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复制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制度理论模型篇一
;摘 要：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学生学习性投入的内涵十分丰富。就宏观角度而言，学生在高等教育环境下的学习性投入主要分为学生个人资源的投入以及其对学校教育支持的满意程度。基于这两个维度，现有的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理论模型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行为环境层面、个体心理层面和全纳层面。文章对这些层面的理论模型及其优缺点进行了文本分析，希望后续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多地关注学生的视角。
关键词：学习性投入；理论模型；高等教育
“学生的学习性投入”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入教育研究领域，是指学生作为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积极主动参与和投入的状况。对高校而言，它不仅可以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对学校教育供给的满意程度，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一些文献指出高等学校的教育供给与学生的学习需求差距在不断拉大，这表明如果学生的学习投入度不能在高校教学中引起高度的重视，那么高等教育就有可能面临失去受教育對象支持的危机。为了使当前高校课堂教学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并着实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对学生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学习性投入的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显得十分必要。
一、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维度
从宏观的角度，现有文献对高等教育环境下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研究首先聚焦在学生个人资源的投入上。学生个人资源的投入是教育研究者最先用于阐释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维度，它基于个人层面提出，包含学生自身在高校各种学习活动中的投入，例如时间、精力、身心等，主要探寻学生是如何参与到高校教学活动当中的，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学生可投入到学习当中的个人资源是内在资源和外在资源整合的呈现，其中外在资源主要包括学生对高校期望的学习活动所投入的时间、亲自参与高校所安排的教育学习活动，例如听讲座、读文献和交作业等行为。而内在资源则主要涉及学生的心理活动，例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品性、意愿、努力程度以及动机等。这些资源的投入帮助学生形成在高等教育环境下的学习经历，而学生在学习上投入这些资源的程度决定着他们在高校的学业表现。
除此之外，学生的学习性投入还与他们对高校教育供给（教师和学习资源等）的满意程度相关，即他们对高校教育对其学习支持的评价。由于高等教育市场化，学生在高校中逐渐成为了“消费者”，于是，一种“为学习服务”的趋势在高校教育供给中越发明显，也使得学生通过对这种“服务”的评价来表现其作为消费者的身份、属性和状态。因此，学生评价带来的影响可以说与其在高等教育环境下的学习参与密不可分，毕竟他们对学校给予自己学习上的支持是有绝对发言权的。近年来，我国不少高校也已开始把学生作为教育服务的主体来看待，在教学方面更多地关注学生的需求，比如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自我反思学习和同侪学习，课后建立起客观的评教机制等，以便进一步满足学生对学习的需求，优化学生的学习参与并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这说明学生在高等教育制度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其与高等教育环境的互动性也逐渐受到关注，这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
基于这两个宏观维度，高等教育环境下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现有理论模型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行为环境层面、个体心理层面和全纳层面。行为环境层面的理论模型是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运用最广泛的；个体心理层面的理论模型虽然较晚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但其进化历史最为流长；至于全纳层面的理论模型，则是前两者的优化合并以及扩展补充，是目前内涵较为丰富的理论模型。
二、行为环境层面的理论模型
行为环境层面的理论模型产生于高等教育领域，所以也是目前在这个领域用来阐释学生学习性投入最广泛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学生的学习性投入是由学生的投入行为与高教环境的影响共同构成的。从行为环境层面对学生的学习性投入进行理论建模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学生对学习的投入状况融入高等教育环境当中，不仅包含了学生自身的资源投入，也包含其与学习环境有意义的交互，使得这样的投入更有立体感。在行为环境层面理论看来，学生对学习投入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自己的学业期许以及高校的教育期望。与此同时，给予这个层面理论发展起来的大规模学生调查问卷也成了高校以及教育研究者了解学生学习状况、提高学生学习成效的测量工具。
究其历史，这一理论归纳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astin是其中明确给予概念性构架的研究者[1]，他将这一构架命名为“学生参与理论”，专门研究学生与其教育环境的各类互动，这个构架不仅指出了学生学习参与应当包含的内容，同时阐明了影响学生学习参与的各种因素。自2000年起，为了能更彻底地明晰高校学生的学习投入的构成，基于行为环境层面理论模型的大规模调查问卷开始设计开发，kuh提出的“有效教学实践五大指标”（学业挑战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生师互动频度、教育经历的丰富度以及校园环境的支持度）成为其主要理论基础[2]。kuh认为学生学习性投入理论应当旨在建立起学生与教育学习环境中人（高校教师、在校学生）和学习资源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反思能力、学习责任心和学习热情。这五大指标细化了学生与高等教育环境这个整合体内部的交互，认为要深入理解学生的学习性投入，离不开对其所处教育学习环境的研究，因为教育环境能够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优势，尊重各种看问题的视角，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kuh的理论让学生的学习性投入从行为环境层面得到更好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学生与高等教育环境建立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学生对高校的归属感。此后，zepke等人为了改进kuh的理论[3]，提出了学生学习性投入的六个方面：动机和手段、生师互动、生生互动、校园环境支持、积极公民和校外支持。这个行为环境层面的理论模型有两个十分有意义的发展：第一，它把学生的学习动机这个决定学生学习的内在因素考虑进来，弥补了以往模型只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而不注意其内在的学习期望的缺点。第二，它将学生的学习环境范围扩宽了，不仅涉及校内环境，还涉及校外的支持，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也可以帮助增加学生的学习型投入。
然而，行为环境层面理论模型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首先，因为高校的专业非常广泛，各专业的教学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单一依赖调查问卷来测量所有学生的学习性投入本身就存在问题。由于问卷的问题是事先设计好的，因此调查很可能限制学生表达他们自己真实的看法。另外，即使这样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经多次测量声称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其衡量指标也仍存在许多争议，比如衡量标准太宽泛、问题模糊、一些问题缺少理论支持等[4-5]。其次，虽然这个层面的理论模型对学生的学习性投入给予了较为综合性的概括，但其并未真正将学生投入的行为与对其行为影响的因素完全分开，即并未分清哪些属于“学生行为”而哪些属于“高等教育环境”。最后，作为可能更好诠释学生就学经历的一些关键点，如学生自身的个性品质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并没有完全包含进来，也未对学生自身想法、感受等这些同样在学习参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心理活动加以细致描述，导致了其理论性解释缺乏说服力。
三、个体心理层面的理论模型
另一些学者从学生的个体心理层面来理解其学习性投入并建构理论模型，反映了piaget所提出的学生学习的内部动因理论：既然是学生的内部动因，如果是积极的，就会提升学生学习的质量。与行为环境层面的理论模型不同，个体心理层面所有的理论模型构架比较类似，都是以bloom的学习领域分类为基础，由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主要维度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虽然这一层面在基础教育环境中运用较多，但是其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的迁移运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最早将这三个维度引入对学生学习性投入研究的是美国心理学家connell[6]，他参照bloom的学习领域分类将每一个维度命名为认知投入、行为投入和情感投入，并基于他对学生学习的观察，在每一个维度下面给出了相应的例子，比如“独立型/依赖型的学习风格”、“课堂参与”、“愤怒/感兴趣”等，使各维度具体化。21世纪初，英国学者barnett和coate将这三种投入带到了高等教育环境中[7]，并依据高等教育的一些特点以及对教育哲学理论的分析对其命名进行了一些修改，分别称作knowing，acting和being。knowing的哲学基础是認识论，是学生智力的投入；acting是方法论，体现的是学生学习的参与状况；而being则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并且包含了学生在情绪上的一种归属感。虽然模型维度命名不同，但其实质含义却未发生较大改变，并且在此基础上链接了相关哲学理论，使得个体心理层面的模型有了理论支撑。另外，barnett和coate的模型还将这三种投入与具体学科领域结合起来，认为这三种投入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例如，在人文科学领域中，knowing占的比例最大，acting占的最小；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中，being却变成了占比最小的维度。对于一些较为职业化的学科，acting则占了很大的比例。从个体心理层面的角度，这些反映了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各学科对于学生的学习性投入影响较为明显。2010年，trowler再次对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学生学习性投入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8]，试图在继承前人个体心理层面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trowler对这三个基本维度进行了重新定义：认知投入是学生对于他们的学习进性的智力参与，目的是更好地应对学业上的挑战，获得更好的成绩。行为投入是学生作为“学生”这个角色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比如按时出勤、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等。情感投入则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经历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比如兴趣、愉悦或者归属感等。基于这些定义，trowler进一步指出，每一个维度都存在正面、负面和不投入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可能同时并存在一个学生的学习投入中，且正面、负面、不投入的对比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判断，而是学生对于学习的一种态度倾向。
从总体上看，从个体心理层面提出的学生学习性理论模型有许多可取之处。与行为环境层面相似，它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理解学生学习经历的视角，有哲学理论做支撑，并且包含了行为环境层面不曾涉及的维度——情感投入，是对学生个体投入的一种更为具体的强调。但是，其理论构架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当其冲的便是缺乏每个维度分支的系统性和边界性，“举例说明”是这个层面的特色，但举例并不能包含所有的变量，因而不能作为理论框架的“分支”对待。另外，其虽然强调了学生个体的投入，却很容易造成对高等教育环境影响因素的忽略，从而影响其对于学生学习性投入分析的完整性。最后，整个理论层面构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观察或者理论推导，这使得整个理论模型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仅能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有碍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无论是行为环境层面还是个体心理层面的理论模型，都认为学生学习性投入是一个具有各种分支的系统。由于研究者们试图完善这个系统，不断地重新定义其分支，这说明关于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理论探索和构建呈现很强的动态性。基于此，zepke认为对于高等教育环境学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理解应当以“复杂理论”为理论基石。复杂理论最早起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理论推导工具，利用一系列松散的概念来解释一个无法用普通学科内理论不能解释的复杂现象[9]。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应用复杂理论，则是对社会系统内的概念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再组织，这样的理论进化动态过程能够促进新的理论构建和链接产生。
在复杂理论的启发下，kahu于2011年对学生学习性投入的不同解释进行了跨学科分析[10]，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她称为“全纳层面”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以学生为中心，既包含了体现学生个人学习经验的个体心理层面理论构架，又包括了行为环境层面所强调的来源于教育、社会文化等不同因素对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结构和心理影响，并且对学习性投入所造成的结果给予了综述。kahu认为，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学生学习性投入一般包含以下几个共同元素：时间投入、课堂参与、生师互动、情绪投入、主动努力学习、学习策略运用、合作学习以及丰富教育经历的行为；投入的结果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是短期的，涉及学生的学业和社交两个方面。可以说，kahu的理论整合了行为环境以及个体心理层面的对学生学习性投入构架的优势，并弥补了他们所存在的劣势，此外还加入了这种投入所可能产生的结果作为这个理论模型的扩展部分。
然而，這样从全纳层面提出的理论模型仍未能解决现有学生学习性投入理论分支和边界含糊的根本问题。虽然kahu力求将学生学习性投入的所有变量纳入其构造的模型当中，但她仍然承认这一理论构架并不可能包含一切可能的变量，且变量间也有重合的现象存在。例如学生投入的“情感维度”的分支只包含了学生积极情绪的投入，而没有学生投入学习后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这样仍然会产生两个前面提到过的概念性问题：一方面说明这个全纳层面的理论模型并未包括全部可能的变量；另一方面说明此模型包含的变量仍处于一种松散组织的状态，缺少清晰的解释与区分。不过，全纳层面的理论模型发现了更多学生学习性投入的变量，给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五、结论及展望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学生在高等教育环境下的学习性投入理论研究可以用一个概念框架进行概括。从宏观上看，这一概念主要从两个角度理解：学生的个人资源投入和学生对于学校教育支持的评价。基于这两个角度，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理论性质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即行为环境层面、个体心理层面以及全纳层面，每个层面各具特色。行为环境层面的理论模型以kuh的高校学生学习性投入的五大指标为代表，个体心理层面都将“认知、行为和情感”作为其理论构架，而全纳层面则吸收了前两者的优点，基于复杂理论构建了新的包容性理论模型，这个模型充分展现了学生学习性投入是一个复杂的理论系统。然而正因为其复杂性，时至今日，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学生学习性投入的理论构架始终缺少统一的定义分类和清晰的边界，从事这项理论的研究者无论如何努力，很多时仍然只能给予例子说明，而难以做到圆满诠释，这表明对这一概念理论的研究仍具有很大的空间。
至于进一步关于学生学习性投入理论研究的方向，笔者认为应更多地关注学生的视角，这些已有的理论模型似乎都缺少对学生叙述自己学习投入经历的关注，即缺乏对“学生之声”（student voice）的关注。学生之声是学生对其就学经历的看法和感受，包含其在教育环境中个人或集体的看法或行为，具有特异性，已被多次证明对高等教育研究非常重要。而对于学生学习性投入理论的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自上而下的概念推导或者大规模调查问卷的量性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使得“学生之声”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能更好地获得学生对其学习性投入的看法，建议今后的研究应当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更加偏向小规模、深入的质性研究，以便丰富现有的理论框架，更好地理解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学生学习性投入这一重要概念，并为提高我国高校学生就学满意度做出相应的贡献。
参考文献：
2001，（2）.
（3）.
2011，（35）.
life span".in tti and y（eds）
university press.2005，（69）.
2011，（38）.
相关热词搜索：;制度理论模型篇二
;摘要：本文以两个国家、单部门理论模型为基础，从种类增加型创新与质量提高型创新两个角度，分别推导封闭经济、仅存在知识的跨国溢出和知识溢出与产品市场一体化同时存在三种情况下的创新增长率及消费指数的增长率，并将这三种情况下的增长率加以比较，结果表明，知识溢出与产品市场一体化同时发生条件下的创新增长率和消费指数增长率最高，其次是仅有跨国知识溢出时的增长率，最后是封闭经济的增长率。
关键词：水平创新；垂直创新；技术溢出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从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从理论方面探讨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代表性的学者有grossman and helpman（1991）、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xu（2001）等。其中，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主要从产品种类增加型创新和产品质量提高型创新两条线索探讨了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对各自创新增长率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创新增长率的影响；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通过构建两个发达国家的模型说明技术进步及思想的自由流动对于各自经济增长的影响；xu（2001）、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则主要探讨了贸易开放对于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影响。
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促进技术进步：首先，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两个国家可以进一步从事专业化生产，使得两个国家的生产率都得以提高；其次，商品贸易的发生必然伴随着信息的交换，信息的交换包括商品本身所携带的技术信息及商品交易之外所发生的信息的交换，如商品贸易之后发生的模仿行为以及由商品贸易带来的技术交易等。前一种机制可以归结为国际贸易带来的资源再分配效应，而后一种机制其实是无形知识的扩散。尽管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难把这两个渠道截然区分开来，但在理论上探讨各自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仍是有价值的。前述文献虽也有对信息交流和国际贸易对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分析，但只从产品种类增加型创新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借鉴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研究，分别研究种类增加型创新和质量提高型创新在封闭经济、仅存在跨国知识溢出以及知识溢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同时存在三种情况下的创新增长率与消费指数增长率。
二、封闭经济中的增长
首先，我们做出以下假设：（1）产品创新具有两类：一类是水平型创新，即新产品与原有产品是水平关系，具有原有产品不具备的功能，相互之间没有替代作用，新产品的发明能够增加产品的种类；另一类是垂直型创新，即新产品的出现是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了质量提高，因而新产品与原有产品的功能相近，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完全替代。（2）借鉴romer（1990）的研究，我们假定每个研究项目的成功都带来两种成果：生产一种新商品的专有知识和可以普遍适用的公用知识。前者可以为创新者带来垄断利润，而后者能够带来知识溢出进而提高后来创新工作者的研发效率。专有知识只能为创新者所独自拥有，而公用知识则可以被任何人无限制地无偿使用。该假定是将知识作为一种部分的公共产品。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创新者成功之后，其产品设计方案可以被所有从事研发的人员所使用，但是终身专利的完全有效保护可以防止其他厂商进行复制。
ut=∫t∞e-ρ（τ-t）logd（τ）dτ（1）
其中，d（τ）为在时间τ的消费指数，ρ为主观贴现率。取自然对数后的消费指数衡量的是在任意时点的瞬时效用。我们假定产品空间连续且不受整数限制。
在水平型创新即产品种类增加型创新中，消费指数d的形式如下：
d（t）=[∫0n（t）x（j）αdj]1α（0α1）（2）
其中，n（t）为时刻t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种类的数目，x（j）为对品牌j的消费量。这种形式最先由dixit and stiglitz（1977）提出，其好处是任何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为常数且其值为ε=11-α1。
若消费者的名义支出为e，则对每种产品的消费数量为：
x（j）=ep（j）-ε∫0np（j′）dj′（3）
其中，p（j）为产品种类j的价格。由上式可知，每种产品的价格弹性为ε，支出弹性为1。
logd（t）=∫01log∑mqm（j）xmt（j）dj（4）
xmt（j）=e（t）pmt（j）m=t（j）
0其他情况（5）
相关热词搜索：;制度理论模型篇三
;[摘要] 在体验主义视域下，朱熹的理学乃至道德理论具有“理是道德的权威”、“理是道德的力量”、“理是道德的秩序”等核心隐喻，这意味着朱熹的道德理论主要是以由上述三个核心隐喻所决定的“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作为基础和根据建构起来的。这种经验诠释，一方面印证了体验主义相关主张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初步探索了朱熹道德理论被建构成符合当今新的认知科学知识的，即“以经验为主地负责任”的道德理论的可能性。
[关键词] 体验主义；朱熹道德理论；家庭模型；“严格的父亲”
众所周知，朱熹在继承孔孟“道统”、批判地吸收佛、道教思想因素的过程中，建立了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的、以精微细密的思辨为本质特征的理学体系，他的这种理学是一种以形而上的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理一元论”的思想体系。在那里，理作为超越的实体，既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本体，又是宇宙变化发展的必然法则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原理。这说明朱熹的理学是一种由形而上的理定型化的绝对主义道德理论。
按照体验主义的上述理论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绝大多数伦理思想或道德理论大都被某种特定的“家庭模型”所整合。对于这个问题，近来，韩国学者李向俊就通过对张载“西铭”隐喻结构的体验主义探析提出：“‘西铭’的家庭模型是一种以‘严格的父亲’模型为基础的家庭。这不仅是‘西铭’的特点，而且也适合于儒家所有的道德。”。这就意味着儒家最具代表性的朱熹道德理论也可能具有家庭模型的特性，而且很有可能是以“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从体验主义相关立场、观点出发，对规定朱熹道德理论的概念结构和思维作用形式的基础框架进行全新的隐喻分析和经验诠释。在此过程中，集中探讨一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和道德理论当中到底有没有支撑“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的核心隐喻，即“道德的权威”、“道德的力量”、“道德的秩序”等隐喻的问题。这种体验主义探析的最终结果，将深刻揭示朱熹的绝对主义道德理论虽“致广大而尽精微”，但其概念结构实际上就是“严格的父亲（strict father）”家庭模型。
一、“理是道德权威”的隐喻
通常，道德领域的权威是以物理领域的统治和支配为基础模型化的。例如，在传统的家庭内，父母特别是父亲具有让子女们对自己柔顺恭敬并对其下达的命令惟命是从、俯首贴耳的权威。这一父亲的权威是家庭内的道德权威，是一种实实在在支配家庭的道德能力。可见，父亲的权威主要是通过对子女的物理支配隐喻地被概念化的，并且这种具有权威的父亲成为道德权威的一般概念的隐喻源域。这样，就形成在具有权威的父亲的观点上理解道德权威的，以及对其进行特性化的“道德权威是父亲”的隐喻。
朱熹曾对张载“西铭”的首句“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注解为“天，阳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阴也，以至顺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无间而位乎中，子道也。”显然，朱熹的这一注解已经从父、母亲的观点上理解天和地，以及把人类全体理解为以天地作为父母的巨大家庭的一部分，所以，其中就包含着“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和“人类的家庭（family ofman）”等隐喻。由以上论述可知，在朱熹的理学体系和道德理论中，天主要是通过一家之主的父亲隐喻地被概念化、结构化的。
在此，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一点是，朱熹在《论语集注》当中，对“天”注释为“天，即理也；其尊无对。”在朱熹的这一注释里，就包含着从天的角度理解理而形成的所谓“理是天”的隐喻。在这里，“理是天”隐喻和“天是父亲”隐喻相结合就产生“理是父亲”的新的隐喻。这一“理是父亲”隐喻和如前的“道德权威是父亲”隐喻具有类似的体验依据，因而二者具有内在整合性，所以，这两个隐喻相结合就形成“理是道德权威”的隐喻。
这一“理是道德权威”的隐喻不仅在“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当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在朱熹的道德理论体系当中也起到了核心作用。具体而言，首先，终极的“道德权威”是理。在朱熹的道德理论中，理起着制定绝对道德规范和最高道德理想，并教诲和要求自己子女（所有人）做出正确道德行为的“严格的父亲”角色；第二，“道德权威”的理是“纯粹至善”的。即作为“道德权威”的理是完全摆脱道德实践的障碍物一身的欲求，特别是人欲的，并且它具有不包括任何不道德因素的“严格的父亲”的道德特性和样态。第三，只有当此理具有普遍性时，才能成为“道德权威”。适用于所有子女的严格父亲的命令，即对所有人产生行为约束力的道德原理的理，其普遍性主要是通过“理一分殊”中的“月映万川”隐喻被结构化的，并且，也是在把“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隐喻地映射到“人类的家庭”隐喻过程当中被结构化的。
二、“理是道德力量”的隐喻
“道德的力量”的隐喻在“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中，也处于一个核心地位。首先，道德具有“规范约束性”的本质特征。这说明，道德行为的本质条件是一种道德意志的力量。没有这种道德力量，人即使拥有再多的道德知识，也很难去做道德行为。所以，没有对道德力量赋予核心作用的道德体系是很难想象的。这表明，道德与力的因素有着密切关联。这一隐喻主要是以保持良好道德姿势的力量和克服邪恶的力量来构成的，其体验依据正是在相同条件下，站稳脚跟直立比身体斜向下垂更好的事实。通常，在一个家庭内，子女养成道德行为，乃至实现其道德价值等，这些能力的发掘都依赖于作为道德权威的父亲的道德力量。
在朱熹的理学和道德理论当中，理作为“所当然之则”是普遍的道德原理。但是作为“所以然之故”，又包含着万物之所以如此的终极“原因”意思。即“理是原因”。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原理”表示具有普遍意义的最基本的规律，属于超越的或者抽象的范畴；“原因”则表示造成某种结果或者引发某种事情的条件，属于经验的领域。从这一点上看，理既是原理，又是原因，这显然是犯了“范畴错误（category-mistake）”，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混同超越的和经验的“哲学错误”。
尽管如此，朱熹在自己的理学体系当中，有时把理看作是“原理”或“原因”。当“理是原理”时，它是对某种抽象关系的说明，意味着理是没有力的存在。但当“理是原因”时，它是对某种经验事实的说明，这时，理的状况就发生变化。依据体验主义哲学理论的主导人物乔治·莱考夫（geor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johnson）的观点，对物理对象施加一定力而使其发生变化或移动的日常性的经验，自动产生“原因是物理的力（causes are physical forces）”的隐喻。在这里，如果把“理是原因”和“原因是力”这两个隐喻相结合，就能够推导出“理是力”的隐喻。这说明，可以从某种力的观点上理解理。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骑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
在这句话当中，已包含着“理是人，气是马，理气结合是人乘马”，即简称“人乘马”的隐喻。在这个隐喻中，骑马的人始终处于马上面，而马始终处于人下面，也就是说，人与马是一种“上一下”的空间定向性结合。所以，又分别与人马相对应的理气的结合也是一种典型的“上一下”的空间定向性结合。
依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主张，这种“上一下”空间定向性一般与控制或力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就能够形成“具有控制或力的是上，受控制或力的是下（having control or force is up，be-ing subject to control or force is down）”的隐喻结构，其物理根据就是身体的大小通常与体力有相关性，战斗中胜利者通常处于最上位。这些虽然是他们个人的见解而并非是定论，但却是一个值得可信的、较为合理的提案。如果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这些主张正确，那就意味着在朱熹的“人乘马”隐喻中，也必然介入到“力”的因素。即“人乘马”隐喻主要强调的是就像有力气的人驾驭马一样，理也控制和主宰气，这就自动产生理归根到底是气运动变化的原因，并且是潜在动力的隐喻理解。这种隐喻结构化最终派生“理是蕴含力的存在”的隐喻。
在这里，作为蕴含力的存在的理在“人类的家庭”隐喻中，是严格的父亲，因而是道德力量的所有者。所以，人们涵养道德意志力量的自我修养主要是通过严格的父亲道德作用融入到朱熹道德理论的。这归根到底表明在朱熹的道德理论当中，理作为普遍的道德原理不仅是道德规范性的最终根源，而且是对众多的道德德目赋予强大约束力的道德力量。
三、“理是道德秩序”的隐喻
一般来讲，“道德的秩序”的隐喻是把自然秩序隐喻地映射到道德秩序而形成的。自然秩序是发生在世界上的支配秩序。如，“上帝自然比人更强大”，“男人自然比女人力气大”等。这一隐喻正是把“自然”的力的关系中存在的通俗的等级性转变为道德的优越性和权威的等级性，从而对特定的道德权威和道德秩序予以正当化。当然，这一隐喻不仅是把力的关系合法化，同时，建立道德权威的路径，更重要的是生成道德责任的等级性。
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问：如木理相似？曰：是。
在这一段对话中，具有“理是木理”的隐喻。在这里，朱熹主要是把木理当作这一隐喻的源域，以木理的特定因素来对目标域理的某种本质特征进行结构化。众所周知，木理是指树木的组织形态，主要是由于树木年轮的增长而纵断面呈现出的纹理，因切断的角度不同而出现平行线或波状纹形状。作为跟木理相似的例子，朱熹还特别论及“庖丁解牛”的典故。
这一典故出自于《庄子·养生主》。简言之，有一个叫做庖丁的厨师宰杀牛的手艺很精巧，凡其手所接触的地方，肩所靠着的地方，脚所踩着的地方，膝所顶着的地方，都发出皮骨相离声。他的手艺之所以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他主要依顺牛体本来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所以，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特别是朱熹在“因论‘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余刃’，曰：理之得名以此。”这是朱熹在暗示牛体本来的肌理和理之间具有某种特定的相互关系的重要部分。
的确，牛体天然的肌理和木理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牛的肌肉和筋腱都各自按照其基本的纤维结构生长而形成相应的组织形态，尤其是彼此之间都按照一定方向附着粘连在骨架上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牛体。由此可知，无论是木理，还是牛的肌理，其纹理都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即这些纹理总是按照一定方向形成纹线，特别是各个纹线之间从不重叠。要之，在这一“木理”隐喻中，朱熹正是把源域树木的这种纹理特征隐喻地映射到目标域的理，从而赋予理以条理、秩序等的本质特征。这种对理的隐喻结构化形成“理是秩序”的隐喻。
在这里，具有条理、秩序等本质特征的理隐喻地承担起“严格的父亲”的作用，所以，在这一“严格的父亲”家庭里，就具有等级森严和权威性的道德秩序，并且，严格的父亲作为道德秩序的主宰者，具有整顿和规范家庭内道德秩序、以及劝勉和追求家庭内道德秩序实施的权限，因而也具有对子女的管制力。这就最终形成“理是道德秩序”的隐喻。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严格的父亲”家庭的道德等级性隐喻地被赋予“人类的家庭”隐喻中，并折射到朱熹的道德理论中，从而形成关于道德价值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关系。特别是仁、义、礼、智四德通过具有秩序特征的理最终成为比孝、悌、忠、恕、勇、让等诸多道德德目更占优势的最高道德价值。不仅如此，最终成为在任何情况下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并明确规定唯一正确行为的绝对的道德规范，特别是成为所有人在道德修养中所要达到的终极道德目标。
综上所述，从体验主义角度看，在朱熹的理学乃至道德理论当中，具有“理是道德权威”、“理是道德力量”、“理是道德秩序”等三个核心隐喻，这表明朱熹的道德理论正好被“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所归并，即朱熹的道德理论其形成根基和动机的概念的最底层结构正是“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所以，他的道德理论事实上就是以“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为基础的，从中国道德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关于那个年代最一般的一连串的编织致密的概念隐喻的逻辑展开。
四、结语
当今，认知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要求我们在哲学探究上，不要忽视认知科学的经验性证据和发现，尤其是促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同当今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相一致的方向发展。“体验主义”是一种以当今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逐步形成发展的崭新的哲学视角。依据体验主义的主张，绝大多数道德理论都是隐喻结构物，都以某种认知化的家庭模型作为基础，这种家庭模型在道德理论建构中起核心作用。通常，家庭模型可分为“严格的父亲”和“慈祥的父母”两种类型。
按照体验主义的上述观点，对朱熹道德理论进行较为全新的隐喻分析和经验诠释不仅可行，而且很有意义。如前所述，在朱熹的理学体系和道德理论中，理形成“道德的权威”、“道德的力量”、“道德的秩序”等核心隐喻，这表明，他的道德理论体系主要是以上述三个核心隐喻决定的“严格的父亲”家庭模型作为基础和根据建构起来的。这就是说，朱熹的道德理论无论多么博大精深、逻辑严密、思想严谨，其构成理论体系的概念结构实际上就是“严格的父亲”的家庭模型。
总之，以上探析不仅印证了体验主义相关主张的正当性，也在一定意义上探索了朱熹道德理论被建构成符合当今新的认知科学知识的，即“以经验为主地负责任（empmcally responsible）”的道德理论的可能性。
相关热词搜索：;制度理论模型篇四
;[摘 要] 文章结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长期的志愿服务实践，以权变理论为基础，分析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中的各种要素，通过构建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的权变模型，探讨分析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a
权变理论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弗德勒提出，也称情境理论、机变理论[1]，即在管理实践中要随机应变，根据组织所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以及构成人员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管理策略。有些学者也将权变管理视为权益管理和应变管理的合体，主张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适性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而应将管理环境定义为自变量，管理方式为因变量，管理方式随着管理环境的变化而应因势就导、随机应变，在环境变化中不断发展完善[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志愿者之家”队伍成立于2012年。截至2020年1月，登记注册的志愿者3 700余人，志愿者队伍庞大，人员构成多元化、志愿服务内容和形式多样。在管理过程中，医院以权变理论为基础，在实践中分析志愿者管理要素，构建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的权变模型，创新管理模式，不断提高医院志愿服务水平。
一、医院志愿者的权变特征
（一）实证性
权变理论不仅把握事物的普遍性，更注重把握管理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这是权变理论的基本特征[3]。因而不能主观判断公立医院的志愿者管理方式，需通过实证调研分析志愿者多元化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等，掌握动态关系，从而准确判断管理模式的适应性，保障管理决策科学。
（二）系统性
权变关系是两个或以上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即管理融合于这些变量因素相互联系、统一的整体内，在选择管理模式时，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公立医院志愿者队伍构建既与管理模式有关，也与队伍成员的构成、志愿服务环境等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不仅影响服务能力与服务效率，也影响着志愿者队伍的稳定性与发展方向。
（三）多维性
公立医院志愿者的管理决策、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是自变量，自变量受因变量的动态变化而影响，这个影响不是线性作用的，而是受人物、时间与地点等多个因变量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空间立体网状结构交织作用下的不断变化的的管理构型。
二、权变理论视角下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的构建、变革与完善
（一）横向维度的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决策影响因素
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决策是由内部管理因素、志愿者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采用f（x）代表公立医院志愿者的管理决策，字母m、v、e分别代表内部管理因素（management）、志愿者因素（volunteers）、外部环境因素（environment），则权变理论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决策用函数关系可表示为f（x）=（m，v，e），其中管理决策是m，v，e的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对应变化关系。
（二）纵向维度的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过程
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的权变模型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系统。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以f（x）作为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t为时间，函数表示为f（x）=[f（x），t]，即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是管理决策与时间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由此构成的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模型，如图1所示。
已知公立医院志愿者的管理决策f（x）=（m，v，e），由此构成的管理模型f（x）=[f（x），t]可以表示为f（x）=[（m，v，e），t]，表明公立医院志愿者的人员构成、志愿服务的推进背景在不同时期会有所变化，志愿者队伍结构因此也会有动态变化，相应的志愿者队伍管理方式需不断更新。横向维度的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体现了某个时间点上需考虑的管理因素，纵向维度则是考虑了不同时间段的管理形式。
（三）医院志愿者管理的构建、变革与完善
1.组织管理权变因素（m，t）
“志愿者之家”创始之初，医院成立了志愿者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任组员。领导小组下设志愿者管理办公室，由专人负责。这种管理权力大部分集中于医院一级的仿行政管理模式，对于志愿者工作之初的推进大有裨益。
随着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该管理模式不足之处逐渐凸显：志愿者缺乏相应的自主权和发言权，大部分只是按部就班，完成具体任务，工作缺乏灵活性。对此，医院尝试将权力下放，淡化医院行政干预，由资深志愿者以培训带教的形式加强自主管理，由经验丰富的核心志愿者团队一对一指导新加入的志愿者，调动其能动性和积极性。在管理过程中，以志愿者本身为核心力量，制定相应管理、培训和服务制度，保障信息和日常管理、数据统计、宣传工作、奖励评选等。志愿者工作更为自觉自愿，更利于组织自身建设，获取长期适适应性[3]。
2.志愿者权变因素（v，t）
公立医院志愿者的权变因素包括志愿者的来源、人员结构、素质特征、服务能力、自我实现满意度等。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志愿者的招募途径包括：院内宣传招募、社会公众招募、各院校团体组织合作、专项志愿服务合作项目等。其中包含医务人员、在校学生、社会人员、退休人员，甚至外国友人。通过对志愿者基本资料数据、服务时间、工作量等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退休人员志愿者服务时间相对稳定，参与热情较高，但服务内容较为局限；
本院职工和实习医学生志愿者熟悉医疗流程，可提供服务范畴较广，但服务时间有限；
普通学生志愿者服务时间多集中在寒暑假，社会经验缺乏；
社会人员志愿者服务时间较分散，但主动性强、服务效率高。
为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医院在自愿报名基础上，有所倾斜和侧重地招募志愿者，优化人员构成比例。一是将招募聚焦退休人员。相较于“志愿者之家”成立之初，截至2020年1月，登记注册的志愿者中，退休人员比例增加约3.61%。二是通过医院内部宣传、鼓励以及号召党员参与，本院职工比例提升约17.12%，同时成立院内志愿服务支队，如党员志愿服务先锋突击队、青年文明号志愿服务支队，以及财务科、配置中心、急诊科等多支志愿服务队。寒暑假期间，集中招募学生志愿者，并对其进行系统性岗前培训，帮助快速熟悉医疗流程、适应志愿服务环境。
3.外部环境权变因素（e，t）
服务环境特征包括兩方面因素：医院环境与社会医疗环境。由于医院年门诊人次近250万，日均门诊达到7 000余人次，门诊医生日均接诊量100余人次，规模大，分科细，病人常出现挂号无措、寻科受困等情况。因此，医院志愿者服务更显重要，正确导诊分流，主动搀扶年老体弱患者，协助行动不便患者就诊、取药、检查等。自“智慧医疗”推行以来，患者可通过市民卡在自助机进行挂号、缴费、充值等，提高了就医效率，节约了时间。对多数患者来说，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了极大便利。志愿者在指导推广宣传智慧医疗、引导正常就诊秩序等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各省、市级三甲公立医院医疗资源相对集中，门诊量大，容易出现排长队的现象，每个病人接诊时间约为5～10分钟，只能完成问诊、查体、诊断过程，无法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慰、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告知等，这与患者在追求医疗质量最大化产生矛盾。志愿者作为一种中立性角色的介入在帮助维持医疗秩序的同时，协助医院发放健康宣教资料，收集、反馈患者及家属意见与建议，有效缓解了紧张的医患关系，避免了潜在的医疗纠纷，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三、结语
在当前医疗环境下，如何改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满足病人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医务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公立医院志愿者作为医疗服务的补充与延伸，是紧密衔接医患关系的双向渠道，其管理的变革亦是医患关系发展态势的投射。医院志愿者管理在组织管理模式、服务内容设置、服务保障提供上适应实际需求，然而随着时间、地点、人物的变化，公立医院志愿者管理科学化、人性化的发展探索之路仍需不断前进，依据具体情境而优化管理策略、选择最佳管理模式，建设一支具有稳定性、适应性、有效性的志愿者队伍。
参考文献：
[1]李昌南.管理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作者不详.权变理论[j].管理观察，2018（13）：89.
相关热词搜索：;制度理论模型篇五
经济学论文模型泛化的表现及成因
为学术界所质疑的经济学论文模型化，我们姑且称之为模型泛化，其表现多种多样，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类：一是牵强应用和设计模型，以模型点缀论文，造成模型具有普适性的假象；二是错误使用模型，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脱节；三是模型成为文章的主体部分，结论过于简单；四是理想化地设计模型，纸上谈兵，明知不能为之而强为之。
经济学论文模型泛化现象的成因，主要是海归学者的影响、国内主流学术期刊的导向以及作者自身专业水平的局限。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大批海归学者回国从教，带回了海外的学术研究理念和学术论文范式。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大量地使用经济计量学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数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带有鲜明海归派特色的学术论文范式。
而此前，国外一些顶级经济学期刊，如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econometrica（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econmetrics（计量经济学杂志）、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经济统计评论）、econometric theory（计量经济学理论）、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应用计量经济学杂志）等，长期以来刊文篇幅都很长，且大量文章都集中于数量模型的实际应用或数量模型设计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受其影响，国内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也陆续刊出带有经济计量模型的经济学论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带有数量模型的论文明显地、大幅度地增加。与之相伴随的是，计量经济课程被确定为国内高校理论经济学科和应用经济学科的专业核心课程，一些高校纷纷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之后，带有数量模型的经济学论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上。
一个能为多数学者接受的观点是：学术期刊与报刊不同。学术期刊强调论文的学术水平、理论价值，它更关注论文的技术含量、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相对而言，论文的政策建议、决策咨询功能被明显弱化。带有数量模型的论文恰恰能较为充分地体现这一要求。而且，一篇论文如果没有严谨的数理推演、严密的逻辑思辨、充分的实证分析，仅靠单纯的主观认识和个人判断，除非名家、大家，其学术观点是很难为公众接受、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的。
但需要分清的是，国内带有数量模型的经济学论文与国外顶级经济学期刊带模型的论文有着显著的`不同。国内经济学论文的模型多为模型的应用，有关这些模型理论方法方面的拓展、完善或全新模型的设计方面的论文却很少。相反地，国外顶级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则更多聚焦在数量经济模型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创新上。因此，圈内学者更推崇认可的还是国外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那些关于理论方法探索的基础性研究成果，通常被认为是奠基性的、创新性的，代表着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水平。
数量模型的泛化现象，本质上是中国计量经济学研究水平落后于世界前沿水平的集中反映。建模过程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的研究过程源于实践，它是由特殊到一般，由个体到整体的认识过程。建模就是要通过对大量偶然的、独立的、个别事件的观测，归纳演绎出必然的、一般的、全体性的规律，并根据一般性的规律预测未来的现象和事件。经济学研究中，人们可以依据经济学理论，通过对大量经济事件的观测，归纳、提炼、设计出描述经济现象的变量，据此构造数量模型，并依据模型进行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分析，进行预测，推断经济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同时，人们也可以依据经济学和数学理论，对经济现象提出假说，而后构造模型，通过观测数据和观测事件进行假说的检验，以此发现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证明事实的客观存在或不存在，这就是数量模型的“证实”或“证伪”功能。因此，经济计量学模型的设计、应用过程，既有演绎的成分，也有归纳的成分。正因如此，数量模型运用得当，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繁杂问题清晰化，在众多表象中发现现象的本质。可见，一个数量模型的设计和应用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正确设计和运用数量模型，是一个人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过硬的数学和统计学理论素养的综合反映。没受过长时间系统正规的专业训练，没有扎实的经济学、逻辑学知识，没有深厚的数学和统计学功底，是很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和建树的。
期刊界有责任把好模型关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40余年的颁奖史上，70多位得主中，有13位得主的成就和贡献是经济计量学理论方法，或者是经济模型的建立和应用。这说明了数量模型的科学性和其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其在经济学知识体系中有着无可争辩的地位和作用。
相比计量经济学在国外的发展，经济计量学引入我国才不过30多年，其标志性事件是“颐和园讲习班”。1980年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茵教授受邀率领7位美国教授来中国举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地点在北京颐和园，故称“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00多位中青年学者接受了此次培训，这一拓荒性事件标志着计量经济学引入中国。
随后，林少宫教授、李楚霖教授在当时的华中工学院开始了经济计量学、数理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计量经济的研究与应用在我国开始起步。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才开始大规模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到1997年，全国90%以上的经济类专业开设了经济计量学课程，绝大多数为必修课；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确定为高等学校经济门类各专业的共同核心课程。
较之计量经济学在国外的发展，我国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整体水平至少落后几十年。目前尽管有不少作者在从事模型的设计和实证应用研究，但他们并未在国外或国内接受过系统正规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我国经济学界真正出身于数量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并不多。另外，相比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其他专业的博士点，我国高校数量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也很不足，且其教学研究水平与国外同类高校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由此就不难理解我国当前经济学论文中数量模型泛化这一现象了。
正确的模型是科学的、有价值的，错误的模型是伪科学，是无用的、有害的。经济学论文中出现了不少错误的模型和伪模型，这是现实。对于经济学论文中的模型泛化现象没必要惊惧，没必要沮丧，也没必要过于担心，但是需要关注、需要担当。从中国经济学期刊界的角度来讲，要努力提高审稿人和用稿人的学术水平，把好用稿关、守好入刊门，让科学、有效的数量模型见诸于世，并促其发扬光大，应用于实际，服务于社会，不让错误的模型、伪模型见诸于刊，防止模型研究和应用的泛滥和混乱。
制度理论模型篇六
;【摘要】由寓教于乐思想发展而来的娱乐教育理论阐释了传播的教育功能。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根据e-elm模型，从对具有说服力内容的反应、角色认同以及强化巩固这三个方面解读娱乐教育产生说服效果的机制。
【关键词】寓教于乐 娱乐教育 e-elm模型 说服效果
娱乐教育，也称为“寓教于乐”，是指娱乐加上教育，即具有高度被称为娱乐和教育价值的内容。“寓教于乐”这一观点最早见于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的诗体信著作《诗艺》，原文是这样阐述：“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这段表述，言简意赅，贺拉斯并没有对“寓教于乐”这一观点长篇大论，因为《诗艺》原本就是贺拉斯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一封探讨诗歌创作的诗体信，篇幅不长，而“寓教于乐”是贺拉斯针对文艺创作的社会功用而言的，认为诗的创作要把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相结合。
可以说，以贺拉斯“寓教于乐”观点为源头的娱乐教育思想已经存在了千年，他的文艺观，为后世的很多文艺理论家、文学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时至今日，能承载娱乐教育功能的传播媒介越来越多，早已超越了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形式的范畴。现代的形式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制作，博物馆的展示品以及各类游戏，这些娱乐媒介既可以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又可以人为加入一些教育的内容，希望受众在娱乐的同时能够接收到正面积极的教育信息，以达成“寓教于乐”的宗旨，也日渐形成了现代娱乐教育理论。
一、娱乐教育理论
娱乐教育，英文为entertainment-education，缩写e-e，是指使用既可以“娱乐”又可以“教育”的娱乐媒介，以增加观众对教育问题的了解，创造有利的态度，改变公开行为（singhal& rogers，1999）。singhal & rogers进一步强化娱乐教育中人为干预，认为是“有意将教育内容放置在娱乐讯息中，旨在传递引起社会和行为变化的信息的策略”，将娱乐定义为表现或观赏个人的兴趣或注意力，给予他们乐趣或娱乐。slater认为，娱乐教育的教育内容是促进社会信念、态度、行为甚至传授技能。zillmann则认为，娱乐是对提供快乐和享受的媒体的心理反应，这些心理反应是观众发现喜欢或有用的情感反应，他用此解释了为什么娱乐媒体特别吸引观众。
娱乐教育与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密切相关。社会认知理论在教育娱乐教育教学设计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其结果的解释，是毋庸置疑的。社会认知理论虽然解释了娱乐教育的效果，但尚有欠缺。社会认知理论关注于建模效果、替代性学习对自我效能感和对新行为习得的影响，然而，娱乐教育显然对信仰和态度有潜在的影响。因此，对娱乐教育可能影响信仰和态度的机制主要聚焦于信息如何在个体身上发挥作用，即叙事的说服力。
二、扩展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elm
slater与rouner开发这种扩展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xtended-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简称e-elm），用于解释娱乐教育中的说服性内容是如何被处理的，并可能导致与讯息一致的态度和行为。在该模型中，叙事在说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模型认为，使用叙事表达的娱乐教育讯息的四个因素影响了观众的运输（transportation）水平：（1）故事情节的吸引力（story line appeal）（是观众想看的故事）；（2）故事质量（quality of production）（写作、编辑、拍摄质量好如何）；（3）具有说服力但又不引人注意的意图（unobtrusiveness of persuasive subtext）（观众能否意识到这条讯息试图说服自己）；（4）角色趋同性（homophily）（角色与观众的相似程度是多少？）
根据e-elm，运输对内容、接收讯息后的人际沟通/讨论，角色认同都有影响，角色认同也受到自身与故事中人物的相似程度的影响。在该理论中，运输不会直接影响信息的态度或行为效果，而是通过反应、认同和讨论来运作。e-elm另主要贡献是，它表明娱乐教育叙事效果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抑制观众抵制说服力。slater和rouner从运输理论中得出的结论是，正在被运输观众不太可能提出反驳，因为在运输时，观众们以及沉浸在故事中而无法自拔，因此几乎不会反对叙事所传递的讯息。
三、e-elm对娱乐教育的作用机制分析
e-elm的核心概念是，当受众在观赏娱乐电视时，主要目的在于娱乐，只要被节目内容所吸引，被运输进入故事情境，替代故事人物的情绪或人格，就会倾向接受节目所传递的信念或态度，也不容易产生反辩。其产生说服效果的机制有三个，分别是对具有说服力内容的反应、角色认同以及强化巩固。
电视剧作品通过铺排、配音与剪辑等一系列有组织的整理和安排，才呈现于受众面前，并通过受众自己的心理作用转化成故事，这其中的心理作用，就是移情（empathy）和涉入（involvement）。蔡琰认为受众正在被媒介内容吸引时，就是所谓的涉入。根据e-elm模型，受众接受媒介內容时被吸引的程度决定了涉入的程度，而涉入程度是产生说服效果的机制之一，因为受众都“涉入”在叙事中，因此没有动力发生反辩。将受众“运输”到一个叙事中，可以减少可能产生的争论，加强对叙事中包含的信息的接受，提高情感认同与回应，产生说服的效果。green与brock发现，电影内容通过运输，过程中会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叙事与运输效果呈正相关，叙事结构是透过运输效果而产生说服效果的。
另一个产生说服效果的机制是角色认同。slater与rouner在探讨认同的定义时，从两个角度出发，第一个是强调认同是一种内在情感的倾向，认同就是将他人的特质变成自己特质的一部分，重视个人心理结构获得的一种认知反应；第二个角度是，强调认同是一种外在行为的倾向，个体有趋向表现与楷模相似行为的特质，重视个体学习楷模的意图倾向。从中可以发现，认同可能是内在的心理获得，也可能是外在的行为表现，也可能两者皆备。bandura也认为，个人将他人的想法、感受与作为纳为己有，如同自己真实感受一般，就具有认同的作用。认同是个体学习的一种方式，认同作用从婴儿时期开始发展，起因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相互协调。在娱乐教育中，受众将认同的角色的价值观或行为模式内化为个人的人格特质，使自己的外在行为或心理状态与认同对象相似。换而言之，e-elm模型中，受众通过角色认同，有意识或潜意识塑造自我，将角色的个性、情感与行为纳入自己的心理结构，形成学习楷模的一种倾向过程。
第三个产生说服效果的机制是强化巩固。slater与rouner除了对个人的认知反应进行回顾性分析之外，还发现与他人讨论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场合的反应，是戏剧所引出的对社会关系的延伸。娱乐教育成功的例子包括观众如何讨论角色，就好像他们是真实的人一样。对这些讨论的记录和分析可能会提供一些方法来衡量与角色的反辩、认同和移情有关的一系列处理过程。
四、小结
娱乐教育对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进行的一些国际研究显示，开始阶段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较少。这一研究的契机是政治革命、经济不确定性、环境灾难、传染病以及大幅的人口增长，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一种关键的需求，即创造有效的、公平的、社会接受的大众传播系统，使社会受益。利用媒介来解决人类问题，提高生活质量，最终能成功地实施一种促进发展的大众传播策略。
总之，娱乐教育这一理论，从一个教育与传播交叉的学科视角，彰显了媒介的教育功能，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公民教育、全民教育的模式，也为教育与媒介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思考方向。
参考文献：
[1]蔡琰.电视剧：戏剧传播的叙事理论.台北：三民书局，2000.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相关热词搜索：;制度理论模型篇七
;【摘要】4r营销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唐·舒尔茨在4c营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营销理论。其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导向，在企业和顾客及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多赢的长期互利格局。它的创新与发展，对企业营销实践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本文在分析4r营销理论模式下企业营销人员必备的能力素质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营销人员的特质模型，以引导管理者对构建企业营销人员能力素质模型的关注。
【关键词】4r营销理论 高度承诺 特质模型 能力 素质模型
一、4r营销理论的由来及其内涵
4r营销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唐·舒尔茨在4c营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营销理论。即根据市场不断成熟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着眼于企业与顾客互动与双赢，不仅积极地适应顾客的需求，而且主动地创造需求，运用优化和系统的思想去整合营销，通过relevance（关联）、reaction（反应）、relationship（关系）和reward（回报）（简称为“4r”）等形式与顾客形成独特的关系，把企业与顾客联系在一起，形成竞争优势。
4r营销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导向，在新的层次上概括了营销的新框架。展示了现代市场营销的趋势：1、不仅强调赢得客户，而且强调长期地拥有客户；2、从着眼于短期利益转向重视长期利益；3、从单一销售转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从以产品性能为核心转向以产品或服务给客户带来的利益为核心；5、从不重视客户服务转向高度承诺。其核心是处理好与顾客的关系，把服务、质量和营销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实现长期拥有客户的目标。
4r营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将对企业营销实践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二、企业营销人员必备的能力
1、营销管理能力
营销管理是计划和执行关于商品、服务和想法的观念，定价、促销和分销，以创造能符合个人和组织目标的交换的一种过程（美国市场营销协会，1985）。4r营销理论下企业的营销管理方式、管理重点、管理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企业营销人员的管理能力要突出体现在营销目标的确定、营销调研、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确定、制定营销计划与设计营销策略、营销组织执行与控制等几个环节上。
2、购买行为的分析能力
顾客按不同的特点可区分成两大类，一是消费者，一是生产者。消费者构成的市场为消费市场，而生产者构成的市场为生产市场，但作为购买商品的行为两者是一致的。由于商品用途、购买角色、购买组织的不同，两种购买行为又各具特点。企业营销人员要利用各种信息系统为顾客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充当辅助消费者采取购买行为的顾问。应具备洞悉消费者行为、精通业务分析（如购买行为内容、行为模式和购买决策过程）专家的能力。
3、市场细分与产品组合策划能力
出于对顾客的高度关注，企业的营销人员要时刻分析客户的特殊要求，并尽最大努力满意顾客的期望。菲利普·科特勒在其《想象本来的市场》一文中指出，未来市场经营者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大的群体转移到特殊的、合适的目标。在这些目标所在处有财富存在。由于消费者需求的特殊性增加，不同消费者在消费结构、时空、品质诸多方面的差异自然会衍生出“特殊的、合适的目标市场”。而产品组合是企业营销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组合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既体现企业与顾客的长期关联度，又是企业赢得市场的竞争力所在。懂得市场细分和产品组合的营销人员，才是企业的营销高手。
4、营销策略制定能力
不同的营销策略会对企业、顾客及其利益相关方产生不同的影响，也是实现多赢目标，建立长期互利格局的重要手段。4r营销理论下企业的营销人员必须具备制定各种营销策略的能力，主要包括制定品牌策略、价格策略、折扣价格策略、销售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等。
三、企业营销人员的特质模型
在4r营销理论下，营销人员有两方面的特质是不可或缺的，即能力特质和态度特质。其中能力特质包括身体特质、智力特质和学识特质三种特质因素，它表明营销人员所具备的能力潜质。态度特质包括动机特质和社交特质两种特质因素，它表明营销人员的动机驱动力。两种特质互为补充，能力特质是基础。研究发现，在能力特质相当的情况下，企业营销人员态度特质决定组织的营销绩效。
1、能力特质
视力（视觉、色觉较好）；听力（能辨认各种声音）。
（2）智力特质。灵敏观察力（能敏锐的观察、辨别细微的事物）；注意力（在精力不集中的情况下仍能观察入微）；记忆力（能持久记忆营销需要的信息）；理解力（能理解顾客沟通中口头或书面表达的各种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演绎和分析各种抽象信息，并为顾客及利益相关方提供解决方案）。
（3）学识特质。口头、书面表达能力（口头、书面表达清楚并简练）；行动力（合理安排营销活动日程计划性、果断选择行动方案决策能力）；专业知识（能处理专业信息，包括营销知识、客户管理、公司概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公司产品等；专业技能（能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营销专业活动）。
2、态度特质
（1）动机特质。适应变化的能力（能自我调整，适应变化）；适应重复（能忍受重复活动）；应对压力的能力（能承担关键性、压力大的任务目标）；对孤独的适应能力（能独立工作或忍受较少的人际关系）；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能在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对危险的适应能力（能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独立性（能在较少的指导下完成工作）；毅力（吃苦耐劳，能坚持一项工作，直到完成）；主动性（主动工作并能在需要时承担责任）；诚实（遵守常规的道德与规范，不断获得客户信任）；激情驱动力（有很强的上进心和追求成功欲望）。
（2）社交特质。忍耐力（在紧张的气氛下也能和人和睦相处）；仪表（衣着风貌达到适当的标准）；影响力（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个人品格能影响顾客及相关方面）；合作力（能适应团队作业）。
企业营销人员分为高级营销人员、中级营销人员和初级营销人员不同职级，企业管理者在使用模型时，可邀请营销专家、企业负责人和hr经理按等级、实用性、权重不同维度进行评价。并在细化特质因子基础上，形成具有个性特点的营销人员能力素质模型。
【参考文献】
[1] 郭国庆、刘凤军、王晓东：《市场营销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2] 付亚和：《工作分析》[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3] 汪岩：《未来mba30种能力》[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4] 任启方：《营销人员，如何培养你的市场悟性？》[r]，全球品牌网， 2006-5-18。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