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妹子梦萦“五朵金花”

　　几年前，一心想洗净脚泥当个城里人的成都郊区农民曾华美离开家乡，跑到市里去打工。然而现在，她不但安心地留在村子里当起了“农家乐”的女老板，甚至还从城里引回来一个“上门女婿”。

 
 
 
　　“当初刚从城里回到村子时，我根本认不出回家的路。”曾华美说，“原来破烂的农房、泥泞的村路全不见了，眼前是一片片的花海，白墙青瓦的川西民居，宽阔的水泥路，来来往往的买花赏花人。谁看了都想留下来。”

　　曾华美所在的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发生的巨变，只是成都市进行的一场名为“城乡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这场始于2003年的改革使成都660万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锦江区三圣乡党委书记李旭说，三圣乡曾是全区最穷的乡之一，发展转机出现在2003年。当年10月，成都市利用三圣乡红砂村农民种花的习俗，在这里召开了四川省首届花卉博览会。当时，红砂村一下子涌进来100多万游客，买花的排队、吃饭的排队、上厕所也要排队……不但有30多家农户赚足了钞票，“就连卖方便面的都发了点小财。”

　　为了突出特色，锦江区前几年制定了打造“花乡农居”的发展定位，鼓励农民成片种植鲜花。曾华美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村子里的。一开始，她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自己没掏一分钱，仅利用政府补贴改造了一下自家房子，办起了简单的“农家乐”。没想到，花博会的第一天就收入600多元。2005年，她投入20万元用于装修、聘请厨师和扩大经营场地。

　　“所有的这些投资，都是我开农家乐赚来的钱。”曾华美说，“现在，这个农家乐是父母、我和妹妹三个人股份组成的小公司，我负责承包经营。我老公在城里上班，就买了一辆奥拓车每天往返。我们日子过得相当满意。”

　　分享变迁的当然不止曾华美一个人。2005年底，红砂村已有“农家乐”等各种商业网点98个，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2002年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近7000元。

　　红砂村“花乡农居”的成功，也加快了三圣乡其他村子的改造步伐：幸福村围绕梅花文化，栽植20余万株梅花，其旅游观光项目名为“幸福梅林”；驸马村种植1000余亩菊花，以菊造景将部分民房改造成院落式工坊，引入剪纸、年画等特色民俗，构建工坊艺术村，称“东篱菊园”；万福村里荷塘很多，通过政府规划和引导，集中打造1000余亩超大荷塘，称“荷塘月色”；江家堰村则依托种菜的“老本行”，以江家绿色蔬菜品牌为媒介，通过都市人与菜地农户签订代种协议结对，让城里人体验农事，称之为“江家菜地”。这五个曾经以贫穷闻名的村子，如今各具特色，欣欣向荣，被当地称为“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的成功，每一步都是在实践中“憋”出来的。锦江区委书记白刚说，我们心里始终想着怎么让农民致富，挖掘出每一村、每一户的特点，尽量通过不征地、不拆迁实现农村发展，保证农民不失地、不失业、不失权(土地承包权)、不失利。

　　成都“大交通”碾破“二元”坚冰

　　有的重大改革其实肇始于细小的事情。2006年1月20日，成都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被撤销，重新组建成都市交通委员会总揽负责全市城乡的公路、水路、公共交通、出租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等──这项促进“大交通”新格局的机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其启动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条普通公交线路的开通。

　　2004年2月，成都大学一名身为政协委员的教授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将城市公交线路延伸到已成为都市卫星城的十陵镇。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成都大学已迁至十陵镇，另外还有一所重点中学也将迁至该镇，加上十陵镇原有的8万居民，都面临“进城难”的尴尬。

　　提案上交后，成都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很快都派人来了解情况，并表示确实应该延伸或新增公交车到十陵镇。主管部门拍了板，问题解决本应指日可待，然而，直到2005年8月，第一班周末增开的公交车才驶进十陵，从决策到落实历时18个月。

　　不是有关部门不干活，而是有车的建不了站台，有站台的管不了车，协调来、协调去，好事自然也就多磨了。原成都市交通局长、现市交通委员会主任黄平说，按当时的管理体制，市政公用局负责城市公交和出租客运，就是“管城里头的”；交通局负责长途客运和县(区)市之间出租客运，就是“管城外头的”。城里的开不到乡下去，城外的进不到城里来，不仅造成了交通运输资源的浪费，还因管理混乱给群众带来许多麻烦。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深入，许多原来的乡村变成了城市或市郊，那种按以前行政区域划分的城乡交通运输管理范围，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了。

　　2004年8月，311路公交车第一次开进了郫县安靖镇方碑村站，取代了以前的乡村客运。而从试点开始到2005年11月开通的23条公交线路，已经使人称成都“后花园”的郫县实现了镇镇通公交车。新都斑竹园镇安乐村70多岁的刘桂珍婆婆介绍说，以前出去要坐摩托车，风又大，还不安全。现在好了，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想进城抬脚就走，家里种的菜也随便就能卖到城里接去了。

　　新型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立，打破了城乡固守多年的“二元”体制，也逐步显现出科学管理的高效率。黄平感慨地说：“体制机制创新也是生产力，最出实效。”

　　据了解，除了改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外，成都市还先后撤销了市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市农业委员会，区(市)县成立了城乡一体化工作局或农村发展局；成立市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从一条公交线路的增设到一个部门的机构改革，这种看似偶然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发展理念的革新，随着这种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一个崭新的城乡一体管理体制架构正在成都逐步形成。

　　南京为百姓社保织出“宽带网”

　　“我们为南京市的老百姓编织了一张社会保障网，这张网的网幅宽、网眼小、网绳粗。”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德春这样形象概括道。“网幅宽”指社会保障不但覆盖当地居民，还覆盖了外来民工；“网眼小”是指城镇职工、失地农民、在职的、退休的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网绳粗”是指5个险种的积累已达到了57亿元。

　　目前，南京市“五险”的覆盖范围均超过了100万人，借助这张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网，南京百姓正逐步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失有所济、伤有所保、生有所补”。这张“宽带网”不仅托住了城市居民，也托起了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

　　2004年出台的《南京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明确土地补偿费的70%用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政府每年从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基本生活保障；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由被征地农民根据自身要求和经济状况选择具体的参保档次；按照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做到“失土不失保”、“失土不失业”。

　　今年64岁的王兰英说，按照原来的征地补偿办法发放的安置补助费顶多只够她五六年的生活，但是现在缴纳了一定的保障费后，她每月都可领取240元的征地保障金，而且保障金的标准还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截至今年上半年，南京市已有2.1万名被征地农民进入基本生活保障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按月可领取120元～360元的保障金或养老金。

　　随着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实行失业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从今年7月1日开始，在南京工作的城乡失业人员，将不分居住地和户口性质，一样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张士凯介绍，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因病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的，按其在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50%核报，但最高不得超过其应享受失业保险金的4倍。

　　为贫困农民擦亮一盏灯火

　　41年来，47岁的重庆市渝北区张关镇菊花坝村二社农民乐祖灿就靠一条长木凳支撑身体，严重的小儿麻痹甚至让他失去了活动关节等最基本的能力，年过七旬的父母艰难地养活他至今。72岁的父亲乐长续说，儿子自己动不了，干啥都得靠人挪，睡觉、吃饭、大小便都不离开长凳。

　　渝北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正槐说，特殊人群需要特殊政策，对于这部分缺乏自我脱贫能力的人群，将他们像城市低收入人群一样纳入“低保”救助是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具体困难的最好办法。

　　2005年初，渝北区为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进行全面调查，统计出全区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共有2万余人。2005年6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每年审批一次，享受时间为当年7月至次年6月。

　　为确保低保制度的公平有效，渝北区制定了一系列制度：申请审批程序公开透明，组织村民代表讨论通过申请低保的困难户，还要两次由各村张榜公示5天以上；低保款由金融机构每月直接代发到农户手中，避免款项流失和挪用；由区财政拨付保障金，减轻税费改革后支付压力突出的乡镇负担。

　　乐祖灿每月能领到120元低保金，因长期病痛变形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口齿含混地说：“现在国家每月发钱，我想好好活下去。” 父亲乐长续则说，有了低保，自己即使不在了，也能放心一些了。

　　渝北区委书记刘光全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需要。农村低保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长效机制，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人口、农村富裕人口和极贫人口的巨大生活差距，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温暖。