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板”称谓与领导作风 时下，在一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常听到有人称自己的领导为“老板”，并大有流行之趋势。 笔者分析，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大约有三：一是社会上称“老板”是一种“时尚”，有从众心理；二是现在的私营企业老板有钱有地位有派头，看了让人羡慕，称呼者对领导有迎合心理，同时夹杂着敬畏、向往等复杂想法；三是被称呼者确实自觉不自觉地在工作中把自己当做了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老板”。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老板”一词的解释是“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掌柜的”。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有两种：一是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二是担任领导的人、领导者。“老板”经营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最大的利润；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工作的根本宗旨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老板”一词本无褒贬，但用到领导干部身上，就让人觉得变了味儿。因为能够被称为“老板”的领导干部，往往是那些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一把手，他们在很多时候可以像私营企业老板那样说一不二，作出重大决策，决定众多干部群众的前途和命运。 再说那些被称为“老板”的领导干部们，有的听了一笑了之，并不在意；有的听后却格外舒服，显得十分受用；更有甚者不但受用，还认为这是对自己领导权威的一种肯定。而在那些对“老板”称谓感到十分受用的领导干部身上，人们往往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那种变味儿的工作作风。因为在现实中，确有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的一把手存在“老板”思想、 “老板”作风。他们手握大权，工作中事无巨细，都得经过自己点头同意，一些重大决策和人事变动，或一个人说了算，或即使集体研究也是走走过场，最后还是根据个人的意志和好恶拍板决定，说话做事，俨然一副“老板”派头。也许，这些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树起自己领导的“权威”。“权威”是树起来了，但这种“权威”拉远的是与干部群众的距离，丢掉的是民心。不可否认，在许多时候要求一把手在关键时刻要敢于决断，不能优柔寡断。但是，决断不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在重大问题决策和决定上要倾听大家的意见，对各种因素都要全面地分析一番，这绝不会影响到个人的权威，相反，它有助于更好地履行一把手的职责，更好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 个人手中的权力不是哪个领导干部的私有财产和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工具。人民赋予的权力，是让领导干部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替人民办事、谋利益的。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权威，不在于别人是不是称自己为“老板”，而在于你在人民心中的位置。那些在工作中作风民主、知人善任，与广大职工同心同德，把工作做好、把事情办好、让百姓受益的领导干部，群众就会拥护你，信服你；相反，那种自以为是一把手，就可以摆出“老板”的姿态，工作决策全凭个人好恶和意志，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的领导干部的做法，正是党性不强、作风不纯的表现，对工作、对党的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干部，即使再有“老板”的派头，也会让人民群众感到厌恶。 那些因被称为“老板”而洋洋自得的领导干部，是到了必须进行反躬自省的时候了。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通过自省防微杜渐，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把存在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一个领导干部，若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掌声和阿谀奉承声中飘飘然，惟我独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必然会逐渐走上与人民对立的道路。 称谓虽小，作风却大，影响更大，愿“老板”这种变味儿的称谓在领导干部身上早日消失。 (艾石严，《法制日报》2002—09—09) 2．让一亿农娃免费上学 报载，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中文系杨春时教授2001年3月10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建议，我国政府首先应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一亿多农村小学生免费上学，然后将此做法在全国逐步实行，最终真正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他认为，义务教育的前提是免费教育，所有的费用都应当由政府承担。虽然我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这种义务教育还不是免费教育，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几百元杂费而失学、辍学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工作的性质，笔者经常接触到关于农村贫困失学、辍学的新闻稿件。到农村采访时，也不断听到有关农村贫困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故事。望着一些农村小学冬不避风、夏不挡雨的校舍，再看着一些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失学、辍学在家，或者即便在各方面帮助下勉强坐进教室，但依然寒衣不及暖、菜面不欢颜的农村贫困生，笔者的心往往像刀割般难受。那时，笔者就曾幻想是否能有那么一天，我国政府发下“投鞭断水”的豪迈誓言，断然决定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部费用，让农村的孩子们都能轻轻松松进课堂，幸幸福福学知识，健健康康长身体。然而，幻想到底只是幻想，笔者终究没敢继续想下去，因为笔者不只在一件事±被人用“我国自有我国的特殊国情”这句话塞住了意欲顺风而呼的嘴。可是，笔者不敢想的，未必别人也不敢想，杨春时教授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不但敢想，而且敢说，并且还是在万众瞩目的“两会”上大声疾呼!并且旗帜鲜明地又对某些人的“特殊国情论”提出反驳：我国有一亿多农村小学生，如果实行免费教育的话，杂费每人每年二三百元，总共算起来也才二三百亿，而2001年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 400亿元，如果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自负担一部分的话，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二三百亿元教育经费。再冠冕堂皇的理论都敌不过百姓们雪亮目光下的客观事实，杨春时教授并不复杂的数字运算，使一切昭然若揭。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之后，收效如何呢?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在不少农村地区，最破最烂的还是学校，最苦最难的还是孩子，最穷最累的还是教师!据《今日女报》报道，仅仅为了让自己村予里的适龄儿童都能有书读，贵州省凯里市凯堂乡农民顾进先把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全部投资教育，办起了一所全免费的小学。从1994年9月到2001年1月，他的小学从学前班发展到小学三年级。为了维持小学最基本的生存，8年间，顾进先不但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欠下了教师们的工资，万般无奈之下，从1998年暑假开始，他走上了漫漫的乞讨之路!既然一个农民可以用乞讨方式投身于教育，让孩子们免费读书，体现出他伟大的圣人情怀，我们的政府就更应该承担起这个义务与责任，让自己的小公民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正如杨春时教授所言,目前农村存在的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环境破坏严重、超生等诸多问题和文化教育素养低有关系，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因此，首先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的义务教育势在必行，也不得不行。但愿杨春时教授的建议能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 (曹保印，《杂文报》200l—04—01) 3．自然境界有一种现象，我常常闹不明白而苦恼。对于自然的认识、理解、乃至歌颂，我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要早于外国好多年。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阐述纯粹基督教的自然观，诅咒自然是丑的，是引起痛感的时候，我们早在歌颂自然，铭志着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我们抒写的洋洋大观的自然之诗，可以上溯到《诗经》和南北朝，而外国要晚到18世纪才出现詹姆士·汤姆森的《四季》。 应该说，我们的传统中对自然拥有着更多的情感，对自然本该更为亲近才是。但为什么现在我们对于自然破坏得颇为严重?保护自然的意识，比起外国来要远远落后?且不要说大兴安岭的火灾、淮河的污染、西双版纳橡胶林被人为的毁坏、东北虎的濒临灭绝、北京上空弥漫不散的烟雾废气……只看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澈风景还能找到吗?“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的明净山水还能找到吗?“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飞来飞去堂前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的动物和人相亲相近的图画还能找到吗? 人类是从大自然中走出来的，可以说，是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但是人类反过头来有意识无意识地恩将仇报在破坏着大自然。看看我们国家那些火灾后的原始森林、污染的河流、沙化的土地、为开饭店赚钱而烟熏火燎的千年古树、频繁跳上餐桌的野味、关进笼中的鸟儿和猎杀偷运的濒临灭亡的国家保护动物……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可以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到了痛定思痛彻底忏悔的时候了。我们愧对我们的先人对自然的保护和讴歌。 我们习惯把文学分类：知青文学、战争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我们却从来没有响亮地喊出一个环境文学来，只有少数几个作家在那里孤军奋斗。我们实在太需要环境文学了，去让那些伐木者醒来，让那些盗猎者醒来!如果在文学大军中真的需要有一支环境文学的队伍的话，我们则太需要这支队伍来保护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笔丰富的遗产了——大自然和文化这双重遗产!她首先需要的是对我们先辈的认同，秉承我们先辈对大自然的那种虔诚的态度，和将自身融化于山水之中的自然境界。同时，她需要的是我们的忏悔，因为我们已经被物化被经济的发展膨胀了头脑，而渐渐淡化或失去了我们传统中的这种态度和境界，我们自然就会背离了大自然进而破坏大自然，我们自然也就淡薄了环境文学，以为那只是小学生作文中的风景描写。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文学还有永恒的世界性的主题的话，爱是一个主题，大自然便是另一个可以和爱并驾齐驱的主题了。 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在他的《大自然》一文中这样说过：大自然“她的最高荣誉是爱。我们也只有通过爱才能同她接近”。是的，我们只有通过爱才能和她接近。 如果我们想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和我们的生命、我们子孙命运休戚相关的大自 然的话，我们只有爱她。 如果我们要创作好发展好我们的环境文学的话，我们也只有爱她。 (肖复兴：《肖复兴散文艺术卷》，作家出版社，1998) 4．怎样看待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全方位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引起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并在分配领域体现出来。乒确认识当前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平均主义“大锅饭”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的特征，它的存在既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严重障碍，也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已被打破，全社会范围内的平均主义已不存在。只是，在国有单位内部，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还比较严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仍然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工资差距过小是当前平均主义的主要表现。从国有企业看，科技骨干、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没有拉开，经营者的收入同职工工资捆在一起，并实行倍数控制，一般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从行政机关看，不同级别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距很小。事业单位的工资分配也大体如此。国有单位工资分配不公的矛盾仍比较突出。 工资报酬是人们劳动贡献及价值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有单位收入分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适应新形势，及时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克服平均主义，既是国有单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战略需要，也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有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是当前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在收入分配上应坚持“两点论”：既反对差距悬殊，防止两极分化；又反对平均主义，承认必要的差距。 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富民强国之路。为摆脱共同贫穷的局面，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其次，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经历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只有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才会减弱。当然，在此期间国家应高度重视对收入差距的调节，谨防出现“两极分化”。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很多，其中劳动和资本是两个重要因素。劳动差别决定工资差距，资本占有差别也会引起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货币积累的规模越来越大。近些年来，一些居民开始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而跨入了先富者的行列。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新动向，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因为同劳动差别相比，资本占有差别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无论劳动差别还是资本占有差别引起的收入差距，都发生在初次分配领域，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对于这类收入差距，国家应通过税收等手段在再分配领域予以调节。 产业兴衰也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不同行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新兴产业及部分国家垄断经营企业的职工收入过高，资源枯竭及衰退产业的职工则面临下岗或失业，甚至陷入贫困。对于这类收入差距中的不合理部分，国家应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节。首先要制定反垄断法，消除市场准入障碍，鼓励资本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抑制一些行业收入的过快增长。其次要树立“就业是最好的保障”的观念，消除扩大就业的体制性障碍，让下岗失业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最后要进一步做好“两个确保”和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做到应保尽保。国有单位分配不规范，是造成分配秩序混乱的根源。分配秩序是分配规则的外在表现。国有单位分配的不规范主要源于分配规则的无序。首先，不少单位自行设立了津贴，补贴及福利项目。这些工资以外的收入名目很多，来源不易监控，而且大多是按人头发放，从而加剧了平均主义。其次，部分垄断行业中的普通职工，比如司机、清洁工等，他们的收入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甚至高于其他行业的技术人员，这不仅扭曲了劳动力的价格，还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再次，有些国有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工资又远低于经济市场价格，导致一些人追求职务消费。资金渠道过多、过滥，是造成国有单位分配不规范的主要原因。国家垄断经营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差额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和福利，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行政事业单位把通过财政以外的渠道获得的资金也转化为职工收入，造成不同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我国国有单位职工约占城镇在岗职工总数的70％，国有单位的分配状况对整个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促进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书生，《人民日报》2002—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