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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白居易篇一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家族成员
祖父：白湟
祖母：薛氏
父亲：白季庚
长兄：白幼文
三弟：白行简
儿子：白阿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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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白居易篇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人，中唐大诗人。他出身于寒素的小官僚家庭，早年南北飘流，了解到民间疾苦，后为官，历德宗、宪宗到武宗六朝。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与元稹、刘禹锡友善。他一生仕宦可分为前后两期。
一、前期（二十九岁至四十四岁）。
二十九岁中进士，三十二岁中拔萃科，授校书郎，三十五岁又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改周至尉，入为翰林学士，擢左拾遗。这时他的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要为朝廷兴利除弊。他有《策林》七十五篇，指出朝政弊端，发为歌咏则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七首，但后来感到仕途险恶，考虑个人出处利害，已有消极退避的思想。
二、后期（四十四岁至七十五岁）
先是四十三岁时，他授官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时，割据淄青镇的李师道派刺客杀死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疏请捕刺客，被劾“先谏官言事”，贬江州司马。而致罪的实际原因则是由于其长期批评朝政而触怒了皇帝。从此他逐步走向消极，虽然后来官职屡升，作过主客郎中，知制诰；召为秘书监，迁型部侍郎，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拜河南尹，直到改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由于宦官专权，后来又有牛李党争，他见朝事难为，曾请求外放，历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或在朝中担任闲散职务。这时儒家独善思想占上风，而且夹杂着佛家出世的思想。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进步的理论，并倡导和推动了新乐府运动。他总结了从《诗经》到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应该为时代、为现实而创作的主张，认为文学的作用应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成为指导创作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诗人必须有自己的倾向、态度，诗歌中应有美刺比兴。他还谈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说诗歌是“根???，苗言，华声，实义”，把情看成根本，通过语言、声音使人受到教育感化，才算是结果，才达到了文学的'目的。他严厉批评了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给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以崇高评价。这些，都集中反映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策问》、《策林》和一些诗歌中。
白居易的诗共三千多首，《全唐诗》编为三十九卷，在唐代诗人中是保存诗歌最多的。
吊白居易篇三
白居易与柳宗元是同时人，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年)，和刘禹锡一样，长柳宗元一岁。早年他们同朝为官，可不知什么原因，寻遍《柳集》，一生不见二人有过交往的印迹。考其生平行迹，同为时代名人，无论是为政理念，还是思想为人，都找不出相左和有积怨的地方。唯一能说得通的理由，是两人没有交往的机缘。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才考取进士，晚柳宗元和刘禹锡八年，应属后辈。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与元稹通过吏部考试，被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任期满后，白居易又与元稹在长安的华阳观闭门数月，准备参加制举考试的功课。之后，他被任命为周至县(在陕西)尉，直到元和二年(807年)才被调回京为官。白居易在政坛和诗坛上显达，应是元和年以后的事。永贞革新时，白居易其位其名均还未有显露，没引起柳宗元等人注意，相互没有交往应是自然的事。永贞革新后，柳宗元一贬再贬，至死身处荒蛮，虽文名远播，也没有机会与白居易碰面。
元和四年(809年)，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为宦官吐突承璀平藩时任招讨使一事，与谏官反复上书宪宗皇帝，其前后有数千言。白居易《论承璀职名状》，用语急切，直刺宪宗痛处。其言曰：“然则兴王者之师，征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宦官)专统领者。”他说宪宗任情坏法，是“自损圣明”，是“取笑于万代之后”。文中白居易还攻击策划剿杀永贞革新运动的宦官首领俱文珍。《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宪宗看过白居易的谏言后，不悦。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奈何?”李绛从中化解说，白居易不避杀头之祸谏言，正是酬陛下拔擢之恩。陛下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让白居易躲过一劫。据此看来，白居易与柳宗元在抑宦平藩等为政理念上是相同的。永贞革新时，白居易在京为校书郎，三十四岁，顺宗继位不足二十天，他就给为相仅十日的韦执谊《上宰相书》言政;永贞革新失败，韦执谊被贬时，他又作诗《寄隐者》为之泄不平。这些都表示他对柳宗元等人主事永贞革新的同情。这也许是刘禹锡后来与白居易走到一起，成为密友的原因。
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自朗州召回京时，与元稹同返长安。元稹这一年春在篮桥驿作《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诗赠刘禹锡和柳宗元，但不见柳宗元对元稹诗的回应。刘禹锡与白居易早在元和初年就有交往，刘禹锡作于元和三年至六年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就是佐证。刘禹锡和柳宗元元和十年被召回京时，白居易也在京城，想必有与刘禹锡等人有见面的`可能，可惜没有只言片语传于后世。
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交往密切，诗酒唱酬，留下了不少让后人传诵的诗文。可历史又偏偏好像是故意要给后世留下一些遗憾似的，执意让柳宗元与白居易这一对大家不能相见相交，这让后人多少有些怅然。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在中国文化史上，其诗、文成就均极为杰出，可谓一时难分轩轾。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诗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它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后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度过了童年时光。白居易和并称“符离五子”的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
吊白居易篇四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
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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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白居易篇五
倚石攀萝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纱巾。
他时画出庐山障，便是香炉峰上人。
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
雪颈霜毛红网掌，请看何处不如君？
南陌伤心别，东风满把春。
莫欺杨柳弱，劝酒胜于人。
少年怪我问如何，何事朝朝醉复歌？
号作乐天应不错，忧愁时少乐时多。
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
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
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
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
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
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
池鹤八绝句·乌赠鹤——白居易
与君白黑大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
我每夜啼君怨别，玉徽琴里忝同声。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在唐代，白居易名声比李白、杜甫名声大。白居易名声大的原因，是他写了许多乐府诗歌。白居易的《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可以说在唐代就是六七岁儿童都会唱两句。
白居易与元稹同时进士。刚进士的白居易可以说是意气风发。他认为爱文学的唐宪宗很赏识自己，让自己做左拾遗，我想白居易肯定这样想：宪宗陛下是个好圣上，我是他提拔的，我要让他成为圣君，我要向他反映老百姓的疾苦，我要做个好臣子。白居易写出了《卖炭翁》，望江南不知道唐宪宗看过是什么感受，肯定不高兴，自己没有想到宫中如此黑暗。但是我想他宪宗肯定转念又想：你白居易这个小子安什么心竟敢对我抹黑？由于白居易在朝堂上指摘唐宪宗“陛下错”，唐宪宗大为恼火：“你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提拔你的，你竟然与我唱对台戏。你干脆离我远一点。”白居易做了太子左赞善大夫。武元衡被刺，白居易上疏捉拿凶手，宰相以东宫之官不能言事要严办白居易。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刺史，白居易听琵琶女弹琵琶联系自己遭际写出《琵琶行》。白居易说是写琵琶女，其实用琵琶女来影射自己。早期得到皇帝宠爱，因为皇帝不高兴，自己被皇帝踢出局。这时候白居易，肯定在想：“我白居易命运怎么这么背？”白居易思想开始变化，白居易思想由早期激烈变得开始消沉起来。
820年，宪宗驾鹤西去。穆宗即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在长安白居易待了不长时间，白居易认为长安是非之地，自己不宜久留。自己还是明哲保身的好。白居易要求到地方任职，白居易先在杭州做刺史，后又在苏州做刺史。白居易在杭州与苏州做刺史，都为当地进行积极改善民生。不像现在有些官员民生是口号，拆迁是大事。现在在苏州与杭州，还有白居易做的功绩。
望江南喜欢白居易诗歌，特别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望江南从在唐代白居易 名声比李白、杜甫大，从白居易《卖炭翁》得到一个启示：谁为百姓悲酸辛，谁就是百姓大明星。唐代如此，现代也如此。望江南从白居易《卖炭翁》上还得到一个启示：谁想名声大，谁就得真正关注民生，而不是学李白为唐明皇与杨贵妃写什么《清平调》。
吊白居易篇六
;夕阳缓缓西沉，我走出香山寺。抬头，看见一个蓝色路标：白居易之墓。
晚风阵阵，从伊河上匆匆掠过，作为一个异乡人，感觉这风也带着汉唐的风韵。本来嘛，河流就是历史的载体。
我拾阶而上，沿着幽深的小路，去探寻大诗人的轨迹。
解读白居易，没有读白诗容易。
白居易出身寒门，27岁进士及第，未久便入朝为官，直至刑部尚书，走的是一条无数封建士人先后走过的人生道路;入仕后，又不断地赋诗为文，直至终生，看起来与许多类似封建官吏的人生历程没有多大区别。然而，白居易最大的“与众不同”，也正是体现在他的人生历程上。
一生置身于险恶莫测的封建官场，白居易虽也遭遇过贬谪，也有过坎坷不顺的日子，比如他因上疏请求捕杀武相的贼人，而被贬为江州司马。但是，与其他同行比起来，他的仕途要顺利得多。虽然他没有能够像张九龄、贺知章那样高居相位，但其最后的官职也不能说不显赫。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文学追求上也实现了“登峰造极”。也就是说，像他这样，在为官和为文两方面同时取得巨大成功，比较顺利走完自己人生道路的封建士人，我不知道还能否找出第二个白居易来。
封建制度为天下士人设计的所谓职业轨道，是充满凶险的，且难以预测的。但是按照这种人生设计，能够得到的人生机遇，白居易都幸遇了，能够到达的人生境界，白居易都实现了。
相形之下，更多的人未能实现这种“双重境界”，不少人以其人格、生命，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为代价，还尚未登临到一种“境界”。若以善恶划分，其正正反反的典型不乏其人。
在漫长的封建岁月里，知识分子的道路是诱人的，但也是狭窄和残酷的。与其说白居易是那种时代一个典型的成功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罕见的幸运者。
白居易的一生，可以说实现了人生理想与个人命运的完整结合，遗憾的是它并不“完美”。
白居易一生，创作了三千八百四十多首诗歌，多达九十三万余字，据说后来某个帝王的诗歌数量超过了他，但多半是捉刀者为其代笔。因此，白居易堪称中国古代产量最高的诗人之一。但他后期的作品，所记录的几乎都是自己极尽奢侈的享乐生活。作为朝廷官员，在渐入老境之际，离任闲居，寄心佛道，卧病三日有妻看婢抚，倒也无可厚非。但他除了每日高卧，静赏“枕前看鹤浴，床下见鱼游”的半隐生活之外，就是吃酒行乐，“手里一杯满，心中百事休”是他自己形容的真实写照。
从他后来的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沉迷于“鱼香肥泼火，饭细滑流匙”这种极其优裕生活的白居易，是一个热衷于书写“小青衣动桃根起，嫩绿醅浮竹叶新”之类诗句的颓废诗人。也有人统计过，说他后来写狎妓的诗篇要远远多于他反映民众疾苦的诗篇。翻开《全唐诗》中的白居易诗卷，你读到的完全是一种日复一日的百无聊赖，是彻彻底底的精致生活。可贵的是，晚年的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并且在自己临终的前一年还在整理自己的诗文，将所有作品毫无隐瞒地留给了后世。
白居易活过了古稀之年，在古人中算是高寿，这是上天对他的再一次成全。
白居易终生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到兼济天下”。其实，在“穷”的阶段，他并没有独善其身，至少在文学中表达了强烈的愤世情绪，只是他没有惹怒统治阶级的利益集团;显达之后，他也没有兼济天下，而是渐渐沉湎于个人的富贵荣华之中。试想，在君权世袭的极端专制社会体系里，所谓兼济天下，不过是虚幻的社会理想和孤独的良知表白。
晚年白居易創作指向及其诗风的变异，使他丧失了曾经鲜明的文学特征，使他回归到一个封建官吏的本质和面目。这种反差，至少反映了其人格的两面性。而这样的两面性，使他得以在封建体系和文学创作两个领域游走自如，这正是许多封建文人无法比拟。还可以换句话说，整个封建体制下的文人价值取向及其人生道路，包括伊水河岸的千年古道，就是为白居易设计的，就是为白居易这样的少数人设计的。
白云苍狗，伟大诗人却并未远去，他倚靠着那座森然庙宇，面向对岸密如蜂巢的大大小小的佛窟，静听着古刹悠远的钟声，永远地“独善其身”了。
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这就是白居易。
别离的最后一个瞬间，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在那里沉睡着的诗人，看了一眼那条小径和已经模糊了的路口，默默地说：别了，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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