（1980）认为这个时代的年轻妇女们是“头脑里带着刀子”出世的。1848年7月，以中上层妇女为主的约100名代表在纽约州北部的塞内卡福尔斯发起了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运动，正式拉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这场前所未有的妇女解放的风暴，或许多多少少刮到了格伦基福特一家居住的南方乡下，吹进了这位贵族小姐的心坎上，并鼓励了她做出抗争命运的石破天惊的举动。

对于索菲亚·格伦基福特这一人物形象，吐温通过哈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枪战中哈克仍不忘向勃克询问索菲亚和哈尼的情况，当得知二人已经过了河，平安无事，哈克十分高兴（i was glad of that），即使枪战后哈克内心感到无比自责，后悔没把替索菲亚小姐传信的事以及索菲亚鬼鬼祟祟的举止告诉她父亲。读者或许对索菲亚“私奔”这一行为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认为正是索菲亚自私、冲动、极端、固执的行为导致了两个家族更为疯狂的报复和杀戮。但是当看到歇佛逊家族对已经放弃抵抗、试图跳河逃生的勃克仍然穷追不舍、赶尽杀绝时，读者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不在指责出逃的青年男女，索菲亚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3.4格伦基福特姐妹的命运与马克·吐温的批判精神

马克·吐温对哀美琳·格伦基福特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颇有深意，具有批判意义。深受父权社会和骑士文学毒害的哀美琳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美国南方缺乏活力的社会生活和病入膏肓的守旧文化的一个缩影，象征着19世纪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的急剧衰败和最终没落。作为美国早期殖民扩张的产物，南方种植园经济是以黑人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农奴经济，沿袭传统手工劳作模式，生产效率非常低下。而内战前的美国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北方工商业的巨大冲击下，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颗赘瘤。哀美琳小姐描绘死亡主题的画作和挽歌，象征了摇摇欲坠、无力回天的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

哀美琳生前画过一副画，画中的少女有两只胳膊抱在胸口上，还有两只向前伸出来，另外还有两只举起来对着月亮，这幅画在哀美琳死后被家人悬挂在她卧室的床头纪念她。画中的少女甜蜜可爱，可惜胳膊太多了，像个蜘蛛似的。哀美琳的命运就像画中少女无处安放的胳膊，直到死，格伦基福特一家也没人明白，到底是什么扼杀了他们亲爱的女儿和姐妹的性命。

马克·吐温塑造的索菲亚小姐，无疑是封闭保守的美国南方父权制社会的一个叛逆者，是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催生的一个异类，体现了19世纪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制度下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和进步。她的存在，虽无摧枯拉朽之力，却是对男权社会下女性被统治、被歧视、被禁锢的社会现状的有力控诉。索菲亚小姐的出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故事中，她和自己最爱的人最终逃脱了父母兄长的掌控，逃脱了两个家族世代不休的疯狂杀戮，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安家落户，过上平静幸福的日子。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索菲亚的逃离行为确实是导火索，引发了两个家族更深的仇恨和更惨烈的厮杀，她的父兄为此送命，两个家族最终毁灭。这是索菲亚为了追求恋爱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更是一个没落的旧制度彻底坍塌前必须要经历的撕裂之痛。这对恋人的故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何其相似，但结果大不相同。那一个，是以一对恋人的死，换来了两个曾经水火不容的家族的最终和解，而这一个，则引发了两个世代为仇的家族最终的毁灭。马克·吐温揭开人类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展露出人性野蛮血腥的本质，人心之恶毒，文明之虚伪，在这个故事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4.小结

人物分析是文学评论的重要内容，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而为文学解释提供更有力的依据。中国学界对吐温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关注度并不高，甚至不少学者认为吐温对女性持有“偏见”，因此对其塑造的女性角色进行研究没有太大价值和意义，这种认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了国内外评论界的主导地位。本文对《哈克》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了类型分析，重点分析了格伦基福特两姐妹截然不同的命运与马克·吐温的批判精神之间的关联性，这是本文所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作者介绍：张锦红，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英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与测评、对比文学）

呐喊女性角色呐喊神话高昂篇六

——四川省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孵化园运营实践与思考

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经济转型升级，而女性在新时代经济中具有独特优势，是推动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引导好、服务好妇女的创业热情和创业需求是妇联组织服务党政工作大局、服务国家改革发展、服务社会民生的重要工作内容。2017年四川省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孵化园正式落成,园区结合“强三性、去四化”的群团改革要求，以服务女性全面成长为主题，围绕女性社会、职场、家庭的三重角色，聚焦思想政治引领、女性创新创业、家政产业发展，打造 “职场能人”、“家庭达人”、“魅力女人”，构建了新时代女性成长立体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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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搭建网络工作平台，创新联系服务创女新载体。借力“互联网+”，建立“一网一微”平台(四川女性创业服务网+媖韵青华公众号)，将创业政策、活动报名、咨询服务搬上网。打造网络直播云课堂、远程会诊室、入驻云平台，形成具有女性特色的一站式创业服务平台，有效扩大了服务覆盖面，全省各地累计20000余名创女获得服务。三是聚集全省双创资源，形成女性双创联席新机制。发挥园区作为省级基地的示范带头作用，整合各市州女性双创机构、创业互助会、居家灵活就业示范基地，建立起全省女性双创机构联席机制。集聚资源，联合孵化优质项目，搭建智能服务平台，开展项目市州巡诊。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构建”，由“区域发力”走向“整体联动”让全省女性创业者共享“打包资源”。

家政服务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园区积极贯彻落实四川省研究家政服务业发展工作专题会议精神，打响“天府妹子”巾帼家政服务品牌，实施标杆人才培养计划，以标准促品质，以培训树人才，以品牌聚资源，推动我省家政服务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是实施品牌带动计划，打响天府妹子家政新品牌。目前我省家政服务业多、小、散，供给能力跟不上精细化个性化需求。园区抓住机遇注册“天府妹子”商标，建立示范培养基地，开展系列示范公益培训，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大赛，推动“天府妹子”巾帼家政品牌深入人心。同时，“巴山妹子”、“苗家妹子”、“苏小妹”、“甜妹子”等各市州妇联的`巾帼家政子品牌也逐步发展、上下联动，逐步形成品牌聚合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巾帼家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二是实施标杆人才培养，探索家政人才培养新路径。家政行业中，人是核心竞争力，2017年园区实施了“天府妹子”高端母婴人才培养计划，由省妇幼保健院、省妇干校及相关领域的40余名老师组成师资团队，精心编制《天府妹子母婴护理师培训教材》及操作服务规范，制作配套微课程视频，从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考核评定、跟踪服务等各方面建立起科学规范、系统专业的标准化培训管理体系。该计划培养出的首批家政标杆性人才输送到各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打造了巾帼家政人才核心竞争力。三是打造示范核心平台,引导家政服务企业新发展。园区充分遵循市场规律,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机遇，推动巾帼家政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提出横向联合思路，吸引了来自省企业家妇联的女企业家合资合作，共同成立新型家政企业入驻孵化园。构建以家政、养老、社区为核心业务，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家政服务经营模式，打造全省巾帼家政服务标杆和示范平台。同时，园区积极引导企业选择贫困县作为劳务输出人员的稳定供给基地，服务脱贫攻坚中心工作。

当前，女性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园区把女性素质提升、思想政治引领摆在服务女性成长首位，团结引导广大妇女加强自我成长，在新时代治蜀兴川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半边天”作用。一是着力女性能力培养，引领女性文化素质新提升。园区依托省妇女干部学校，聘请百余名专家教授组成名师库，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联合办学，开设“精神解读”、“党史国情”“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等课程，用先进文化引领妇女思想，提高妇女综合文化素质，坚定“四个自信”，筑牢理想信念、创造出彩人生。二是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展现参与社会治理新作为。夯实现代社会治理基础，发挥“家庭”的基础性作用必不可少。园区聚焦家庭主题，开展系列亲子游园、家庭教育讲座等活动20余场，推动好家教，树立好家风。积极引导妇女和家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以良好家风影响党风政风、滋养社风民风。三是丰富精神文化活动，塑造女性内外兼修新形象。开展读书会、国学文化、权益保护、插花茶道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机关、进社区、进高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妇女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弘扬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通过活动活跃妇女精神文化生活，陶冶情操，累计服务千余名女性。

不忘初心积跬步!四川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孵化园立足省情民情、结合部门职能、整合社会资源，从“魅力女人”、“职场能人”、“家庭达人”三大板块关注女性在经济赋权、自我成长，以及工作、家庭、社会之间的平衡和良性循环，探索构建了新时代女性成长立体服务模式。未来，园区将助力广大女性与新时代同行、为新目标奋斗、在新征程建功、做新时代新女性。为女性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为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呐喊女性角色呐喊神话高昂篇七

摘  要：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由十四个短故事构成，文中的十四个人物也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大多数人的青春都永远留在了曾经生活的故土。本文主要从三个女性角色——尹雪艳、朱青、金大班的描写为切入点来对女性自我选择、自我意识以及背后的悲剧色彩进行分析。

关键词：《台北人》;白先勇;女性角色;自我意识

作者简介：刘敏（1995-），女，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台北人》里面的角色均非土生土长的台北人，而是一群心怀故土的“旅人”，其中每一个人物都深刻地折射着那个时代的光彩。本文将着重分析书中典型的欢场女子尹雪艳，揭示她身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人物命运。

一、欢场女子的人生选择

在白先勇的作品中，永远绕不开的人物形象就是欢场女子，而在《台北人》中，这一形象的刻画尤为细腻。其实欢场女子的归宿无外乎那几种——嫁与名贵继续荣华奢靡的生活;嫁给普通人从此与前尘往事作别;一生在名利场奔波最终独身一人。而《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几乎囊括了这几种结局，而这一切都与他们自身的选择密不可分。

以一身蝉翼纱艳绝百乐门的尹雪艳肌肤胜雪、身材细挑，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舞池中的她是全场绝对的焦点，仰慕她的政商名流数不胜数，但她没有完全迷失在这纸醉金迷的一切中，而是选择了在最风光鼎盛的时候嫁给了上海金融界的大佬洪处长，从此在上海的上流社会稳稳站住脚跟，她一时之间风头无二。然而不久后洪处长接连丢官、破产，最终到了台北时一无所有，而此时的尹雪艳也没有傻傻地做一个痴情女子，而是毅然离开了洪处长，并在台北建起了自己的尹公馆，依旧摆着昂贵的红木桌椅，供着四季不歇的鲜花，家中处处透着晚香玉的馥郁，就连以前对她腹诽的太太们也被她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日子仿佛跟从前没有两样。尹公馆高朋满座的盛况自然是离不开尹雪艳对于生活的态度和选择，她自信、坦然，从来不活在过去自怨自艾，永远都有向前看的勇气，这一形象与新时代女性在某些方面是有相似之处的。

而《一把青》中的女主角朱青则更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千千万万女性的缩影，在南京初见朱青时她一副青涩的女学生模样，连第一次跟着郭轸见师娘都是怯怯的。好在郭轸是真心喜欢朱青的，但在他们结婚后不久，郭轸就因为工作不得不离开他们居住的仁爱东村，独留下朱青一个人守着他们的新房，然而像郭轸他们这样的空军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定数的，朱青在村子里等了又等，等到的却是郭轸飞机和人双双跌得粉碎的噩耗，这可让朱青一下子失了魂魄。后来因为现实的种种原因朱青和师娘也离散了，再见面时师娘已经成了人们口中的“秦老太”，而朱青也已经从那个穿蓝布长衫的女学生摇身一变成为了舞池中穿着亮片旗袍唱着《东山一把青》的交际花，性格也跟从前像是换了个人。朱青在外貌和性格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然而这些灯红酒绿背后似乎隐藏着她沉重的心事，当一品香老板娘告诉师娘“朱小姐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时，师娘就明白了：原来朱青在重逢时之所以能够如此高谈阔论，并不是因为后来的她变得多健谈，而是害怕师娘随便提起的关于郭轸的话题会让自己多年来的伪装瞬间土崩瓦解吧？朱青是新时代的女学生，但她更是为爱执着一生的痴情女人，后来的她看上去洒脱，但是仍然放不下那个叫仁爱东村的地方，也一辈子都在寻觅郭轸的影子，似乎这一生都留在了那段回忆。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整个人类社会都长期处于一个父权社会，很多时候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品而存在的，然而在《台北人》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女性角色，她们虽然表面上是薄情寡义卖笑主，但内心却是一群自我意识非常浓厚的新时代女性，让我们感受着女性蓬勃发展的主体意识。

一颦一笑皆是风采的尹雪艳一直把命运紧紧攥在自己手中，她红透百乐门时任身世多显赫的名流捧场她也不为所动，自己经过思量后做出了理智的選择，在遭遇变故后也不拖泥带水，毅然决然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所以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她时刻清醒，永远不做他人的依附品，在重要关头权衡利弊，最终归宿算得上是几个女性角色中最好的了。曾经为爱痴狂的朱青，在经历过丈夫离世这样的重大变故后没有一蹶不振，虽然不难看出她没有完全走出郭轸离开的阴影，但她也是选择在台北开始一段新生活，交了新的朋友，发展了自己唱曲儿的爱好，跟师娘学的麻将也成为了苦闷生活的消遣，在感情上也遇到了后来的小顾，即使一切不是那么顺风顺水，但朱青也是在面对重大打击后依然选择活出自我，这正是新时代女性的真正意义。而至于从上海到台北的金大班，比起前两位女性，她的生活似乎更被动一些，然而我们结合时代背景来看，金大班在那样的社会中能这样选择自己的人生确实也是非常有勇气的。那个时代多的是朱凤那样被命运扼住喉咙的女人，然而金大班不是，她在经历了为月如寻死觅活后，突然想通了这一切，她明白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最爱自己的，所以她学会了为自己争取，不会再轻信秦雄许下的“五年之约”，她明白了只有攥在手中的才是实打实的。

以上提到的三名女性是《台北人》中颇为典型的女性角色，她们游走在意识先进的名利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多，因此她们在思想上会比同时代的中国传统女性开放很多，不再固守着从一而终的爱情理念。虽然她们的选择和归宿不尽相同，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身体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不想只是作为别人的附属品过活一生，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个体看待，每一个女性角色都能够独当一面，她们的社会交际能力丝毫不逊色于男性。在那个女性地位不算太高的社会，社会多数时候将符合男性理想状态的女性塑造为贤妻良母或贞洁烈妇;将不安于现状、具有新派思想和独立意识的女性定义为“妖妇”“祸水”。[1]在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流连于名利场的女子多数时候都是被男性或其他女性如此看待，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她们的先进思想和做派与当时守旧的大多数是格格不入的。

三、欢声笑语下的悲剧色彩

文中提到的这三位女性除了是穿梭于华灯璀璨的舞场女子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台北人，这里的台北人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意思，而是指居住在台湾的大陆人，他们在大陆都有一段永远回不去的过去，正是这个回不去的“根”增添了她们的悲剧色彩。

在这几位女性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他们过去在大陆都算得上是非常“有面儿”的人物，但迫于形势，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为自己谋生计，而新的开始依旧意味着要跟过去的一切告别，不论曾经是万人追捧的百乐门头牌舞女还是被丈夫百般宠爱的军官太太，到了台北大家都成为了同一类人——异乡人。前后的落差体现在方方面面，就像金大班描述的那般“百乐门的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2]因而这些过惯了上流生活的人物纵是如何也舍不得抛掉自己的过去，然而只有自己午夜梦回的时候才会突然惊觉：原来大上海的百乐门早就歇了业，那段忘不掉的时光早就变成了回忆的一角，而时间却是永不停止的，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大家都会带着一生的遗憾和怀念成为一抔黄土。

除了遗憾外，從她们的身上我们也不难看出那个年代所谓“台北人”身上的乡愁。在这几个女人的故事中作者都没有明显地描写乡愁，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其实本书最大的主题就是“乡愁”。首先，从几位女性的衣着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依旧穿着过去最爱的旗袍：尹雪艳“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3]，朱青“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4]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地高耸在头顶上。”[5]从这些描写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已经离开了大陆，但是他们仍然在衣着上保持着当年的风格，而这也的确是以另一种方式在表达着自己对于故土的怀念。其次，虽然是来到了台湾，但是她们的乡音却是一点没改变，尹雪艳的干爹依旧亲昵地称呼她“阿囡”“侬”，尹雪艳口中仍然说着吴语词汇“白相”;而金大班口里的“小娼妇”“货腰娘”“姆妈”等等词汇也都是家乡话里的。正是因为记忆里的家乡在渐行渐远，所以她们也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留住这一切，不管是喃喃的家乡调调，还是闲侃时不时蹦出的家乡词，都在告诉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大陆人对于回归故土的深切渴望。

四、结语

白先勇先生善于刻画女性形象，在《台北人》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论是她们的妖娆姿态也好，富于变化的心理也好，白先生都用非常精准的语言刻画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在这些女性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更多的是这些居于异乡的男男女女的命运都在旧世界停滞的那一天开始迈入了悲凉的境地。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许久，但这些鲜活的人物却会让我们对于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