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奋力弹出烟蒂，和他们俩发誓：明年此时，一定要一个不少地立于此地。誓言振聋发聩。视野内留下烟蒂划出的闪亮弧线，在坚冰上溅起火花，一闪即灭。发誓时心真是虚啊！

 
最后冲刺的那两个月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那种最后一个俯卧撑的感觉，那时我以为自己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不断地咒骂，一个人关在政法大学东门外租来的民房里，咒骂自己，咒骂北大。

　　毕业喝酒时，我抱着尚越在他耳边喊，“兄弟，你为什么不坚持下来！”

　　春归未名湖，我牵着小妮的手站在未名的湖树之下，喃喃重复着雪夜里三个男人的誓言。

　　春归未名湖，妩媚之处暗藏杀机。

　　来北大近一年了，每到未名湖畔，仍有几许陌生。去年春日，是初到未名湖的时候，三个发奋考北大的男生：尚越、“教授”和我，对这未来的家园感到满意。转眼季节变换到十一月的深秋，复习越来越无趣，也越来越无望。再来未名湖，只有仿佛被拒绝的尴尬。被拒绝得最狠的一次是在正式报名时，我把一堆表格放在法学院报名处的桌子上，一个老师翻着表格忽然说：“你没有准考证吗？”惊得一身冷汗的我开始疯狂地找，自己的书包、尚越和“教授”的书包、学校的宿舍、六郎庄的住处，到处都没有。我只好到研究生院去问还有没有多余的准考证，回答是冷冷的一句，“没有，你这样的人就别考了。”北大里的骄傲有高品质的，也有低品质的。要按我现在那些同学的脾气，一定要翻眼以对，“我不考的话，那是北大的损失。”但那时我没有这样说的资格。从研究生院出来，迈下那几个险些将我摔倒的台阶，登上那辆从昌平骑过来的自行车，绕过寒风瑟瑟的未名湖，心里却只有暗暗窃喜：这下就此放弃就有理由了。每个参加过考研的人一定能体会那种无望的解放和无奈的兴奋。考研人的心理可以脆弱到听得进那种人的挖苦。第二天一早，尚越和“教授”还在帮我找那一张我定义为“废纸”的东西，我已经走进法学院的教务办公室，去告诉那里的老师：我不考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梁斌老师透过眼镜瞄了我一眼，随即撂下眼皮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不解地告诉了她。梁老师从旁边的窗台上翻出了一个贴着我的“玉照”的准考证递过来，“这是不是你的？有人在法学楼外面拣到的。你这样的，就应该打屁股。”梁老师在法学院当教务三十年，她有这样的资格说话。我咧嘴一笑，有感激也有无奈。梁老师又嗔道：“我就不应该给你，看你下回还丢不丢。”我边转身边应道：“您放心，拿录取通知书时就不会丢了。”

　　我回去时，“教授”和尚越还在帮我找，他们是我最棒的战友。“教授”是个很注意保护身体的人，他是基督徒，基督说要爱护你的身体，于是他也爱护我们俩的身体。尚越学得比我还要苦。上辅导班时，我们住在六郎庄的平房里。一天早上，他裹着棉衣，敲开我的门，有气无力地问：“你有退烧药吗？要速效的。”我看到他手里仍拿着那本北大的参考教材中最厚的一本。六郎庄是北大旁边最烂的但却是惟一允许我们只住一个月的所谓“学生公寓”。我们住的是最贵的那种房间，斜对面是男女相闻的厕所，天冷没有暖气，我们要穿毛衣毛裤睡觉；墙壁潮湿，我们整日整夜开着200W的大灯泡来烤；门缝漏风，我们买来拖把，用拆下来的布条堵上，还要用《精品购物指南》把窗户糊死，使内外隔音。

　　有一天晚上下课，北京城忽降大雪，尚越和“教授”提议到未名湖走走，我早已发誓不考进北大，再不去未名湖，但我仍然跟他们去了。原因很复杂，那时我和女友小妮的关系非常微妙，两个桀骜而不合作的人，彼此有意思却又不告诉对方，为一点小事就要争个你错我对。那次又吵了一回，我给了她一把住处的钥匙，不知道她会不会来住处找我，我向她认错就是了。因为害怕回去后发现她不在，所以就不太想回去。考研的人会变得神经质，对待感情也像对待考研题，爱钻牛角尖。我们踏在未名湖畔的白雪上，大喊一声，树枝上的冰棱和雪粒就会掉下来。湖中冰坚似铁，三个男人眼望“翻尾鱼”(未名湖靠岸处一个残破的石雕)，很有默契地沉默许久。只有我在动，因为我正抽烟，那时我已一天抽一盒烟。我奋力弹出烟蒂，和他们俩发誓：明年此时，一定要一个不少地立于此地。誓言振聋发聩。视野内留下烟蒂划出的闪亮弧线，在坚冰上溅起火花，一闪即灭。发誓时心真是虚啊！

　　让我恢复自信的也是在那天晚上，回到六郎庄住处，院里一片漆黑，少有的一次停电。我正自认倒霉，却忽然发现我的屋门上的铁锁不见了，窗内隐隐有烛光。敲开门，终于看到了那个脸上挂着泪珠的小美人儿。她已等了许久，停电后又一个人走过院外那条黑洞洞的巷子去买蜡烛，又气又怕的，只好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哭，我惊喜地又解释又发誓又骂自己。她早已确定无疑被保送上研，我才是重点保护动物，所以，她再有小脾气，也就顺着台阶下了。

　　考研成绩发下那天，我谁也没告诉，因为尚越和“教授”都考得不理想。小妮给我来电话，说她今天无名地心慌，总是忐忑不安的，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她猜，是不是考研发成绩了。她一向是个直觉很强的女孩子，对此我向来心服口服，所以只好告诉她成绩发下来了。她问考得怎么样，我好像不太想这么容易告诉她，就装成心灰意冷的样子叫她别问了。第二天我去人大找她，问她如果我考不上怎么办，去个小镇当民办教师好不好？她第一次说了那句后来还说过的话，只要你不花心，无论你怎么样，我都和你在一起。兴奋得像捡了珍珠一样的我告诉她，我已在录取之列了。她没有分外的惊喜，只是说她一直都相信我的。

　　前几天，又看了一遍港产电影《玻璃之城》，很喜欢听那句对白：“少年侠士，所赠何物哩？”“无刺蔷薇是也。”这是香港大学的精神气质，和北大很相似，就是所谓“高品质的浪漫”。在这里，浪漫要分“品质”，民工也有浪漫的，但没人睬。质言之，“北大”所代表的是等级制的思维方式，精英和大众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北大的相对于北大之外的是精英，同时，北大本科生相对于研究生是精英，因为这些各省的高考前三甲们瞧不起外校考进来的“蛮夷”，就像兔子瞧不起乌龟。就算北大本科考上来的研究生，也要标榜自己“考个北大研究生没什么难的”，“我真正的复习时间只有两个月而已”。所以，从政法大学考到这里，我每到未名湖，总感到陌生和敌意，想不通自己当初为何累死累活地要来这里？想不通我当初将考研目的确定为“去寻找别样的人群”到底值不值？

　　我承认自己考进来是在极限边缘挣扎的。最后冲刺的那两个月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那种最后一个俯卧撑的感觉，那时我以为自己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不断地咒骂，一个人关在政法大学东门外租来的民房里，咒骂自己，咒骂北大。只有小妮从城里过来给我洗洗衣服，买几双新袜子(袜子都是穿到无法洗净时就扔掉的)时，我才回到世上来。冬天空气干燥，是很容易发烧感冒的，那时我的办法是从饭店买回一盒醋溜白菜，让老板多加些醋，然后拿回屋里放在暖气上烤，等到屋子里桌子下的烟头味，床底下的袜子味，暖气上的醋味都均匀地分布到空气中时，我再把剩下的白菜和米饭吃掉。那时我租的房间只有几平方米，门和窗都用厚布遮住堵死，这样外面的昼夜更换对屋里的黑暗毫无影响，一盏台灯经常二十四小时点着，生物钟就此停摆。到最后一个月时，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还不一定在夜里。只有打开水、吃饭时才出屋，偶尔也回宿舍一趟，总是在听说尚越又发烧了时才去送药的。没几个人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尽管那一片民居都是租给考研的人的。我的几个同学每到晚上十点左右就聚到一起胡侃一会儿，否则他们说憋得慌。那是怎样的折磨人的压抑岁月。我天生和别人有距离感，对一个人住也不觉得孤单，只要不多想，偶尔翻一翻美女画册也就挨过去了。我们像动物一样蛰伏、蠕动，像动物一样等待最后一击。但那时一想到未名湖就有种被拒绝的冰凉的失落感。

　　终于考研动物们走进了屠场，那三天让你充分理解相对论的精辟：在三天之中你会觉得漫长得仿佛洪荒时代，三天一过，你会觉得时间短暂得只不过似白驹过隙，几乎没有片刻的记忆，惟一记得的是我住进旅店时告诉小妮，三天内不要来找我。回首向时萧瑟，只记得答英语卷时，一万次想到就此放弃，只是冰凉的手在不由控制地写下去，交卷后回到旅店连抽四根烟，抽到作呕仍平静不下来。第二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学不下去，于是走出旅店，站到立交桥上，一个人在冬季的冷风里扯着嗓子唱歌，唱了三个小时，直到意气风发，回到房间里通宵学到凌晨五点，八个小时抽了一盒半的烟。那一晚我唱的最多的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尤其是那句“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一说起考研那三天就一定要说到尚越，惨烈的尚越。他得了四年的奖学金，是我们三个中最有希望的一个。说话从不正经的他，骨子里一直很有拼劲，浙江人特有的拼劲。但做他的身体太苦了，于是他那不听话的身体，在最后一个月一再用发烧和头痛背叛他。考试前一个星期他又在发烧，头痛欲裂。那次他说，“已经发烧两天了，明天还不好我就不考了。”我和“教授”只有不停地劝，但那阴影一直纠缠着他，直到他在考场里看到英语卷的一刹……考试那三天里，我每次交卷后下楼来，都看见尚越已在门前等着我和“教授”。我们一起去北大食堂吃饭，席间他不停地说笑，当时在我看来有些过分，但我那时想一定是他考得很顺的缘故。直到最后一门结束，三个筋疲力尽的男人又坐在一起，我说，“祝我们成功。”尚越嬉笑的脸忽然有了些变化，由于他下面说的话太令我震惊，所以他当时表情的变化我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他说，“我一看到英语卷就知道自己不行了，后面几门我其实都没考，怕你分心就没跟你说。”“教授”在做作地笑，显然他知道这事。我瞪大眼睛楞着，“教授”接口说，“尚越答英语卷时，把翻译题抄在了作文纸上。”然后他们俩又做作地笑，我还是呆呆地楞着，不敢相信，也不知说什么好。毕业喝酒时，我抱着尚越在他耳边喊，“兄弟，你为什么不坚持下来！”他也哭着喊，“我也想啊，但我坚持不下去啊！”我扯过“教授”，又喊，“我对不起你们，我们三个一起奋斗，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上，当年我们在未名湖发过誓的，我不应该上的。”尚越说，“别胡说，总算有一个上的。”“教授”看着酒杯，“教授”没有说话。在一个基督徒眼里，无论什么结果都是上帝的试炼，你只有慢慢地承受与担当。

　　考试结束后，我回到旅店收拾东西，给小妮打电话，小妮问我怎么样，我只是说让我一个人先安静一下。我撂下几十斤的书包，就坐在旅店门前的台阶上，看着街道上与我无干的人群，彼此无干的人群。觉得想什么都不合适，也许是刚才尚越的话已把我的思想击得休克，也许不是，我不清楚。一个小时后，我站在小妮的面前，她怜爱地抬头看我。我把几十斤的书包扔到地上，把几千斤的脑袋搭在她纤弱的肩头，只说了一句，小妮，我真的太累了。她拍着我，像母亲拍着自己还不成熟的小孩。

　　春归未名湖，我牵着小妮的手站在未名的湖树之下，喃喃重复着雪夜里三个男人的誓言。而今他们一个在唐山当大学老师，一个在温州做银行职员。还幸小妮，一个本来要当小镇教师的妻子的女孩，还陪我站在肃杀的未名湖畔。在这个湖的四周，到处是所谓“高品质”的骄傲和浪漫，我们并没有什么可稀罕的。(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9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