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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改革思路把脉中国经济形势研判篇一
2.全球经济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未来几年将长期低迷，这是中国明年宏观调控的现实背景，中国难以独善其身。经济增长保持平稳态势的难度增大，而“转调”需要速度替代，在推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推进“转调”，既是目前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也是着眼于长远的政策安排。因此，“十二五”开局之年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有望在明年延续。适时的微调也将据此展开。根据近日央行下调存准率，明年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不会有大幅改变，但在执行上会有微调，定向支持某些行业或中小企业。
但保增长的压力随之而来：出口增长大幅回落，民间借贷风险凸显，中小企业大量倒闭。
“不仅今年前3个季度经济呈下行趋势，明年的经济增长也不容乐观。”张卫国分析说，欧、美难以摆脱金融危机，世界体系下的中国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明年的出口增速因此可能会继续下降；投资在4万亿的提前透支下，已经形成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消费是最有可能的增长点，不过，随着家电下乡、汽车补贴等政策到期，拉动内需开始转向完全依靠消费需求，而推动内需长期增长的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明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面临严峻挑战。
3.物价涨就是人权掉，物价掉就是人权涨，大兴哲学。
切实保证外交上不吃亏，外交上和其他国家相比有更大的盈余，才能保证中国的人权不贬值！中国的人权不贬值，物价才会降！这样才是太平盛世！
4.2012年中国面临几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因为这不仅仅涉及民生，还涉及很多行业，比如材料、室内装潢、家电甚至制造业等等。另外，地方政府财政也会受影响。
第二大挑战在于民营经济。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一个倾向就是过度的国进民退，把很多民企挤到依靠高利贷才能生存的局面。特别是最近半年，民企面临的压力骤增。但与此同时，每年新增就业的90%来自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在民企资金短缺的大背景下，如果2012年局面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的问题会从经济问题转为社会、就业和稳定问题。
第三大挑战来自国外，尤其是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欧元的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都会对中国出口带来影响，并且其影响在2012年会更具体、更严重。
不过，另一方面，对中国有利的是，美国经济并不像很多人所预见的那样悲观。相对而言，美国的问题非常不同于欧洲。欧洲的最大问题是财赤和国债水平双高，而税收占gdp比重也已太高，欧元区国家财政税收占gdp的41%。欧洲要改变目前的局面，只有两个选择：一方面是增加税收，但这条道走不通，对经济打击会特别大，社会无法承受；另一方面是缩减开支，对经济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也走不通。相比之下，美国不一样。2011年美国财赤是gdp的10%左右，比欧盟还要高，国债总水平是gdp的100%左右。但看看美国的税收水平，实际上非常低。联邦、地方税加在一起，2011年总的税赋水平是gdp的24%。所以美国的问题在于征税少。
5.不管近期咋样，以后必衰。
应试教育--------书呆子-------技术落后-------失去竞争力-------没钱
（以这几年增长来看，应该还是增长，但幅度会减小，政府现在要保民生，也就是求公平，会降低效率的。）
探讨改革思路把脉中国经济形势研判篇二
中 国 经 济 的 挑 战 与 对 策院系： 专业班级：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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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关键，是发达国家在失业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双重困扰下难以自拔。这两个危机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正在使发达国家的劳资矛盾重新成为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一个看得很清楚的趋势是，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主要办法，就是企图把难题转嫁到中国。不论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调门持续提高，还是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力图从中国借更多的钱，本质上都是向中国转嫁危机。
坦率说，我们没有应对新一轮外来竞争的经验。在过去多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主要是债务人角色，是向别人借钱和吸引别人的投资。今天，我们要扮演的是全世界债权人角色，是维护中国海外资产的利益和参与国际产权竞争。中国真正的金融风险来自哪里?来自外部。美国国债违约风险，谁是最大受害人?中国！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人。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损害全世界美元资产持有者的利益，谁是最大受害人?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国。美欧货币政策已经和正在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极度不稳定，谁是最大受害人?还是中国！我们不得不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来对抗可能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
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持续的通胀。中国经济在2011年初曾遭到了高通胀的挑战;现在，随着经济进入2012年，通胀似乎已经得到控制。现在的问题是：通胀会再来吗？过去30年，中国曾以年均1.8%通胀的代价换取了9.9%的增长，这是经济史上高增长低通胀的经典。
中国为什么会面临通胀?主要原因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大宗农产品存在着供不应求的缺口。中国粮食已经连续8年创历史新高。中国粮价涨，是因为国际粮价涨;国际粮价涨，是因为国际油价涨;国际油价涨，是因为美元贬值以及国际资本借北非、西亚等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炒作。我们得清醒地意识到，推动中国输入型通胀的这些外部因素并未看到任何缓解的迹象。别以为北非、西亚的紧张局势会随着利比亚的政权更迭、卡扎菲个人命运的结束而划句号。当前，美国放风要金融封锁伊朗，切断伊朗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那潜台词无疑就是要切断中国石油的重要进口渠道。控制着苏伊士运河的埃及、非洲第一大产油国利比亚以及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还有进入21世纪以来对国际石油供给举足轻重的俄罗斯，都可能存在着大的政治变局。由此判断，2012年输入型通胀因素还将严峻而不是缓解。特别强调，这不仅是大国政治的竞争，西方那些国际垄断资本、国际投机资本、国际金融资本也是不会放过这些可以恶意炒作的机会的。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房地产。2011年年尾的中国经济成功地逃过了房地产泡沫的魔爪，而且政府还在承诺决不放松房地产“降温”政策。但是目前的房市紧缩，是否会对2012年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呢首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存在“次贷危机”的风险。中国很多购房者用的是真金白银，其他多数也得为第一套和第二套房产，支付分别高达30%和50%的首付。而且，收入日渐增长的中产阶级和高速的城市化，也意味着更多的房屋需求。住房市场上的主要需求还是真实的，而不是投机性质的。再者，房地产的崩盘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大幅度紧缩，也就是投资和消费的减少。而且，房价的大幅下跌也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连带伤害。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完成了一次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压力测试之后，大力督促中国改革其以国有银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不过该组织的报告同时还显示，虽然中国的金融正面临日渐积累的脆弱性，但在整体上还是健康的。针对这一建议，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压力测试考虑的是最坏情况。他个人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能够承受房价下跌30%甚至50%的风险。2012年的中国楼市最有可能的情形还是“软着陆”，而不是末日博士预期的那种杂乱无序的泡沫破裂。
第三个挑战是政府负债。中国的整个外债，包括国有企业和海外银行的贸易信用和贷款，只有区区4020亿美元。而中国整体上却是一个债权人，不仅每年都享受巨额的贸易顺差，还坐拥3.2万亿的官方国家储备。比起如此庞大的债权，中国的外债还不值一提。相比而言内债份额就要大得多。中国政府的内债总共21万亿，占了整个gdp的52%。不过这跟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共债务负担相比，也只能算是比较轻的。一些地方政府最近向银行申请延期归还贷款。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债务危机即将降临。大部分政府贷款都是用在基础建设，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用来支付社会福利。中国银监会最近的数据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只有1.84%。当然，这一估计也许有些过于乐观，尤其是缺乏前瞻性。中国的债务问题确实会恶化，这是由于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一定会导致债务问题的恶化，而大部分政府的不良贷款也只会在2013年之后才会浮现。
考虑到将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理性认识中国的债务问题。即使最坏的情形下，中国的总内债确实达到了gdp的70-80%，中国的银行体系也并不会立即处于危机当中。这是因为这些债务基本上还是国内的债务，而不是对外的债务，因此可以在国内得到协调和解决。
最后一个挑战来自于人民币币值。人民币汇率问题在2012年全年以及将来，还将是一个令中国政府大伤脑筋的课题。人民币自从2005年7月与美元脱钩之后，其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30%(其中2011年升值5%)。考虑到中国的通胀率和工资上涨速度，人民币的真实有效汇率(reer)可能已经上升了40%。但并不会阻碍美国政府继续在人民币币值操控问题做政治文章。在最近在东亚峰会上，奥巴马总统仍以“人民币严重低估”为理由督促中国升值。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曾在10月中旬随着大量热钱从中国逃离，一度经历的小幅度贬值。在离岸交易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一度降低。这促使中国的央行在多年来第一次出手托盘，支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从理论上看，一种货币一旦开始脱离一个单方向运动的轨道，而呈现出上下浮动迹象，市场信号表示汇率已经在接近市场均衡水平。
对于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也出来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稳定中国经济，让中国经济能一如既往的健康的向前发展。
首先是控制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作为纸币流通条件下的一种货币现象，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政府所采取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减轻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紧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谋求预算平衡、减少财政赤字来实现。在货币政策方面，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增加商品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商品供给，主要的手段有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入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其次是注重把握好政策实施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努力做到调控审慎灵活、适时适度，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大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加强监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的要求，兼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好货币信贷供求，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广义货币预期增长14％。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强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需求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的调控政策还包括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强总需求管理，及时预调微调，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抓紧落实并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行业和地区范围，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货币政策要兼顾促进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着力扩大内需，坚定不移地扩大消费需求，也要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确保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有序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加强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城市市政工程、铁路、节能环保等建设。加强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继续妥善清理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对有还款能力的项目继续予以支持，防止资金链断裂。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
当前的经济形势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政府要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要深化改革，加快创新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经济社会健康持续较快发展的基础。着力调整各项政策，鼓励实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形成结构性减税政策，来鼓励实业的发展，鼓励技术的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应鼓励实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完善公共财政，科学界定政府边界和职能。还需要稳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统筹兼顾处理好各项目标。在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方面，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这样，中国才能度过种种的经济危机，更好的向前发展。
探讨改革思路把脉中国经济形势研判篇三
浅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思路
[摘要]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中面临着教育的公共性衰退、管理官僚化、非民主化等问题。公共治理理论包含的服务、市场取向、分权与合作、回应性、责任等特征为这些问题的消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面对我国高等教育本末倒置的现状，众多问题非改革不能解决。关键词：高等教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4字方针
每年随着暑期气温的升高，火热的高考也演练到火热的高峰。高考之后，又有一拨拨的学生步入书山堆砌出来的通往奋斗已久的大学殿堂，成为所谓的大学生，接受更高等的教育。然后，一段时间后，很多学生，家长可能会发现翘首已久的大学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当“一切为了高考”成为中国教育的目标后，我们得到了近乎残酷的结果：大学形成严重的等级制，高等教育的所有竞争都围绕在掠夺前端经费、土地、师资、生源，教育缺乏生机，学术腐败频发，课程设计与社会需求脱节，这种机制下培养出的学生若不实习几乎就成了废品。针对目前的高等教育现状，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思路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教改应借鉴经改
相对现在行政垄断的教育制度而言，建立自由教育制度应当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教育体制改革领域，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价格”和办学机制。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型产品，它提供的效用——“知识”因人而异，难以直接评价，因为传授知识的教育归根结底是“育人”。但教育的“成本”则是可以计算的。同时，教育又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品，是缩小人与人的能力差异性和收入差距的“公平”的源泉，历来被社会和政府所重视，甚至被当作公共品来生产。因此，不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办教育就应运而生。其中不足以收回教育成本的免费和低价收费的学校只能靠社会捐助和财政补贴来维持运转。这就是当初的大学都是由公益性团体和政府来办的根本原因。然而，此类非营利性学校往往因为“公费”而缺乏效率，这就给按市场价格收费的营利性学校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并迫使非营利学校进行某些市场化的改革，这就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趋势。就我国现状来说，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许营利性学校存在，不承认学校的营利性(但无法杜绝变相的营利性)，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的办学都不是自由的，既无生产者主权，也无消费者主权，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状态。
第二是关于建立与自由的办学机制相适应的宏观教育监管体系问题。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集“管、办、评”一身，学校仍然是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属物”。改革的方向就是放权和分
权以及转变职能，也就是将教育的“主管部门”转变为行业性的监管部门，主要是将公营学校“产权”的代理职能、教育的社会管理职能(教育的规划、规则制订、监管等)与微观的教育管理职能(办学、入学考试与录取、学科与课程设置、授课方式、毕业制度以及供产销人财物的管理等等)相分离。改革后的教育部门最终成为规则的制订者、监管者和裁判者。
第三是关于建立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在事实上说明了微观组织——市场意义企业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的成形。正是有了成千上万的市场生产者或交易者，市场经济才不可逆转。当然，自由教育的微观组织的再造要难于微观经济组织的再造。因为除了利益障碍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以及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此外，市场意义上企业的再造的组织规则相对单一，而自由教育的机构则适应两种以上的规则。比如营利性规则，非营利性规则等等，这就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逻辑上，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的再造可以从三方面考虑：首先，通过下放教育自主权和分权的方式，改造国有学校，使各类国有学校成为真正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主体，并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以及非营利性学校相关法律进行登记和管理。
其次，大力发展和改造民办学校。正如当年民企的兴起促进了国企的改革一样，民办学校的兴起、发展、转制或改制也必将促进国有学校的改革。民办学校应当转制或改制为不同类型的学校。转制改制至少有四种组合：非营利性的社会资助性的学校、非营利性的公营(国有)学校、营利性的股份制学校、营利性的独资学校。
最后，大力引进外资，举办中外合资或外资独资学校。引进外资的“开放带动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我们是否可借鉴其经验，通过引进各种不同的办学资金，开展不同类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的试点，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及自由教育微观主体的再造呢？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二、教育体制改革是核心
关于对现行教育的批评或者批判，民众可能有比较多的共识。中国的教育不适合社会发展的现实，摧毁青少年，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等等，问题之多、之严重、之复杂，已令各界忧虑非常。国家启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工作已经进入后期。这个规划完全由教育部主导，不像医改方案有一个民众参与和博弈的过程，结果如何尚难估测。但教育改革真正的希望还是在民间，靠自下而上的多样化生长，靠教育理念的逐渐更新，靠基层教育改革的探索，逐渐为整体性的教育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但整体性的改革究竟何时到来，我们仍在艰难呼唤。
我们建议以推进体制改革为中心进行教育改革，这其中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新的教育治理结构，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应该是服务而不是管制。所以，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世界各国的基本趋势。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治理结构，改变由政府单方管理教育的格局。这两点包括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决策科学、发展民主化。
第二，向地方赋权、向学校赋权，这点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尤为重大。1922年“五四”以后的第一个新学制，有一条方针就是“给地方留有伸缩的余地”。教育是来自基层的，不应该是高度统一化，由中央政府号令天下的。城市和农村面对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用一个规范去约束各地的教育，肯定是不合理的。因地制宜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重要，微观活动应当主要由地方和学校决定，其实也就是温总理非常强调的一点，教育家办学。
第三，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是顽疾，国外政府主要管理义务教育，对高等教育过问甚少。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是从高等教育改革开始的，其具有很强的示范性。现在的高等教育，主要问题就是官方化、行政化，遏制学术自由、学术本位的管理理念。同时，高校“千校一面”，追求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实验室，而不是各按其位，在不同方面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主要是单一评价模式的后果，高考本科评估备受诟病之处正基于此。
第四，构建一个开放、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虽已受到中央重视，但现实中还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局办学。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不同，其直接面向经济市场、劳动市场，风险更大，成本更高。用教育行政部门办学的模式不大可能成功，必须以企业为主体，面向市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被很多人看成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职业教育既重要又薄弱，放松对职业教育的管制包括降低门槛，使其能够从需求入手，因地制宜，灵活发展。
最后，是教育教学层面的改革。教育的目的在于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实现，用这样的目标来取代学历主义。当然，这就需要一种具体的制度化操作，主要就是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如果仍然以“升学率”、“分数”作为唯一标准，那么“以人为本”的教改目标将很难实现。在这个层面上，录取制度的改革颇为重要，其是扩大高校选择权的有效途径。
三、教育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当初经济改革启动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革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邓小平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是50年了。这是启动改革的基本判断。现在对于教育形势，教育主管
部门也认为形势大好，以在校生规模为成就。但过去是6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现在一流大学80%都找不到工作。这不能全怪罪于经济危机，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出适用人才，这是教育追求数量、规模，不求质量、品质而产生的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是企业的失败。教育培养不出适用人才，是教育的失败。
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倒退，在改革开放中逆行。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经济领域确定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而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停留在恢复教育，向五十年代教育回归。结果教育领域在考试第一、分数第一的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1、明确方向。教育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教育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应以学生为本。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不是政府的特权，不能由政府垄断。教育是心智、思维、智慧的开启与训练，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允许压制与管制。
2、制订规划。根据改革方向与目标，确定实施的步骤。中央多次作出教育改革的决定，但都没有相应的实施规划，必然流于空谈。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制定总体改革规划和改革规划，保障改革有序推进。
3、放权开放。教育改革从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起步。学校是教育的主体，由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办学主体向社会开放，符合条件都可以办学。办学资金向世界开放，允许各类资金投入教育。
4、建立机制。放权开放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约束机制，办教育毕竟与办企业不同。办教育无法实行质量三包，必须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监管责任，并发挥专家的作用。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学位都可由各类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学校决策由出资方与社会人士组成董事会承担。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督。
5、双轨探路。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系统，不可能一揽子全面起动。保留老的一轨，用新的一轨探路，是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选择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选择某类地区、某类学校如贫困地区或富裕地区以及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6、重在用人。一个不想改革的人会找千万条理由拒绝改革，一个想改革的人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教育改革就是要依靠有改革意识的人去推动。选择有改革意识的老师去当校长，有改革意识的校长当教育局长，有改革意识的局长当教育厅长，有改革意识的厅长当教育部长，教育改革就能打开局面。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现代教育，是以人为本，坚守公平，促进被教育者心智健康发展、能力提高以适应当代社会需要，引领时代不断进步的教育。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任重道远，需要政府、教育界、学生、家长等多方人员围绕以上讨论的改革思路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孙玉杰.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过度解读与反思[j].江苏高教，2007（6）.3.邹智，陈万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及借鉴[j].现代教育科学，2008（3）.4.杨兰芳，陈万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综述（1999-2006）[j].辽宁教育研究，2007（8）.
探讨改革思路把脉中国经济形势研判篇四
浅析中国经济形势
摘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的经济形势经历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但是自近几年开始，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增长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相关数据表明，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正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持续了10年的9%以上的高速增长区间开始放缓，连在8%的区间过渡都没有，就直接下滑进入7%的区间。经济学专家指出，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那么，中国经济形势的具体又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国家需要做什么样的行动？ 关键字：经济形势，经济增长，相关政策
正文
一、中国经济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6%，经济运行总体平稳。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应有之意，更是推动体制改革、为之营造一个宽松宏观环境的迫切要求。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衰退周期
逐渐转换为供给调整周期，并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
我国经济正处在从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013年对中国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在政治领域，自十八大开始，逐渐完成了领导层的全面换届，最高权力层基本顺利地实现了交接。
二、原因：
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来拉动，而居民消费增长缓慢，贡献率偏低。其他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对外依赖度过大等，都与这一核心问题有关。投资比例过大、投资增长过快，必然导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国内需求的增长，产生产能过剩问题。过剩的产能在内需无法全部吸收的情况下，只能向外部寻找需求，靠大规模出口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形成了对外部需求的强烈依赖，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过高。
我国经济正处在从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三、如何保持或者提高经济增长：
调结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从长期看，如果中国经济要在未来几十年中仍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结构性矛盾就必须得到解决，并且现在就必须开始着手解决。越是往后拖，矛盾越是突出，也就越是难以解决，或许解决起来的代价就越大。保就业始终是核心问题
就业本身也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性矛盾之一，毕竟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也是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提供的数字，中国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城镇劳动力有2,400万，而在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800万到900万到城镇就业，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非常大。
总结
我国经济正处在从10%的高速增长阶段向7%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国际经验
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探讨改革思路把脉中国经济形势研判篇五
探讨改革思路把脉2014年中国经济形
势
作者：时间：2013-12-27浏览次数：320 次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的“2014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12月21—22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致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国宝、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分别作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出席会议并主持。
在为期一天半的报告会上，来自中央各部委的官员和专家学者深入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探讨深化改革的思路和举措，把脉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
陈昌智在演讲中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内涵丰富，充分展示了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化改革的坚强决心和巨大勇气。从中也可以发现，改革覆盖面广、重点突出、时间明确，改革的力度空前。
陈昌智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让全社会感受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新机遇，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信心。此外，要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还是发展的问题，《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为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着力点和突破口。
李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正在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未来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将可能延续较长时期，中国外需超常增长的“风光”不会再现；围绕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在竞争中取胜的根本需要；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经历转折性变化，靠资本高投入、劳动力充足供应且低成本实现增长的模式难以维持；国内的环境污染已经逼近人民群众可承受的极限，推动集约发展、清洁发展事不宜迟；中国正处在由上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
李伟认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三中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转变发展观念，正确把握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其次，处理好短期政策目标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第四，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第五，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张国宝在主旨演讲中，对中国能源形势、能源战略、能源改革做了全面阐述。他认为，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也为了使改革少付出代价，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仍然是今后改革采取的有效方法。按照这个精神，能源体制改革要先易后难，首先从取得共识的地方入手，对于暂时取得不了共识的地方，应该创造条件或者深入研究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张军扩在演讲中分析称，总的来讲，明年需求环境与今年大体相当，不会比今年有明显改善，但也不会恶化，基本保持稳定；外部环境将有所改善，投资增幅略有回落，消费保持基本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略低于今年；宏观政策总基调为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朱光耀在主旨演讲中分析了明年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明年1月1日美联储将对已实施五年的量化宽松政策进行调整；世界经济贸易格局或重塑，主要指
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谈判和跨大西洋贸易谈判可能会在明年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规则或有重大变化，主要指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影子银行问题以及衍生产品的跨境交易问题；欧元区在统一金融监管方面2014年或取得重大进展等。
阎庆民在主旨演讲中提醒中国银行业要关注五类潜在风险。主要包括：产业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金融市场深化改革带来的风险、地方债务传递的风险、类金融机构传染的风险以及银行业内生的风险。他表示，下一步，要继续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继续推动银行业的全面改革；继续实施行之有效的监管政策；继续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导向；继续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形势，刘世锦在主旨演讲中称，我国经济仍将处在一个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他说，中国经济要争取尽快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形成一种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即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而经济要想实现中高速的稳定增长，就要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
杨学山在主旨演讲中，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展望。他表示，当前，面临人口增长和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需求的满足方式和产品的生产方式需要转变；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要素和模式依旧，但依存的经济活动空间已发展到信息物理空间，商业模式、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新业态和产业之间的连接模式都在转变中。要把握方向和规律，结合国情和当前关键问题的求解，统筹谋划、区别对待、务实与前瞻结合，用改革开放的思路主动推进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商务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王受文，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党组成员郑京平，中国证监
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等官员、学者也分别在报告会上作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作会议总结。
此外，本次报告会后，还进行了两场专题会议，分别为全国政策咨询信息交流与协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第一次工作会议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型城镇化、房地产发展趋势对话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