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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开始确定篇一
2014年11月2日 11:31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奋斗
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当前最紧要的是把４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５个方面：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着力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着力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新华网福建上杭古田１１月１日电（记者曹智、李宣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１０月３０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３１日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全军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习近平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主要包括：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习近平充分肯定这些年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我军政治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紧紧围绕强军目标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凝神铸魂，服务中心，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强军兴军正能量不断汇聚，部队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增强。
习近平强调，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习近平结合近年来军队案件查处、巡视工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深刻剖析了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和作风上存在的１０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体系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存在漏洞的教训，认真研究怎么认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回应全军上下的关切，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把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更好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考试，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当前最紧要的是把４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坚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要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坚持党性原则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各个环节。要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作为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健全完善党委工作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形成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舆论导向、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力建设各个环节。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从模范带头抓起，从领导带头抓起，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来，坚持求真务实，坚持公道正派。
习近平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５个方面：第一，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第二，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很重要的要体现在高中级干部身上。军队好干部的标准，就是要做到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坚持五湖四海，坚决整治用人风气，纯洁干部队伍，真正把好干部选出来、任用好。强化党组织管班子、管干部的功能，以严的要求、严的措施、严的纪律管理约束干部。第三，着力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抓常、抓细、抓长，坚持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反腐败工作，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把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第四，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加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加强军事文化建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摔打部队，注重发挥政策制度的调节作用，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培养官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第五，着力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军民融合的政治工作格局，增强政治工作主动性和实效性。
习近平强调，要抓好全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强化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大局意识，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各级党委特别是正副书记要履行抓政治工作的职责，主动谋划政治工作，主动研究解决政治工作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加强对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动员广大官兵积极参与，齐心协力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
古田会议开始确定篇二
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红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背景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
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简要议程
主持会议的是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妇女代表等12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遵照中央的指示，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杨岳彬等三人为候补委员的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
[3]主要内容
新泉是连城南部的重镇。境内山峦重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勤劳淳朴。旧社会广大人民在地主豪绅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2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里举行了著名 的连南十三乡工农武装暴动，建立了农会、赤色武装和连城县第一个红色政权--连南区革命委员会，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腹地。
1929年，朱、毛率领红四军在新泉进行三次重要活动：
一、五月下旬与闽西暴动领导人傅柏翠、曾省吾在庙前孔清祠研究部署攻打龙岩城，五月二十三日攻克龙岩歼陈国辉部300多人。
二、红四军二克龙岩后在新泉休整，将闽西红军扩编为第四纵队，佯装返回江西，吸引在广东参加蒋桂战争的陈匪主力撤回龙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回马枪三克龙岩，除陈国辉带亲信潜逃外，歼敌2000多人。
三、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在新泉整训。
新泉整训从12月3日开始，到20日结束，毛、朱、陈三人都住在“望云草室”.朱德同志抓军队整训、陈毅抓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召开各纵队领导人和连队支部书记及士兵座谈会、农民座谈会。与会人员都能毫无顾忌地发言，揭发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士兵座谈会上提到一个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士兵给他起外号叫“铁匠”,有的士兵经受不了打骂只好开小差回家。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些典型事例进行启发教育，并和同志们一起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性，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红四军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党的各项任务的贯彻执行，为解决此问题，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进行了争论，都没有解决好，为何在新泉调查中与会代表能畅所欲言，理顺各种关系，看来有以下因素：
一、前委主要领导认真学习领会《中央九月来信》精神。
“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指挥枪、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的意见。陈毅、朱德对九月来信的精神取得了共识。他们积极支持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在整训期间他们分工合作，全军上下出现紧张热烈团结和谐的气氛，激发了调查会的代表们畅所欲言。
二、严明的纪律，体现人民军队的良好作风。前委根据新泉的民俗情况，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条。事情虽小而影响良好，使群众看到红军的严明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妇女剪发上夜校、支援红军的给养，为红军送军鞋、洗衣服，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军，红军得以发展壮大。
三、优美的环境，让红军得以很好地休整。萧克将军回忆说：新泉的大榕树须长叶茂，好像保护根据地的一尊大神，使我们感到植根于沃土上的林木永远发达旺盛，给人们精神上的信赖与支撑；新泉河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激活了一些战士抑压的心灵；新泉的温泉使战士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泡在温泉里嘻嘻哈哈无所不谈，洗去了长期征战的疲劳。浴罢，战士们躺在沙滩上望繁星，好像回到家乡人民温暖的怀抱中，体会到搞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也进一步认识到建议人民军队的内涵。
通过10多天的调查，毛泽东在收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在望云草室的煤油灯下，分门别类地梳理，定出纲目，起草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决议草案，好像在黑夜中看到黎明的曙光，勾画出建设人民军队的蓝图，为“九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2月22日全体指战员向古田进发。
会议结果
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会议决议
产生经过
中国工农红军第 4军于1928年5月4日在江西省宁冈县砻市召开成立大会，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又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由于部队主要成分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从旧军队起义的官兵,在赣南、闽西作战中,俘虏兵成分又大量增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6月下旬,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各级领导干部对如何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认识不一致。会后，被红四军第七次党代
表大会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军事会议期间，向中共中央和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建军、作战的经验和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建军、作战的正确意见，指出红四军全体官兵应该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仍应由毛泽东担任,并在1929年9月28日写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明了红军的任务和发展方向。10月下旬，陈毅回到闽西，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军事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请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悬而未决的问题,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调查了红四军和党内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根源，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 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这个决议。会议还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为书记。
决议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共分9个部分，2万多字，其基本内容为：
(一)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三)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四)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五)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作用意义
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要求党内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党内开展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反对互相猜忌，闹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团结。
古田会议决议先后在红四军和各地工农红军中贯彻执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循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军队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古田会议决议对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古田会议开始确定篇三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9个部分：
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2、党的组织问题；
3、党内教育问题；
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7、废止肉刑问题；
8、优待伤病兵问题；
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部分。它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并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整个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此，决议确立了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诸多原则与规定。《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丰富经验的总结，达到理论的升华。它忠实地依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又摒弃当时国际上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对于党员的农民成份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决议》的诞生，表明了在斗争中正在逐步形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集体军事智慧，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确立。联想到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中毛、周、朱在统帅部高超娴熟、驾驭全局的指挥艺术和默契，决非偶然。
红四军“九大”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70年来指导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7]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中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8]
古田会议决议，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8个决议案组成。决议根据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部队建设的基本经验，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提出必须对红军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与国民党军及其他旧式武装的界限，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会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以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在党内，应当“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强调党的政治领导，指出：由于一部分同志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红军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关系，“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规定了两个部门各自的职权范围，提出红军的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应当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其阶级觉悟，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特别应当关心伤病兵，给他们以优待；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纠正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提出要加强对官兵的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还对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要求。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决议从组织建设和党内教育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强调必须健全各级组织，建立正确的上下级关系，“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生活，纯洁党的队伍；强调必须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质量，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决议强调要以基层为重点，以战士和基层干部为主要对象；要与文化学习相结合，着眼于提高士兵和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提高官兵的革命觉悟和宣传群众的能力等。
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建设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它不仅推动了当时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且以新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学说，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古田会议决议共分9个部分，2万多字，其基本内容为：
(一)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三)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四)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五)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古田会议开始确定篇四
一
1928年4月24日，朱德、陈毅与毛泽东在宁冈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25日，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四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由于自从3月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失去统一领导，这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接任。
1928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23日，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打败赣敌的第四次“进剿”，使红色割据区域不断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26日中共湖南省委分别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对敌我力量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致特委信中指示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须随军出发”，派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致军委信中指示“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农民同志1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3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看了湖南省委的信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不经过征求意见就已决定，未免太武断和轻率了。
30日晚，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据理陈述了红四军不能去湘南的理由，指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分兵去湘南是危险的。朱德、陈毅等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会议作出了不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信的决议，大家都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了。散会时，大家情绪都很振奋，毛泽东尤其高兴。7月4日，毛泽东受前委委托，以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信，建议省委收回成命。就在毛泽东上书后第三天，湘敌吴尚部进攻宁冈，红四军军委当即决定第28、29团回宁冈解危，第31团在永新阻击来自吉安方向的赣敌。
不料，7月12日当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28、29团攻占靠近湘南门户酃县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第29团主要由湖南宜章农民组成，家乡观念浓厚，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全团官兵闹着要回湘南家乡。朱德、陈毅连夜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说服29团官兵服从革命需要，克服思乡观念。于是先后召开了士兵代表会和全体官兵大会，由朱德、陈毅讲话，进行说服教育。但是，29团官兵根本不听，随军行动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决定，更加剧了事态的发展。
朱德、陈毅被迫允诺先回宁冈解井冈山之危后再去湘南，这样才勉强稳住了部队，使部队向宁冈回师。15日当部队到达酃县沔渡时，29团官兵再次提出要回湘南。陈毅在沔渡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说服工作。因毛泽东在永新并反对红军去湘南，会议决定按照湖南省委指示取消红四军军委，改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改选陈毅为书记。这就是陈毅后来常检讨的，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第一次。
会后，陈毅写信给毛泽东，报告第29团要回湘南的情况。毛泽东闻讯后在永新立即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一天赶100多里送到，要求停止去湘南的行动。朱德、陈毅收到信后，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休的情况下，陈毅只好提议派人回宁冈请示毛泽东再作定夺，杜修经当即自告奋勇前往宁冈。事情偏不凑巧，当杜修经飞马赶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却到永新去了。杜修经只见到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表态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于是，杜修经连夜赶回沔渡。士兵们见他回来，纷纷问他，“走不走？”杜修经手一扬说：“走！”朱德、陈毅在再三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第29团孤军深入，不得不率领第28团同他们一起向湘南开进。7月24日，朱德、陈毅率部进攻郴州，先胜后败，第29团自行散回家乡，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8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来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湘南之行使陈毅感到自己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不力，他与前委成员商议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陈毅检讨了自己作为前委书记，对错误倾向制止不力的责任，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尖锐批评，会议最后决定给朱德、陈毅“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8月23日，在桂东县城，毛泽东率领第31团同朱德、陈毅率领的第28团会合。毛泽东见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随后在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攻打郴州失败的经验教训，陈毅报告了部队的失控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取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9月26日，毛、朱、陈率红四军返回井冈山，收复了边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敌军“会剿”。11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六月来信”。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指示，成立了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和毛科文5人担任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陈毅任秘书长。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二
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4日，在江西宁冈县柏路村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在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下，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以解井冈山之围。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受敌重兵尾追和袭击，屡次陷入险境。为应付紧张的情况，使指挥便捷，2月1日红四军前委在罗幅嶂开会，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2月11日，红四军在赣南瑞金大柏地伏击歼灭敌军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逐渐好转。但是4月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二月来信”，来信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朱、毛“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对中央来信，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于是，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
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信，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提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后来并没有实现。
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从上海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由于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一到红四军就被前委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23日，红军攻克龙岩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主张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要求恢复正式军委。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朱德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朱德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刘安恭等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求恢复正式军委。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认为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刘安恭和林彪的言论，显然违背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使红四军党内原来就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残余，都有所滋长和暴露。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法贯彻实行，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也难以继续工作。6月1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提出“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6月8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情绪激动地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地做解释工作。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在投票中，前委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白沙会议虽然取消了军委，但争论还在继续。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再次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当天夜里，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切同志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林彪的来信，并于6月14日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最后，毛泽东说明了请求离开红四军前委的原因。他说：“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出：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我个人身体太弱，知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毛泽东、朱德两人提出书面意见，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起发表，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十分重视，他期望通过这次会议，使红四军党内能在他所主张的路线上统一思想。因此，在七大召开前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要他做一个好的“决议”。但是陈毅在起草“决议”时，采取了两面维护与两面批评的“调和”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给予旗帜鲜明的大力支持。
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作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代表上届红四军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他针对部分同志对毛泽东领导的怀疑态度，指出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陈毅这种调和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其用心是为了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但其结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七大所接受。听了陈毅的讲话后，朱德作了解释。对陈毅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主义，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他在会上最后发言，重申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朱德、毛泽东不动，余由大会选举。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第二次。
几十年后，贺子珍在回忆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的原因时说：“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红四军七大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会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愤而离开红四军要求到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去做地方工作和养病。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也许给毛泽东的刺激太大了，因为这是由下级“造反”而成的。7月8日，受红四军前委委派，毛泽东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离开了红四军军部，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骑在马上，陈毅默默相送。事隔60年之后，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到蛟洋的江华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 三
党中央也在关注着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不久，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来信”，要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7月29日，前委全体成员在蛟洋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由毛泽东和陈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毛泽东不愿意去，前委就决定陈毅一人前往上海。临走之前，陈毅专门来到蛟洋诚意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对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说身体不好，不能回去。这样，就由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会议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详细报告。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听取陈毅报告，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
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鉴于红四军的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李立
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由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从8月底起，周恩来、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客房，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着重讨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陈毅还是坚持一贯态度，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他当不了前委书记。他说：“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李立三对陈毅说：“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也曾想到仍由毛泽东来当红四军前委书记，但当他想到红四军内可能有不少反对意见时，他又动摇了。李立三接着说：“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四军同志能不能接受？”陈毅担心毛泽东搞不好团结，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工作作风的，现在选择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人选。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使陈毅感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触地坚决拥护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他对周恩来、李立三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周恩来高兴地提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陈毅很快根据周恩来的谈话要点起草好了指示信。
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明确指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0月22日，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回到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与朱德见面后，陈毅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陈毅，自从他到上海后，毛泽东就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反“会剿”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陈毅听了朱德的介绍后说，要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陈毅说：“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朱德说：“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9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县合溪养病期间，红四军在上杭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请他务必到会。毛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前委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有问题，给他‘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到会。毛泽东当时正患疟疾，便由地方武装护送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病得不轻，只好让他继续养病。”
说完朱德将毛泽东的信交给陈毅，陈毅看了这封言词激烈的信，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想到红四军党的七大对毛泽东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陈毅说，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调和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陈毅主义”，他当即向朱德详细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信中写道：“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开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改选红四军前委。11月23日红四军攻占长汀城，前委决定，再次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
11月26日，毛泽东接到陈毅来信和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指示，读后百感交集，自言自语地说，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终于作出了正确的裁决。随后，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纲领性文件。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至此，红四军党内的矛盾和争论，终于得到圆满解决，红四军在此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进入了—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者单位：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基础训练基地社科系第二政工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