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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纪念馆游记篇一
原张学良公馆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四周筑砌青砖围墙，大门开在北墙正中。东楼是机关楼，中楼是客厅、会议室，西楼是张学良居室。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消极抗日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12月17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同张、杨协商，与蒋介石谈判，迫使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后，即住在张公馆的东楼，在中楼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和二人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等谈判。止园是杨虎城公馆所在地，位于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北侧。建于1933年，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这里密商发动兵谏，周恩来也曾亲临止园商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西安事变纪念馆游记篇二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原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内)。1982年，国务院将这里辟为西安事变旧址，并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张学良公馆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四周筑砌青砖围墙，大门开在北墙正中。东楼是机关楼，中楼是客厅、会议室，西楼是张学良居室。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12月17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同张、杨协商，与蒋介石谈判，迫使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后，即住在张公馆的东楼，在中楼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和二人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等谈判。止园是杨虎城公馆所在地，位于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北侧。建于1933年，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这里密商发动兵谏，周恩来也曾亲临止园商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西安事变纪念馆游记篇三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西安事变”重要旧址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而建立的遗址性博物馆。1982年2月23日，西安事变旧址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10月，成立西安事变纪念馆筹建处。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址设在张学良公馆。
【西安事变旧址】
西安事变旧址，包括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止园、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华清池五间厅、兵谏亭等8处。张公馆在建国路69号，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的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东楼是机要楼，中楼有客厅、会议室，西楼为张学良的居室。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住东楼。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及与南京政府代表谈判多在中楼。西安事变指挥部位于西安新城陕西省人民政府内的杨虎城公馆，1931年建，砖木结构，宫殿式，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1936年10月8日张、杨在此密谈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此与杨虎城共商救国大计。新城黄楼与杨虎城公馆相距300米，因墙为黄色得名。止园在北大街青年路，建于1933年 。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拱顶、飞檐、碧瓦、朱柱。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此密商发动兵谏。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止园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高桂滋公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内，建于1933年，1936年12月14日蒋介石迁此，周恩来在此会见蒋介石，初步达成六项协议。西京招待所在解放路，为随蒋介石来陕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的住所，现为省旅游局办事处。华清池五间厅背靠骊山，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蒋介石由此逃至骊山一巨石缝隙中，后来在巨石附近建亭，先后以"正气亭"、"避难亭"、"捉蒋亭" 、"兵谏亭"为名。1982年在张学良公馆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
张学良公馆旧址在西安市建国路甲字 69号(原金家 巷五号),总面积约7703平方米，四周砌筑青砖围墙，大 门北向。公馆以东、中、西 3幢砖木结构中西式楼房及20余间平房。楼的平面呈“十”字形。楼分3层，第1层为地下 室，室外有缓坡台阶通 2层大门，门向北开，小青瓦盖 顶。院内东南有警卫人员居住的平房，西南有中西餐厅。 当年张学良住在西楼。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调 停，住在公馆东楼。12月23～24日，中共代表团、张杨 两将军、南京代表团在西楼举行三方会谈，达成“六项 协议”。目前举办有“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生平陈列”和张学良旧居复原陈列。
1984年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1986年对张学良 公馆、止园、五间厅、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新城公馆 进行维修，基本恢复原貌。现在张学良公馆旧址建立了西安事变纪念馆。 杨虎城止园别墅位于西安市青年路117号，今止园饭店西侧，占地面积2331 m2，其主体为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并有平房10余间。原为杨虎城将军的别墅，又称杨虎城公馆，环境非常清幽。这座别墅现已辟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内陈设有杨虎城将军的遗物和西安事变的部分文件，在旧址内举办有“杨虎城将军生平陈列”和杨虎城旧居复原陈列。
西安事变纪念馆游记篇四
南湖革命纪念馆,为了纪念"一大"在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管理好"一大"嘉兴南湖会址，1959 年，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直接关怀下，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了。建馆之初，馆址设在湖心岛。
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纪念馆，或亲临视察，或题诗、题词、题字，为革命纪念地的南湖增添了新的光辉。1990年6月，中共嘉兴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我为南湖增光辉"活动，通过这一活动，三百多万南湖儿女涌跃捐资320多万元，建造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舍。1991年七一前夕，一座中国共产党党徽造型的纪念馆在南湖东岸拔地而起。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占地面积3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1980平方米。纪念馆的正门上方镶嵌着邓小平题写的"南湖革命纪念馆"七个金光熠熠的大字，主楼顶部矗立着天圆地方的建筑标志，隐喻着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如天地日月永垂于世。
纪念馆内有两个展厅。二楼的展厅基本陈列《中共一大史料陈列》。着重陈列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详尽过程。一楼的展厅辅助陈列《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南湖的关怀》，展示了四十多位副总 理级以上的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南湖的照片或为纪念馆题字手迹。馆内还适时地举办临时展览。 南湖革命纪念馆1994年先后被浙江省委和嘉兴市委命名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嘉兴市"红色教育长廊"(第一站)。1997年6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闭幕而建造的一座纪念性建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59年嘉兴市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不仅仿制了南湖画舫停泊于烟雨楼前，还在湖心岛建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在烟雨楼大厅内开辟中共“一大”史料陈列。1991年7月，在湖滨又建成了一座由邓小平题写馆名的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是中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南湖革命纪念馆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路，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修建的。1985年，邓小平题写了馆名，现馆为1991年建成的新馆。该馆的基本陈列为“中共一大史料陈列”，系统地介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断探索、抗争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直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历史史实。其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南湖的关怀”两个辅助陈列。
浙江嘉兴南湖及游船(仿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因受到法租界巡捕的干扰而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一大”在南湖的续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届中央局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西安事变纪念馆游记篇五
九一八纪念馆位于沈阳东北部，柳条湖立交桥西北，西靠长大铁路，博物馆主体本身就是一座历史纪念建筑物，它以残历碑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一部巨大石雕台历上密布着千疮百孔的弹痕，隐约可见无数个骷髅，象征着千万个不泯的冤魂在呐喊和呼号。右面的一页铭刻着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最悲痛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左面的一页镌刻着“九·一八”事变的史实：“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从残历碑正面拱形门进入一楼正厅，迎面黑色大理石上刻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在字的上方嵌有一面残月形时钟,其时针指着10时20分,这是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北大营的时刻。
管内二至三楼为“九·一八”事变历史陈列。
“九·一八”事变炸弹碑位于于洪区陵东乡柳条湖望花立交桥北侧。碑西侧为长大铁路，东为公路，向北就是当年的北大营。在铁路东侧，原日本关东军曾树立木制标牌，竖书“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地点”字样，1938年日本又重建了这个炸弹形水泥纪念物，上面为炸弹尾翼形碑身高5米，下面基座为梯形平台，上镶嵌横书“爆破地点”四字。并在北大营内建立了战绩纪念馆和战绩纪念碑。从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铁路爆破地点到攻占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所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现场。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策划和周密预谋的重大侵华事件，是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开始。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将其所侵占的“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一段路轨自行炸毁，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驻军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中国驻军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撤至关内。至1932年3月间，辽、吉、黑，热四省全境沦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殖民地，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地区沦陷了14年。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炫耀他们的所谓“赫赫战功”，建立了这个炸弹型水泥纪念碑。如今，它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罪证。
解放后，沈阳人民已将该碑推倒，仍陈列在原址。1985年2月，此碑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事变纪念馆游记篇六
欢迎各位来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这里原系民国7年(公元1920xx年)芬兰牧士建的天主堂，3栋共15间木结构平房，四周有砖墙环护。1934年11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一举解放大庸县城，于26日成立临时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内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31个县的反围剿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缅怀先烈功绩，弘扬革命精神，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和区政府于91年夏发动募捐修复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并新建纪念馆，于1993年12月26日落成开馆。
纪念馆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东头是三堵矮墙围着的一栋木平房，三间小屋曾住过任弼时、贺龙、萧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灯作证，一代英杰曾在这里彻夜运筹。西头是可容纳200余人的省委礼堂，当时省委扩大会和省直各部门的会议均在此召开，现已辟为将军馆，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留下英雄足迹的新中国将帅的照片挂满墙壁。纪念馆大门左右，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当年3大机关13个直属部门均在此办公。庭院正中是根据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的作品《艰苦岁月》凿制而成的一尊双人石像，小红军抱着高过头顶的步枪，依偎在横吹短笛的老红军膝头，似在入神地倾听。雕像后面是纪念馆主楼，内设三个展室，陈列着223幅大型图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现了根据地的光辉斗争史，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高尚情操。萧克将军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第一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初创
19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不得不转战鄂川边。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听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此后，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转战，寻找立足点。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根据地。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全面形成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黔东，24日，与红三军在印江木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南腰出发，向湘西挺进。11月7日，攻克永顺县城，湘敌何键急令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兵堵剿，陈纠集三个旅，约一万人的兵力向永顺扑来。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永顺县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设伏。16日黄昏，尾追之敌进入伏击圈，我军奋起痛击，歼、俘敌3000余人。我军乘胜追击，24日占领大庸、桑植。12月7日，进击沅陵，17日包围常德，攻下桃源。
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促进了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城，开辟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第三部分 根据地省委的成立并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周玉珠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省军区，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还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苏区省委成立之后，即着手领导开展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和扩红等项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部分 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红军的主动出击，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胁，蒋介石惊恐万分，下令调集湘鄂两省的军队，集中了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根据地发动“围剿”。
针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1935年1月，敌军向根据地进攻，我红军主力班师大庸休整。2月上旬，红军在慈利设防正面阻击郭汝栋纵队失利，在大庸被李觉部乘机侵占。红军回师在大庸后坪鸡公垭设伏再打李觉部纵队失利，郭汝栋纵队乘机占领桑植。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对指示的“实行运动战，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作战方针理解不深，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困难，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向北转移。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敌师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窜。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红二、六军团因形势二转，决定放弃北撤计划，仍留原地坚持斗争。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红军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丰忠堡歼敌第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以失败告终。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西北至湖北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鹤峰，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第五部分 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我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围剿”红军的计划已经失败。蒋介石气急败坏，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以便统一指挥。宜昌行辕所辖兵力，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之众。
当时，我红二、六军团主力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总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根据地，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直插湘中，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后，再转移至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了红军突围誓师大会，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牵制敌人之外，主力部队于当晚开始了突围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我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1月进入贵州。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也突破重围，于1月9日到贵州江口与六军团主力会合。一月下旬，二、六军主力继续西征，二月初，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从此，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第六部分 先烈们的丰碑永存
在创建、发展、扞卫根据地和突围转战斗争中，我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我革命干部、群众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其英名永垂青史，风范长励后人。牺牲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部队团级、地方县级的干部烈士就有53名，这就是他们的英名录(介绍图片)。
第七部分 老区大庸在中央领导和革命前辈关怀下的巨大变化
60多年过去了，昔日苏区省府大庸，自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来，旧貌换新颜，尤其是开发旅游，张家界奇山异水大放光彩，使这里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领导频频莅临视察，革命前辈纷纷故地重游，表达了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建设事业的密切关注。
西安事变纪念馆游记篇七
各位游客，你们好!现在我们来到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是一座让我们干劲后代不忘过去，铭记国耻的博物馆。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国耻，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991 年，正值“九·一八”事变_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弟记___同志挥笔写下了“勿忘‘九。一八’”的题词，沈阳市亦决定建立一座残历碑式纪念建筑物。残历碑表面铭刻着事变的经过和真相，内部举办了“九·一八”事变历史陈列，这就是最初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为了进一步满足对广本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需要，1997年，沈阳市决定扩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___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亲赴沈阳为扩建工程奠基，广大人民群众亦纷纷捐款赞助、历经两年，于1999年9月18日新馆胜利建成。___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坐落于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46号。建筑面积为12600平方米。展览面积为9180平方米。馆村举办的“九·一八”事变历史专题陈列，是一部东北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也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反侵略、反奴役、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历史。整体陈列是一座纪录庄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丰碑。在这里我们将向您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遭受十四年奴役之苦的悲惨历史，告诫国民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教育人民“勿望国耻，振兴中华”。本展览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价“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
日本图谋侵占中国由来已久，明治维新后，日本便迅速走上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道路。这就是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的“宸翰”：“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为了霸占中国和朝鲜，明治维新时期还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这就是炮制者——山县有朋，除向邻近的朝鲜发动侵略外，日本还图谋向中国挑衅。1894年，日本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了运载中国士兵的英商轮“高升”号，由此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帷幕。这就是黄海大战，这是黄海大战中英勇献身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门关条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引起了沙俄的不满，_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1920___年9月5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本战胜俄国后，为了巩固其在南满的侵略势力，在东北建立了一系列侵略机构，这就是设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厅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这是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这四大机构互相配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得力工具。
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强对我国东北的扩张，_年5月25日，强迫袁世凯签订妄图___的“二十一条”。_年日本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国内矛盾，法西斯势力也趁机崛起。1930年9月成立法西斯团体“樱会”。为了转嫁国内危机，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并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积极的对华外交政策。这就是《田中奏励》，奏析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就在日本努力扩大在满蒙的侵略势力时，中国东北逐步被奉系军阀所控制。这就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官邸，随着张作霖势力的不断扩大，张作霖不甘受日本摆布，致使日、张关系恶化，日本决定除掉张作霖。这就是皇姑屯事件的前后经过(场景)。皇姑屯事件后，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反对，于 1920___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取得东北的统治地位后，张学良首先枪毙了亲日派人物、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就在张学良励精图治，欲与日本周旋到底的时候，蒋、妈、阎中原大战爆发。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拥蒋入关。这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人关的东北军序列表。
日本为了发动“九·一八”事变，大肆制造武装入侵舆论，宣称“满蒙非中国领土”这就是提出“满蒙”生命线理论的松冈洋右，为了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日本还成立了秘密省、部核心会议，这是会议委员长建川美次。同时，日本为了寻找发动事变籍口，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积极策划下，日本做好了周密入侵准备。在国内，积极扩军备战;在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侦察东北地形，研究作战方案，还从国内运来两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一门指向北大营，一门指向沈阳(东塔)飞机场。此时的东北战云密布，侵华战争随时爆发。
西安事变纪念馆游记篇八
九一八纪念馆馆内收藏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近1000幅珍贵历史照片文献资料及700余件历史文物，分7个部分，展示了东北人民从沦为亡国奴走向抗战胜利的历史。
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残历碑”，整个建筑高十八米，宽三十米，厚十一米，用混凝土铸成，花岗岩贴面，呈立体台历状，两边对称。巨大石雕台历上密布着千疮百孔的弹痕，隐约可见无数个骷髅，象征着千万个不泯的冤魂在呐喊和呼号。右面的一页铭刻着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最悲痛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左面的一页镌刻着“九一八”事变的史实：“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整个建筑庄严肃穆，风格独特，既有现代化特点，又不失民族风格，让每个参观的人都回浮想联翩，记住那个“国耻日”。
在“残历碑”的前面有一座警世钟，悬挂在三角形的支架上。锈迹斑斑的钟身上铸造着醒目的铭文：“勿忘国耻”。
警世钟的旁边，倒放着一座“九一八”事变柳条湖爆破地点碑，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修建的。此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由基座、碑身、碑顶三部分组成。基座成梯形，碑身为方锥形，与碑座衔接处为正方形，碑顶为炸弹尾翼形，三翼间距为七十六厘米，埋深为二百六十厘米(俗称“炸弹碑”)。这块碑既无碑志，也无铭文，碑身高七米，下面梯形基座，上书“爆破地点”。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证。
与之相反，在“残历碑”广场的一侧，见到了另一个石碑，黑色大理石碑面上镌刻着“反霸权、反战争、反侵略”醒目的大字，是日本友人组织的“侵华历史传讲会”在“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时建立的。它告诫后人“反对霸权、消灭战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
院内还有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雕刻系创作的两件雕刻作品，一为《国难》，镶嵌在博物馆南面的墙上，雕塑藉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土失守，山河破碎，东北锦绣河山惨遭日寇蹂躏，生灵涂炭，黑土地区在流血呻吟。雕塑用四十六吨青铜浇铸，国难之耻，永世铭记。另一件为《奋起》，镶嵌在博物馆的东面墙上，雕塑共分四个部分，分别再现了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日，英勇杀敌;爱国学生走出书斋，点燃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燎原之火;亿万军民用血肉垒起新的长城;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等场面，总体表现中华民族抗争、昂扬、胜利的精神。在展览大厅前的广场上高高地耸立着一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碑体由三块倒立的梯形柱组成，直插云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