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爱中国演讲背景8篇(模板)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爱中国演讲背景篇一

摘要：燃放烟花爆竹容易产生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我国当前正处于美丽中国的建设时期，对我国四大花炮主产区之一的w县进行烟花爆竹产业分析，研究环保政策对于烟花爆竹行业的影响。环保政策的强度和数量都会影响烟花爆竹产业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环保政策数量越多，环保政策强度越大，对花炮产业的规制作用越强。本研究能够启示烟花爆竹行业加大对研发环保产品的投入，以实现产业转型。

关键词：美丽中国;环保政策;烟花爆竹产业

中图分类号：f424.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2年，十八大報告中美丽中国这一概念首次作为执政理念出现，要求将生态建设融入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2014年出台新《环境保护法》，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美丽中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同年我国536个城市出台烟花爆竹限放政策。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计划中明确强调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产业，严控“两高”企业产能，强化“散乱污”企业的综合整治。这些政策的出台迫使烟花爆竹企业做出抉择，转型还是退出。

目前，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烟花爆竹产业面临的困境凸显，应积极转型。如：提高安全性和环保性是烟花爆竹产业在行业内转型的根本出路。环保问题主要归咎于企业对研发环保产品的认识度不高、市场制约环保烟花、“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得环保烟花市场遇冷（李大剑，2014）：为减少污染，烟花爆竹企业在不断转型升级，与高校共同研究转型方向是必要的（严仙伟，周新长，2017）。但大多研究者限于就环保政策对花炮产业的影响定性分析，未使用定量方法。

通过对中国烟花爆竹产业及对w县烟花爆竹产业总体情况的分析，容易发现环保政策对于烟花爆竹行业具有巨大的影响。我国环保政策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为1973 -1981，该阶段是我国法制建设恢复阶段，我国环境法体系建设开始启动，此时的环境保护政策影响方面有限，强度较小，处于一个试水的时期。如1979年根据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试行）》在总体上确定我国环境保护上的基本方针，任务，但以防治为主，存在操作性不强，执法不到位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1982年至1996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阶段，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创新，确立了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我国环境法的体系初步形成。1989年出台的《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此阶段还出台来许多诸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单行法，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具有时代意义。尽管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得到了完善，但总体上相关法律的执行力仍然不强。

第三阶段为1997年至今，法制建设的全新时期，各方面立法蓬勃发展，环保法律法规进入制定、修订的高潮，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创新范围广，改革力度大，举措严厉，体现了对于污染的“零容忍”。201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地在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中，赋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采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故在污染天气发生时，违反地方政府有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属于违法行为。根据公安部2017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共有444个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其中省会市10个、地级市91个、县（市）343个;764个城市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其中直辖市4个、省会市15个、地级市174个、县（市）571个。

环保法规的完善使得烟花爆竹行业的冬天到来了。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的环保政策对于限制烟花爆竹行业的效应不强，但在第三阶段，尤其在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出台后，更多法规，地方政策禁止或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这些环保性政策使得烟花爆竹行业的销路变窄、销售市场受限、行业环保成本上升，产业遇冬在所难免。因为对于烟花爆竹行业进行规制的环保政策主要在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出台后更为明确。本文主要实证研究2014年新法出台前后，环保政策对于烟花爆竹行业的影响。

环保政策的数量与强度都会对烟花爆竹行业产生效应。政策的数量反映了政府对于环保的重视度，环保政策数量越多，行业的限制越多，对烟花爆竹行业的影响越大;环保政策的强度反映了政府为实现环境保护的实际举措，具体体现在政策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之上，政策强度越强，行业发展环境越严峻。

由于环保政策的时滞性及研究条件的局限性。本文提出的假设是：政府当期出台的环保政策对于当期行业活动产生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政策在时间上的累积，将对烟花爆竹行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强;在一定程度上，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会根据历史销售情况，决定当期生产，使生产能适应市场需要的发展变化。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环保政策对于烟花爆竹行业的影响，本文设定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yt为烟花爆竹行业的产值，测度w县第t年烟花爆竹行业的产值;解释变量为x1t表示第t年环保政策的数量与强度;[4][i=1][∑]βixit为控制变量合集，综合以往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w县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两个控制变量; β是待估变量，其中β1反映了环保政策对于烟花爆竹行业的正负效应以及影响强度;α为模型的截距项;εt为模型的随机项。

（二）变量测度与解释

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为w县烟花爆竹行业的产值feo（fireworks enterprise output）。工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为：产值=生产总数量×销售单价。

解释变量为江西省、宜春市出台的环保政策。从环保政策的数量与强度两方面进行测量，环保政策是指涉及规制污染行业发展的政策。环保政策是以文本形式呈现的，故采用文本分析法对环保政策进行分析。文本分析法是指对根据政策的内容进行分类，对文本语义做出判断，根据关键词的频次，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赋值，从而系统客观地对政策进行量化，得出统计分析所需数据的政策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是对政策内容进行分类、语义判断，根据关键词出现频次并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赋值，从而系统客观地对政策进行量化，得出统计分析所需数据的政策研究方法。

在研究中，通过“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查询环境保护类别的政策，对江西省（省人大、省政府、省属其他机构）及宜春市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进行查询，筛选，剔除宜春市与江西省重复的政策，主要是宜春市转发江西省政策。

环保性政策数量，具体分为当年出台的环保政策数量epn （the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policy）和当年有效的环保政策数量 epnv（the number of valid environmental policy）。有效环保政策累计epnt是指从2013年（第一年）到第t年12月份为止，出台的所有环保政策数量之和，但还应剔除已经失效的政策，才能得出解释变量epnvt;对于失效政策的提出，如果该政策正好在第t年失效，如果在6月份以前失效，那么就认定为失效文;如果在第t年的7月份及以后月份失效，则认定为有效文，仍然计入政策累计数量之中。

通过文本分析法来测度环保政策的强度。环保政策强度主要是指对于规制污染行业的力度，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泛览检索的政策，可以大致分为指导性和规范性政策文件。指导性政策文件大多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指导，宣传环保工作精神。指导性政策对于污染行业有一定规制作用，但从业者一般更关注规范性文件，所以所有的指导性文件都赋值0.1。规范性的文件一般是指对于环境保护的工作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范性的政策的强度不一，主要根据政策文件中有关环境保护所在的标题级次进行判断。如果关于规制污染行业，限制烟花爆竹的政策标题级次越高，那么政策的强度越强。一般而言政策文件有五级标题，按照标题的级次，强度为1.0、0.8、0.6、0.4、0.2。如：《宜春市中心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暂行规定》（宜府办发〔2018〕6号）在主标题中就标明“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其政策重视度更高，赋值为1;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春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宜府发〔2014〕3号）第10小点提出“减少烟花鞭炮污染。”位于第三级标题，应该赋值0.4。

通过对政策强度赋值，可以得到当年环保政策強度epi（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epi=指导性政策数量×0.1指导性政策

政策主标题文件数量×1+…+四级标题文件数×0.2规范性政策

有效环保政策强度的累计值epivt表示从2013年（第一年）到第t年的有效环保政策强度之和。

模型中设定了两个控制变量，对于w县的产业投资和规模进行控制，选取了工业固定资产投资iifa（industri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iedsn（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两个指标。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模型中的烟花爆竹产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数据均来自与w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13-2019）以及万载年鉴（2013-2019）。

（四）回归分析及检验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环保政策和环保政策强度对于烟花爆竹行业的影响。

表中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

模型（1），（2），（3）的 分别为0.899，0.978，0.930均大于0.8。回归方程存在较好的拟合度。很明显产业的生产与环保政策的数量，强度之间有着反向关系。

四、研究结论与策略

（一）出口缓解产能过剩

2019年5月烟花爆竹主产区之一的浏阳出台了10条措施促进花炮产业转型升级，其中一条关于出口解决部分产能过剩的措施尤为瞩目“要加快花炮出口通道建设，巩固现有海运通道，探索“铁海联运”及中欧班列烟花爆竹集装箱运输。”目前国内对烟花爆竹的禁放严格，需求在政府的干预下被压制，所以对于整个烟花爆竹产业的供过于求，出口或许是一条出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并非解决环保问题的根本举措，只是对国内烟花爆竹产能过剩的缓解。

（二）创新是永恒的话题

花炮企业客观来说已经属于夕阳产业，随着产业升级和资本重组，烟花爆竹的生产工艺迫切需要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目前，环保烟花爆竹在国外有一定生产，但品种单一、价格昂贵，从国外引进技术的可行性尚不明确。虽然近年来我国南方也出现了无烟烟花产品，但与室内燃放的要求较远，成本较高，与大规模使用还有很大差距。纵观该行业创新进程，烟花爆竹的环保化还处于初期，这对烟花爆竹企业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这些肩负压力的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投入必要的技术资金和人员，研究无污染烟花爆竹，及时完成绿色转型，适应新政策。

（三）跳出gdp陷阱，发展质量尤为重要

gdp历来被认为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w县gdp与烟花爆竹挂钩的矛盾自从环保政策施行后愈发凸显，w县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烟花爆竹企业产能，使得很多花炮企业的转型有一些限制，比如政府的不支持导致的投放市场成本过大等。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政府出台的政策强度对企业的存续有很大影响，从另一个角度反映政府支持度与企业是否转型成功有一定相关度。因此，有关政府应该长远考虑，跳出gdp的牢笼，鼓励企业绿色转型，对过渡期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在绿色转型之际，企业的内部控制应配套变革宗旨，上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对公司内部进行监督和控制，对公司的经营和决策做出战略性的部署和指导。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兰欣卉]

爱中国演讲背景篇二

摘要：就其学术范式而言，当今中国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教学，仍然是传统的史学风格占据着主流地位，而未能在知识体系中真正融入法学的主流传统。这种状况，致使中国法律史往往被视为是“虚学”，在注重实务取向的法学院中日趋边缘化。造成这种窘境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频繁的法律断裂性变革及其带来的“知识断裂”，使得中国法律史研究丧失现实运用的可能性：而在普通法传统中，却存在着弥合“时空距离感”并因而赋予本国法律史以现实意义的机制。欲求超越目前的困境，传统的说教并无太多助益。可能因应之道在于，在注重法律人思维方式培养这一方向下，加强三个具体实域的探索与开拓，最终促成中国法律史在法学院中的知识转型。

作为中国法律史源流之一的中国史学，其注重的是人文素养的熏陶，至于法律实务上的应用价值，则远非其所长，因此，可谓类似于“虚学”；
而从根本上讲，现代法学知识体系乃是“实学”，因为它所追求的，最终是实际应用的价值，姑且不说一些学者甚至直接声称“法学不过是一门技艺”。中国法律史，却要在这“虚”(史学)“实”(法学)相间的边缘地带中孕育。这样的角色，还会因为其在学科体系中所处具体位置的不同，而导致更多微妙的问题。历史系与法学院，作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据以展开的两大主要场域，由于学术取向的彼此差异，本应是围绕同一主题——中国法律史——形成不同的学术范式。但现实却似乎并非如此。

一、不同的场域。共享的范式?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法律史在清代末年开始建立。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中国法史学与中国历史上典制体史学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直到后来才有所改变。梁治平曾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后建立的法律史传统基本上出于法学，它在学科组织和建制上隶属于法学，而不是历史学……”的确，从今天的学科建制来看，作为法学专业的16门必修课程之一，中国法律史在法学院中的实际地位虽说日趋边缘，但毕竟已经占稳一席之地；
而在历史系，中国法律史却只是众多的专史之一，往往会由于师资匮乏等缘故，而未能得以开设。因此，今天治中国法律史的学者，绝大部分也就集中于法学院之内。两相比较，称今天的法律史传统基本出于法学，也许未可厚非。但是，当今中国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在知识体系上，却并未从实质上真正融入法学的主流传统，所呈现的，依然更多的是史学化的旧貌。

数年前，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我们一些法律史学者没有准确把握其学科属性和特点，目前主导的取向还是史学考据和叙述，甚至第一专业为法学的学者也受此影响，似乎更注重史学考据功夫，过分强调‘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缺乏应有法学理论的学术训练，也没有养成严格遵循理论逻辑的思维习惯。单纯运用历史学的考据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必然使法律史研究停留在叙述的层面，缺乏应有的思辨性和理论性。”诸如此类的批评，晚近以来更是不绝于耳。应该说，这种遭致诟病的窘境，和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密切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诸多后天的因素，从而抑制了自身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也许是研究人员的知识背景问题。

今天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人员，大致可被分为两大群体：出身史学或是出身法学。大体而言，史学出身的学者，长于发掘史料与考订史实，并且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在其以后的研究中，也往往倾向于将此一能力发挥极致，即便他／她们是在法学院而非历史系中谋得教职，也常常显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相比之下，出身法学的学者，理应更多地受到法学的熏陶而因此对之更为亲近，但坦率地说，今天活跃于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很多学者，早年在法律系中所受的“法学训练”，也很难成就中国法律史研究必要程度的法学化。

1950年代以后的法律教育，由于处于特定时代的缘故，曾被长时期地套入苏联法学的框架之中片面发展，以至于后来难免“幼稚”之。中国法律史也不例外。源自苏联的“法权历史”模式，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内，对其进行了具有范式形成意义的改造。“法权历史”模式下的中国法律史，与当时盛行的那种史学叙述范式，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那个年代，与其说前辈学者们当年在法律系中接受(真正的)法学训练，还不如说是在历史系之外的法律系中开出又一个贯彻史学叙述范式的新域。由此带来的影响意味深长，以至于1980年代以后号称重建的中国法律史，虽然看起来有了大的调整，但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它的血统，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法律史教科书的编写模式。20世纪的最后十年至今，《中国法制史》教科书的编排体例虽然有所变更，按专题编排的新体例如今也时有可见，但占据主流的，仍然是先前那种按照朝代先后予以叙述的套路。这是一种发展成熟但日益僵化的体例，其来已久，但将之运用于设置在法学院之中的学科时，其不足之处如今已日益暴露。这种编排体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即便是在各章节的内容中搀杂进一些法学的术语与概念，例如在分析民事制定法的时候，运(误)用债权、物权的现代法学概念予以概括，仍然难免在实际上继续成为史学的附庸，尽管新加了一层实则并不匹配的单薄外衣。

图以古鉴今。当然，研究所谓“法律文化”的那部分学者也许除外(我将在后面评论这类研究)。

如果上述的分析不无道理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今天中国法学院系中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史学的风格实际上依旧占据着主流地位。格局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造成的后果：倘若无法得到改变，长此以往，将可能会动摇中国法律史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存在合理性。厕身于法学的十大二级学科之中，作为司法考试科目之一(姑且不论其比例)，目前这样的“高位”，其实并不能保证法律史——中国法律史隶属其下——本身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实际地位稳固。相反，今天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学术与权力的相互配合，并不能阻止它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明显下降，而在近三十年前，它却属于位居法学界领军学科之要位的显学。在法学界的同行们那里，中国法律史的重要性甚至是必要性，也正在不断地遭到质疑。

二、时也势也：中国情境下的法律史窘境

应该说，这种普遍的困惑，与当时——甚至今天也是如此——台湾各大学法律院系的“司考领导教学”之风气，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0年代之前，由于戴炎辉等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法律史曾经一度成为台湾法学界的显学；
在1959—1971年间，“中国法制史”被列为司法官特考的必考科目之一，并且占有一定的比重。但世事枯荣难定，从1972年开始，“中国法制史”被从司法官特考的必考科目中剔除。这个致命冲击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影响所及，在台湾所有的大学中，法律史几乎都被降格为选修课，在一些院校甚至于不再开设，从此开始了逐渐弱势化的“黄昏”时代，直到今天仍未恢复元气。例如，在1983年，全台湾共有8个法律系所开设法史学课程，但到了约20年后的2002年，亦不过是维持同样的状况。法律教育的“考试取向”，对中国法律史学科盛衰之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类似的例子，绝非仅局限于台湾一隅。在中国大陆，正如一些学者所忧心的，中国法律史也同样正在法学领域中逐渐走向“边缘”，其中最能反映此一趋势的，则是中国法律史在法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科目之中所处地位的前后变化。一方面，1997年后，原先被列为大学本科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的各门法史学科，或干脆被降格为选修(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或虽被保留为核心必修课程，但课时已不断遭到压缩(如“中国法制史”)；
另一方面，1997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综合试卷取消了“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2002年起实施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起初也未将法制史列入考试科目，后经法律史学界多方努力，才于2003年将中外法制史都列入司法考试的科目。

应该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如同很多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与法学院注重社会实务取向的品格有莫大关系。但在我看来，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法律变革置身其中——的独特背景。

其中一个要点颇为关键，那就是普通法传统的存在。在我看来，正是它，保证了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整个法律传统在美国司法场域中的延续性，并由此决定了法学院中那些追根溯源式的本国法律历史研究与教学，也具备了很强的现实性。因此，这种以其微妙方式弥合“时空距离感”的普通法传统，使得美国的本国法律史之研究与教学，永远不大可能沦为远离实务的“虚学”。除美国之外，英国等其他普通法国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而有力地支撑着普通法传统，并呵护其发展的，关键在于英美诸国在法律发展上并无明显的断裂。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律变革，终结了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华法系，从而在与旧有法律传统的断裂中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至今未变。从清末变法开始，直至1930年代国民党六法体系的完成，其间虽说多有传统的保留，但中国大陆整个法制框架的建构，总体上却是取法德国与日本，追随大陆法系的传统。1949年政权鼎革之后，国民党的“六法体系”随即被废，从此开始了仿行苏联、建构整套法制的数十年坎坷经历。1980年代之后，“去苏联化”的同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仍以移植为主，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西方先进诸国。如此频繁的法律断裂性变革，自然使得中国旧有的法律传统与近来以来的现实法制之间，呈现出来的断裂痕迹显而易见。

于近代至今断裂性发展的“法律继受”所带来的“主客易位”，中国法律史研究与中国现实法制的联系微乎其微，从而呈现出严重的背离与巨大的张力。丧失现实运用之可能性的中国法律史学，在法学院中自然难免被视为“虚学”，而与法学日益注重实务的本质显得尤其格格不入。在我看来，这是继受西方法律以建构本国法制主体的后发国家所要遭遇的困境，甚至说，还可能是非普通法传统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命运多舛的中国也许最为典型。

三、传统说教的无力?面对法律史的意义

今天在法学院中使用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几乎都会在导论部分声明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其文字篇幅，因各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然究：其内容，一般不外乎几点：其一，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
其二，学习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将有利于充实法科学生的专业知识。

上面的第一个理由，在我看来，其实是从民族情感的意义上强调学习本国(法律)历史的意义。这无疑“政治正确”，但一旦放置在今天法学院的场域之中，其实多少已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这不仅是因为，实用主义早已在中国的法学院中风行多年，与实务取向没有直接关连的学科，通常都会遭到质疑，“对于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强调为知识而知识是一定不会被接受的，必需另外找出一个‘切合实用的理由才行”，而且还在于，如果仅仅只是以传统史学的教授方式灌输知识(这几乎是目前法制史教学的通例)，那么其实与今天“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学科的定位并不相称。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不重要；
相反，我认为今天中国法学院的学生，常常是显得过于技术化，匠气十足，却缺乏人文的熏陶。我只是想指出，作为法学院中一门必修的法学学科，即使与传授实用技艺的其他部门法课程存在着巨大差别，法律史也应该适当突出法学的专业品位，而并不能仅仅因为其讲述对象与(古代)法律相关，就自认为天然地具备正当性。否则的话，尽管中国法律史课程的论域相对专门化，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不过就是针对法学院学生的通识性历史教育而已，未必一定要法学院设置专职教师专任其事，并让学生们将之作为法学的专业课程修习。

第二个理由倒是值得认真考虑，但也未必具备充足的说服力。今天中国绝大多数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是否真得称得上是在“充实法科学生的专业知识”(注意，“专业”知识)?至少在我看来，颇成问题。前已叙及，由于中国近代以来在法律层面呈现出的断裂式演化之特点，致使今天中国法学院中教授的法学知识体系，绝大部分都属于地道的“泊来品”，而作为传统知识资源的中国法律史，与前者之间显然缺乏知识上的整体同构性。中国法学院今天使用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绝大多数都是按朝代不同予以编排的通史式体例。这种旨在单一叙述法律历史梗概的教学体系，更多的是依赖于记忆的不断强化。它固然让今天的法学院学生们领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无法与他／她们在法学院中接受到的其他主流知识对接。因此，如果就法科学生的专业知识而言，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其实并不能提供支撑性的充实，至少就法律职业教育层面如此。

需要声明的是，这样的质疑，并不意味着作为“虚学”的中国法律史，与今天法学院的主流法学知识体系完全无法共融。一旦将眼光扩展到法学知识所服务的法制实践，那么这种张力就未必像原先那样明显。张伟仁先生曾经指出，作为世代相传的文化因素之重要组成部分，若干有关权威与规范的传统观念，对于我们现在的行为和法制还有着很大的影响，故而学法律的青年必须注意法制史，尤其是其中观念性的部分，因为它是“有用的”。张氏所说的，更多是传统的法律观念，而这属于中国法史学研究的另外一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范畴。这里又有一个微妙的悖论。如果我们将张氏的看法稍稍推延，那也就是说，相比而言，中国法律思想史也许更具备现实意义。而按照目前中国法学院的学科设置，作为法律史类唯一的一门本科必修课程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是其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但它们却通常并不集中涵概此类专门知识，而多是偏向于制度性的史实介绍，课堂教学自然也就不会以法律思想为重心。

四、入乡随俗：一个方向，三大实域

就其启示而言，前述的分析意味着，未来中国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不仅必须以稳妥的方式追求“法学化”的适度改变，同时还应该考虑在原先的内容划分——“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两张皮——上予以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一个关涉到如今日益边缘化的中国法律史学，如何在实用主义当道的法学院中人乡随俗的问题，而且还决定了它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学科而因此可能在法学院中获得长远发展。愚见所及，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加强将会有所助益。

首先，借助法社会学的眼光，注重分析社会变迁与法律变迁的历史互动，以此来训练法学院学生的思考方式，而不流于仅是单纯灌输的记忆性知识。这是因为，对于以培养法律实务人才为旨趣的法学院来说，像法律史这样的“虚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其重要性远胜于单纯的历史知识记忆。

多年前，俞江曾经指出，“法史学不但要陈述法的历史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解释历史中的法与今天的法的联系。”此语深有见地，但也容易引起误解。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法律面的断裂性变革，今天在法史学中寻求“历史中的法与今天的法的联系”时，常常会发现，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段(大致以清末变法为界)，无法在知识层面上直观、完满地予以建构。因此，我在这里倡导的“注重分析社会变迁与法律变迁的历史互动”之路径，并不旨于探询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所谓演进规律，或是一味地地寻求古今法制的皮相式联系(比如说，唐律与今天法律的某些类似)，而是希望，即使在讲述唐宋元明等与今天差异甚大的时代时，也能够在分析法律置身其中的诸多社会因素之交错互动后，传授给法学院学生们一种分析的方法，训练他／她们在面对同样纷繁复杂的诸多社会因素交错互动的今时今世之现实时，也能够运用由此获致的分析判断能力，来综合考量法律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及其限度，而不是仅仅囿于法律自身的内部结构中来思考问题。这种训练有其优点。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可以不必再为古今关于法律的不同知识体系间所呈现的“非连续性”而焦虑，因此不用再汲汲于古今中国法律体系的牵强对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来自历史的深刻体认，将会对法律人的思维培养有所助益。

法律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这种研究往往摆出理论追求的宏大架势，似乎更多地体现出法学理论的思辨风味，而与主要注重描述的史学叙事范式大不相同。就其将法律放置于社会背景下予以考量的研究取向而言，与我前面所倡导的方法很是类似，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差异主要在于，以往多数的“法律文化研究”，通常还只是基于传统的文史哲背景，人文的色彩浓厚，而缺乏对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
并且，由于文化概念的太大包容性，后来的“法律文化研究”已经日益趋于“泛化”(包括今天许多大气有余、深入不足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而在抽象层面上越走越远。必须声明的是，我并不是要否定“法律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一度贡献良多)；
我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由于今天的“法律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表现为学术知识上“没有发展的增长”(借用黄宗智的一个术语)，我们实有必要对此保持警醒。因此，以法社会学的取径来沟通法律与历史，同样需要记取前车之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社会变迁与法律变迁之历史互动的深度审视，“要求无情的渊博学识”。这种进路，不仅需要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的支持，甚至还需要社会科学知识的引入；
它立足于对史实的扎实掌握，但更需要对细节背后所藏意涵的敏感。因此，它并不注重历史知识的单纯记忆，而是试图强化一种分析能力的训练。比如，在讲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时，几乎所有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都会讲到早婚、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同姓不婚、“七出三不去”等内容，但往往都没有据此深入分析，因此就成为仅依赖于单纯记忆的知识点。而苏力的精彩研究却于此发掘出深刻的问题。他将这些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放置在受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社会条件中考察，进而获得了深刻的洞见，也因此给人以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启发。

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法律史学界推崇类似的研究进路，未必能获得齐声应和，甚至反而是引起反感，一个重要的批评就表现为对“法史研究的法理化”之强烈不满。多位从事法律史研究的学者不断强调，“史料是法制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只是手段”，“法律史学是一门建立在具体材料基础之上的学问，而不是一门建立在抽象推理基础之上的学问”。的确，对于史料的扎实掌握，是法律史学首当其冲的立身之本，大凡清醒的学者，都不会对此予以否认；
那种在史料运用上完全随心所欲的“法律史”研究，即使其套用的法学理论如何先进，我也向来反对。但是，由于历史系与法学院的取向不同，这种聚焦史料的强度，似乎也应该由于所处具体场域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我看来，与历史系的要求不同，对于法学院的职业训练来说，如果仅仅停步于对法律史料的考证，其实并不能真正担负起对于法学的责任，还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此为基础推进法律人思维的训练。后者至关重要。

其次，在广度与深度上加强对清末以来的近现代法律史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将是一种有着直接现实意义的学术实践。这不仅是因为，从清末变法开端，后来通过法律继受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与现代法学有着更多的共融性，因此更能够在学术上做适度对接，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百多年来的法制实践，已经构成了深刻影响我们今天的(新)法律传统。

前一个理由，主要是就知识层面的延续性而言。清末法制改革以来，各种新法文本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仍未间断。之所以名之为“新”，不仅是因为其在文言上与旧律文本存在差异，更主要的，还在于支撑这些法律文本内部逻辑的知识体系，乃是由西方(主要是大陆法系)移植而来，与中华法系旧有的律学知识体系迥异。因此，才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的法律体系与我们今天的身处其间的法律体系，均属于同一个话语系统”。最明显地表现此点的，莫过于法律系统中所使用的诸多重要概念。

以民法为例。长期以来，中国法律史学界为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问题争论不休，直至今日仍未尘埃落定。其中一种主要的看法是，中国古代虽无西方那种分化形成的独立民法体系，但始终存在着发挥类似于西方民法之功能的民事规范体系。维特根斯坦曾经提醒我们注意：当我们说两事物相似的时候，其实是在强调两者的差异。因此，上述那种四平八稳因此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也不过是以迂回的方式隐藏了中国／西方在此一领域中的区别。不过，一旦将论域拉近至清末法制变革以后的中国近现代，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无论是民法学界，还是中国法律史学界，均不得不承认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在20世纪初，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民法体系和民法学科，这一主要由德国民法继受而来的整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自此成为中国立法、司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比方说，当时开始使用的“人格”、“私权”、“权利”、“所有权”等概念，与今天法学院中教授的民法学仍然息息相通。而有着这种知识层面上之延续性的，民法体系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因此，与考察宋元明清时不同，研究这一时期法律历史之展开时，运用今天的主流法学知识体系基本上不会显得相悖。而这种在同一法学知识体系中的较好共融性，使得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能够引导人们洞察今天法学知识体系的前世今生。这不仅仅只是具有法律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还可以增进其他法学学科对自家知识体系的深刻体认。从今天的学术动态来看，已有一些学者开始这一进路的研究，但相对其重要性而言，研究人员的数量仍显稀少。

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基本上以1949年为时间下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1949年以后的研究甚至不被视为法律史的任务，就连作为“政法传统”前身的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法制，也常常在本科教学中被当作是自学的内容；
迄今为止，对这一时期展开较深入研究的专著，更是寥寥无几。这是一个悖论：它意味着中国法律史学者用力不足的研究领域，却反而真正是对今天现实有着直接影响的“过去”。

以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法制为例。二十多年来，中国法律史学者撰写了数量可观的专著，但关于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法制的专著，至今却仍是屈指可数。这样一个落寞的研究状况，与被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极不相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政治意识形态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政法传统”，并至今保留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从法学学术的进路(而不是通常那种四平八稳的党史研究进路)考察“政法传统”前世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法律人深刻认识今天的法制实践，并进而可能予以完善与改进。遗憾的是，即便是现有的少数几本著作，坦率地说，也均倾向于停留在史实梳理的层面，而欠缺思想启示上的深度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中国法律史学者尚缺乏足够理论分量的贡献。

必须声明的是，对清末以来的近现代法律史研究重要性之强调，并不意味着我因此就认为清末之前帝制中国时期的法律史研究，在地位上都应退居其次。我从来不反对法律史研究上的“慎终追远”。尽管真正从法律史的自身脉络上看，中国历史上一些看似辉煌的遥远年代，也不过是表现出“盛世的平庸”(借用葛兆光的一个洞见)，未必都有通常所说得那么重要，但帝制中国时期的法律文化基因，在今天仍有遗存，对它们的学术研究，也因此仍会具有模糊的现实性。故而，只有限制在清末以来的法律发展历史与今天更为直接地存在着相对承袭性的意义上，上述的这一判断才可能成立。不过，这个被限制的前提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既然清末以来的近现代法律发展历史是如此更为直接地与今天相关联，那么它理应成为法律史研究最应关注的重点之一，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对于今天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整个学术布局而言，在这个领域还太过薄弱，而在另外一些热门领域，则也许是淤积了太多的学术兵力。

需要声明的是，对“案例分析”教学方式的欣赏，并不意味着我赞同美国法学院中那种主流的“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普适性；
我只是想说，对“案例”的分析，将有助于法律人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兰德尔(christopher hngdell，1826-1906)一百多年前在哈佛法学院推广的“案例教学法”相比，我所赞赏的“案例分析”的教学形式，并不仅限于针对古代或近现代的“判例”，也可能表现为对具有法律意义的“事件”的深刻分析。在中国法律史这样与现实存在明显间距的领域中，它并不会直接推进围绕当今法律展开的实践训练，而更多的是表现为人文的一面。但后者是更深层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脉络的角度，更好地理解那些长期以来形成的、至今仍潜在影响国人的法律观念。今天的中国法制，始终处于西方移植法制与中国本土资源的不断整合与悖反之中。因此，强调法学院的教育必须注重法律实践能力的训练，并不意味着就必须矫枉过正，而突出仅此一面；
它同样需要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体认，而后者总是存在着文化因素的历史延续。正是在这一点上，将“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引入中国法律史教学之中，将有助于法律人素质的全面培养。

五、结语：问题。还是主义?

本文以中国法学院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为例，检讨其在学术范式上存在的问题，以及造成自身发展困境的深层问题，并在分析后试图指出可能的因应之道。它虽然就当前困局进行批判，但更重在对未来发展的建言。

我知道，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传统格局的任何质疑，甚至于直到今天，几乎都还是一件相当忌讳的事情(这并不能仅仅用“雅量”来解释)，即便有之，也往往只是少数几个意气相投的同行间的私议，而无法成为摆在桌面上的公议。然而，我却愿意冒一番风险，事实上，也已经这样做了。作为学界晚辈，我绝非无视前辈学者们的贡献。若非他／她们的筚路蓝缕，中国法律史学科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局面，虽远非显赫，但已经扎下颇深的根基。这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连这种最初关涉安身立命的“现实合法性”，都尚且需要花费不少唇舌与人辩难的话，那么往后的所有进一步讨论都将是无根空谈。但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贡献，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今天，由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包括法律史在内的文科所经历的，是“一个自先秦以来的最大的转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学界晚辈面对焦虑劈面而来时的反应，同时，也更是反思，尽管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最后，算是一种姿态，尽管我的分析始终是从现实切入，但所指涉的，实质上却是法律教育、学科发展、知识转型这样的宏大论题，而它们往往会被认为是名家巨匠指点江山的领地。因此，也许有人会习惯性地告诫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的确需要注意，但是，本文讨论的是“主义”吗?不，是你我深嵌其中的中国法学院现实面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启梁

爱中国演讲背景篇三

【摘 要】侠文化历史悠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也由来已久。武侠电影从侠文化中接受给养并体现着侠义精神。探析武侠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在思想根源、主体内容、创作主题上与侠文化的关系，对武侠电影今后的创作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侠文化；武侠电影；类型片；武侠世界；主题

什么是武侠电影？“武侠电影即‘有武有侠的电影’，亦即以中国的武术功夫及其独有的打斗形式，及体现中国独有的侠义精神的侠客形象，所构成的类型基础的电影。”[1]武侠电影必须有“武”有“侠”，“武”指的是武力，“侠”则是指侠文化、侠义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侠文化，源远流长。以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为代表的武侠文化，是传统侠文化的新发展，通过研究中国特有的类型片武侠电影，可以一窥中国侠文化的概貌。

一、武侠电影：一种类型片

武侠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是特定观念与范式的结合。这里的观念即侠义精神。游侠在战国兴起，秦汉时期盛行，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汉景帝几次诛灭侠客，造成侠客的没落，但侠义精神却依然存在平民心中。千古文人侠客梦，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和咏侠诗盛行。到了唐朝，更多诗人写作咏侠诗、豪侠小说，描写行侠仗义、重诺轻死的侠客行为。唐代以后，现实中游侠越来越难见到，他们的形象更多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

武侠电影能成为中国独特的类型片，与其诞生时期的时代背景有关，更与侠文化传统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有关。武侠电影自有它的范式，以及类型元素，如江湖、马、客栈、大漠孤烟，正邪分明的侠客和反派。武侠电影表现一群追求自由的侠客形象，他们或生来放荡不羁，或远离官府和家乡去闯荡江湖。“武侠电影作为一种特定的电影类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现代支流，其类型观念和情节模式不仅由传统所决定，而且也有传统文艺形式可供借鉴，如戏剧、小说、史诗乃至诗歌等，其中不少类型和模式已成为武侠电影的经典样本。”[2]武侠电影脱胎于武侠小说，成长于侠文化传统深厚的沃土中，而后蔚为壮观成为势力强大的类型电影。

二、武侠世界

武侠世界里有性情豪爽的侠客们，侠客们常常有高深的武功，里面还有一个作为侠客活动空间的江湖。

（一）侠客

“侠有两重相关的意义：在事，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3]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讲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是一名职业刺客，在后世才被尊崇为侠客典范。无疑荆轲具有侠义精神，他受人之托去刺秦王，路见不平时替人出头，然而他也杀了许多平民百姓，只因为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是没有后来刺秦王的光辉事迹，作为刺客的荆轲不会被人颂扬。“侠”在战国时期形成，最早的侠士聚集在贵族门下充当各色门客，丝毫没有自己的独立性，甘愿陪同主人生或死。

古代侠客为了自己高洁的理想，常常选择苦行僧似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一群禁欲主义者，不近女色，远离爱情。“中国的侠客对待女性与爱情的态度较为复杂，早期的女性在武侠的世界里是缺失的，这也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状况。无论是早期的聂政、豫让还是后来的朱家，他们的故事都与爱情无关。”[4]不同于侠文化里的侠客，武侠电影里有许多凄美的爱情故事，改变了侠客的形象，赋予他们更多的人性光辉。王家卫导演的武侠电影《东邪西毒》十分另类，讲述了几个侠客失意的爱情故事。主角们爱着那个不属于自己的人，不管男性侠客还是女性侠客，他们都在渴望爱情，尽管他们得不到对方，仍然爱得深沉热烈。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古代禁欲主义的侠客们承受着侠文化的限制，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

（二）武功

武功是侠客行走江湖的看家本领，常常包含三个方面，即剑（武器）、武技和勇气。剑是器具、物质层面的；武技是技术层面的；勇气则是侠客精神和意志力。从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到《七剑下天山》《卧虎藏龙》，侠客凭一把宝剑走遍天下。李安的《卧虎藏龙》通过一把青冥宝剑贯穿整部电影，江湖纷争与恩爱情仇因之展开。作为武器，侠客们又不全都带剑，十八般兵器各有所爱。武技即狭义上的武功，侠客可以不带武器，一身本领照样能见义勇为。腰佩宝剑、身怀绝技，要是没有该出手就出手的勇气，或者说侠义精神，那也是成不了一个侠客的。武功是身体的一场仪式表演，电影中的打斗具有仪式性和观赏性。武侠电影里的功夫有时会离奇升级、不现实，给人以误导。侠文化中的侠客也会武功剑术，但不会那么高不可攀。

（三）江湖

江湖属于侠客，侠客也属于江湖。电影里的“江湖”是一个虚拟的空间概念，是侠客们活跃的场所。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生产的概念，“江湖”就是侠客们共同生产出来的一个空间。江湖本没有，先是浪迹天涯的人多了，后来又多了些争夺天下第一的人，江湖就有了。

行走江湖的侠客们追求的常常是自由，他们虽然“以武犯禁”，却不会去推翻现政权，平日侠客不会聚集在一起。徐克导演的《七剑下天山》，七剑联合在一起是为了保护武庄不被风火连城灭族，是为了保卫习武者的尊严。影片最后七剑客面对皇城方向，要去面圣讨个说法，请求皇帝取消禁武令。这无疑表现出侠客的局限性，只会讨个说法，这并不能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江湖远离庙堂，侠客们无意于升官发财；江湖同样远离家乡，侠客们把自己放逐在江湖路上。

三、武侠电影的主题

武侠电影常见的主题有三类：复仇、行侠仗义、江湖纷争。

复仇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之一，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自《史记·刺客列传》开始，复仇就是侠客生活的一大主题。侠客复仇的动机很少有为个人的，女性为自己雪恨的也少见，这和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体现侠之自尊以及女性为自己雪恨的，虽然不是绝对没有，但是比起酬报恩主和扶弱锄暴的，毕竟占了极少数。”[5]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就是一部以复仇开始和贯穿，最后被天下太平的主题化解的武侠电影。武侠电影的另一个主题是行侠仗义，还包括为民族大义出手。《黄飞鸿》系列的武侠电影是为民族大义行侠的典范。江湖纷争也是武侠电影的一个表现主题，电影里的侠客们武功高强，但他们又受困于高强的武功，总想要争夺天下第一，反而被武力。传统侠文化里，侠客不会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耽于天下第一的浮名，他们的追求和志向更加高洁。

四、结语

武侠电影的没落，一方面是这种电影类型本身发展规律的表现；另一方面，现代人的观念与时俱进，传统侠文化有着自身的限制。武侠电影想要继续得到发展，就要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把握类型电影的创作习惯，在观念上符合受众的审美观，单纯的打杀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武侠电影应该多表现人性光辉的故事。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董志远（1990-），男，汉族，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戏剧与影视学研究生（电影电视学方向），研究方向：当代电影现象、电影理论、影视实践，主要关注和研究科幻电影。

爱中国演讲背景篇四

军人，一个响亮而崇高的称号!在你们血汗的见证下，祖国才这般强大、富有、安康，我们的生活才这样的宁静、幸福、温馨。下面本站小编为你整理了几篇热血军人演讲背景范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尊敬的各位首长，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好!

理想是人生的指南针，理想是人生旅途上的指路明灯，理想是照亮人生茫茫大海上引航的灯塔，理想是我们人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远望航行展翅飞，强军依托中国梦，中国梦是强盛中国之梦，生态中国之梦，和谐中国之梦，美丽中国之梦，而对远望人来说，中国梦就是我们的远望梦，也是我们的强军之梦。

“中国梦”首先是一个“强军梦”。“航母下水百年梦，拼死为国显军威”，面对大海的召唤，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编入中国海军序列，结束了五大国中唯一没有航母的历史，歼-15战机在中国航母上的完美起飞，更加标志着中国航母事业迈出了关键一步，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海洋大国走向深蓝的自信。

“中国梦”也是我们的“远望梦”，20xx年9月29日21时16分，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承载着“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长征二号火箭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冲天而起，极速飞往太空，在夜幕中划出一道耀眼的轨迹。

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太空探索领域有了质的飞跃，中国航天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这一切成功的背后，有着我们远望号全体官兵们的汗水与付出。

作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的重要组成力量，远望号兄弟船们参加了中国航天发射检测的多次任务，远望人秉承的“奉献、团结、拼搏、严谨、开拓”理念，成为我们的远望精神，也是我们历次圆满完成海上检测任务的精髓所在。任海浪滔滔，风起云涌，我自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任前路艰险、险恶丛生，我自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强军梦”没有绽放，“大国梦”又如何实现?从根本上说，我们每个远望人梦想生长的土壤，都深深植根于“强军梦”。我们每个远望人的梦想，都有“强军梦”的成长相伴。

“强军梦”引领“远望梦”的航行，“远望梦”助力“强军梦”的腾飞。远望人在每次执行卫星发射任务时，都以特有的崇高敬意、顽强的意志和杰出智慧，为祖国的科技壮大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为远望精神增添新的时代意义。

自1840年开始，伴随列强的野蛮入侵，近代中国历史上那一抹抹丧权辱国的耻辱，便如同梦魇般成为每一名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民族的尊严在遭受外族侵略的阵痛中呐喊，国家的意志在遭受列强欺辱的痛苦中挣扎。

从那一刻起，一个蒙羞的民族，一个苦难的国家，一群辛酸的子民，都在内心萌生起强烈的大国梦!大国梦，需要以强军梦的构筑与实现来完成，远望梦，需要以强军梦为支撑。

每一个远望人，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都有过一段关于最初踏上海上之旅的记忆：很多同志由于海况不好的原因，很多同志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晕船现象，吃不进喝不下，有些甚至产生了呕吐的症状，然而，即便条件这样艰苦，环境这样恶劣，我们的同志仍然战斗在机房一线，坚守在机柜旁，紧盯屏幕上跳动的各项数据，并根据调度准确的数据完成各项任务操作。

全船联调、基地联调，各区合练几乎成为远望人每天的必修课。然而，毒辣的烈日没有晒跨我远望人的意志，劲啸的海风没有吹散我远望人的梦想，残酷的训练没有摧毁我远望人的信念与斗志。我们携手并肩、意气风发、高唱凯歌、所向披靡。

我们无限追念，那些曾为共和国灿烂的今天而血染疆场的爱国英烈，我们无限渴望能在自身岗位上创建卓越的功勋，以我当代军人之鲜血，铸就共和国强盛之愿景，以我当代军人之豪情，谱写盛世中华之风采。

军人、当战死边野，何须马革裹尸!我们期待，能以自身之力助推祖国之崛起，我们相信，能以自身之拼搏捍卫祖国之荣誉，我们坚信，能以自身之骁勇成就大国梦想之辉煌!因为我们有一份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有一腔愿为祖国和平与昌盛而随时抛洒的热血，更有一股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顽强作风和高昂的斗志，可以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凝聚一股股强劲的力量，这是一种顽强的斗志，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信仰，这就是我们新一代远望人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伟大的祖国正以崭新的容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盛世景观，更是我们爱国将士的责任所在，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放松警惕就意味着灾难在即。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世界动荡不安，唯有以强大的国防军备作为后盾，才是保证伟大祖国繁荣与安定的前提。

前不久的“4。20”四川雅安地震，我解放军抢险应急部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灾区救援及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一切的一切，紧张有序、有条不紊，在克服重重困难、历经艰难险阻之后，终于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捍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以人民子弟兵的热诚与勇敢、再次证明了我解放军部队在一切艰难险阻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就是“强军梦”真实的缩影与诠释。

我们远望人追逐自己的梦，本身构成了“强军梦”的一块块基石。“强军梦”的构建，为每一名驰骋疆场、渴望以身报国的爱国官兵们构筑了梦想滋生的土壤和梦想起飞的平台。“远望梦”放飞“强军梦”，“强军梦”支撑“强国梦”。

英雄的人民军队一定会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新一辈远望人的手中，我们要大声宣言疾呼：勿忘昨天的苦难与辉煌，无愧今天的责任与使命，不负明天的梦想与追求。

罗援将军曾说，“中国梦，就是强国梦。强国就必须强军，军不强最多是一个富国，而永远成不了一个强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强军是历史的警示，强军是时代的呼唤，强军是形势所迫，强军是军队的使命所在”。

亲爱的战友们，作为航天测控事业的后来者，作为航天测控的战斗兵，作为新时期的远望人，我们身处新军事变革的历史潮流，身处“双重任务”转变的风头浪尖，使命高于天，责任重如山。没有血与火的洗礼，没有苦与难的磨砺，没有生与死的考验，就没有我们那不变的战斗精神，也不可能催生我们战无不胜的信念。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需要我们的践行，共和国和平、昌盛的天空需要我们的捍卫。

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辈们不正是通过这样的积累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吗?相信我们传承的奋斗精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梦，也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梦!

各位战友，大家上午好，我是12连5班孙学舟，很高兴今天能站在这里同大家分享我对于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争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军人的理解。

自我军建军以来，能固本持己，历千余战而未倒;以弱搏强，创举世之佳话;冠名中外，令众敌闻风而丧胆;与时俱进，于今日续写辉煌，其核心，即在于两个滚烫之大字，“军魂”!无数历史告诉我们，有灵魂，是践行强军目标必备的政治品格。而我们，国防生，作为我军预备军官，中基层部队未来的中坚力量，应在当下即着重培养自己的军人之灵魂。矢志报国凌云侧，无悔青春献国防，想必每一位战友在填报国防生这一志愿时，心中都曾或多或少涌过一丝杀敌报国，喋血沙场的豪壮情怀。而这一份赤诚的报国心，正是我们军人灵魂的根本。在这样的报国情怀的指引下，无数的军人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以铁血为墨，挥就一首首壮丽诗篇。我们国防生虽身在学校，不能如这些英豪先烈般为国捐躯，但我们理应以其为榜样，立班超志，守苏武节，歌武穆词，作易水别，将曾经胸中的爱国热血化为此后心中坚定军魂。

兵者，国之大事，攸关存亡。有本事，是践行强军目标必备的核心能力。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安定程度。能打胜仗，就要求我们军人要有本事，善于战，精于战，真正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扬刀策马寻好汉，携笔从戎国防生。我们作为我军在新世纪新形势下自我革新而引进的新群体，肩负着要为部队注入先进的科技知识与全新的世界视野的时代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当下充分利用我们学校丰富的现代化教学资源，努力提升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着重培养自己国际化现代化视野，同时苦练军事技能，学习军政知识，熟悉我军相关知识，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力争成为一名有本事的新时代预备军官。

夫战，勇气也。有血性，是践行强军目标必备的精神特质。深刻指出，和平时期，绝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而我们，作为未来的准军官，更要培养我们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所淡薄了的血性。“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我们终有一日将从纵横沙场数十载的先辈手中接过血染的旗帜，将他们的精神传承。而这其中，尤须将我军自千百恶战中锤炼而来的血性不断传递，让其在我军中生根发芽。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但更是虎狼之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军到处，应使敌人闻风丧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不管直面怎样的强敌，吾辈皆以生命起誓，军旗所指，定将所向披靡!

康德曾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思考的越是持久和深沉，它们在我心灵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而有品德，是践行强军目标必备的道德操守。我军素来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著称于世，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我们人民军队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模人物，树立起了一面面道德旗帜，一座座人格丰碑，不仅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称颂，甚至连敌人也为之折服。而我们作为国防生，身兼预备军官与高校大学生两种身份，无论哪种身份，都要求我们应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行文明事，做文明人。我们应当时刻铭记，我们所表现出的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绝不仅仅是给国人留下了一个部队的良好形象，涓流相汇，这些点滴更会让人民对部队怀有一种无可替代的信赖。

战友们，强军目标正在前方召唤，我们革命军人自当铁肩担当。时值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谁不向往青春与自由?但既然我们选择了军旅生涯，便应只顾大步前行。选择成为一名国防生，我们的人生自当扬鞭策马，悬剑中天，驰骋疆场，保家卫国。我相信，我们的青春，定会因抹上这一抹军蓝而益发多彩，我们的人生，定会因散发着军旅情而写满辉煌!曾经的报国壮志，已具化为起点的阳刚，铜纽扣已微微发烫，我听见它在轻轻吟唱，那是军人的歌谣，从容坚定，永远嘹亮。谢谢大家!

在我的脑海里有这样一幅图画——一群身穿绿军装的青年们，奋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了保卫祖国抛头颅、撒热血。我一直觉得军人就应该手握钢枪、征战沙场，应该用生命去谱写对祖国的忠诚。但是在看到大雪灾中、在汶川大地震时，武警战士用双手拉起一个个被埋葬的老百姓，我又觉得军人还可以用双手去拯救我们的人民。

舍身炸碉堡，把军人的忠诚化为巨响一声;奋勇堵枪眼，把军人的忠诚化为纵身一跃;王伟驾机拦截入侵者，把军人的忠诚化为凌空一搏……军人的忠诚，是一个国家不朽的魂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我的忠诚是脚下那座小小的岗楼，他保卫的是一方水土的安全。

作为军人，身在军营，心忧天下。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时刻想到中华民族不可欺，祖国领土不能丢。一座岗楼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一座座岗楼相连就会变成犯罪分子无法逾越的钢铁堡垒，变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安全屏障。一旦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受到挑战和侵犯，每个官兵将毅然决然，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续写新一代精忠报国的胜利华章。

当国际风云变幻的时候，军人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筑起了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当敌人入侵祖国的时候，军人在血与人的硝烟中，以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筑起了捍卫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当洪水肆虐的时候，军人在浊浪惊涛中，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筑起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中流砥柱;当夜深时，我们手握着钢枪，在岗楼上诉说着我们的忠诚。

同样是军人，我们却有着不一样的使命。因为我们肩上扛着的是警衔，头上顶着的是国徽，我们有种义务叫承担，我们有种责任叫奉献。为了祖国的安宁和社会的稳定，当人们沉浸在甜蜜的梦乡时，我们却要警惕地坚守在哨位上;当同龄人在灯红酒绿的卡拉ok厅尽情“潇洒”的时候，而我们却要顶风冒雨在大街小巷执勤巡逻。艰苦的军事生活和繁重的执勤任务，使我们难尽子女之孝，难享天伦之乐，难负顾家之责，这种牺牲奉献精神同样值得尊敬。

在形势严峻的今天，在灾难面前，虽然我们没有亲赴前线，但坚守岗位就是我们的使命，站好每一哨就是我们的职责。在祖国需要我的时候，作为军人的我就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新春佳节，虽然我们无法和家人团聚在一起，但是我们手握着钢枪站在哨台上保卫着人民安居乐业。

奥运之夜，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历史性的一刻，但是我们的心和祖国一起跳动，与人民一起欢呼。

国庆长假，虽然我们无法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我们用我们的双手保卫着祖国的千山万水。

夜深了，祖国请您放心!人民请您放心!我将在这深夜和全国武警战士一样，紧握钢枪，精神十足的站好一班岗!

夜深了，祖国记住我!人民记住我!我为祖国站岗!

谢谢大家!

爱中国演讲背景篇五

摘 要：白鹤庵村总面积2.6平方公里，辖14个村民小组，划分农村网格3个，总人口478户，1841人。现有耕地面积1400亩，山林面积1500亩，农业传统产业以水稻为主，村民收入来源主要靠养殖、经商和打工等。近年来，白鹤庵村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工程，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主干道路实行了亮化和绿化，村部建设达到了"五室一场"的标准。不断拓展农村服务项目，大力实施惠民工程，努力把白鹤庵村建设成为产业生态、环境优美、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和幸福家园。一、明确发展观，把"青山绿水"变成增加农民收入的"金山银水"的发展思路。二是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振兴。三是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创收新名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生态

一、由绿水青山奔向金山银山

“美丽中国”在历次全国党代会的报告中被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1】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经过10年的探索和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于湖南，已然从盆景变风景、化苗圃为森林，成为全省干部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行动，并呈现出神形兼备、丰盈充实的全域化格局。首先，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白鹤庵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经济发展也和当地块状经济发展一样，显得业态丰盈，形态丰富。作为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下属的村庄，白鹤庵村环境优美，清新宜居。但是优良的自然条件并未得到较好地开发，山林资源的非科学利用导致并未给村子带来创收，反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隐患。多年来村内的微薄创收仅来源一所小学和一座酱油厂，这个贫困村的年创收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如何走出贫困局面、吸引外部投资、留住当地劳动资源成为了白鹤庵村发展的难题。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白鹤庵村搭乘常德市综合实力高速发展的快车，通过因势利导的政策决策，在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不错的成效，打造成武陵区响亮的“美丽乡村”名片。

一是健全山地出租业务。白鹤庵村依山傍水，俗话说“靠山吃山”，但是以往不节制的砍伐山林已经给村子带来了不小的生态破坏。为了有规模的利用好一千多亩山地资源，村委会健全了山地出租业务，有计划性的将村内山地承包给外来商户种植经济林。同时，收取百分之十的利润作为村子发展的公益基金。从出租、承包种植、砍伐再到获利已经形成流程化，大片的经济林也美化了当地环境，为“绿水青山”的景象更添风采。现在，这种出租山地获利的运营方式已经非常成熟，为不少贫困户带来了福利，得到了村民广泛好评。

二.創建良好生态环境，促乡村振兴

乡村建设是当前我国城乡建设中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对于“美丽”这一目标，《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目标体系》中定义为“产业发展、生活舒适、民生和谐、文化传承、支撑保障”;《行动计划》中则定义为“农村生态经济加快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农村生态文化日益繁荣”。可见“美丽”并非单纯是村容整洁，更体现了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要求，以特色为美，以生态为美，以和谐为美，以生活水平提高为美。

为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白鹤庵村着力抓好以下工程：一是土地综合整治利用工程。通过出租山地、吸引外商承包经济林，使得山地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同时还为村子带来了新创收。通过现代农业和都市生态休闲农业的培育，推动生态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实现农业接二连三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基础设施优化提升工程，全面建立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系统。据村委会介绍，随着丹溪北路、319和217国道的建设，白鹤庵村将实现与市区更加便利的联通。“要致富，先修路”，村干部对于白鹤庵村未来发展前景非常看好。谈及村子经济建设发展，村负责人乐观地说道：“现在村子的农村贷款优惠政策成熟，加之城市主干道的联通，将更好地吸引、支持青壮年回乡创业，建设新农村。”随着白鹤庵村的基础建设完善、生态环境优化以及自主产业的发展，不少投资商都来此开发业务。全面提升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水平，推进城乡缩差并轨，增强农民幸福感和归属感。三是树立保护环境意识。村内组织卫生检查已成常态化，并会每两日评选一次卫生文明户，被评选上的村户可获得一个大型垃圾桶作为奖励。这种工作方式在村民内广受好评。现在的白鹤庵村道路整洁，路边的绿植都按照要求统一规划，保护环境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白鹤庵村以绿色生活方式支撑绿色发展。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节能产品，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创造更加舒适的生活。其次，以绿色生活方式驱动绿色创新发展。绿色生活方式带来新的生产服务需求，带来公众对更高环境质量的要求，促使政府部门更严格的环境监管，这加速了生产企业的绿色转型，从而驱动生产和服务创新，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述，“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关系，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是白鹤庵村发展的方向。

三.支持自主产业发展，创造农村新名片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在自主产业建设方面，白鹤庵村充分依靠政策优势创新农业贷款机制，发展了以特色农产品种植和旅游观光为主的产业链，大大激发了农村活力。为响应省市号召，白鹤庵村积极落实农村贷款机制，支持年轻村民返乡创业建设家园。据了解，白鹤庵村已经成为该区第二个完成农村贷款审批流程的村子。依靠此优惠政策，村民可一次性借贷50万元，于5年内还清。这吸引了不少在外务工的青年劳动力返乡创业，不仅为白鹤庵村的建设发展注入新力量，也使得村内年龄段分化严重的问题得以改善。白鹤庵村结合旅游产业和生态绿色，进行绿色种养、绿色商品、特色旅游养生养老服务产品的融合发展。除此之外，村委会充分做足群众工作，认真接待村民的来访，讲解政府的优惠政策。当地村民谈到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看法与建议，都表示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新生活。除了村内优惠政策支持当地自主产业发展，武陵区附近乡镇的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为村内自主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当地特色锂电产业近年发展势头良好，产业集聚效应优势明显。该自主产业立足经济实情，依靠政府引导，坚持走“高精尖开发，差异化竞争，综合性提升”的发展路线。并通过与高校合作不断提升工艺的科技含量，对工业“三废”的充分回收利用，致力于打造绿色能源企业，健全循环经济产业链。随着当地特色锂电材料产业链的健全，附近乡镇的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乡镇政府通过制定出契合当地实际的农村人才政策导向、人才引进、管理运行及责任落实的制度，在本土形成重视人才、发掘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氛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常德市近年来特色锂电产业的发展之路正是这句话最美的写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思考和实践举措上均有了重大创新。大力支持循环经济，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念已经融入白鹤庵村等地新农村的未来建设。

四、结语

“建设”是美丽乡村的实现方式，突出体现《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的操作属性。通过生态人居建设、生态环境提升、生态经济推进、生态文化培育，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3】在美丽中国背景下白鹤庵村的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印证了习总书记“两山理论”的先进性，美丽、生态、富裕、文明的白鹤庵村用实际行动做了一道生态保护和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加法题，也最终取得了成功。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让生态经济成为农民的共赢之路。

参考文献：

爱中国演讲背景篇六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推动力。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对世界也有重大意义。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全面了解中国。中国需要与世界合作，世界也需要与中国合作。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世界贸易组织

经济全球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依存，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从原料采购到商品贸易，进而到技术转让和资本输出，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可以归纳成以知识为基础，以金融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

地区一体化是近年来新的发展，也可以称其为亚全球化。由于同一区域内国与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相互了解与合作变得更加容易。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已经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尽管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也正在取得进展。

地区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互为补充的。地区一体化会加强区域的竞争优势，建立更好的区域环境。地区一体化会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形成，从而为世界人民创建一个更为安全的地球。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必须认真地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并由此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处理好双边及多边的经贸关系。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消减对中国的偏见，增进与中国的友谊及合作。

一、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

(一)中国需要世界

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需要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和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两个车轮。1978至1997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9.8％，将近是世界平均(3.3％)的3倍。在这20年中，发达国家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仅为2.5％，发展中国家为5％，亚洲国家为7.3％，如果把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作为1的话，发展中国家是2，亚洲国家大约是3，中国大约是4。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带来人民生活较大的改善。

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机遇又有风险。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利于加速资本的国际流动，信息的跨国传播，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跨国转移，以及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扩大各国之间贸易，促进世界及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现代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但是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也会带来风险，由于目前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是在具有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不公平之处，往往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其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也有可能受到威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资本的跨国流动将对其产生直接威胁。主要是信心因素的影响增大，经济泡沫的形成较易， 以及金融风险的传递加速。

此外，有些跨国公司从牟取高额利润的动机出发所采取的一些手段，对东道国(特別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及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东道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例如将对环境有严重污染的产品转移到东道国生产；掠夺东道国的宝贵资源；歧视甚至欺压在东道国雇用的职工；通过提高从母公司进口原料的价格并压低向母公司出口产品的价格来转移利润：通过内部资金融通来转移资金，甚至进行套汇、炒汇等活动；在财务上通过预付或拖延付款来影响东道国的外汇平衡；在东道国进行金融投机活动，甚至引发东道国的金融危机；控制东道国的经济命脉，造成东道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等等。更有甚者，有些跨国公司在输出其产品、技术、资金的同时，还力图输出其母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冲击东道国的社会历史传统，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政府从总体上权衡，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式地发展，加入wto利大于弊，经过十多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wto的目标。

加入wto以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推动力，使中国经济从2001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而且已经连续七年不断高速增长。特別是中国外贸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的增长，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世界经济加速实现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并不断提高开放的水平。

(二)世界也需要中国。

首先，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外贸总量庞大，外汇储备充裕，外国直接投资(fdi)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加入，wto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组织。其次，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wto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有助于改变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游戏规则的不合理状况，这个作用在多哈会议和坎昆会议中已逐渐体现出来。最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加入wto有助于促进南北之间的对话，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有助于促进多边贸易机制的形成。由此可见，中国需要世界，世界同样也需要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但是有些人士处于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总是难以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有些人怀疑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发展，危言耸听，断言中国即将崩溃，但事实表明中国越来越强大。有些人虽然承认中国的发展成就，却无端地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的威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是有利的。当“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这两种谬论日渐被客观事实否定之后，有些人又提出了“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与美国和欧洲相同的责任。

中国领导人已多次表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与中国国力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中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

下，解决贸易摩擦、市场准入。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等重大问题。为此世界各国应当求同存异，争取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和协议。国家无论大小应当一律平等，个别大国不应依权仗势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主张强加于人。还应当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共识，减少分歧。

二、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

(一)中国需要了解世界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大国，中国很早就开始与外国交往并通商。从汉朝的班超通西域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中国友好使者在不少亚洲和非洲国家留下了足迹。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但遗憾的是正当西方进行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在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切断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通过1842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此后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才子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对世界、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国家的了解是很不够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增加了了解，但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需要进一步增进了解。

一是需要了解市场经济，特别是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世界上虽然有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模式，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等。如果进一步细分还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我们对这些模式都需要认真研究和了解，并借鉴其有益的经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为此要努力学习在国外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运用。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非常重要，而且两者柜辅相成。如果只追求效率，不考虑公平，将会增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的稳定，最后也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如果只强调公平，不强调效率，没有足够的财力，只能是在低水平实现公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二是需要了解wto有关规则。wto被认为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代表，其首要目标是帮助贸易平稳、自由、公平和可预见地开展。其主要职能为管理wto协定、提供贸易谈判场所、处理贸易争端、监督各国贸易政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及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等。wto的核心是各项协定。这些协定是由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谈判达成并签署的，并经各成员立法机构批准。这些协定包含了国际贸易通行的法律规则，一方面保证各成员的重要贸易权利，另一方面对各成员政府起到约束作用，使它们的贸易政策保持在各方议定且符合各方利益的限度之内， 以便为产品制造者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帮助，促进国际贸易。

尽管中国国内举办过不少有关wto培训班，很多专家学者也编写了辅导书籍，但是许多人对wto规则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这几年的实践提醒我们，要研究wto规则，完善多边贸易谈判的机制和提高处理多边贸易关系的能力；也要积极运用wto规则，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企业的权益。还应通过深入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对它的不足之处提出改善意见，使其对发展中国家更为公平。

三是需要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心理、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及这些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国从事对外经贸工作的人员不应仅仅具备商业知识，还应具备政治、社会和文化知识，并应熟练地掌握外语，经常阅读国外报刊杂志并接触各国各界人士，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外经贸活动中应对自如。

(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瞩目。近几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中国常常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十分不够的。我认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1、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07年达到了3.4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国中居第三位，可以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总量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一些一般发达国家也难以办到的事情。例如中国已经成为区界上第三个能够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庞大并发展迅速，国外有些人士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责任。有些人士认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东移，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面对这些别有用心或出于好心的评论，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首先，从人均收入看，中国有13亿多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约2,500美元，在世界各国中居100位以后。而且中国还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按照世界银行每天一美元的标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还有大约1.3亿贫困人口。

其次，从发展阶段看，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占主要地位，主要是输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资本和知识的输出还为数不多。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已占到主要地位，不少制造业已转移到国外生产。

再次，从金融竞争力看，中国还处在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阶段，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运作水平还较低，金融产品数量不多，市场发育还不够健全，金融竞争力还不够强。尽管中国拥有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2007年底高达1.53万亿美元)，但主要还是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券，实际上是将储备借给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家使用。

最后，从公共产品的供应看，中国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应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

爱中国演讲背景篇七

摘要：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这场论战的发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本文将主要对论战的缘起进行阐释。

关键词：社会性质论战；背景

作者简介：于丽娜（1984年12月生），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江苏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为我们指明了当时的国情。

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这场论战的发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或者说中国的“国情”）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社会性质的认识都是模糊不确定的，而最初指明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的，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1912年7月，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2] 1916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有名的著作中，又把中国列入半殖民地国家（或者叫做半独立国）。“列宁认为这样的国家是一种典型的中间形式，过渡的国家，帝国主义的争夺，使这些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3]列宁在这两篇文章中分别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这两个方面概括当时中国的国情，还没有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因而具体考察和界定中国社会性质这样的历史重任就必然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4]当时中共中央大多是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分别地阐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况，而没有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但发展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范围的论战，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

二、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的分歧，推动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部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认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 [6]，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7]而以托洛斯基、狄拉克为首的“少数派”则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在1928年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封建势力成为微乎其微的残余，中国的资本主义将得到和平发展，所以当前中国并不存在革命局势，无产阶级只能等待条件成熟，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直接导致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发生。苏联党内与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产生的分歧使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分化。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明确了 “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社会性质的变化，但是，大会坚持中国仍然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性质是具有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双重性质，而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其他”。[8]但是，决议并没有统一全党的认识，陈独秀等人拥护托洛斯基的观点，在中国形成了托陈取消派，反对六大决议对中国问题的估计。使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在中共党内爆发。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重大结论被更多的国人所接受，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这次论战，使我们明确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在此理论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方针政策，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爱中国演讲背景篇八

摘 要:中国封建社会的宰相制度,在秦朝得以正式确立,历经无数次演变后,在明朝开始走向消亡。而消亡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不断膨胀的相权威胁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因此,在皇权背景下的封建专制时代,中国的宰相制度,注定要成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殉葬品。

关键词:宰相制度 皇权 封建专制主义 演变

宰相之名最早出现于《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长期存在着一种宰辅制度,人们通常把这种宰辅制度称作宰相制度。宰相制度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宰相制度主要通过“丞相”这一官职来运行,丞相又称宰相。宰相统领百官,辅佐君王处理国家政务,体现着一种政治制度。但宰相并非国家官制中的正式官称,只是一种俗称。

中国的宰相制度,是由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相卿”演变而来。直到秦朝时才得以正式确立。历经无数次演变后,在明朝开始走向衰亡。而衰亡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不断膨胀的相权威胁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在皇权背景下的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掌握国家及臣子的生杀大权,中国的宰相制度,注定要成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殉葬品。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对皇权背景下中国宰相制度的重大历史演变过程做一浅析,以资文史工作者进一步研究。

一、秦朝设置“三公”——中国宰相制度正式确立

如前所述,中国的宰相制度,是由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相卿”演变而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以国君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开始形成;以官僚体制为主、世卿世禄为辅的政治体制开始形成;以乡里和郡县制为主的管理体制开始形成。因此,为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各诸侯国普遍设立“相”职,专事辅助君王处理国政。韩、赵、魏、燕、齐等称之为相或相国,楚称之为令尹,秦称之为丞相或相国、国相。这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前身。

秦王朝建立以后,秦王嬴政废谥法,自称始皇帝。秦王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并设置“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管理朝政,仍称“相”为丞相,并将其列为正式官称,确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职责。自此,标志中国宰相制度正式确立,并成为封建专制时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

但是,在皇权背景下的封建专制时代,宰相制度最终只能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附庸。宰相的权力从一开始就与皇帝的权力处于矛盾对立之中。秦始皇从公元前246年即位,到公元前237年亲政,亲身经历了相国吕不韦(庄襄王时为丞相)擅权的切肤之痛。因此,以秦始皇的干练、专权,亲政后绝不会允许丞相再有过大的权力。秦王朝建立以后,为分解和打压宰相的权力,秦始皇便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共管朝政,并且明确“三公”的职责: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天下庶务;太尉掌武事,为最高军事长官,地位与丞相平(但秦始皇并未任命过太尉,而是自掌军权);御史大夫为副丞相,掌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秦始皇通过设立太尉与御史大夫来分解相权,使丞相无法坐大。那时,丞相虽言“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但重要政事仍必须面奏皇帝,由皇帝裁决,丞相完全处于助手的地位。而对于丞相的出身和地域来源,秦始皇无严格的限制,不仅有皇帝的亲信重臣,甚至还会有宦官,称之为“中丞相”。后来在秦朝的中央官僚体制中,又出现了“外朝官”与“内朝官”的分野。“外朝官”是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内朝官”则是处理皇帝家务的宫官,如侍中、少府、郎官等。“内朝官”往往秉承皇帝的旨意参与朝政。可见,秦王朝又通过设立“内朝官”来牵制乃至转移、削减相权,从而实现皇权的高度集中。

二、西汉“尚书台”突起——中国宰相制度由盛及衰

西汉承继秦朝的宰相制度,仍设置“三公”。但在权力机制上有所改革,推行丞相负责制,并建立了以丞相为首的朝官集团。丞相辅佐皇帝,统领百官,总揽政务,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汉初,君相行最高礼,宰相可以“坐而论道”。汉高祖时,丞相萧何韬光养晦,行事谨慎,君相太平。汉惠帝时,丞相曹参,制度上“萧规曹随”,推行无为政治,君相和谐。但汉文帝、汉景帝时,因两人都是谦让的皇帝,对于丞相的决定不轻易否决,就使得丞相权倾一时,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由于皇帝的谦让,丞相的权力迅速膨胀。丞相不仅参与朝廷决策、制定法律政令、任免官吏、考课吏治,还可以直接诛杀犯官,后来甚至对皇帝做出的决定,都拒不执行。

由于相权的膨胀威胁到了皇权,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汉武帝继位以后,总结前朝教训,加速建立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为防止丞相专权,汉武帝多措并举,一方面在地方上实行推恩令削藩;另一方面又在宫禁内设置尚书台。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协助皇帝裁决庶政,直接对皇帝负责。撤消掌军事的太尉一职,将政务中枢从原来的“三公”移入宫禁内的尚书台,让尚书台承担一定的相权。不仅如此,汉武帝还提拔一批低级官吏为“郎”,加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让他们与尚书令一起组成“内朝”(也称“中朝”),共议军国大事。最终形成“内朝”决策,“外朝”执行的局面。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以丞相和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汉武帝还缩短丞相的任期,又频繁黜杀丞相,使丞相既不敢违抗君命,又无法坐大结党。发展到后来,丞相变得唯唯诺诺,而尚书台长官尚书令拥有实权,竟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汉朝尚书台地位的突起,使皇权得到高度的加强,而相权则受到极大的削弱和制约。自此,强盛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宰相制度,开始陷入了衰落期。

三、唐朝建立“三省六部制”——中国宰相制度再次兴盛

隋朝废秦汉时的“三公”,另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为“三省”。以“三省”长官(内史省的内史令、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尚书令)为相,称为“真宰相”。唐承隋制,也是“三省”并置,但改内史省为中书省,改内史令为中书令,改门下省的纳言为侍中。因唐太宗李世民曾当过尚书令,臣下不敢再居此职,于是唐初在尚书省增设左右仆射为副相,行长官之职。同时,在门下省设政事堂,“三省”长官以宰相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多相并存,共议国事,政事堂成为唐初国家最高行政中枢。

但是,随着政治制度改革的步步推进,尚书省的权力越来越大,变得事无不总。于是唐初又在尚书省下设吏、 、礼、兵、刑、工六部,形成完整的政令执行体系。后世习称为“三省六部制”。

唐朝“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使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门下省长官侍中,与中书令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尚书省长官尚书令,率六部执行国家政令。朝廷凡有军国大事,则中书省出令(决策),门下省封驳(审议),尚书省受而行之(执行)。为了进一步分解宰相权力,唐太宗李世民从贞观元年起,便以“他官”预宰相事。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继续预闻宰相事。唐太宗还让“他官”参加门下省政事堂会议,成为事实宰相。唐中宗即位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改政事堂之名为“中书门下”。当时尚书省已有名无实。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已退出宰相群。后来,中书省、门下省的运行逐渐合一。唐玄宗又另选重臣数人,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中书省、门下省长官共同处理政务。因此那时产生了很多明相。唐朝后期,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常授给功臣或者藩镇。后来,为削弱相权,皇帝有时故意缺中书令、侍中不授,而通常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等“他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

总体来看,唐朝“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使中国宰相制度再次兴盛并日趋成熟。“三省六部制”作为一种宰相制度,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各部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形成较为完整严密的封建官僚机构体系。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强化了中央集权。因此,唐朝是中国宰相制度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四、宋朝推行“三权分立制”——中国宰相制度才盛又衰

宋承唐制。北宋初期,虽保留了“三省”,但形同虚设。“三省”长官当职不当事。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宰相“事无不统”,君弱臣强的教训,宋太祖赵匡胤在“三省”之外另设中书门下省,行宰相职权,掌国家实际政务,使之成为国家最高行政中枢。同时又推行“三权分立制”,将宰相(中书门下省)的权力一分为三。一是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多相并行,分割宰相的行政权;二是另设枢密院独立管理军事,宰相不兼枢密使,分割宰相的军权;三是另设三司管理财政,分割宰相的财权。北宋“三权分立制”的推行,使唐末、五代以来宦官专权,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被打破。从此,宰相只剩下管理民政的权力了。后来,为防宰相坐大,宋太祖还取消了宰相“坐而论道”的礼节。宰相失去了汉代以来近千年“坐而论道”的礼遇。从此,宰相与百官都要站着与皇帝议事。宰相的地位和权力被严重削弱。宋太宗以后,中央官制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基本维持“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等多相并存的格局。宰相的权力不断被弱化。中国的宰相制度自此一蹶不振,日趋衰弱。

五、明朝“废丞相、设内阁”——中国宰相制度走向消亡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承袭元代的“一省”制。设中书省为最高政务中枢,置左右丞相。在丞相之下又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与丞相共掌国事,同司宰相之职。据史料记载,明朝出任过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后来右丞相胡惟庸专权,与明太祖朱元璋发生矛盾。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丞相胡惟庸。朱元璋鉴于历史上宰相“专权乱政”的教训,利用当朝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宣布撤消中书省,并正式废除丞相职位,将宰相原有的权力分设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直接归于皇帝指挥,政务完全由皇帝裁决,皇帝担起宰相职责,集国柄于一身。朱元璋明确宣布以此为定制,后世不得违背。清初沿用明制,不设宰相,只设内阁,以内阁大学士掌理朝政。

至此,秦汉以来风行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宰相制度,被明太祖朱元璋全盘否定和彻底废止了。这是皇权打压相权的必然结果。在皇权背景下的封建专制时代,中国的宰相制度,注定要成为皇权与相权斗争的殉葬品。中国宰相制度走向消亡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作 者:李建明,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副教授,从事文学和教育学研究。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