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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张爱玲写的散文篇一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黯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装去了，南宫婳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地在台上逗留了一会。
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
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她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四十元，她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得太匆忙，娘姨拦住她要钱，台灯的扑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里只剩下了三十元。她便还价，给他三十。
她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么?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作践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
有时候南宫婳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头上高高挂着路灯，深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的`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阴间的月亮，一个又一个。
是怎么一来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呢?南宫婳和她丈夫是恋爱结婚的，而且——是怎样的恋爱呀!两人都是献身剧运的热情的青年，为了爱，也自杀过，也恐吓过，说要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一辈子不回来了。是怎样的炮烙似的话呀!是怎样的伤人的小动作;辛酸的，永恒的手势!至今还没有一个剧作者写过这样好的戏。报纸上也纷纷议论他们的事，那是助威的锣鼓，中国的戏剧的传统里，锣鼓向来是打得太响，往往淹没了主角的大段唱词，但到底不失为热闹。
现在结了婚上十年了，儿女都不小了，大家似乎忘了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尤其是她丈夫。偶尔提醒他一下，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仿佛近于无赖。总之，她在台下是没有戏给人看了。
黄包车夫说："海格路到了。"南宫婳道："讲好的，静安寺路海格路。"车夫道："呵，静安寺路海格路!静安寺路海格路!加两钿罢!"南宫婳不耐烦，叫他停下来，把钱给了他，就自己走回家去。
街上的店铺全都黑沉沉地，惟有一家新开的木器店，虽然拉上了铁栅栏，橱窗里还是灯火辉煌，两个伙计立在一张镜面油漆大床的两边，拉开了鹅黄锦缎绣花床罩，整顿里面的两只并排的枕头。难得让人看见的——专门摆样的一张床，原来也有铺床叠被的时候。
南宫婳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
张爱玲写的散文篇二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micronesian)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张爱玲写的散文篇三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张爱玲写的散文篇四
我六岁那年学骑自行车，不知道摔了多少次，最惨的一次，直接栽到一条沟里，头上腿上都血流不止，我不喊不叫，不想让来来往往的人看见我受伤的样子，自己爬起来，天黑了才回家。——头上至今还留着七厘米左右的伤痕。好像这以后，我可以轻松地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了。
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
我想，摔伤了，自己忍着，也许就是一种成长。
11岁，离开父母到几十里外的地方上初中，因为想家，经常逃课偷跑回家。有一次是晚饭后，没有去上自习课，一个人在夜色中溜出校门往家走，大概在凌晨四点左右回到家，把父母亲吓的够呛。后来，父亲告诉我，你早晚要离开父母的。这句话折磨了我半年多，后来我竟然一次也没有逃过学。
感谢父亲，他的一句话让我开始学习独立。
我是1986年参加工作的，那时候满脑子理想和抱负，还有一腔热血，喜欢舞文弄笔，写点文字，自然就发生了一些事，按当时的说法，就是惹了不少麻烦。先是因为我教书的小学校的学生买不到煤油不能上晚自习，给一家报纸写信反应商店屯油抬价，影响到当年县石油公司评比文明单位，害的有关领导对我咬牙切齿。然后是给另一家报纸写稿子反应一位同学被女朋友的父亲索要彩礼，一直不能结婚成家，稿子见报后，那位父亲跑到省城找见报社领导，推倒三张办公桌，把总编和责任编辑骂了个狗血喷头，后来，报社一位姓王的领导不得不亲自驾临我所在的小乡镇，在乡政府的办公室里，王领导不问青红皂白，对我又是拍桌子，又是瞪眼睛，见我战战兢兢的样子，越发盛气凌人，一顿“义愤填膺”的批判后，勒令我就自己“不实报道”写出深刻检查，要在报纸显要位置登出......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了好几件。还好，我遇到了一位好领导，就是县教育局局长，我记得被报社王领导痛批后低头丧气出乡政府的门时，他站在门口低声说：“孩子，别怕，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然后才在一堆人目视中提高声音对我“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直到认为我“不可救药”的几位“受害者”满意。
不久，我这位到处惹祸的'小学教师，被调整到县教育局工作。一年后，又被调整到省城工作。
今天，当我的属下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时，我也总是对他们说：别怕，有什么事我抗着。
我这一生不会忘记他————原沁县教育局局长王俊文，他是我成长路上的一位领路人，他领我走出了一段高低不平、危机四伏的路。
我想，年轻时“惹的麻烦”，也许是成长路上的一段风景。
就这样成长着，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落魄、委屈的纠结中，我开始懂得冷静、思考、淡然，开始懂得责任、担当、宽容，开始学会坚强、勤奋、执着，开始逐渐成熟。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从幼稚开始的，我们经历的那些错误和失败都不遗憾，那都是我们成长的纪录，从那些纪录中体会出的东西，都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